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平业绩里,处处体现崇“严”尚“实”的精神风范。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触摸老一辈革命家“严”的风骨,领略他们“实”的担当,追寻和传承红色基因,对于当前改进党的作风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四不主义”
毛泽东一向反对搞特殊化,对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要求严格。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许多亲戚、故旧、朋友纷纷来信,有的表示祝贺,有的寻求帮助,有的则提出要到北京来。接到这些信,毛泽东很为难。他说:“我现在当大官了,如果翻脸不认人,人家就会说共产党无情无义,何况有些人过去还帮过我,帮过我们党呢。如果有求必应,那就成了国民党的样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垮台。”
经过再三考虑,毛泽东叫来秘书,对他们说:“以后一般的来信,都由你们处理。过一段时间写个简报给我过目就行了。实在不好解决的,再交给我。”秘书问这类信怎么处理,毛泽东回答:“凡是要来北京看我的,一律谢绝;如果不听,偏要来,路费由他自己出,来了我也不见,公家也不接待。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我这里是‘四不主义’: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凡是反映地方部门工作情况的,可以作为材料收集起来,当作参考;但不往下传,不直接处理,免得下面无法工作。”
有一次,毛泽东的堂弟来北京治病。工作人员将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既然他有病,我就不能不见,不然人家会说我毛泽东不近人情。”毛泽东在住处热情接待了堂弟,问道:“你来之前为什么不先写封信?”“我不会写字,家里也没人会写字,知道你不愿让人来,也就没敢告诉旁人。我眼睛一天比一天肿,怕瞎了,就偷偷地跑来了。”毛泽东详细问了家乡的情况,然后吩咐工作人员给他找个住处,联系医院治疗。堂弟后来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把病彻底治好了,一切费用由毛泽东担负,堂弟非常感动。堂弟出院后,毛泽东还为他买了回程火车票。
分别前,毛泽东嘱咐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革命事业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们活下来的人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他们。你们都是种田人,过不惯城市生活,还是回老家种田、种菜、喂猪稳当,今后大家会有好日子过的。毛泽东还要求他遵纪守法,凡事不能搞特殊化。听到毛泽东的告诫后,其他亲戚没有他的批准谁也不敢到北京来。
毛泽东为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自觉抵制特殊化作出了表率。
周恩来:“要戒慎恐惧地工作”
周恩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细致认真、一丝不苟。他经常用“戒慎恐惧”的思想约束自己的行为。
周恩来认为,“戒慎恐惧”不仅仅是主体的道德自律,更在于它是领导者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是领导者在工作实践过程中的一种精神状态和心理准备。正是从这样的角度,1943年4月22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向干部作报告而撰写的《领导与检查报告大纲》中明确提出:“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此后,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反复警示自己、告诫他人:“办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以后他又多次谈到“要月晕知风,础润知雨”,“做到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同时他还强调,“戒慎恐惧”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在充分估计困难、认真对待每一个具体困难的基础上产生的“真正的勇敢”,“是革命家的气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困难的唯一正确的态度”。
周恩来崇尚“临事而惧”的精神,体现在一丝不苟的工作中。1962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况且“今天的情况又是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有不慎就会出乱子”。比如当年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几千万,几乎要震动全民的生活。这一决策之所以得以顺利实施,决心大多是建立在情况明、办法对、工作细这一基础上的。因此,他反复强调,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任何决策必须慎之又慎,任何工作必须细之又细,不能急躁,不能草率。
周恩来一丝不苟、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令世人称道。
朱德:“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
熟悉朱德的人都知道,他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去工作。他历来反对不顾客观规律,单凭主观意愿的盲目蛮干。
对经济建设,他说过:“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量力而行,不做自己力量达不到的事。”他还说:“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
1955年6月,朱德到华北新建的钢铁基地包头视察。当地负责同志向朱德汇报了建厂规划:以基地的厂区为中心,扩建一座新城。生产区的一切设施都要现代化,生活区的职工宿舍、学校、医院、影院等也要盖成漂亮的楼房。盖楼房所需的建筑材料,除去砖、瓦、灰、沙、石以外,都要从外地运来。初步计算,仅盖宿舍楼一项,就得投资1600多万元。而原来这里的旧城,则几乎完全没有利用上。
为了把情况搞清楚,朱德多次实地勘察,分别找领导干部、设计人员谈话,细心听取意见,并派工作人员到附近厂矿了解情况。群众对新城建设规划反映不一。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大办工业的样子,有胆识,有气魄;也有的人认为,这种搞法过于庞大,耗资太多,“冒”了。
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朱德心里有了底,和当地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他说:“你们都想把国家工业快些搞上去,心是好的。但这个规划,是不是犯了贪新、贪大、贪多的毛病?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情况,不能什么都照搬外国的。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按照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我看咱们还得穿几年‘草鞋’。我们只能在旧的基础上去建新的,只能根据客观条件、根据需要和可能来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有多少米做多少饭’嘛!脑子太热了,跑得太快了,结果会事与愿违。我的这些意见请你们考虑。”
朱德的一番话,入情入理,给当时的盲目蛮干敲了警钟,避免了浪费和损失。
任弼时:拒绝特权的“党内的老妈妈”
任弼时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虽身居要职,但从不以权谋私,始终做到廉洁自律。他常说:“在党内,任何个人不管他是军长、政委,都是普通一员,都要服从组织,决不能做特殊党员。”
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任弼时既是大生产运动的领导者,也是一名普通劳动者。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开了一块地,种上庄稼和蔬菜。他还向王震要了一部纺车,工作之余盘腿而坐,练习纺纱。他眼睛近视,开始纺的纱不是粗细不匀,就是常常断头。但他不怕困难,虚心向其他同志学习。1943年3月,中央直属机关在枣园举行纺纱比赛,任弼时纺的纱被评为第一,一时传为佳话。
任弼时深知群众疾苦,尽可能紧缩开支,减轻地方政府负担,部队用的信封多是用旧报纸糊的,起草文电常常用废旧印刷品的背面。他常常告诫同志们:“边区政府也很困难,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的东西,可以要一点;有些东西可要可不要,没有那东西也可以过日子!”
作为中央秘书长,任弼时负责的事情很多,包括领导和同志们的衣食住行,但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搞过特殊。有一次,工作人员看到他炕上铺的单子破得不像样子,打算给他换条新的。任弼时说:“不要,不要,你给别的同志要点东西吧!”任弼时盖的被子是1935年长征时战士送给他的战利品,一条毯子是1934年红六军团突围时缴获的战利品。
新中国成立不久,任弼时的妹妹任培辰,希望哥哥能出面写封信给湖南省委,为丈夫谋个工作,但任弼时婉言拒绝了。他说:“这虽是件小事,但是为了私事给省委写信影响不好。你们的工作,当地政府是会安排的。”
任弼时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对其他同志却亲切周到,赢得了尊敬和爱戴,大家都称他为“党内的老妈妈”。
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广大党员干部应从老一辈革命家的感人故事中汲取营养,以“严”的精神、“实”的作风,经住考验、化解危险,担起协调推进“四个全面”重任,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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