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云：民国时期是黄金时代吗？

点击：  作者：龚云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5-09-09 06:40:07

 

 

        近些年，在大陆互联网社区的一些角落和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种对“中华民国”的病态缅怀，以至于一些小圈子里甚至形成“民国热”。这种思潮的积极分子对大陆的民国时期不断进行浪漫主义描述，美化民国，称民国时期是个“民主”、“自由”、而且“崇尚知识”的时代，是黄金时代。这种观点是是主观虚构，其旨趣在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本文通过大量事实，与这种观点进行商榷。

 

一、民国时期是国家不独立、民族受压迫、人民不幸福时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

 

民国时期是指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垮台这段历史，包括北洋军阀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段历史，从本质上讲是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

 

辛亥革命后，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到袁世凯手中，从此开始了十几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政治上，对内控制国家政权，不容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制定《暂行新刑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剥夺《临时约法》赋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政治权利，肆意践踏法律；强奸民意，视民主为儿戏，把民主作为幌子，在选举中无视民主，通过围攻、贿选甚至暗杀手段操纵选举，把“民主”作为掩盖他们独裁统治的遮羞布；相信武力解决一切，大肆扩充军队，建立特务、警察系统，任意逮捕、杀害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签订不平等条约，出卖中国税权、路权、矿权，严重损害国家主权和权益。在经济上，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大肆兼并农民土地，征收苛捐杂税，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袁世凯在河南彰德县占有土地4万多亩，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多万亩。军阀与官僚借助政治权力，组成官僚买办集团，操纵垄断财政金融、工业和金融业。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官僚集团控制了铁路和交通银行。不少军阀拥有数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家产。在文化思想上，北洋军阀鼓吹尊孔复古，维护封建文化，1913年6月袁世凯向全国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不久又下令全国恢复祀孔、祭孔典礼，恢复跪拜礼节，中小学恢复尊孔读经。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帝国主义列强操纵各路军阀，加紧掠夺和分裂中国；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北洋军阀内部分裂，地方军阀争权夺势，割据混战，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孙中山沉痛地说过，当时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的种种黑暗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日益加深。

 

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首领蒋介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制度，都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他主张，“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使不可”。他的党徒宣传“一个国家的政治，与其由民主的虚名而陷于腐败、没落，当然不如由一个才干和道德高超的领袖去执行独裁。”

 

蒋介石依靠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进行统治，“从未能成功地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一个牢固结合的、对抗共产党的反共力量的共同战线。他可以操纵个别的政治家，但中共却驾驭着民众支持的浪潮。他只能依靠军事力量镇压民众革命。”为了维护少数人统治，1948年在国共东北会战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在军务繁忙之际，仍然不忘循私情，亲自从北平飞上海，训示蒋经国放过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

 

蒋介石上台后，就宣布“要联合各国共同对付第三国际”，公开站到帝国主义一边。从根本上说，国民党统治的建立，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是为外国侵略势力深入进一步敞开了大门。对内，中国国民党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依然是地主阶级和买办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为了争夺地盘和对中央的控制权展开大规模的混战，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镇压。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民国时期，中国并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还进步加深了，中国人民仍然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境遇，无论是北洋军阀的统治，还是国民党的统治，都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人民仍然遭受着多重剥削和压迫。从本质上讲，对中国人民来说，民国时期依然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黑暗时期。民国时期中国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像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无论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国家，还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国家，都是地主阶级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不是代表人民大众的国家。他们代表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官僚资本主义，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资本主义，是人民的对立物，是压榨人民的物质力量。民国初期戴季陶抨击袁世凯：“国务员也，参议员也，皆袁世凯之掌上物也。全国国民皆袁氏室中之陈设，园中之花草也。”民国时期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评价国民党政权：“从国民党获取政权那天起，各级官员就受贿、贪污，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乱搞裙带关系、大兴派系斗争等现象就没停止过。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军阀政权，却也把那些政权的恶劣行径继承下来。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国民党试图通过集合军队力量和派遣秘密警察的方式击溃共产主义，但在国民党内部，腐败现象却没有一丝收敛。国民党正日益失去民众的支持和尊敬。”

 

由于民国时期统治中国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统治者，因此，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极其落后状态，中国人民仍然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北洋政府时期，农村土地占有状况仍然是少数地主占有多数土地。据国民党农民部的估计，20世纪20年代中期，无地佃农、雇农、游民占到全国农村人口的55%，而只占农村人口6%左右的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占土地总数的62%。国民党统治时期，土地集中的趋势仍在继续，农村贫富分化进一步扩大。在农村中，地主豪绅是国民党在农村的主要依靠力量，国民党从来没有真正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经济学家陈翰笙1930-1931年在河北定县调查，发现：“经过调查的14617户农家之中，有70%的农家占有耕地不熬全数的30%，其余不到3%的农家，占有耕地几当全数1/5。”贫苦农民向地主缴纳的地租通常要占全年收入的一半，赋税繁重。四川军阀更是预征天赋几十年：民国“二十一年24军已征至四十六、七年。28军至六十一年，29军至49军，但预征次无定限，时无定限，无钱即又预征一年，全年毫无预计”。对于农民遭受的如此沉重的封建剥削，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视而不见，蒋介石还否认中国存在土地问题，“今日中国之地，不患缺乏，也不患地主把持”，毫无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意图。这充分表明了国民党政权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本质。国民党虽然提出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办法，但“各地方官绅均为地主官绅，既与地主打成一片，故中央各种收揽民心安定社会秩序之法令相率阴奉阳违”。

 

国民党人自己坦言：“我们二十年来的政治基础，是建筑在地主身上的”，农村政策“表面上是说为了改善农民生活，辅助农民经济的发展。但举办若干年以来的结果，其加深农民的灾害，比一切力量都强大。因为所有一切的措施，都找错了对象，都以土豪劣绅为农民的代表，而实际上都帮助了土豪劣绅，加强了土豪劣绅鱼肉农民的力量。”因此，以致在国民党灭亡前夕，国民党人自己也承认：农村凋敝，农民穷苦，对于我们失望。可以说今天中国农村的现象，比本党执政二十年以前还要差得远。

 

帝国主义仍然控制着中国。中国在政治、经济上仍然依附于列强。1931年，外国控制的生铁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7.2%。1936年，在整个产业资本总量中，华资资本只占21.6%，外国资本却占78.4%。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逐步蚕食中国，几乎将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资本迅速在中国民党统治区占据支配地位。在中国的进口总值中，1946年从美国进口的商品（除军火外，包括多种轻重工业品）占57.16%；在中国的出口总值中，向美国出口的商品达38.71%。美国战后对中国的投资超过1936年前各国在华投资总额，占当时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0%。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买办性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抗日战争及战后达到最高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其垄断势力从金融业开始，逐渐渗透到重工业、轻工业各产业部门。看哪个日战争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战争的机会，紧紧控制了全国的金融、交通、能源、制造、矿冶及其他产业部门等经济命脉。据统计，在全国近代产业资本（包括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含外资）结构中，官僚资本所占的比重，1894年为39.14%，1936年为35.87%，1947-1948年为64.13%；在全国金融业资本（含外资）结构中，官僚资本所占的比重，1894年为0，1936年为58.89%，1947-1948年为88.85%。时论抨击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往往假借发达国家资本，提高民生福利等似是而非之理论为掩护，欺骗社会。社会虽加攻击，彼等似亦有恃无恐。盖官与资本家已结成既得利益集团，声势浩大，肆无忌惮也。”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民族资产阶级，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成为中国落后的重要根源。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不择手段地向商人勒索钱财。驻上海的外国人批评道：“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被捕，直到捐献程度不等的现款后才得到释放……蒋介石凭借这种恐怖手段搜括的钱财，估计达到5000万美元。在现在以前的政权从未在上海有过如此恐怖的统治。”

 

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在农村，施行保甲制度。为了控制人民，紧张革命活动，国民党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保甲内各户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共具联保联坐切结”，并从事“碉楼堡寨或其他工事之筹设”和交通干线之“保护”等，帮助国民党政府完成征税]摊牌等任务。自1934年11月起，保甲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大大加强了对人民的禁锢。

 

在城市通过团体控制法，通过尽可能地把民众组织到相关团体中，通过政府对团体的控制来控制民众。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民众运动案》明确规定：“人民在法律范围内，有组织团体之自由，但必须受党部之指导与政府之监督。”1931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规定：“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民国时期内战不已。1927-1930年，动用的兵力总数达10万人以上的各种内战就有20次左右。1928年6月上海全国经济会议公布的资料表明，自1927年6月致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月收入不到500万元，月平均支出达1600万元以上，其中87%都用在军事上面。甘肃省当时岁入不到1000万元，一年承担的军费却达660多万元

北洋政府1926年3月18日，公开枪杀反对列强最后通牒的爱国群众，北京师范大学学生47人被杀害，重伤189人，制造了“三一八惨案”。1926年4月24日，京师警察厅查闭《京报》馆，逮捕社长邵飘萍，随后不经审讯就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名义将邵飘萍枪杀。同年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因在文章中触犯了张宗昌等人，也被扣上“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处死。

 

帝国主义在中国横冲直撞、骄横跋扈。1923年6月2日，在临城劫车案爆发后，外国武官团抵达临城巡视，他们态度骄横，在会见中方官吏时“近似训话，太觉难堪”。时在临城的外交交涉员温世珍这样说道：“国未亡，各国对我蔑视如此，真令人伤心，问北京及各省大吏，其稍哟心肝者，能不抱头一哭耶！”1923年6月4日，日本士兵在长沙开枪扫射举行收回旅大和废除二十一条演讲会的长沙市民和学生。1926年8月29日，英商轮“万流”号在四川云阳江面故意撞翻中国木船，溺死商民、船夫、官兵70余人。“万流”号驶抵万县后，英舰派兵阻挠中国士兵调查，还枪伤中国士兵，炮轰万县城内，造成死伤数千人，制造了万县惨案。1928年5月11日，日本为阻挠南京政府北伐，占领济南城，打死打伤中国军民11000余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特派员交涉公署外交处主任蔡公时被割去耳鼻，挖掉舌头和眼睛，最后被枪杀。1936年2月5日，上海日商大康纱厂工人梅世钧被日监工毒打身亡。

 

 

国民党对外一再妥协。面对1928年5月的济南惨案，连与国民革命军作战的军阀孙传芳也致电表示：“现在济南事变，日人欺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督责，不愿再事内争。”而蒋介石却极力谋求妥协，向他的外交部长秘密指示：“则对于反日运动，中正可以极严厉手段阻止之。如此，则向来关系依然继续，且亦加厚。中正为增进睦谊计，亦可以向日军道歉，表示真诚也。”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情况下，蒋介石对日本挑衅力主不抵抗主义，鼓吹“攘外必先安内”。在1931年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电告张学良“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只会“剿共”。九一八爆发后，9月23日国民党中央却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务必维持严肃镇静态度”，11月蒋介石仍旧公开地将“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定为一时期之“国策”。1934年4月6日，蒋介石仍然向国民党将领声称：“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

 

面对南京国民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高压政策，进步知识分子指责南京政府：“一方面对于劫持我土地，残杀我人民，以倾覆我国为天职的恶敌，则打工作揖，满脸堆笑地来讲亲善；一方面对于天真烂漫的，孥云捉月，从未曾给过社会以丝毫损害的少男少女，则凌以雷霆万钧的凶威”，这种症状人格“何等丑恶”！

 

民国自由吗？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政府采取高压政策钳制舆论，“凡属国民党与赞同革命党之报纸，几全被封禁。筹安议起，更以威迫利诱之手段，对付报馆，至北京报纸，只余二十家（北京原来报纸近百家——引者注），上海只余五家，汉口只余两家。”1914年4月2日，北京政府公布《报纸条例》，严禁报纸刊登“淆乱政体”、“妨害治安”之报道，违者不仅报纸须被禁发行，而且发行、编辑、印刷人员均须处有期徒刑。并不得适用刑律自首减刑之归定。在这种高压下，当局“对于报人尤为注意，一言触怒，轻者饱尝铁窗风味，重者难免于死”。自1927年实行清党以来，国民党就在思想文化、舆论方面实施了严密的控制，成了立图书审查杂志委员会，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书籍的法令》、《销售共产书籍之办法》等法令、法规，编印《查禁反动刊物表》和《高程度刊物化名表》，大量查禁各种书刊。仅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查禁各种书刊的通令就达30多个。到1931年9月，被查禁的书刊达228种。对于公开鼓吹“人权”与“法治”的胡适，根据国民政府旨意，教育部对胡适进行警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别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进行斥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密令没收并焚毁刊有胡适等人文章的〉《新月》杂志。1930年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逮捕争取人权和法治的罗隆基。1931年1月11日教育部下令光华大学解聘罗隆基的教职。1933年6月18日国民党特务刺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1944年9月，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张奚若因批评国民党一党专制，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解职。

 

民国老百姓幸福吗？民国时期，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以致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1920-1921年，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大旱，灾民2500余万人，死亡50余万人，灾区达317县。据估计，直隶成灾有92县，灾民592万，但赈灾款项不过百万（包括政府拨款与募捐）；山东成灾32县，灾民380万，赈灾款项只有区区20万。“军政各费，在平时已岌岌不继，加以年年军事饷需浩繁，搜罗几尽。借贷俱穷，又复丁此奇荒，库款收入，绝无希望，虽欲挪拨而无从。当告灾之时，驰电各省，吁求赈济。虽军政绅商各界热心善举，分途劝募，汇款尚属寥寥。”在此情形下，“赤贫者束手待毙，中户人家争鬻子女以求食。青春少妇，十龄幼娃，代价不及10元，甚至专为求食，甘心随人作奴婢，而莫肯收留。每田一亩之价，不能易小米一斗，一家举火，则数十人争往劫餐，于是土匪窜来，非匪者亦变为匪。饿孚遍地，无疫者亦染成疫。”1925年7月，上海《申报》报道，四川本年灾荒兵祸匪患奇重，饿死、病死、流浪者达110万以上。同年9月20日，山东黄河决口酿成巨灾，受灾人口近200万人。1925年12月8日，河南省土匪孙殿英率部攻占安徽亳县19天，全县损失达数千万元。1926年1月，湖北、湖南北部大旱成灾，饥民达300多万人。1930年5月，陕西省连年旱荒，饿死者达300余万。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却忙于中原大战，而争权夺利。1928年-1934年各种水旱灾害遍及全国，灾民数千万，仅1931-1934年全国因饥饿而死的难民就将近700万人。1929年至1933年，全国农村共有188种不同名目的捐税，1937年杂税名目达到1756种。在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下，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小军阀向农民加派溢征田赋。1934年，甘肃省的一个县“因逼饷故拇指被军队悬梁断节者即达1500多人”。四川有些地方，1931年时田赋已经预征到1961年了。1948年，国民党政府借币改盘剥老百姓，官僚豪门借机发“国难财”。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抨击道：“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戡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一个只要稍为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国民党的统治，“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乱=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民国时期崇尚知识吗？青年学生无业可就。1916年对1655名回国留学生就业情况的调查，其中在家赋闲者多达399人。1926年11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说：学生无路可走，已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每年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除有父兄特别关系者，欲循正当轨道，以求容纳于社会者，百不得一。若夫中学毕业学生，除一部分进入专门大学者外，更无消纳之处。”

抗日结束后中国真正独立了吗？1946年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美国士兵被无罪释放。1948年8月8日，汉口美国空军借舞会集体强奸中国妇女40余人。国民党却无可奈何。

 

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于革命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对国民党内部的不同政见者动辄软禁，如对胡汉民，或公开枪杀。1930年2月18日晚，蒋介石派人闯入国民党改组派总部办事处，公然刺杀了改组派总部负责人王乐平和当时在场的2名黄埔军校毕业生。

 

 

民国政府对为民族进步而奋斗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大开杀戒。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屠杀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达18488人，被捕的有31471人。据中共“六大”统计的有31万人。日本东洋文库保存下来的一份清党文件中记载，在大革命失败后广州的一次清党中，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予以逮捕。面对国民党的滥杀无辜，《现代评论》直接喊“不要杀了！”1935年11月，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遭受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一毒刑。地狱现象，人间何世？”；国民党统治时期，大肆颇好和屠杀进步人士和知识份子，大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和文艺界人士遭到秘密逮捕和暗杀。

 

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客观评价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基本上是近代中国的上升期，但不是黄金时代。我们过去对民国的积极作用肯定不够，但不能走极端，认为民国时期是黄金时代。对民国的统治阶级有些积极作用要进行肯定，但不能走上完全肯定地步。

 

北洋军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这为中国进一步发展、中国独立奠定了物质基础，打造了阶级基础。但这不能改变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现实。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现了关税自主，废除了阻碍民族经济发展的厘金，在一定称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列强各国的修约谈判，收回了部分丧失的民族利权，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坚持了抗战，在实现抗日战争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

 

1927年中国国民党建立的南京政权是一个代表着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这个政权相比了晚清王朝和北洋军阀政府，在某些地方推进了中国的发展。在口头上宣称继承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过合作，进行过建国的努力。在对外上，标榜民族独立，采取了维护民族独立的措施，如重新修约；在八年抗战中，坚持了抗日战争，改组军事委员会，组织全国抗战，成立国民参政会，集中全国民智，在抗战初期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大战役，1938年3月台儿庄大捷中，歼灭日军1万余人，国民党军队的爱国将领，表现了空前的民族义愤和抗战热情，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高级将领为国捐躯。对内，采取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重视教育的发展，1928年6月，南京政府发表“修改”不平等条约宣言，要求与外国列强“重订新约”。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通过修约，中国对外国进口货物除原定的值百抽五以外，可增收5%-30%的附加税。这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1927-1936年中国经济得到一定发展。1943年，中国政府与英、美订立新约，废除了包括领事裁判权在内的特权。同时，1946年10月签订的中美联合宪警议定书，又规定在华美军肇事由美宪警处理，中国警局只有旁听权。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采取了一定措施，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1927年—1936年，出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快发展的黄金十年；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方面尽了一些努力，特别是八年抗战，在实现和维护民族独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政治相比较晚清，在形式上有一定进步，这是要充分肯定的。但从民国初年议会选举开始，到1948年国民党的“国大选举”，政治权利仅属于有产阶层，与广大劳动人民没有关系。他们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今天不少学者对北京政府时期的湖南省自治评价颇高，实际上也只是有产阶级和知识阶层的政治权利。当时就有评论称：《湖南省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只是中产阶级的权利，不是无产阶级的权利。自然只是有产阶级的专利品，无产阶级无福消受了。”宪法条文“看起来都非常漂亮，其实细细一看，便可以知道只有中产阶级才能享受。”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修改”不平等条约宣言，要求与外国列强“重订新约”。关于关税自主，南京国民党政府与列强协定关税，提高了附加税，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列强形式上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但实质上的“协定关税”依然存在，中国仍然没有实现完全的关税自主，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仍然操纵在外国人手中，新税率确定依然受到列强的种种限制。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在长时间里并未付诸实行，直到1943年，才废除了包括领事裁判权在内的英、美在华特权。但1946年10月成立的中美商务仲裁会规定美国人在中国犯罪交美方审判，同期签订的中美宪警联合勤务议定书规定在华美军肇事须交美宪警处理，中国警局仅有旁听权而已。这在实际上把领事餐盘全变相恢复了。南京国民政府开展的废约外交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政权的买办性质决定了其离不开帝国主义的支持，只能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不可能从根本上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更不可能使中国完全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从根本上改变半殖民地地位。

 

民国是谁的黄金时代？不能以少数、个别就当作整体、全部，要抓住本质、实质，要站在人民立场。要用阶级分析法评价民国。

 

人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组织工会权利就没有。罢工遭到血腥镇压，1923年二七大罢工就是例。在二七惨案中，直接遇害及气候冤死于监狱或非命者共53人，受伤者数百人，入狱及被开除流亡在外的人数更多。2月9日北京政府内务部向上海、天津、汉口、南京]济南等城市警察当局发出密电，要求“对于聚众讲演过激主义及煽动罢工、罢市等，务须随时切实查察，严密防范，以期消灭无形。如有劝导不服，甚或有轨外行动，应立即依法取缔，严重办理，以弭乱萌，是为至要。”1926年5月4日，军阀吴佩孚通电全国各地铁路局严行取缔各路工会。1926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及其其他代表在公共租界举行反帝游行、讲演，租界寻埔开枪镇压，制造了“五卅惨案”。

 

1931年12月17日，南京政府镇压爱国学生，打死打伤30余人，逮捕约百人。

为了巩固独裁统治，除政权、军队和警察之外，蒋介石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的特务系统。1928年设立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和军事委员会密查组，逐步发展为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其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运动，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他们任意逮捕、绑架、暗杀政治上的反对者，设置各种惨无人道的囚禁和行刑场所，所作所为令人发指。

 

1947年12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规定如有将军队、军事要塞、军械及仪器人军需品交付“匪徒者”，投降“匪徒”者，煽惑军人叛逃者，泄露军事秘密者，为“匪徒”间谍，及招募兵工、募集钱财、供给军用品及其他物资者，意图妨害“戡乱”、扰乱治安及金融者，可处死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以文字、图画、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条例”，起初只限于所谓“匪区”或“绥靖区”，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下令施行于全国。

 

仅仅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研究民国历史，是无法科学地复原历史的真实面目的。一些学者仅仅从现代化的视角美化民国统治阶级的行为，这并不能准确反映民国历史。现代化，到底是谁的现代化，到底对谁有利？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法，才能正确评价民国历史。胡绳认为：“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许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在中国近代史上讲对外开放，就要区别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身份上的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同样，讲现代化，也不能不区别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要说清楚这两种倾向的区别和其他种种现代化问题，在我看来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

 

一些学者不能全面地看待民国历史，孤立地看待某一事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们只看到外国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多少个“第一”，忽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就夸张帝国主义列强给中国带来的进步作用，赞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只看到民国时期统治阶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做的某些事情，而看不到这些事情对谁有利，就认为民国政府是“很好的政府”；只看到革命的消极影响，不看到革命的积极作用，就大声疾呼“告别革命”；只盯着中共历史上犯左倾错误时期所产生的某些阴暗面，就把中共说得一无是处。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没有抓住历史的本质、主流。

 

有些人认为抗日战争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已经“站起来了”，但实际上中国并未成为国际大家庭的平等的一员，所谓“五强地位”实则名不副实。亲身经历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民国职业外交家顾维钧认为：我国政府未能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实在是所有过失的根源，甚至在中国没有参加的国际会议上，把中国的国内局势作为议题，使我国在国际领域内蒙受耻辱。更令人心寒的是，与祖国有千丝万缕关系、对祖国经济有诸多贡献的东南亚华侨，在二次大战期间因战争而颠沛流离，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但是战后不仅没有享受到战争胜利的成果，反而受侨居国内部冲突以及排华风潮只牵累，生活不能回复正常，生命财产再度遭受严重损失，“华侨所望国家强盛，以解除过去痛苦者，竟成幻影”。

 

三、民国时期是黄金时代论是虚构的，其目的在影射现实，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赞美民国时期是“黄金时代”，并不是正常的学术史总结研究的结果，或者是相关学术界的共识，大多是出于媒体、网络、公众，或者是非本专业的学者、没有确切出处的“史料”、人云亦云的传闻。所关注的并非这些人物的学术成就，而是他们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社会影响，甚至风流韵事。我们也承认，一些人对民国学术的评价、对民国学人的颂扬是出于一种逆反心态。是以此来显现、批判今天学术界的乱象，表达他们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学术垃圾、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的不满，对某些混迹学林的无术、无良、无耻人物的蔑视。就像赞扬民国时的小学课本编得多好，就是为了对比今天的某些课本编得多差一样，应该促使我们反思，推动当前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压制这种另类批评。我们应该警惕的是这种抱有政治企图的现象，赞美民国成为为一些人表达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方式。有些人把“民国热”当成一个意识形态甚至政治工具，来挑战大陆社会的主流历史观和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高度戒备，严加提防。

 

民国时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只有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中国才能真正获得民族独立；只有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人民才能真正获得翻身解放，中国生产力才能真正实现大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人物：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近代中国的两大任务不是相互独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前一任务为后一人物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后一任务是前一任务的继续和延伸。如何解决这两大历史任务，成为检验中国近代各种社会力量、政治派别的试金石。历史表明“在近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而没有其他任何政治力量能够提出正确的纲领，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特别是广泛动员人民大众，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反帝反封建问题，解决中国人民实现人民解放和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独立问题，把中国人民引向繁荣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把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历史已经证明是没有走通的道路，也有意无意抹煞或模糊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严重任务，也是违背民国历史事实的。把民国时期夸赞为黄金时代，实际上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合理性，否定中国领导，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中国不如民国时期。

 

列宁在1915年写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中指出：“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在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代表了中国先进的生产力的要求，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正义的，是正确的。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历史事实证明，正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担当起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提出了打到帝国主义的口号，制定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经过长期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革命是被迫的。革命不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革命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不是任意可以制造出来的。社会发展的经常形式是社会改良。当阶级矛盾不到激化的程度，解决社会阶级利益的冲突，常常需要靠阶级妥协与调和；解决社会政治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社会改良的办法。阶级调和的办法，社会改良的办法，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它只能在同一个社会制度内运行。如果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阶级调和、社会改良，是无能为力的，只能让位于革命手段。革命发生，才能使社会发展产生质的变化。因此，革命虽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无原则地歌颂社会改良，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态度。民国时期统治阶级的野蛮专制，中国近代社会矛盾的尖锐，决定了革命是唯一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曾经与国民党合作过，曾经期望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社会变革，但换来的却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毛泽东就说过他从来没有想到会打仗，是现实逼迫的。胡适明确地指出：“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中国的安内统一，根本问题不在共产党，而是国民党自身的专制独裁造成的。由于中国到处都是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即使没有共产党，也还是干柴遍野，“遇风可燃”。《大公报》记者认为：“中国五千年不闻共产党，而亡国数度，是足知剿共纵奏凯歌，亦未必免于亡。”

 

面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知识分子如王造时等人就尖锐地指出：“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到了日暮途穷，非变不可了。而变的方法……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使各党各派有公开平等竞争的机会，使政治斗争的方式用口笔去代替枪炮，使一般国民来做各党各派最后的仲裁者。”还有一条路，是用武力去推翻现状，建立新政权，这就是革命。”王造时还表示：“如果和平方法不能走通，我是没有理由可以反对革命的”。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式。”“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但数月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改变了共产党的想法。

 

在民国时期，只有革命，才是解决中国两大任务的唯一手段。就像列宁所说：“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在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造出来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止的，更不是由什么人可以随意宣布否定就否定得了的。在民国时期，不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国民党反动派就不会推出历史舞台，就无法建立一个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人民幸福的新社会。

马克思曾经说过：“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近代中国就证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新社会诞生的助产婆。

 

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是民国的首要任务。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是近代中国的中心任务。美国著名中国学专家费正清在《观察中国》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了耻辱，正是这种耻辱唤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激发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美国人要想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要懂得中国的历史。”因此，用革命的视角考察民国时期，用“革命史范式”撰写民国历史，是符合民国历史实际的。

 

不革命无法进行近代化。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民国刚成立时就指出：“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我们才可以自由加税，实行保护政策。”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认为：“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行呢？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致力于振兴工业、振兴教育的好行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并不能达到中国近代化的目的，不能使中国独立富强。不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无作用。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的阻力。

 

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是很艰难的。要在十分落后的社会基础上 ，战胜已经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这样做，才能改变中国所面临的恶性循环的命运。就是说，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

 

民族独立与近代化这两个问题能不能同时解决呢，在近代中国，只有先走革命的道路，取得民族独立，打开走向近代化的道路。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是要改变国家民族被压迫的地位，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近代化则是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要发展以近代工业生产力为主干的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两个问题的内容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一样。人们无法来实现两个任务同时并举，或者毕其功于一役。”

 

1933年7月，《申报月刊》出版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开展的现代化讨论中，就有学者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讨论中国现代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时，主张走私人资本主义或受接着的资本主义道路者很少，大多数人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认为现在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已经走向衰落，社会主义走向新生的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如果不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正确的，所主张的革命后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代表着中国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意愿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和政策，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始终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的时间里，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无数的优秀战士，有名可查的党员达370多万。它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苏兆征、彭湃、陈延年、恽代英、赵世炎、张太雷等，许多杰出的将领，如方志敏、刘志丹、黄公略、许继慎、韦拔群、赵博生、董振堂、段德昌、杨靖宇、左权、叶挺等，也都在这个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共产党早期负责人瞿秋白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一块草坪上，盘膝而坐，微笑点头：“此地正好，开枪吧。”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以行动表明了自己是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察民情并依靠群众的坚强的革命者，从而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经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这一点，甚至也得到了来自国民党营垒的一些人士的肯定。1949年6月26日，留在北平的原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在他所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中说:“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他还说：“我以国民党一份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

 

              本文主要内容发表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