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中国文学史

“《这边风景》不只是作品，而是一个事件。”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这样说。他指出，1966年至1976年这个阶段对于文学史家们编写文学史来说是个困难时期，除了文化分析和文化批评的意义之外，很难找到文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这边风景》作为一个重要的潜在写作浮出水面，帮助学者重新认识那一段的文学，使我们对那一段的文学认识和估价在学术上有所调整。

《这边风景》被称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件珍贵的出土文物，历史往往是因为新的文物的出现而被改写的。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强调，我们对“文革”时期文学的看法和认识存在着一些简单化的论断，“文革”文学史基本上被描述为一个极端化的干瘪的文学史，甚至被看成是一段空白，一个断裂带。《这边风景》写于“文革”时期，与“文革”文学史的定论相去甚远，它让干瘪的“文革”文学史变得生动、丰富起来，像一个链条将一直被叙述为断裂了的当代文学史衔接了起来。

小说所描写的是“文革”前期的一段故事，涉及“四清”、“社教”等运动，几乎没有触及“文革”。《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指出，我们反映“文革”的作品很多，但反映“四清”的作品很少。王蒙是共和国文学的一面镜子，基本上完整记录了共和国每一步发展的进程，因为有了《这边风景》，整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政治运动、所有历史场景都得以在文学中有所表现了，文学中的中国历史变得完整。《中国作家》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认为，通过《这边风景》，我们形象地看到了那一段鲜活的历史，我们饱览了这边独特风景，对于走过的路我们无悔无憾，对于脚下的路感觉更为坚实，对于未来的路我们豪情满怀。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曾将浩然视为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如今在他看来，《这边风景》才是十七年文学的幕终曲。雷达认为，该书不同于“文革”文学，因为它没有绝对化的“三突出”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极左品性，而且也不同于“文革”中的地下写作，而是延续着十七年文学的某些特征，仍然有较为丰富的生活性，人物有真实血肉，即使写斗争，也有一种美感，有自己的诗学。

认识新疆的范本

《这边风景》是继《青春万岁》之后的“新疆万岁”、“伊犁万岁”。评论家白烨这样评价。而《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这样说：新疆伊犁可以说是王蒙先生和文学结婚的新房，由此他真正步入了成熟作家的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则认为，这部作品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文化协奏曲，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真实记录。

王蒙自1963年“自我流放”到新疆，与维吾尔族农民一起下地种植，同室而眠，朝夕相处如同家人。后来成为他们的生产队副队长，学会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进而喜爱他们的文化。在雷达看来，爱是王蒙这次写作的最重要的原因。小说中对伊犁的自然风情、物产、气候、风俗等都极为欣赏夸赞，割苜蓿、舞钐镰、打馕、和面等等，从衣食住行到宗教仪式，从语言表达到情感诉求，王蒙有声有色地表达了维吾尔族人的原生态的生存方式，以及积淀在其民族性格当中的精神质地。

喀什师范学院教授姑丽娜尔·吾甫力是维吾尔族人，在她看来，王蒙小说抓住了维吾尔族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非常深刻地讲到了伊斯兰文化影响下的维吾尔族人的性格内核，对伊斯兰文化的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准确定位远远超出了人类学家对民族志的书写，而这是一般很多作家尤其是汉族作家都会回避的。新疆维吾尔族内部如南疆北疆、喀什和伊犁的维吾尔族人也有区别，伊犁人哈哈大笑的姿态，喀什人是不看好的；伊犁人男的戴硬沿帽子，女人围头巾，而南疆男女都戴小花帽；伊犁夫妻骑马，总是妻子在前，丈夫在后，南疆则相反。诸如此类的文化细节都是有趣的书写方式，甚至在维吾尔族文学作品中也是很少能够见到的，可见王蒙对新疆文化了解之深、展示之生动，《这边风景》也堪称为很好的认识新疆的范本。

王蒙热爱新疆，新疆也给予王蒙以写作的营养。在作家徐坤看来，王蒙独创了一种带有拉条子、手抓羊肉、葡萄干和烤馕味的汉语，独创了一种维汉混杂的新汉语，汪洋恣肆一泻千里，抒情议论不舍昼夜，而这种写作风格的源泉就来自于新疆，《这边风景》及之后的作品与之前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那种标准式的学生腔的汉语句式、语法完全是不同的，这都得益于他的新疆生活。

写不可摧毁的生活

《这边风景》所书写的，“虽然不无从众的嘶喊，本质上仍然是那亲切得令人落泪的生活”，王蒙在“前言”中这样写道。小说中涉及了当年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1962年的“伊塔事件”，1964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但是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所言，这些事件不过是小说结构的“地基”，作者着重表现的是这些历史背景之上的日常生活，表现新疆伊犁这样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地区中各民族的日常生活。因此，在那些紧张得令人窒息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

小说令人有大快朵颐之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志忠读后说道，无论是那简单至极的石灰水刷房子，坎土曼做农活，还是女人们扎堆的闲言碎语蜚短流长，和具有节日盛典气氛的打馕的日子，雪山流淌下来的清清河水，高天旷野上的烁烁星光，生产大队在大工程即将展开前的犒劳“大餐”，与内地的“龙口夺食”迥异而长达两个月的麦收，新婚夫妇家中的窃窃私语，无不令人陶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

生活是《这边风景》里无所不在的主题。白烨指出，写《这边风景》，王蒙并非是生活的旁观者，或生活的记述者，他是在写朋友、写家人、写自己，正因为这样一种身心融入的写作，作品才表现出十足的地气和盎然的生气。王蒙自己曾在创作中这样写道：“即使在政策偏颇、民生艰难的岁月，生活仍然是强健的、丰富多彩的、美妙非凡的。我的体会是，不妥的政策会扭曲生活，而劳动人民的真实与热烈的生活，却完全可以消解假、大、空式的‘左’的荒唐。”这些“生活”的出现填充了历史的空隙，使得那个在时空里渐行渐远、在记忆中逐渐模糊的荒诞年月，又重新真实了起来。正如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所评，《这边风景》大量写到生活中的有趣，生活中不可被牺牲的、不可被摧毁的伟大的力量，这种东西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能够实现巨大和解的一种源泉。

与自己隔空对话

王蒙很重视他的这个“孩子”，雷达说，1978年，雷达作为《文艺报》记者访问王蒙时，王蒙就郑重地向他谈过他写作时间最长的这部作品。相隔近四十年之后《这边风景》问世，在每章之后，王蒙都做了一个简短的“小说人语”，雷达认为，这既是王蒙跟四十年前的自己隔空对话，也是与今天读者的对话，缓冲“出土文物”般的遥远陌生感，尽可能拉近今天的语境。

“小说人语”类似于《史记》“太史公曰”和《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梁鸿鹰指出，“小说人语”里面展开的另外的天地让人着迷，无论是人生感悟、价值判断，还是思索絮语、随意议论，常常给人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冲击，这些话语把本来散在四处的气息串接了起来，把历史与现在联系了起来，让我们鉴过往、知当下、向未来。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小说人语”与前面正文形成建构与解构关系，“小说人语”其实是拆卸叙事，对故事进行再分析，是一个人隔了很长的时空给自己写的作品做评。

“小说人语”与正文同样真诚，同样可以看到一个永葆热情的“少共”王蒙，如陈晓明所说，“少共”不是直接和硬性的概念，而是生活世界中永不消逝的光明和对美好的永不放弃的肯定。《这边风景》基本保留了原貌，因为遵循着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性，一些带有时代印记的“庄语”今日读来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意味，张志忠认为，“小说人语”也有助于跳出当年语境，拓展小说的表述空间。

尽管评论家对《这边风景》一致给出极高的评价，王蒙自己却认为，这部书有极大的局限性，并为此而痛苦，没想到它的局限性反而成为一个特点，怀念和记忆的文学化使历史不再呈现断裂的形态，而小说中一些人物的影子也出现在后来的创作之中。2004年王蒙回到伊犁经过维吾尔村，见到那些老哥们儿生活得不好，因为在阿拉木图他们没有根。王蒙说：“我仍然保留对他们的关心，希望他们日子以后能过得好一些！”

王蒙再讲《红楼梦》：《红楼梦》的小说学案例

王蒙是作家，王蒙也爱红楼。20多年前，王蒙写出了《红楼启示录》，此后又有《双飞翼》《王蒙话说红楼梦》《不奴隶，毋宁死？——王蒙谈红说事》等，77岁的时候，王蒙还推出了新著《王蒙的红楼梦》。王蒙的红楼梦是青春的，是热情的，不索引考证，更似随心而至。“老读《红楼梦》，总有几处不放心。”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一场公益讲座上，王蒙这样说，并对《红楼梦》中一些清楚的和不清楚的话题与听众分享。

生而携石：补天余石与“多余人”

“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作宝玉。”《红楼梦》中贾宝玉本是女娲补天余下的一块石头，王蒙认为，俄罗斯文学中有“多余的人”，而贾宝玉就是中国的“多余的人”的形象，不能起到补天的效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在封建社会，要为社会所用，首先就得看能不能为朝廷所用，因为所有资源都集中在朝廷，不为朝廷所用，就等于不为社会所用。贾宝玉最讨厌的就是人家叫他好好读书，将来为朝廷当差，可以说是女娲的弃儿，是朝廷的弃儿。

对于宝玉的形象，王蒙归纳了几点：宝玉拒绝儒家功利那一套，因为越学那一套，越有弃儿之感；衔玉而生，生而不同，地位太优越，也给他带来痛苦；石头本处于大荒山无稽崖，既已托生，离开了清洁之地，就只能于红尘中闹腾了；小说属于引车卖浆之流的言语，玉本来神之又神，进入小说之后也高雅不起来了，跟着折腾；从无中来到无中去，从大自然中来到大自然中去，石头人间经历一番最后又变成石头，表达了对人生的无奈感，对人生价值的某种怀疑。

宝玉摔玉：超乎常理，妙在难解

贾宝玉见林黛玉时，知道了林黛玉无玉，就把自己的玉摔了。王蒙认为，这一段写得超常，一个少年见了另一个少年，发现对方有什么好东西，而自己没有，因而哭闹，这可以理解，但因为自己有而对方没有便“无私”地闹了起来，这不可理解。在王蒙看来，一见面，就给黛玉取名字，“hi，哥们儿，我给你取个名字吧，就叫颦儿”，这超乎常理；问有玉无玉，超乎常理；摔玉也摔得超乎常理，摔玉是出于希望林黛玉也有玉的这种愿望，超乎常理而令人感动。贾宝玉并非见人就问人家有没有玉，更从来没有在人前摔过玉，摔玉的情分与痴狂并不是每一个接触过宝玉的少女都能得到的，王蒙说，这一想，你就为之感动了，为之泪下了。假如林黛玉说：有啊，在这儿呢。那么两个人得狂欢，因为二人在关键符号上取得了一致。超常，所以绝妙，绝妙却难解，难解，就更妙。

王蒙解释道，佛家说，两人走在街上，回头一望，双目对视，因缘际会由此产生。贾宝玉一见黛玉，不闹腾一下没法活。玉是两人间最大的障碍，他有玉，她没玉，玉是个征兆，古代有很多宿命论，这等于拈出一卦：两人虽然来电，但姻缘成不了。更麻烦的是宝钗有金锁，湘云有金麒麟，所以林黛玉见了贾宝玉就讥讽。

“我感动，而不理解，或许这就是小说的特色。”王蒙这样说，韩少功曾言：你想明白，你写论文结了。同样，在王蒙看来，写小说就得不明白，你就得让读者跟你一块儿干瞪眼，跟你一块儿着急。

秦可卿的意义：性与衰落的符号，曹雪芹的矛盾之笔

秦可卿出场少，却是《红楼梦》里一个重要的人物。王蒙指出，小说把她写得那么美，可是突然就死掉了，这不符合小说学，小说学中重要人物是要有贯穿性的。秦可卿是重要的，整个《红楼梦》的主旨是通过秦可卿向王熙凤托梦说出的：“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这是关心大局的忧患意识。自古有定论，认为秦可卿媚情，而在王蒙眼中，秦可卿是一个爱的符号，甚至是一个性的符号，但她又变成了衰落的符号，变成了女娲的符号，变成了道德败坏、意识形态崩溃的符号。

秦可卿又是深思长考的符号，表达了曹雪芹内心的矛盾，王蒙认为，封建社会在男女关系上是非人性的，但是对于具体的人，曹雪芹又无法克制对她的喜爱，在曹雪芹笔下，整个贾府里最动人的是青春年轻的女性，那些男人则都是臭的，一个好的都没有，所以秦可卿这个人又被描写得非常可爱。一个可爱的女性陷入不雅的、无法说出口的一组性关系中，文学上是有的，比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一开始他想写一个堕落的女性，但写出来之后人人都爱她，人人都觉得她高雅。秦可卿有些类似，而秦可卿留下的一大堆谜团也并没有降低她的可爱，没有降低她在十二钗中的地位，没有使人们对《红楼梦》的真实性产生疑惑。

尤三姐之死：亲历与听闻之别，不能把《红楼梦》完全当真事看

《红楼梦》中，柳湘莲起先答应了娶尤三姐，后又退婚，说贾府只有门口两个石头狮子是干净的，让尤三姐退出订亲的宝剑，尤三姐自刎。王蒙怀疑尤三姐之死有蹊跷，因为死得太容易，首先，自杀并没那么容易，只有割了动脉才能准确死亡；其次，作为订婚信物，宝剑能否实战？再次，柳湘莲是会武功的，当时一个箭步上去即可挡住，怎么能让她自杀？就算柳湘莲反应没那么快，赶巧送的是利剑，赶巧尤三姐瞎猫碰到死耗子正好割对了地方，死也不会死那么快。王蒙认为，《红楼梦》中写什么都很细致，吃饭、穿着等等，无不尽其极，写尤三姐之死却寥寥几笔，因而可见，曹雪芹写家庭内部的细腻化、生活化，写外部的则粗线条化、戏剧化，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外部的大多是听来的，道听途说，非其亲历，就像写一只鸟，如果养过，就写得细腻，写一匹马，如果没养过马，写得就不会像写鸟一样细致入微。因而读者并不能把《红楼梦》完全当真事来看。

王蒙指出，除了尤三姐的传闻化、非生活化，赵姨娘和贾环也是扁平化的。《红楼梦》中所有人物都是立体化的，如王夫人，高贵认真，又有她的刚愎自用，贾母有像说单口相声的时候，又有瞪眼发怒的时候，而赵姨娘则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一句人话，怎么讨厌她怎么做，贾环也是怎么促狭、怎么丢人现眼怎么做。王蒙由此认为，曹雪芹对庶出子女有不良印象和负面抵触，因而借机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