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的人本来就不如太平时代的狗，我不过生错了时代，并没有走错路。”——陈明忠

对于今天的台湾来说，陈明忠是异类，对于大陆来说，陈明忠是陌生人。然而这位老先生却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无悔”。作为台湾“二二八”事件亲历者，前后两次入狱共二十一年，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统派的旗帜性人物之一，陈明忠的人生经历是坎坷的，但对于后来者，也是宝贵的。从他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民族气节，看到了那一代台湾人对回归祖国的渴望。

为了留存这份宝贵的人生经历，近期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陈明忠口述回忆录《无悔》发行。4月16日，由三联书店主办的《暗夜行路：从"二二八"到今日台湾的政治生态》在北京举行，邀请陈明忠、吕正惠、汪晖、高金素梅、蓝博洲等两岸学者，共同回忆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探讨了关于二·二八、“台独”、两岸关系等话题。本文为陈明忠和吕正惠两位台湾前辈对话整理，由三联书店授权观察者网发布，特此感谢。】

陈明忠先生在活动现场

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只是二等国民

吕正惠：大家好，刚才主持人说希望在陈先生的普通话很普通，希望我做一些翻译。我想先解释一下陈先生的普通话为什么讲成这个样子，大家就会有一种同情和理解。他本来是讲闽南话的，上学的时候上的是日本人的学校，是学日语的，所以他会讲闽南话和日语。台湾光复后，他要学普通话、学国语的时候，就被抓去关了。监牢里面有很多外省的人，全国各省的口音都有，所以他的普通话是在很奇怪的环境里学出来的，声调不准，咬字也不清楚，请大家理解。

陈明忠：我的祖先是跟郑成功一起去台湾的，所以我的家乡是在台南。光复以前我是学日本话的，读日本学校。中学上的是高雄中学，那算是高雄县最优秀的学校，一班50个人里面台湾人只有10个。很多都是城市的人，像我这种乡下的人很少很少，所以我们班的导师说高雄中学最差的学生就是陈明忠。我小学时代以为自己是日本人，希望将来当日军上将，骑白马，威风凛凛的。但这个希望到了高雄中学完全颠覆了，为什么？我被人欺负，动不动就挨打。他们说我态度不好，什么地方不好我也搞不清楚，他想打你就打你。有一次，和日本人打架我打赢了，可是教室前面关门，后面关门，干什么？结果十几个人围起来打我一个人。最后讲了一句话，你跟日本人打架可以，但不许打赢。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冲击，我以为我是日本人，所以我想当日军上将是这样来的。跟日本人打架但是不能打赢，让我开始慢慢了解到我原来不是日本人，我是二等国民。

在高雄中学的时候，我第一年考得不大好，我平时在家里讲闽南话，日本话是听得懂，讲不好。家里有钱，我可以买日文杂志，可以读，也可以写，讲就很差劲了。可是第二年考得就比较好了。高雄中学的考试，笔试日语、化学、英语什么的，满分100分，但是体育，比如柔道、剑道这些东西不需要笔试的，满分200分。如果笔试的话，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一定都是台湾人，但加上体育，台湾人就靠后了。当时在台湾各地，第一中学都是日本人的学校，第二中学是台湾人的学校，私立学校很少。在高雄，因为日本人没有那么多，没有办法成立第一中学、第二中学，就只有一所高雄中学。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笔试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都是台湾人，对日本人来说不好看。而且后来我慢慢才知道，原来考中学的时候用的都是小学校的题目。

吕正惠：小学校是日本人读的，公学校是台湾人读的，考试的题目来自小学校的课本。

陈明忠：这样我慢慢才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是拥有几千年光荣历史的中国人，所以我把我们的祖国美化，我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分子。日本投降了，我们很高兴回到祖国怀抱了，结果人家没有把我们当成同胞。光复的时候我还在部队里当兵，16岁。当兵的时候经常挨打。说一件事情。战争期间，为训练对抗美国坦克，在路边挖了一些洞，人躲在那里，坦克车来的时候，就用竹竿挑着炸药包冲出去，刺向坦克车，然后卧倒。有一天我忽然想，只有一个竹竿的距离，一爆炸我就死掉了，卧倒就多余了。我用老实话讲出来了，被打得一个礼拜爬不起来。我气不过跑出去，被宪兵队抓起来，本来应该军法从事，但因为会对队长有影响，所以只把我关了起来。

后来日本投降了。有一次，我看到十字路口有一二十个人围着一个人，那个人教大家唱当时的中国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免费教国语。我说怎么没有听过这个事情，问他们，他们说两三年前就知道日本会输，所以他们学习国语。所以我很惭愧，赶快学习。

两年以后二·二八事件发生，二·二八最后一仗是在埔里，我在那边当突击队队长。学国语那些人，本来很欢迎国民党，发生了二·二八事件以后，他们很反对国民党。他们都是中学生，在那时候的台湾算是有文化的。又过了三年，白色恐怖时期，教国语学国语的那些人，二·二八事件打仗的那些人，一个一个被拉出去枪毙了。他们出去的时候大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我当时就想，你们走的路我一定要跟着走，我不会违背我自己的良心。

吕正惠：这是他的大舅子绑着出去被枪毙的时候。这是吴石。

陈明忠：他们死的时候是笑着死的，因为他们知道：现在我们死了，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他们是心甘情愿死的，慷慨就义。

吕正惠：因为他们被枪毙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

陈明忠：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八十几岁，我基本上没有违背他们。我说跟着你们走，你们的血照亮的路我要跟着你走，我是一直这样走过来的。

二·二八被“台独”包揽为自己的功劳

陈明忠：“台独”说他们是由二·二八来的，好像二·二八变成了他们的道德正当性了。参加二·二八事件那些人后来全部都参加共产党了，在监狱里连共产党的小组长都枪毙了。我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所以第一次判了10年。我们一天24小时里面有23小时45分钟在房间里面，没什么值得讲，没有事情做，我们就讲二·二八事件的时候究竟死了多少人。算下来大概不到一千多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可是现在民进党说几千、几万人。我有一次到美国去演讲的时候，说死了差不多一千多，好多人不满意，他们说国民党有机关枪。没有错，但机关枪射我们，我们不会躲吗？他们说高雄人被杀了30万，我说我是高雄人，高雄只有15万人，把高雄人统统杀光，然后到其他的地方再招15万人来杀光吗？所以他们后来问我是不是台湾人，我说我祖先跟郑成功来的，早就是台湾人了。

土地改革的问题。我家里是地主，所以对土地改革的问题比较了解。我为什么走共产党这条路？我在高雄中学时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以后，又找了一些书来看。当时我看了日本的《三代实录》，书中收录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许多政治历史事件，没有特别立场，只是报道。书中被捕的日本共产党在法庭上的陈述让我很震撼。有个医生加入共产党，被问到为什么？他说，他家是大地主，她妈妈患了严重的气喘病，他从小立志做医生救病人。一天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工，一看就知道染上了肺结核。他告诉女工，肺病是初期的，只要多休息多吃有营养的食物，就会好。两年后，女工又来看病，却恶化为末期，没救了。医生骂她为什么不听话。女工哭着说，她爸爸早就过世，妈妈长期生病，家里还有两个幼小的弟弟，她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让弟弟长大，哪有时间休息！这位医生说以他的经济条件，就算可以救女工一家人，仍无法救全国同样需要帮助的家庭，所以他加入共产党。他讲这些话时，整个法庭寂静无声。法官说，他能理解这样的心情，但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呢？医生反问，现在有哪一个政党提出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的纲领呢？因此他认为，参加共产党是唯一的选择。这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对土地改革不会反对，我很希望解放土地给农民。

有一次我回家，家里的佃户说：明忠你回来啦？那个口气像对日本人的口气一样。我忽然想到他把我当成日本人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没有工业，地主的土地不给农民种他就没有办法生活，就会饿死了。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人家对我就很好，我都没有怀疑不对，可是后来他跟我讲话的那种口气，肯定以为我是三只脚。人有两只脚，日本人四只脚，台湾人想当日本人，日本人不让他当，所以是三只脚。

吕正惠：为什么日本人是四只脚，其实是骂日本人是畜牲；台湾人是两只脚的；那些帮日本人办事的是三只脚，就是走狗的意思。

陈明忠：三只脚对日本人的态度像奴才一样，他们对台湾人不敬礼的，但对日本人敬礼，我很讨厌他们。作为一个人一点尊严都没有，这是很痛苦的，让你跪下就得跪下。后来知道原来好多参加共产党的都是这样来的，参加二·二八的人后来都变成了共产党，跟“台独”一点关系都没有。“台独”什么时候开始的？1960年左右，土地改革以后才有的，失去土地的那些人成了“台独”。“台独”大部分是台南一中、嘉义中学毕业的，因为这里是台湾最大的农地区。所以，我开始了解到原来“台独”和二·二八没有关系。后来台湾经济开始上来，先代理日本的商品，那些代理的人大多是以前的地主，和日本有关系的。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二·二八我从头到尾参加的，所以知道“台独”和二·二八没有关系，“台独”跟土地改革有关系。

吕正惠：二·二八那些反抗的人加入了地下党，后来都被枪毙了。那些跟日本人合作的地主，他们经济复苏以后就开始卖日本的东西，跟日本合作，开始赚钱。因为他们的土地被国民党用廉价的价格买去了，所以对国民党比较怀恨。他们都是亲日的，真正抗日的子弟下场都很差。

4月16日上午，陈明忠和来自台湾的统派人士拜谒了北京西山无名烈士纪念碑，这是大陆唯一纪念在台湾隐蔽战线上牺牲的烈士的公共设施。图为陈明忠独自面对纪念碑

按照西方的路走我们一定会死掉，中国要走自己的路

吕正惠：陈先生出狱以后曾经用他的日文阅读能力阅读了日文的左派书籍，思考了中国的革命历程，进行过很辛苦的写作。我们要读他的稿子，要改他的稿子，知道他的中文写作比讲话还麻烦，但他很辛苦地写了一本《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本书当然并不成熟，因为他没有直接在大陆住过，他只能读日本左派的书籍。他阅读中文很慢，所以这本书不能说很成熟，可是里面有一些想法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陈明忠：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在台湾坐牢，看到“伤痕文学”，非常痛苦。被捕了我们知道一定会刑求，或者死，或者坐牢，但并不痛苦。可是“伤痕文学”让我回想起来就痛苦，怎么共产党变成了这样？我为了它都可以牺牲，它怎么变成这样？我非常痛苦。在台湾统派和左派是分开的，赞成统一的人不一定是赞成社会主义的，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又不一定赞成统一。对改革开放有不同的理解，好多人对统一不敢公开反对但是不热心。

我讲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毛主席说，有人告诉我邓子恢犯的错误是小的，他背后有一个人是摇羽毛扇的，这个人叫杜润生。毛主席说这个人我接触过几次，在土改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思想方式、他考虑问题的角度都不像你们所说的是那么坏的一个人。我要跟他单独谈谈。当时已经决定把他流放到海南，海南那时候也不是省，是一个行政区。结果毛主席和他谈得很愉快。在这么愉快的情况下，主席请他吃饭。谈笑风生期间主席突然问起来了，说如果中国出现了争论你站在哪一边（是斯大林一边，还是布哈林一边）？杜一下子就懵了，他想说实话，但是又不好说。他要考虑主席的反应。主席一下就笑了，说你不用说了，你肯定是站在布哈林那边。布哈林有什么错？他要坚持工农加强商品交换，但是时间能等人吗？斯大林要重工业化，是为了保卫祖国，重工业化就要集体化，要集体化谁反对他就对谁搞肃反扩大化。但是他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东西能不考虑吗？你怎么选择？所以很多东西必须把它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去看待。我们有很多东西是不干净的，甚至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东西太多了。包括党内斗争，包括AB团事件都是血淋淋的事情。

我最后的结论是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路，不能够走外国的路，像奥林匹克。奥林匹克的比赛项目，比赛的规则都是白人决定的。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强壮，比如划艇，他们划两下，我们要划三下，怎么比赛，没有办法。要改变一下。我后来看到打乒乓球，西方人打长的，很好看，现在打短的，就站在台子旁边，动作很快，中国人就能赢。打赢了，西方人不高兴，他一定要把台子弄高。规则什么都是人家定的，按照他们的路走我们一定会死掉，所以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有中国的路，我们要遵照国情，不要听他们的。我参加共产党的时候民主不是现在的民主，我对外国的普世价值很怀疑。我在台湾看到没有钱就没有办法选举。这是很糟糕的。我不相信外国的价值观一定比我们的好，我相信遵照中国自己的国情才是对的。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

李娜 编辑整理   吕正惠 校订

三联书店出版

陈明忠   台湾左统派代表人物，夏潮联合会荣誉会长

吕正惠    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