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湖山坐落在地球北回归线上。北回归线地带因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影响，干旱少雨，几乎都是沙漠或稀树草原，唯独鼎湖山这片森林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因此鼎湖山被誉为“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洲”。这里保存着古老的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国际第17号生物圈保护区。

　　
　　蹬上鼎湖山南眺，但见西江水浩浩荡荡，气派宏伟。江面点缀着几个如宝石般碧绿的屿洲，美丽动人。这些美丽动人的屿洲有着美丽动人的传说。
　　
　　中国文房四宝之一是端砚，端砚就是这一段江水底下采出的被美丽的西江水滋润了千年的岩石制成的。之所以称为端砚，就是因为这段江水地处端州。
　　
　　宋朝包拯包青天曾就任端州知府，任官期满离开端洲时，行船在西江上，忽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包公问仆人船上有没有不干净的东西。仆人说:临上船时有人送来一包礼物，就数这包礼物来路不明了。包公将这包礼物扔到西江里，西江顿时风平浪静。这包礼物被江水冲散，化作现在的琴洲、砚洲、黄布沙和笔沙。这些屿洲正是鼎湖山上看到的西江中的屿洲。
　　
　　江山如画，我看画走进画里去了。
　　
　　西江上这几个屿洲之一就是笔沙，笔沙上有两个生产队，一个叫沙头生产队，一个叫沙尾生产队。沙头生产队里，住着伍二嫂，她就是我的三同户。我不知是她姓伍还是她丈夫姓伍，我一直没搞清楚，只知道她排行第二，村里人叫她伍二嫂。
　　
　　伍二带着两个小孩，小男孩八岁，小女孩五岁。她管我叫同志，同志是对我们下乡人的非常尊重的称呼。伍二非常能干，白天下田劳动，晚上回来照顾孩子做饭，逢十不是赶集，就是上山砍柴草。
　　
　　很快我就学会帮伍二嫂做饭了。其实很简单，一盘菜就是自留地里摘来的三片菜叶，大约隔一天吃一次菜。我把米和水放到锅里，盖好锅盖，然后再锅底烧上几把柴草，估摸着饭好了就不加柴草了，然后把菜放到饭上再盖起来焖着，把一沙壶水埋在灶中草灰里。过上五分钟，草灰底下的水就烧开了。揭开锅，撒点盐和油到菜里拌一拌，就开饭了。五二嫂特别喜欢吃我煮的饭，我估计是我烧的柴草燃烧比较完全，少烟，比起她那八岁的儿子省柴火。
　　
　　吃完饭，我洗了碗，顺手把碗扣到碗柜上，伍二马上纠正我，说饭碗不能倒过来放，不然以后就没饭吃了。我帮她上山砍了一次柴，她特感激，慢慢地，她就跟我聊起了她的身世。
　　
　　她小时候受后妈欺负，挨打挨骂，后来后妈把她当童养媳嫁给一个还尿炕的小孩，她不单要带尿炕丈夫，还要给婆家下地干活，割禾挑谷。后来全国解放了，她就改嫁了，嫁给典三村的一个男人，不久男人死了，她倒背了“克夫”的黑锅，找个男人家还很困难。后来嫁给这家，生一儿一女，丈夫长年在城里做工人，只是过年回来一次。
　　
　　我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我问她，你最幸福的是哪段日子呢？她说，最幸福是大跃进时期，青年队去修水库，过的是集体生活，一起唱歌，一起劳动，好高兴好开心。后来回到村子，生活就平淡了。还有一次，她的鸡不见了，她特别生气，就在门前扎了一个草人，每天进出就拿个棍子抽打草人，一边打，一边骂，“你这个该死的偷鸡贼，你这个该死的偷鸡贼”。后来邻居劝她不要咒了，她也觉得出够气了。她聊起这件事时，说得眉开眼笑，我看得出她对诅咒贼这件事特别自豪。

快过年了，她回典三娘家走了一趟，拿回来一条“文庆鲤鱼”。文庆鲤是贡品，只有典三村一口鱼塘产这种鲤鱼，典三村民每年也是限量一两条。吃文庆鲤是皇帝的享受。伍二没有趁新鲜享受贡品，而是把文庆鲤腊干了，留着丈夫回来一起吃。
　　
　　在我们城里人看来伍二嫂的生活非常苦，不过她见我时总是笑呵呵的。
　　
　　笔沙是西江江心一个屿洲，靠近西江南岸。上笔沙要过摆渡，从南岸摆渡到笔沙。生产队在笔沙上种了许多甘蔗和花生，这些作物是屿洲沙质土壤的特产。
　　
　　我们班的同学有住的在沙头生产队，有的住在沙尾生产队，我们小组住在沙头生产队。我们是下乡搞社教的，至于为什么要搞社教，怎么搞，我是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也不关心。社教是党员们的事，和我们群众学生没多大关心，我们下乡与其说是搞社教，不如说就是三同而已。我们三同实际是两同，同劳动和同吃饭，睡觉还是我们男生女生各自集团睡通铺。
　　
　　同住大家基本是一样，同吃就不一样了，有分到富裕人家同吃的，每周都有一、二顿荤腥，也有分到贫穷人家同吃的，天天就是木薯干和稀粥。我的三同户伍二嫂家境中等，菜不保证有，但米饭还是有得吃的。说实在的，农村米饭比城里米饭香，每隔两周，伍二嫂就拿一袋谷子到生产队的碾米机碾一次米，所以这是新米，比起城里的三级米好吃多了，所以即便没有菜，我吃饭也吃得很香。
　　
　　党员学生就不同了，他们有党组织活动，他们除了三同还要搞社教的，据说要抓阶级斗争，要选贫农做生产队队长。社教是他们党内的事，与我们党外学生无关。后来发现这社教非常滑稽，队长是中农，但是是共产党员，而社教运动要改选队长推荐的贫农并不是共产党员。这大概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吧。
　　
　　我们同劳动有时在笔沙上剥甘蔗叶，有时又渡到江岸上挑土加固西江大堤。相对来说，我们比党员有更多的时间，劳动之余，自然和农民聊聊天。开始，农民也不太说话，后来，可能是看我能干活，特别是帮他们从砖窑出砖的一次，砖窑里边又热又大灰，我在那干得挺卖劲，他们渐渐就和我聊天了。也许，他们发现我不是搞社教的，只是三同而已，这样聊天没有太大的顾忌。
　　
　　村里有两大姓，这中农队长姓董，而社教要搞上台的贫农姓梁。沙头最头上一户是个能人，但是是外姓，不在两姓当中，所以他不干预村里的公事，只是一人养猪捕鱼，五、六个儿女都是壮劳力，生活是最好的。董姓能人多，如有一个又会烧砖，又会木匠活，即生产队稍微大一点的非农业项目，都得靠董姓能人干。队长是农家里手，知天时地利，最关键就是何时播种，何时插秧，所以选他做队长排工大家服。队长家也富裕，但他是经营自留地富的，和洲头那户靠养猪捕鱼富裕不一样。
　　
　　我问他们十个工分多少钱，十个工分就是一天全出工的工钱，但工钱只能秋收后计算出来，平时只能记工分。他们说有一角多到两角钱左右。这比洪秀全故乡的大怖乡要好，大怖乡十个工分才八分钱。我又问他们工分最高的时候是多少，他们说有两元多。这可是个大数目，以一个月开工二十五天算，那就是城里三级技工的工资，比我们大学里讲师工资还高。我问工分怎么可以那么高，他们说，每烧一窑砖，每十个工分就多一毛钱，那年烧了十几窑砖，所以十个工分两元多钱，今年烧一窑砖，所以工分就是一角多。我问为什么不烧多几窑砖，他们回到说公社有规定，一年只准烧一窑砖，否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虽然滑稽，但我笑不出来。
　　
　　班里找人画村史，找来找去就我们班的黎志雄同学一个人能画，说人手不够，我觉得天天三同就腻了，所以自告奋勇去帮小黎画村史。小黎也接受了我，想不到幼儿园腊笔的那点儿画画训练，竟然能派上用场。我们一共三个人，大字报那么大的纸，用毛笔醮着水粉就画起来了。我还真惊讶自己画的画能在公众场合挂起来。我们把村史故事拿来，先把故事情节搞通了，计划用几张画表达一个故事，然后就在我们买的一大摞小人书里找相类似的画面，然后就照葫芦画瓢，略加歪曲，就这样把村史展隆重推出了。当然，大部分功劳都是小黎的。
　　
　　然后我真的是去调查村史了。我从生产队找来土地册，按着名册去访问农民，结果发现，社教要推选队长的那梁姓贫农实际上解放前最富，梁家名下土地最多，不过，就在土改前梁家三兄弟分家了，结果每家土地都不多，土改就划为贫农了。其他人家地也不多，了不起是一个中农。我问他们有没有地主，他们说土改时非得划出地主成份，结果把两姓各自的祠堂定为“公”地主，因为没户都得给祠堂有共地，大家出工为祠堂无偿干活。这听起来有点像前秦的井田制。
　　
　　看来，广东有些地方就是没有地主，广东土改就是一个不顾实际的指标工程，社教还是一个指标工程。由此看来，广东省反对地方主义确实是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