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80周年，随着岁月的流逝，亲历者们已经渐行远去。长征的事迹在中国人民1840年以来的奋斗史上谱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长征的精神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程中的一座灯塔，照耀着后来者为明天不懈拼搏的征途。

一、长征经历

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使中国共产党在空前的危机面前空前地成熟起来，在九死一生的长征中，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也从幼稚阶段成长为千锤百炼的革命劲旅，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依托。

我的祖父萧克是全程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所领导和工作过的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是长征中出征最早、结束最晚的队伍。从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自江西遂川突围，拉开了长征的序幕，到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最终会师，历经八百多个血雨腥风的日夜，突破了崇山峻岭、激流沼泽的阻隔，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剿，战胜了党内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的干扰，终于将革命的洪流引向了新的战略起点。

二、成长历程

祖父出身于湘南农村清贫的书香门第，光绪三十三年出生时正值中国近代史的尾声，殖民主义的欺凌和掠夺，封建帝制的腐朽和独裁，使曾经最文明、最繁荣、最富有的中华文明走向了没落，同时也激活了中华民族血夜中的不可抗拒的反抗基因。现在有些人肆意解构中国近代历史，叹息中国人如果不做任何反抗，不爆发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的草根起义，像印度等国一样听任菁英阶层的顶层设计，顺从地成为列强的殖民地，今天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加入发达国家行列。在这种不顾历史、无视现实的痴人说梦里，很难让人相信没有包藏叵测的居心。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各色政治派别的相互倾轧，各路军阀诸侯的争夺杀伐，使人民更加苦不堪言。祖父的儿童、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黑暗中度过的。祖父家里并非纯粹的农民阶层，守着些薄田教书度日，属于主流文化和传统文明的传承者，但社会的变迁跟历次改朝换代前一样，土地兼并加剧，地方豪强横行，将一切中间阶层推向赤贫。祖父16岁那年，在土豪劣绅和军阀匪患的洗劫与迫害下，沦落到了家败人亡的窘境。上中学时，得益于几位进步教师的引导，祖父接受了三民主义救国思想，国恨家仇的切肤之痛使他离家出走，奔赴国民革命如火如荼的广州，踏上了从军报国的道路。

祖父随后的经历便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建立武装力量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活历史：从临颍城头与北洋军的殊死搏杀，到东征讨蒋的昼夜兼程，从南昌起义的枪声，到井冈山武装割据的烽火，从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到晋察冀敌后抗战的峥嵘岁月，从第四野战军摧枯拉朽的最后征战，到新中国军队教育训练工作的实践与探索……祖父也从一名国民革命军的士官成长为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骨干将领，并在长征途中与我的祖母蹇先佛相识，成就了一段白头偕老的世纪姻缘。

三、不灭的军魂

祖父晚年回忆起自己丰富而坎坷的军旅生涯，最大的感慨就是，党的绝对领导不但是人民军队从弱小走向壮大，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保证，也是一个立志报国的青年军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正确选择。

祖父早年曾在北伐军第四军担任下级军官，对这支被武昌百姓赠以“铁军”美誉的英雄部队怀有深厚的感情。铁军的统帅属于广东地方实力派，士兵多为广东农民，中下级军官则以湘鄂赣籍的青年学生为主，并有许多黄埔学生。这是一支带有浓重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色彩的武装力量，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决定了这个阶层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深恶痛绝，在反对这双重敌人的代理人——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也最为坚定果敢。但这个阶层的两面性和摇摆不定的弱点也使这支光荣的部队在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过渡中分裂为三：

1、倒向反动派的张发奎一支，这一分支的母体是民族资产阶级，幻想以自我出卖换取反动派的收留，但最终不但没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那里分得足够的残羹冷炙，而且自身的实力也不断地受到排挤和打压，直至销声匿迹，退出历史舞台。

2、徘徊游移的蔡廷锴部队，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有着鲜明的小资产阶级特征，北伐早期积极而坚决，但革命掀起新高潮时，对既得利益的留恋，对人民觉醒的恐惧使这支在南昌起义中功勋卓著的队伍悄然出走。他们既不愿站到人民一边，又不甘心与蒋汪同流合污，径自走上了迷茫而曲折的“第三条道路”。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后带着蹉跎岁月的遗憾，两手空空地登上了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

3、叶挺所部是铁军一个较小的分支，共产党在其中建立了较完整的组织，在反动派的屠刀面前，在革命低潮的血泊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光明，并在后来的征战中演变为人民军队的雏形。

1927年上半年，蒋介石、许克祥等人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李大钊被绞杀的照片已印在了画报上，汪精卫、李济深等革命宿将也已渐渐撕下了伪装。祖父在北伐中受到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感召，在叶挺部队里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向自己的战友——共产党员郑鸣英连长表露了皈依共产主义信仰的志愿。6月中旬，在东征军回师武昌途中的一个夜晚，郑连长将在同一连队任指导员的祖父带进了团部的一间小屋，在昏黄的烛光下，一面画着镰刀斧头的小红旗在时年20岁的祖父面前展开，在场的见证人还有营长廖快虎和团参谋长刘明夏。一个月后，部队出人意料地开进了南昌，与“不期而至”的贺龙部队会合，迎来了“八一”的黎明。

四、长征的步伐永不停歇

中国共产党在确立了高低两个纲领之后进一步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党结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的五星同盟，党内也自然而然地拥有了这四个阶层的代表。推翻三座大山，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任何争议，但胜利以后的中国向何处去？是坐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还是向党的最高纲领继续奋斗？原先的政治同盟出现了分歧，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召唤曲高和寡，最终草草收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连工人阶级自身也无法在短时间内突破旧思想、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的藩篱。在粉碎四人帮的欢呼雀跃中，在联产承包分田单干的喜悦中，在沪深股市鸣锣开市的躁动中，在人民军队下海经商的洪流中，中国重又回归了新民主主义道路，举起特色大旗一路高歌猛进，超越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经营业绩。三中全会以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中国成了今天的样子，这就是祖父在白色恐怖中向党旗宣誓时心中的理想国吗？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国际资本大鳄在取得和平演变的全胜战绩后，神采飞扬之余，逐渐显露出了老态龙钟的本色。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向新处女地输出危机、转嫁矛盾的空间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伴随着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的日渐加深，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在登上巅峰之后也隐约看到了尽头。螺旋上升的历史把中国社会在新的高度上送回了起点：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农村土地的流转、国有资产的流失，使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日益向权贵阶层集中，心灵鸡汤式的贵族精神再也无法让既得利益者在社会公共利益的饕餮盛宴面前保持起码的优雅和克制；像一些盛世危言的微信段子所提醒的那样，许多原本安居乐业的职业人士将在新常态下失去一切，这与祖父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中间阶层被逐渐推向赤贫的社会面貌何其相似。历史和现实表明，无论资本主义披上什么样的外衣，被冠以什么样的特色，只要自然资源不能取之不尽，劳动力供应不能用之不竭，生产与消费、实业与金融、劳动与剥削、资本与社会的矛盾就一定会催生经济危机的反复爆发。

祖父于2008年秋天过世，享年101岁。他诞生于人民灾难深重、民族衰败危亡的时代，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青春和热血，也经历了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的坎坷道路，最后还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的辉煌。这一代革命者在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与先进性，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经济、文化基础的局限。祖父虽然一生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改造世界观，却终究难以直观地领会共产主义远大愿景对当代共产党人的全部要求。他曾为否定文革，重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开辟改革开放道路而欢欣鼓舞，更为随之而来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肆虐泛滥而忧心忡忡。一喜一忧，两者之间莫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毛主席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及“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显得别有深意。

近些年来，有些噤声多年的文革人士，将当前的众多社会问题归咎于文革的意外终结，后悔当初没有将走资派赶出革命队伍，没有在群众运动中将走资派一网打尽。这种认识既不符合唯物史观，也无法为今后的改革发展提供帮助。开国元勋与革命先贤中“走资派”占据了很大比例，尽管他们的思想意识或多或少带有历史局限性，但如果没有这些仁人志士在危难关头义无反顾地跟随党的旗帜奋勇拼搏，新中国的建立可能还遥遥无期。不能要求一代人承担几代、十几代、几十代人的历史责任，更伟大，更艰苦的工作，更漫长的路程还要靠后来者传承和继续。

五、父亲的回忆

我的父亲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寇已暂缓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正面进攻，全力以赴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时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的祖父把年幼的父亲寄养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老乡家里。日伪的扫荡使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条件空前恶化，食物严重短缺，是老乡的悉心照料才使父亲得以存活，全村十几个幼儿只有两个熬过了饥饿，父亲便是其中之一。这其中凝聚着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深情厚意，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的相互依赖与相互信任，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民意基础。

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者丧心病狂地抹黑民族英雄，更有甚者，对抗日民众也不放过，在狼牙山五壮士名誉纠纷中，甚至将舍生忘死掩护救助抗日武装的晋察冀百姓污蔑为引导日寇围剿八路军的汉奸。这不但激起了狼牙山抗日军民后人的极大愤慨，也令深受晋察冀百姓养育之恩的父亲痛心疾首。我积极参加了声援狼牙山五壮士名誉诉讼案的纪念活动，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

六、向祖父学习书法

祖父承袭家传诗书传统，写得一手好字，楷书、草书、隶书都有深厚的功底，自然也希望后辈继续传承，所以，我和弟弟自幼受到祖父的严格培训，上小学前就开始手把手地教我们写毛笔字。祖父要求我们写字时要做到“三正”——身正、纸正、心正。当初不甚理解，后来逐渐有所感悟，所谓字如其人，传统书法之所以能成为一门艺术，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修心养性之道，承载着人生阅历的体验。当然，我的兴趣始终没有放在书法上，祖父的言传身教最终未能使家传书法在我的手中得以传承，是十分遗憾的事。现在毛笔书写日渐稀少，书法作为实践中形成的艺术，逐渐失去了实践的依托，演变成纯粹的纸面艺术。尽管如此，每当拿起毛笔，祖父的音容笑貌还是会浮现眼前，身正、纸正、心正的教诲也时常帮我在人生道路上把定方向。

       结束语

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80年了，以党的最高纲领为目标的长征也在蹒跚起步，作为红军的后人，作为“两个一百年”前进道路上的一名共产党员，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谨以此文缅怀为人民军队的创建与成长做出贡献的祖父和他的战友们，愿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的长征精神继续激励后人。

       2016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