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正处于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今天即便是这场运动的亲历者，似乎也无法清晰地言说彼时的状况。那么七十年代的普通民众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七十年代，普通民众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于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又意味着什么？

　　本文作者埃德加·斯诺以一个“外来者”身份观察到：“只有对文化革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了解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革命的成果，在工厂、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农村公社、在卫生机构、在各种文化活动以及在军队中引起的组织上政治上的变化，是特别深刻的。”虽然斯诺的观察与记录不能构成历史的全部，但仍然为我们理解那个年代提供了一些线索和途径。

　　《斯诺眼中七十年代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全文如下：

　　王某是我们在街上遇见的普通人，1965年以来，他头上既没有长角，也没有一圈光轮。在一家工厂的幼儿园里，一些幼小的孩子给我唱了《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歌儿，这个幼儿园设有自己的防空洞——这是新事物。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热爱毛，看来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说的不是真心话。可是，除了每个人都佩带毛的像章外，公民们的外表同我在文化革命以前见到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人们的衣着更加一致：男女都穿蓝色和灰色的上衣和裤子，冬天则穿上棉衣裤，也有许多穿着陆军或民兵的卡其布和海军淡蓝色衣服的人掺杂间。除了红星帽和红领章外，军人同老百姓是分辨不出来的。许多妇女在家里穿色彩鲜艳和较好的衣服，几乎所有的人都藏有一两套丝绸或毛料衣服，准备在节日穿，但是现在街上看到的服装式样是无产阶级的。

　　“不用多久，”一位老朋友说，“你就能看到更多的变化了。看那边的那些妇女，她们都披上了新式的头巾，色彩更鲜艳了。这意味着一个驰缓的时期正在到来。”当我应邀去一个中国专业人员家里作客时，我注意到他们的妻子正在仔细打量摊在桌上的几段华丽的鲜花织物。她们正在专心看一本时装书——是日本出版的，想想看。

　　在城市里，知识分子和农民或工人现在更难区分了。知识分子已经放下了一些架子，并且小心翼翼地在群众中培养他们的谦卑作风。由于几乎全部儿童现在都上了学，在五年里已经造就了更多识字的人。在中国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五十岁以下的“瞎子”（中国人把文盲叫作“瞎子”）。在举止上，人们显得更加庄重，彼此见面时很有礼貌，具有一种没有等级的新观念。在新建的工厂里，我发现现在的工人几乎都是中学（高中）毕业生。

　　二十多年来的植树造林，美化了城市和农村，对大地的全面改造，正在使古老景物的旧貌焕然一新；看起来象新洗刷过似的。中国显然从未这样富裕过，但不是在私人财富方面。

　　王某现在吃得很好，身体很健康，衣着合身，每周六个工作日都用在劳动、参加毛（学习）班和研究生产技术方面。在休息日（一般是星期日，但有时候是其他日子；为了减轻拥挤，休息日是错开的）他就在家休息，或者打乒乓球，夏天就到游泳池或江河湖海去游泳——游泳在中国仍是一项新运动。在冬天，他可能参加在农村地区进行的行军活动。他也可能自愿去挖地道和造砖修建防空洞——同一位医生或一位教师一起劳动。

　　王某也和其他人一样，属于一个集体。在城市里，他遵守执行党的路线的居民委员会的纪律，居民委员会负责儿童的照管、卫生和污染控制、调解纠纷、福利、保健以及对老年人和残废者的照料。在公社里，这类工作是由村或生产队分担的。

　　我们没法真正看到王某的内心世界，但是如果他有什么烦恼的话，那显然不是食品价格上涨、医药费用或税款增加。十多年来，物价一直是稳定或下降的，没有通货膨胀或黑市。王某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的收入，来自国营市场物价管制形式下所包含的剩余劳动价值，这种管制把消费控制在计划供应的必需品的范围之内。王某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没有向银行抵押借款或负债，也不必担心折磨过他父母的饥饿和贫困。

　　他的文化生活包括去公园、运动场、博物馆，参加演讲会、音乐会，收听广播，看电视和看戏，所有这些收费很少或完全不收费。1970年，他选购的书籍只限于教科书和毛的着作。他可以有一架长波收音机，或者可以买来零件，装配一架短波收音机，但是要有电视机是很不容易的。电视机相对地比国外要贵，而且通常是由一个团体或机关集体所有的。全部节目的政治宣传色彩很浓，演戏也是如此。戏票和体育比赛的入场券需求量很大，实际上（虽然有少数票子是门售的）只有通过自己的单位才能弄到。电影院很多，票价也便宜，但影片品种不多。

　　我们这位朋友所读到的墙报，上面登着毛的指示或教导；报纸通常贴在布告板上，供人阅览，但刊登的只是有关党的路线的新闻。外国消息很少，而且都经过了仔细的选择；人们读不到能够推翻下面这样一种观点的东西；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但在政治上一切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王先生也不会为这样的消息而感到烦恼；暗杀事件，市场投机，色情文学，种族骚乱，离婚丑闻，贩毒集团，谋财害命，卖淫，虐待狂和被虐待狂，以及对富人的妒忌。富人现在已经没有了。贪污的官员、盗贼或其他寄生者，也是非常少的。虽然阶级敌人依然存在，但他们大都要由国外的罪恶活动负责。

　　一句话，正如一个聪明人对我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真正的道德的渊薮。

　　上述的一切，除很多是和过去相同的以外，并没有多少新的变化。工资方面，除低工资职工和中等工资职工的工资略有增加，高工资职工的工资稍有降低外，也没有多大改变。例如，高级军官最近自愿降低工资百分之三十，这是我在杭州遇见的一位将军这样告诉我的。高级官员也是这样。（据说毛泽东把对他的津贴削减了百分之二十。）在工厂中，学徒级以上工资的幅度是从每月二十美元至五十美元（即人民币四十八元至一百二十二元），依年龄、级别和经验而定，但是少数高级专家的工资可能和一个少将的工资相同，约一百美元。一个高级干部或陆军上将每月约得一百五十美元，但是如果他没有家属要赡养，他可能把很大一部分收入退回给国家。农民的收入差别很大，现金收入比城市工人的工资少得多，但是实物收入和副业收益，却使公社社员的收入比以前更接近于同城市工人相等。

　　在我访问过的十二个大城市以及许多城镇和公社中，我看到消费必需品的售价比1965年稍低，但质量有了改进。可以举出几个实例。重量按半公斤（1。1磅）计，折算为美元的售价是：到货旺、品种多的当令蔬菜，一美分至二美分；最好的大米八美分或九美分；马铃薯和甘薯二美分；羊肉、猪肉和牛肉，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糕点和糖果，三十美分至八十美分。

　　以前吃到鱼的中国人是比较少的；现在，鱼类到处有售，甚至在内地也买得到，半公斤售价为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牛奶一夸脱卖十美分；啤酒，每瓶二十美分；甜饮料，每瓶五美分至十美分；蛋卷洋淇淋和冰棍，每根二美分至四美分；葡萄酒（白的和红的）每瓶五十美分；杜松子酒，每瓶五十美分；鸡蛋，每打三十美分。在北京供应外国人的商店里，可以略高价格买到特制食品，如上好的黑鱼子酱，每磅售价为2。5美元。

　　街上的饮食店供应花卷、酱菜、香肠和汤的简单饭食，每份四美分至六美分。在工厂食堂里，饱吃一餐，花十美分至十五美分。大多数中国人穿的是布底鞋，每双一美元至三美元；皮鞋每双六美元至十美元；胶鞋每双二美元至三美元。棉布衬衫每件二美元至三美元。现成的幼儿服装每套二美元至四美元；上好的皮帽每顶五美元；羊皮或其他种类的皮或布做里子的大衣，每件二十美元至四十美元；化纤上装和裤子每件六美元至十美元。

　　粮食制品、食油和棉织品仍然定量供应。各人的定量根据工种而不同，每月在三十磅至四十五磅之间，再加上目前其它食品供应丰富，这就很够了。中国是世界上生产棉布最多的国家，棉布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外汇收入的一个大项目。所以在中国国内棉布的定量分配包括婴孩在内，每人大约十八英尺。合成纤维和毛织品是随便购买的，需要量很大。食油的定量超过一般家庭的需要之上。除此之外，所有的消费品都是随便购买的。

　　私人汽车已经没有了，但是城市内和城市的间的公共汽车的服务已经有了改进——虽然公共汽车仍然很拥挤。中国的火车是世界上最好的火车之一。交通费很低。

　　我们街道上（或农村小道上）遇见的人，他家里也许至少有一辆自行车，价值三十五美元至四十五美元之间。他的房租（保养费）每间每月一美元至二美元。住房的类型很多，但一般说来都有了改善。在农村，农民有自己的房屋，不必纳税。工厂工人的医疗费用是由他们的组织支付的，公社也是这样。药品的售价只占西方国家售价的很小一部分。避孕丸是通过组织免费供应的。

　　除了这一切以外，只有对文化革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了解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革命的成果，在工厂、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农村公社、在卫生机构、在各种文化活动以及在军队中引起的组织上政治上的变化，是特别深刻的。在青年中间，参加海、陆、空军是他们真正最为向往的事业，但只有很少的有志于此者被选上。毛的年轻接班人中的一种新的精神面貌——遵照“忘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可以在医疗卫生工作从城市推广到农村这一点上，最显着地看出来。（本文选自《漫长的革命》，破土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