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笔记】当今中国农村：不必总唱衰，也不要太乐观！

点击：  作者：昆仑策研究院综合编发    来源：  发布时间:2016-02-15 13:49:32

 

 【编者按】今年春节期间，乡村话题又火了起来，这与迫在眉睫而务期必成的全面小康目标不无关系。中国幅员辽阔，农村情况千差万别，无论谁的回乡调查，也不可能反映我国乡村的全貌，但兼听则明，有益分析。为此，我们选编了三篇《返乡笔记》，各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对当今农村的观察与思考。

 

　　【返乡笔记一】

　　一位记者眼里的乡村图景：正经历从未有过的大变局      

　　（作者：丰富；本文原载“记者小浪人”，转自：瞭望智库）

 

　　大山那边是张家界慈利县，听说现在山路都荒芜难觅了

 

 

　　村名中有个“峪”字，形象地表明老家处于山谷之中

 

 

　　爸妈花了二十多万建的房，我家是左邻右舍唯一没建楼房的

 

　　家旁边有个小型水库，记忆中小时候过年就会拉网打鱼

 

　　站在自家房子背后山包上俯拍，不少朋友说看上去像个小康村

　　今年水库也打了鱼，我回来晚了，没有看到，堂叔家晾晒出来了

 

　　老家田地都种了橘子树，过年难得看到一块油菜了

 

　　爷爷90过了，身体还不错，草垛曾经很常见，现在不多了

 

　　天确实很蓝，在我求学工作的北京、长沙都是稀缺品

　　对乡村，我既熟悉又陌生。我出生于湖南石门县一个叫做悬钟峪的小山村，在上高中之前进县城的次数都不多。2004年以后，我开始在首都和省会求学、工作，只有寒暑期或者公共假期才能短暂返乡探亲。

 

　　一方面，我对对湘西北乡村的生产生活、风俗人情有比较直观的体悟。另一方面，我也深刻地感受到，最近这十多年来，家乡发生的发展变化非常大，有一些是表面可以看到的，还有一些是看不到的。

 

　　石门县是一个土家族聚居县，地处武陵山脉东北边缘地带。

 

　　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在县城西北方向20多公里的地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乡道与S303省道连通，交通还算比较方便。村名中的一个“峪”字，形象表明了这是一个山谷地带，农户大多沿着乡道建房而居。

 

　　最近10多年来，我回家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每次返乡探亲，我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农村经济状况早已今非昔比。谈不上发家致富，但至少绝大多数家庭衣食无忧，生活方式也在逐渐向城市文明靠拢。

 

　　在我的印象中，以前乡邻评价一户人家好不好，主要看他家里修了楼房没有，装修搞得怎么样，家用电器买得全不全，来人来客时招待的饭菜丰不丰盛。

 

　　现在，这种观念已经在悄悄变化，开没开小车，在城市有没有买房，才是界定你在外面混得如何的外在标准之一。

 

　　我父母至今居住的那个自然村组，目前还有18户人家，算下来总计有将近80-90号人。这些年，老家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已经大大得到改善，家家户户都建起了楼房，通组的通路也都硬化了，几乎所有田地都栽种了四季常青的柑橘树，整个村组仿佛就是一个大橘园。

 

　　当然，即使在同一个县，不同区域乡村的贫富差异也是很大的。春节前夕，我到石门县西北方向位于湘鄂边界的壶瓶山地区转了一圈。应该说，大山区的生存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不少群众还居住在不通公路的半山腰上。

 

　　一些村支书告诉我，这几年山区群众的生活总体上是大大改善了，获取收入的方式有外出打工、种植茶叶，还有政府发放的生态补偿。

 

　　走访期间，我问一些山区群众，问他们最希望政府做些什么。得到的答案是，一是解决出行难得问题，二是解决吃水难的问题。另外，希望政府能够加大产业扶贫的力度，把茶产业做到做强。

 

　　这次回乡过年，一个突出感受就是人气不足，有很多人没有回乡过年，还有一些人到广东跟儿女一起过年去了。

 

　　听长辈讲，平时留在村里的，主要还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和少数几个在老家上学的小娃娃。平日里，在村里是很难看到年轻人的，他们大多在外工作。

 

　　这多十年来，村里人出外谋生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在建筑工地卖苦力或者广东一些制造工厂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人比较多。

 

　　现在，年轻一代在外从事的行业五花八门，有的在长沙搞药剂贸易，有的军校毕业后在部队带兵，有的在江浙一带承建照明工程，有的在县城开金店，还有四五个家庭举家在广州从事出租车行业。

 

　　混的最好的，手上有三辆出租车，同时有5个人在他手下干活儿，收入早已远远超过一般的城市工薪族，他这样的人大概早已不算“打工仔”了。

 

　　家乡人在外谋生方式的变化，映照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以往，农民缺少知识，缺少人脉，缺少资本，进城以后只能靠出卖劳力为生。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很多“农一代”和“农二代”已经完成了知识、经验、资金和社会关系的原始积累，他们已经凭借这些市场要素来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红利。这一变化，今后肯定会吸引更多人关注、研究。

 

　　有些乡村精英完成了原始积累，对家乡的反哺力量也是巨大的。

 

　　我有一位相熟的异姓叔叔，早年在深圳工厂打工，后来自己开工厂、做老板，据闻已经积累了数千万的身家。“咸鱼翻身”后，他在家乡做了两项投资，一是投入数百万，在集镇上买了一块地，修建了一个高标准的幼儿园，租给别人办幼儿园，一年只收10万的租金；二是投入数十万，搞了一个自来水工程，一举解决了两三个村子的吃水问题。

 

　　显然，要计算投资回报率，他的这两笔投资并不理性。我也曾问他，又赚不到钱，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只是笑笑，并未给我答案。

 

　　我想，对一些走出去的乡村精英来说，很多人还是怀抱着回馈桑梓的赤子之心。今后，如果有更多精英愿意回来建设乡村，说不定能产生非常美妙的化学反应。

 

　　很多观察者都看到了乡村所谓“空心化”的问题。在我们的家乡，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位本家大伯不无感慨地对我说，“我们这批50岁以上的人死后，估计就没有什么人了。不超过20年，我们这个组上的很多房子肯定就没人住了。”

 

　　老家父老乡亲的生存条件确实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家庭抗风险能力依然十分羸弱，一场大病或者一次意外，就可能将一个家庭打回10年前，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

 

　　我认为，一些乡村包括我的家乡，地理位置偏僻，自然条件一般，它们的衰败甚至消失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可以纪念但不必过分解读。

 

　　追求更好的生活，谋求更大的发展，不管对城市人还是农村来说，都是最朴素、最真切的心愿之一。我的父辈们，他们囿于知识和机遇，始终未能摆脱依附于土地的命运，穷其一生精力，他们的最大希望就是儿女走出去。

 

　　对农村人来说，要“洗脚进城”，肯定会伴随着骨肉分离、亲情饥渴等等问题。这样的代价很沉重，但是却没得选择。

 

　　地区发展不均衡，城乡鸿沟短时间难以弥合，不管愿不愿意，大部分农村人只能顺势而为，主动或被动卷入工化业、城镇化的历史发展大潮之中。

 

　　我在乡镇中学念初中时的一位老师，现在是湖南一省直厅局的处长，今年春节期间他在微信朋友表达了“三个感叹：若农村平常时能有春节期间的人气就好了；若重点包含教育、医疗的农村社会保障网络编织得愈实愈密就好了；若农村含辛茹苦培养的人才能够回流，反哺甚至产生吸附积聚人才示范效应就好了。

 

　　未来乡村会怎么发展？一位颇有见地的区委书记说，乡村的未来应该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人口增幅放缓，二是经济增速放缓。到那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人类快速扩张的势头会趋于停滞。一些过于偏远的小村落会逐渐衰败、消失、合并。而在一些人口集中的乡村，基础设施会进一步完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会逐渐“欧美化”。

 

　　“村的空心化”和“人的城镇化”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空心化”带来的冲击，对乡村而言无非是所谓凋敝、破败等而已。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对城市而言才是巨大的挑战。有些“农二代”，乡村回不去，城市留不下来，由此滋生的社会问题才刚露端倪而已。

 

　　在这方面，我的家乡早已尝到苦果，一些游手好闲的青年混混，常年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在县城频频闹出枪击、斗殴事件，让家长、政府都颇为头疼。

 

　　这次返乡，还有一个突出感受，教育城镇化已渐成气候。好几位堂兄咨询我，到底要不要把孩子送到县城上小学。开学之际，我打电话一一问他们，得到的答案都是还是决定把孩子送进城上学。但凡条件好点的农户家庭，都把孩子送进城上学了，农村学校“空心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应该说，在我的家乡，尊重知识、尊重读书人的氛围还很浓厚，“读书无用”和“知识无力”的思想倾向暂时还未露出明显苗头。这与石门县的特殊情况有关，虽然是一个边远山区县，但是石门的高考成绩却十分突出。

 

　　最近十多年来，每年都有数百农家子弟考入211、985重点高校。我的很多高中同学，毕业后大多找了还算体面的工作，留在了一二线城市，相对来说混得还算可以，很多家庭因此得以走出贫困。

 

　　零零碎碎写了这么多，但还是难免挂一漏万。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不管是“村的空心化”还是“人的城镇化”，谁都不能否认，我国乡村总的发展趋还是持续向好。

 

　　湖南一位地市党报时政记者说，“不管农村怎么变迁，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一判断，很多人不认可。我的态度是，对于农村的未来，不必总唱衰，当然也不要太乐观！

 

 

 

　　【返乡笔记二】

　　这样的农村，意义何在？

　　（作者：庸人；转自：农业小强人）

 

　　我来自南方某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村，我们镇离县城最远，属于边陲小镇，自古以来祖祖辈辈都是以农耕为生。

 

　　1991年，村里第一批年轻人去广东打工，25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村作为南方农村的变迁的缩影，记录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思想的激烈变迁。

 

　　一、 1991年，那山、那水、那些人

 

　　25年前，我们村人均土地面积少，所以在解放初期，村里的山都开垦了，梯田梯地，鳞次栉比，蔚为壮观。山里基本没有杂草，通往山里的路畅通无阻。村里的小溪清澈见底，小孩们光着屁腚在溪里捞小鱼，大人在溪里挑水做饭。

 

　　作为武术之乡，村里有好几个武术高强的把师（师傅的意思），那时候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会几招，我记得我小时候在晒谷坪里，比我们大的哥哥、叔叔们都在那扎马步，练拳或者练剑。

 

　　三面环山的村庄，只有一条弯弯曲曲满是泥巴的路通进村里。傍晚，炊烟袅袅，鸡犬相闻，就像一个世外桃源。

 

　　我们很穷，那时候，每年都有几个月会青黄不接，有的人家就会吃薯米饭（地瓜拌米煮）或者玉米饭。村子里的红砖瓦房很少，交通不方便。

 

 

 

　　二、2016年，那山、那水、那些人

 

　　25年过去了，山还在，由于缺乏劳动力，山里已经完全荒芜，通完山里的路完全找不到了。那条小溪还在孜孜不倦的流淌，但是溪里已经到处是生活垃圾，自来水已经达到了每家每户。进村的公路在村干部的努力下终于成为了水泥马路，一幢幢小别墅拔地而起。25年前的那些人都已经身为人父人母，但是他们没有留在村里，而是在外地务工。留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

 

　　（一）光棍问题：重男轻女必然付出的代价

 

　　城里剩女问题比较严重，在农村，光棍问越发突出，30岁还未娶到媳妇，基本就可以定义为光棍。我们村，25岁以上未婚娶的健康男子已经有近20人了，这些人要么就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要不就是老实巴交。女孩在农村越来越成为香饽饽，这也就是为什么农村彩礼越来越敖贵，物以稀为贵，这就是计划生育下重男轻女思想农村必须付出的代价。

 

 

　　（二）人情往来：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

 

　　原以为人情往来在城市压力很大，但是听家长说，现在一年下来，农村的人情往来就是很大一笔负担。过去，红白喜事，村里人和亲戚朋友就会聚在一起，礼金不多，大家一起打个牙祭。现如今，各种酒席名目，礼金也是越来越高。

 

　　（三）自由恋爱：留守儿童不知母亲是谁？

 

　　自由恋爱这股思潮对我们村的冲击很大，尤其是男孩家庭，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男孩能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带一个姑娘回来，这样的自由恋爱可以省下一大笔彩礼，如果要是能怀孕回来那就再好不过。这几年，村里嫁进来好几个外地的媳妇，有的在这里相夫教子扎根在村里了，还有的人因为家里反对，或者因为家庭条件等因素最后都一走了之，把孩子仍在村里由爷爷奶奶抚养。

 

 

　　（四） 知识无用：读书没读书的都在一块务工

 

　　知识改变命运，靠读书来实现跳农门的愿望。这不仅是我家人对我的期望，也是村里所有家长的期望。2005年之前，村里考取了好几个大学生，毕业后，包分配的包分配，自主择业的自主择业，大家都留在了城里，成功跳出农门。之后，村里考取本科和专科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但是基本都回到了村里，农村大学生就业难，现在是读书和没读书的人一起在一个工地上，有的家庭甚至因为供小孩上学而返贫。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

 

　　（五）村委选举：黑道与流氓的舞台

 

　　三年一次的村干部选举，据说是村里的一件大事，不亚于台湾地区选举。买票、贿选一样不缺。听说前些年，村里一个年青人击败老村长，成功当选为村主任，这个年青人充分利用这个职务在外面坑蒙拐骗，在内就是吃拿卡要，反正把村委搞得乌烟瘴气，最后在村民的反对下辞职。随着乡贤文化的消失，村民自治已经有点遥不可及。每一次村委选举，各方势力都宠宠欲动，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村民自治，需要政府创新农村治理模式，大力培育农村致富带头人。

 

 

　　（六）道德松懈：经济发展最大的悲哀

 

　　受到物质的冲突，熟人社会的道理约束越来越弱。只要能挣到钱，做什么都成，在这种心态下，许多人为了钱，的确是不择手段，赌博、行骗等什么都干，什么都敢干。

 

　　三、这样的农村，意义何在？

 

　　“嘟嘟~~”村里的水泥路上堵车了，2015年，村里很多家庭都值班了小汽车，现在大彩电、电冰箱已经成为标配，空调和小汽车也逐渐走进了每家每户，小别墅也越来越多。通过外出务工，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起来了。但是传统的乡村文明已经被快速发展的经济冲击的支离破碎，人还是那些人，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已经变味，25年前的年青人即将或者已经成为老人，25年前的小孩为人父人母，25年前的农村没有变为乡村，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动力，没有可供传承的乡村文明，农村成整体变为了个体，这样的农村，意义何在？

 

 

　　【返乡笔记三】

　　天价婚姻：为什么中国乡村娶妻成本越来越高？

　　（作者：张雪霖，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转自：“澎湃新闻”）

 

　　【高额的彩礼、家庭组织和家庭伦理的变革，正是农民对市场参与带来的阶层分化和竞争焦虑的不自觉适应，也是底层社会的竞争策略。

　　本文为三农研究者的回乡笔记系列之一，作者张雪霖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探讨了当下天价婚姻、高额彩礼的成因和乡村家庭伦理的变革。】

 

 

　　一

　　我的家乡是安徽亳州，在春节回家的火车上，对面坐着一家三口，安徽阜阳太和人，夫妻俩46岁，儿子22岁，高中毕业，女儿在家上高一。他们夫妻俩在湖北宜昌打工有十几年了，租个门面做餐点生意，卖油条、烧饼、包子等。

 

　　阜阳和亳州距离很近，1个小时火车的距离，地方文化是相同的。恰好我先后两次跟随团队在宜昌乡村做过社会调研，分别是2013年4月在宜昌点军区，2015年12月在宜昌秭归县，可以说对宜昌当地的家庭社会文化还是相当熟悉的。于是，就跟老乡攀谈起来，聊聊他们在外打工的生活。

　　崔阿姨夫妇俩在宜昌做小生意十几年，儿子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就去宜昌给父母做帮手了，女儿一个人在老家读高一。家里几亩土地流转给村里老乡，450元／亩，只有春节才回老家，甚至有的春节也不回去，目的就是为了多挣钱。

 

　　在房价上涨前，2007年崔阿姨夫妇以1000多元／平方米的价格，在宜昌市买了一套60平方米的商品房。儿子今年22岁了，到了结婚的年龄，之前在宜昌谈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但是由于父母不同意，俩人就分手了。今年春节回家就要给儿子相亲，认为还是找个老家的媳妇比较靠谱，至少家庭观念和生活习惯都一样。他们在宜昌生活感受到地方文化冲突，这也是儿子与宜昌女友分手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崔阿姨说儿子的前女友让自己最不能接受的有两点：

 

　　其一，生活观念上，宜昌人太爱吃喝，对生活的要求很高。对于地处皖北的崔阿姨而言：“我们生活吃喝只要过得去就行，有的时候忙起来，随便吃点就行了，挣得钱都节俭积累下来，好留给儿子。但是对于宜昌人而言，这种节俭的生活是无法忍受，挣钱不花是傻瓜，人生在世吃喝二字。”

 

　　其二，生育观念上，不管是生男还是生女，生一个就够了，不愿意生二胎，父母也不愿意为子女操心太多，更注重自己的生活享受。这一点崔阿姨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在他的老家是一定要生个儿子的，父母这一辈子的奔头就是为儿子娶媳妇抱孙子，平时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攒下来的钱都是给儿子娶媳妇的。    

　　既然打算给儿子回家娶媳妇，就要按照老家的规矩来办，阜阳和我的家乡亳州都地处皖北，现在婚姻的市场价不断攀升，现在为儿子娶媳妇除了需要建一栋楼房外，还要支付十五六万的高额彩礼。崔阿姨说他们村里大部分都建了两层楼房，还有一些建的是三层的，三层根本就住不完，没有必要，但都是比着建起来的。

 

　　儿子今年春节回家准备相亲，为了提升儿子在婚姻市场上的资本，她也在纠结着要不要在村里再新建楼房，家里的楼房还是10年前建的了。但这十几年在外做生意挣的钱，在老家的镇上已经买了2间门面房，宜昌市也有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崔阿姨想现在老家新建楼房属于纯消费性的，用处不大又要花一大笔钱，就先不建，等儿子相亲定了后再看女方有啥要求吧。

 

　　二

 

　　春节回到家，不管是庄乡邻里串门聊天，还是走亲访友嘘寒问暖，家长里短聊的最多的就是结婚吓人的彩礼故事。两三年前我的堂弟和表弟结婚彩礼为10万到12万，今年的行情已经普遍上涨到15万到16万。而最近家乡口耳相传的就是一个彩礼要20万的故事，家乡的父母们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人人都忍不住感叹下“真是不得了，这咋弄”。

 

　　庄乡们心里都清楚，有一个人要价20万开了头，慢慢的就成为大家效仿的对象，最终成为普遍的市场行情。尤其是家里有2个儿子或者3个儿子的，父母都已经着急的不行不行了。我们村里的一户叫学习的，有2个儿子，大儿子过了年22岁，小儿子18岁，大儿子已经相亲好几个，都以失败告终。村里的庄乡在议论时都为学习捏一把汗，大儿子相亲再不成功，就有可能打光棍，小儿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因为在我的家乡儿子一旦到了21岁婚事还没有定，父母就开始非常焦虑了，因为到了二十三四就比较难找了，在婚姻市场上有可能被淘汰。而今年相亲出现的新形势是，女孩一听到对方家里有2个儿子，更别说3个儿子，连见都不见。

 

　　现在女孩相亲找对象的标准从过去兄弟多家族大变成了现在的要独子、有钱、父母年轻健在，因为若是独子和父母年轻健在的话，父母还能劳动，挣得钱都归独子，还能帮忙带孩子。村民议论时无法理解：“一听说两个儿子，连见都不见，这是啥道理。你先见了面，有啥要求尽管提，这连见都不愿见，咋弄。”

 

　　这也对村民的生育观念带来很大冲击，过去村民追求多子多福，兄弟多家族大，没人敢欺负，而现在真的变成“生两个儿子哭一场”。国家虽然放开了二胎政策，但是现在头胎生了儿子的，虽还想生个女儿，但愣是不敢生，就怕再生个儿子，到时候只有哭了。

　　我家乡的父母们就像火车上的崔阿姨一样，在外拼命打工挣得钱，不舍得吃不舍得喝不舍得穿，为的就是实现家庭财富积累的最大化和代际资源的向下传递。自从儿子出生的那一刻起，父母就已经开始为儿子操心，为将来娶媳妇做准备，因为儿子娶不到媳妇打了光棍，不仅父母自己一生愧疚，死不瞑目，就是周围的庄乡邻里也会在背后指责父母无能。而如果做父母的贪吃爱喝，存不住钱，村庄社会舆论就会指责父母不正混，家里没有钱，也没有人愿意给其儿子介绍对象。

　　而宜昌秭归的地方文化与此完全不同，相比之下父母为儿子操心的太少，父母的人生任务主要是将儿子抚养成人即可，儿子娶媳妇结婚主要是他自己的事情，父母在有能力和顾好自己生活前提下，才会辅助帮忙娶媳妇。而结了婚后，父母一般也不会帮忙带孙子，一代人只管一代，带孙子是儿子自己的事情。因为代际之间并没有资源向下传递的压力，当地人注重家庭财富的积累，挣得多花得多，挣得少花得少，挣多少花多少。令笔者惊讶的是调查的一个村庄家庭存款在5万以上的居然不超过一半，还有很多家庭住着土房子。

　　在秭归调研，一个30来岁的男青年在北京服装厂做技工，2015年收入为9.6万元，这是相当高的，甚至比很多高校毕业生都要高很多，但是除掉开支只剩下1万元。

 

　　还有一户70多岁的老太太，有一个儿子40多岁，光棍，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的生活享受。在家种田养了三头猪，卖了一头，杀了两头当年猪，当问及杀两头猪吃是否太多，她惊讶地说：“家里三口人杀两头猪，还划不到一人一头，怎会多呢。”此外，她每天要喝一斤白酒，一个月抽一仅烟，顿顿都有肉，“想吃肥的有肥的，想吃瘦的有瘦的”。这要是放在我的家乡，大家绝对是不能理解的，就会觉得父母太不会做人了。

 

　　两地对比，宜昌秭归的父母生活的轻松安逸无压力，注重生活的享受，生活水平高；而皖北的父母们不仅压力大，还生活的相当简单粗放。但另一方面，秭归农村却形成了普遍的贫困积累和大量的光棍，笔者调查的一个自然村落不足200人，30岁以上的光棍却高达22人。而皖北村庄的光棍却普遍比较少，父母虽然压力大甚至为儿子结婚而负债，但是子代却因为结婚都有了第一桶金，拥有社会向上流动的希望和机会。

 

 

　　三

　　阎云翔曾提出兄弟之间因为竞争通过婚姻索要高额彩礼来实现家庭财产的提前转移，最后的分家就只是一个形式了。但我一直困惑的是，为什么在我的家乡即使一个儿子也同样索要高额的彩礼，这仅仅用社会性面子是不足以解释的。

 

　　特别是现在女儿相亲提出来了更进一步的要求，两个儿子的都不愿意给相亲见面的机会了，彩礼不断水涨船高。

　　随着市场的自由开放和农民对市场参与的深入，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和全国性的婚姻市场逐渐形成，同时全国性的阶层分化也已经出现。面对着阶层分化和社会地位竞争的压力和焦虑，对于女性而言，婚姻的性质发生变化，婚姻由目的变成了现在的手段，即实现阶层竞争和向上社会流动的手段。所以现在即使是独子，女性也要索要楼房和高额彩礼，不再是兄弟之间竞争家产，而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有一个人要了20万的彩礼，大都会效仿和跟进，因为索要的高额彩礼并不是给女方父母，而是属于女方小家庭，第一桶金就可以存到银行。同龄人都要那么多，你若不要，在社会竞争的比赛中你就要落后，一步跟不上，可能步步跟不上。彩礼的不断跟进，至少能保证年轻人能在同一起跑线上。

　　全国性婚姻市场的形成和性别比的结构性失衡，中西部农村的女性资源在流出，就会进一步抬高婚姻的成本。娶外地媳妇很容易跑婚或离婚，娶个媳妇的成本太高，媳妇一旦跑了，父母很难给儿子再婚，那么家庭也就很难再翻身，所以就加剧了对婚姻市场中本地女性的竞争，女性在婚姻市场的要价也越来越高。

 

　　现在的农村经历了几千年历史从未有的丰裕，但同时中西部农村也构成了中国庞大的底层社会。在阶层分化与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中西部农村的农民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重有限的限制下，农民对市场参与带来的阶层分化竞争的压力，唯有通过婚姻向家庭内用力来实现压力的转移。

 

　　高额的彩礼、家庭组织和家庭伦理的变革，正是农民对市场参与带来的阶层分化和竞争焦虑的不自觉适应，也是底层社会的竞争策略。生活在村庄中的农民，头脑中没有阶层的意识，更不知道阶层的概念，但是他们在熟人社会面对面互动中却感受到的是深刻的竞争压力。

　　村里的梁子和燕子是亲兄弟，梁子是老大，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不仅在亳州市买了房，2015年又在家建了楼房。而燕子在北京打工，家庭经济条件稍差，又有两个儿子，家里现在只有存款30多万，还没能在城里买房。今年春节他不想回家过年，觉得自己穷，没本事在城里买房，会被人看不起。在她媳妇的再三劝说下，才回家过年。一向开朗幽默的燕子，往年见到我总是“大学生”“大学生”的喊，今年再见到他却总是郁郁寡欢，心理憋着一股气。

 

　　村庄中最亲密的兄弟之间，充满了厚重的情感和责任连带，但市场参与日深的今天也同时被阶层分化的激烈竞争压力所撕裂。就像燕子一样没能像哥哥那样在城里买房，心理的沉重压抑使得他逃离春节，因为春节是乡村熟人社会和亲朋好友的大聚会，也是各种仪式性消费和日常性消费的集中展演。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但生活的也越来越艰难，尤其是村庄中处于中下层家庭的压力是巨大的，心是被撕裂的，社会关系是脆弱而敏感的。

 

　　四

　　理解了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形势，我们就无法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单向度地去批判乡村的衰败，抑或道德的沦丧、孝道的衰落以及婚姻家庭的伦理性危机。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潮流下，乡村的空心化和“衰败”是必然的，我们不能指望乡村建设的比城市还美，也是没有必要的，农民在不自觉地实现着接力式进城。因为所拥有的稀薄资本，农民拥有的优势在于土地和劳动力。在全国性自由劳动力市场形成后，除了少数拥有特殊资源禀赋的农民在市场分工中占据优势，大部分农民经济收入的分化主要依赖的是家庭劳动力的多寡和有效配置。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女孩择偶标准的新风向是独子和父母年轻健全，这样儿子成婚后就能组建新三代家庭组织，父母不仅可以外出务工挣钱，还可以在家种田带孩子。通过家庭组织内部的深度动员来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从而有务农的收入和多个劳动力务工的收入，就能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同时再通过省吃俭用就能实现家庭积累的最大化，正如父母所言一切还不都是为了儿孙们。

　　所以你在村中生活能明显感觉到大家竞争的压力，内心似乎很苦，父母很傻，但是你也感受到社会的活力和社会流动的希望，正是因为有社会流动的希望，父母才要牟足了劲，燃烧自己，点亮后代。全世界似乎只有中国才存在隔代抚养，也只有中国的父母会帮子女孩子。

　　通过对比道理就会很明显，我们村里的燕子家庭存款有30多万了，放在秭归的村落简直就可以说是首富了，但是他觉得自己还买不起城里的房子，和哥哥比自己很穷，连春节都不想回，你能感受到内心积累的巨大能量，心理能量就会在接下来的勤劳持家中释放。

 

　　相比秭归地区农村熟人社会内部有强有力的去分化机制，市场参与带来的阶层分化并没有转化为村民之间的社会竞争，村庄社会依然保持着传统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生态。父母并没有像我的家乡那那样为儿子操心，结婚成家主要是儿子自己的事情，孙代的抚养也是儿子的事情，也就是说子代家庭的再生产唯有靠子代自身。

　　因而，和全国大部分农村形成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不同，当地普遍形成的是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即妻子在家种田带孩子，丈夫外出务工。那么相较于代际分工下的新三代家庭组织，秭归的核心家庭组织的社会竞争力是很不足的。

　　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和全国性婚姻市场形成后，秭归和我的家乡属于两种家庭再生产的模式，秭归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个体模式，不管是婚姻的缔结还是婚姻的维系，都依赖子代个体自身的努力。而我的家乡可以称为是一种家庭模式，不管是婚姻的缔结还是婚姻的维系，都依赖代际之间的通力合作来完成。显然新三代家庭模式的效率和社会竞争力要比个体模式高，正是通过代际资源的向下传递来实现的。

 

　　在传统相对封闭的地方通婚圈内，个体模式也能实现家庭的再生产，但是全国性婚姻市场的形成和阶层分化竞争的时代，个体模式下的家庭再生产竞争不过家庭模式，就面临着家庭再生产的困境，突出的表现就是秭归农村家庭残缺者的高比例，即婚姻缔结困难的光棍数量很多、结了婚后媳妇离婚或跑婚的很多。

 

　　五

　　当下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并不是虚话，对乡村巨变的观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文人式的哀怨，更需要理性客观的剖析，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才是对9亿农民最深沉的爱。

 

　　处于底层社会的农民因为拥有的资本稀薄，面对着汹涌的消费产生的阶层分化，他们正在通过家庭组织形态和家庭伦理的变革来适应，在看似衰败的乡村社会中潜藏着社会流动的活力和希望。同时，他们的内心确实感觉到很苦很累，财富增长的速度越来越赶不上消费的提升，“现在花钱太厉害”成为心理的紧箍咒。

 

　　国家政策的导向不应再是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而是引导农民将财富的积累转化为家庭的发展能力，投资于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才是新科技时代实现社会流动的根本。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综合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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