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5日上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是习主席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首次系统提出“11种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

中国的国土面积接近欧洲总和，人口总数将近欧洲2倍。这样一个巨型国家，要想不生变、不生乱，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还要有所作为，走出去积极塑造国际秩序，就必须首先保证自己的上述安全。否则，连自己的家务事都料理不好，谈什么复兴，谈什么重塑国际秩序？

而一切安全的根本，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中国能否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科研、工业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自力更生，不被别人卡脖子。可以说，独立自主的科研、工业体系，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依靠和命根子。所以，科技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今天这个时代，科技研发可大致分为基础科学研究和产业研发。基础科学领域的创新，代表着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突破，却不一定有，至少短期内不一定有商业价值。比如2014年6月，清华大学医学院颜宁教授的研究组在世界上首次解析了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的晶体结构，意味着人类终于搞清楚这个转运蛋白的晶体结构，是人类认知上的突破。

但是，基础科研成果要想惠及普通人，就需要应用这种科研成果开发出具有商业用途的产品投放市场。比如，一般认为颜宁团队成果的应用意义在于，弄清楚转运蛋白的晶体结构，就有可能人工干预，甚至掐断癌细胞的能量供应，从而“饿死癌细胞”，因此可以应用该成果研发新型抗癌药物。这就需要先应用这种成果开发出样品，然后不断改善工艺、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规模，最终形成一种成熟的量产商品。当然，颜宁团队的研究成果离真正做到“饿死癌细胞”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更不用说研发出可以产业化量产的药物了。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基础科研与产业研发的区别。

简言之，基础科学创新是对事物原理和客观规律的研究和发现，是原始创新的基础、自主创新的源泉；产业创新则是将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成具有实用价值的产品，造福于人类。

对照习主席提出的“11种安全”，可见，产业研发实际上更多属于经济安全领域，本文将主要谈一下科技安全，兼及经济安全。根据以上的论述，显而易见的是，本文所说的“科技安全”，更多地是基础科研领域的安全。

当今时代是科技研发的“大科学时代”。“大科学时代”是爱因斯坦提出的概念，指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越来越需要众多研究者的合作，一个项目所需的人员、资金、设备越来越多，相应地就更需要高度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大规模资金支持，二战前曾经是科研主流的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小组就能得到重要成果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体现在工业领域，大科学时代的影响就是产品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一个最终产品往往是几百项甚至成千上万项专利、技术的集成。英语中经常把这种高度复杂的合作项目称为“大象”（elephant）。

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的基础科学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就都取决于具备扎实专业知识的科技人才的培养、资金投入的强度以及科研项目的组织、管理、协调能力，同时取决于一国的工业生态（这关系一国的制造能力），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似的“想象力”和“创新思维”——个人的想法再妙，没有组织、资金、人员和设备，也难出成果。由此也就特别需要国家在其中扮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因为只有国家，才拥有足够的资金物质人才资源，才拥有强大的动员协调能力，才拥有治国理政、经略天下的眼光。用我们常用的话说，就是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事实上，大科学时代本身就起源于二战中美国政府把各个领域的技术人员召集在一起协同解决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被认为是大科学的发轫。

不过产生了更大影响也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控制论的诞生。二战之前，工程学只是在老死不相往来的分散领域中各自蹒跚前行：为了解决服伺机构问题，机械工程师主要是在时间域中发展了理论，把受控工厂当作动态机构来处理；为了解决放大器问题，通信工程师主要是在频率域中发展了理论，解决了信号增益与稳定性问题。大战的爆发使他们不期而遇，特别是在开发防空火炮瞄准控制器时，他们必须携手攻关。当不同的想法发生碰撞，他们发现时间域与频率域两种表达方式不但不冲突，反而是互补的。这样控制论诞生，为日后的计算机、无线通信、航天、自动化、互联网等几乎所有战后高增长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可见，今天的基础科研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因而需要具有自主性和政治眼光的国家的主导，这个道理不光放中国是如此，国外也是一样，而且这本来就是首先为国外的科研实践证明了的道理。中国的例子比如“两弹一星”、“神天对接”、“蛟龙”下海、中国“天眼”——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即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等等。外国的例子，除了曼哈顿计划，再比如阿波罗登月项目、互联网项目、“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等等。

更重要的是，由于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如果中国国家不掌握科技研发的自主权，为科技研发设置议题、提供资金，而走所谓的“私有化”路线，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由于私人资本是追逐利润的，他们不会去做那些虽然有战略意义、国防价值、社会效益，而自己却无利润可赚的研究。更坏的情况是，私人资本由于缺乏“治国理政”、“经略天下”的政治眼光，甚至可能与外国政府合作，把自己的科研主导权拱手让人。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科技研发的主导权被别人抓住，是不能想象的。

经过建国以来几代人的奋斗，今天的中国好不容易建立起了独立的科研和工业体系，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命根子和物质基础，我们当然要倍加珍惜，并精心维护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