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菲达·哈姆迪（Faida Hamdy）成为了引发“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时至今日她在想是不是该为此后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五年前的今天，身为执法官的哈姆迪在突尼斯中部名不经传的小镇斯蒂博兹德（Sidibouzi）与街头蔬果摊贩发生口角，没收了他的摊子。

年轻的摊贩绝望之余在小镇的政府办公室厅前自焚抗议，在几周后，因伤重不治身亡。数十个阿拉伯青年效仿抗议，各种暴力活动越演越烈，致使突尼斯总统下台。“阿拉伯之春”由此开始。

当全世界纪念在“阿拉伯之春”周年之际，叙利亚和伊拉克战火纷飞，利比亚政府倒台，在整个阿拉伯地区充斥着武装恐怖活动和镇压。

“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当时没有这么做”，哈姆迪告诉《每日电讯》。这是她就此唯一接受的采访。

她的声音低不可闻。自焚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med Bouazizi）经医治无效去世后，他的家人无奈成为媒体焦点，而抗议活动开始时，当局倍感压力，逮捕了哈姆迪。

等到她无罪释放后，宰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edine Ben Ali ）总统垮台了，媒体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家。

"我觉得要对这一切都负有责任，“哈姆迪接着说道。谈及此事件造成的创伤时，她的声音有些颤抖。这五年彻底改变了中东，却没有给像西迪·布济德（Sidi Bouzeid）一样贫穷的城镇带来变化。

"有时，我会责备自己，说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我制造了这段历史，因为当时我就在那，我的行为导致了事件的发生。但看看现在的我们，突尼斯人民依然深陷水深火热之中。"

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死亡事件深深触动了阿拉伯国家的神经。关于他和哈姆迪的事有很多传言，因为这些都可以作为之后举行起义和推翻政府的根源，但传言还是保留了他们经历中最基本的事实。

腐败、僵化的官僚体制以及残暴警察国家让这个年轻人居多的地区举步为艰，也让因此受罪的人无处宣泄，只能采取这种极端行为。

此后的研究发现，自焚成为突尼斯的常见行为，在突尼斯医院烧伤比例中达到15%的比例。在六个月里，有100多名突尼斯人纷纷效仿，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等阿拉伯世界国家也多人自焚。

同样，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也不得不连续数周的抗议活动而辞职，带着国家金库的多数财物携妻子飞往沙特。即使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多少观察人士能够想象到接下来发生怎样的混乱。

在埃及，电视台连续18天播放了开罗解放广场的游行示威后，霍斯尼·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下台。在利比亚，抗议转变为内战，并西方空军势力的加入下又演变为一场国际战争，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 （Col Muammar Gaddafi ）被赶下了台。

卡扎菲在2011年10月被击毙之际，叙利亚的战火熊熊燃烧，而西方势力对其作用的态度摇摆不定，至今任未有定夺。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沦为失败国家，埃及也岌岌可危。

在这过程中，一场社会起义转变成了伊斯兰主义——既有和平的，也有武力的——与政府和政客们之间的冲突；之后是不同宗教派别——如同逊尼派与叶什派反目之间——的冲突。

尽管哈姆迪对突尼斯依旧贫困现状感到绝望，而这个国家依然还是被视作为仅存的成功的典范。突尼斯举行了两次大选，而温和派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Ennahda）赢得了第一次大选，但在2014年败在有前政权组成人员参加的世俗政党联盟手下，成为反对党。

尽管复兴运动有选举实力，首领拉希德·加努希（Rached Ghannouchi）经过谈判，同意放弃权力，使得突尼斯局势有所缓解。

他对《每日电讯报》称，在思考民主真正内涵后，自己与同事决定做出妥协。

他说道：“多数人的规则（即50%的选票）是不够的。”他认为，他一直知道“从突尼斯政治转型一开始”，就应该寻求联盟，在复兴运动的第一任执政期就应该与中左翼世俗政党合作。

“我们以前认为只要实现一个多数人支持的政府就足够了，”他说道。“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更多：我们需要的是达成共识。"

突尼斯与埃及的情况大不相同。他指出，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些国家要比突尼斯更为错综复杂。当突尼斯起草宪法时，获得了制宪国会94% 票的支持，事实上，复兴运动低估了伊斯兰教主义的要求。

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以52%比48%优势赢得总统选举，试图用颁布法令的方式强制通过伊斯兰宪法，但七个月后因政变被推翻。

与此同时，叙利亚和利比亚似乎也没有理解达成共识的重要意义。

奇怪的是，加努希仍对阿拉伯世界民主政治的将来表示乐观。“2011年是阿拉伯国家暴政结束的一年，”他说道。“历史表明，向民主政体的过度并不都像100年前的英法一样直线式地发展。”

阿拉伯世界的运动是否能持续很久则另当别论。布瓦吉吉的家人由最初的怒火转变成了对社区的仇恨，却无能为力：他的母亲和一个妹妹移居到加拿大，另一个妹妹萨米娅现在在突尼斯工作。萨米娅是家族里第一个称自己哥哥的死一直受到遭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劫持。

在一家咖啡店里，萨米娅表示，她哥哥的死是“不可挽回的，我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如果他还活着，他一定会第一个上街抗议，争取更多的尊严。

“哥哥的死创造了一些令贪婪者想要毁灭的东西。我的哥哥对生活充满热爱，他本可以拒绝这些愚蠢的政客和热衷于死亡的极端分子。他是为尊严而死，而不是为财富或意识形态而死。”

在所有战争结束后，几乎没有人再会记起他或哈姆迪。他们本是对立方，但现在看起来都被面目全非的历史所遗忘。

“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和我都是受害者，”哈姆迪说。“他失去了性命，而我的生活再也不会像从前一般。”

“当我看到地区和国家如此不堪，我后悔不已。死亡遍地，极端主义盛行，杀死了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