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对西方左翼的了解大致来自于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两本小册子。安德森在书中勾勒西方马克思主义到1980年代的历史轨迹。但是随着八十年代后现代思潮的冲击、苏东事变的影响，西方左翼思想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是安德森所观察到的欧洲大陆左翼的持续衰退和萎靡，一方面是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流行。英国社会理论家戈兰·瑟伯恩《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基于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到二十世纪初为止的的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安德森的两本小册子的补充。本文就摘编自瑟伯恩的这本书，他在此概述了新世纪的西方左翼的政治光谱。

　　图3-1就当前左翼政治思想可能的定位区分出两极。一个是理论方面的：作为智识传统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政治方面的：社会主义，其目标是截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社会主义”也有宽泛的含义，但不适用于此处)。……对社会主义的替代性选择是左翼知识分子中少数人才会关心的问题，虽说在大部分情况下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跨入资本主义阵营。

　　以洲际比较来看，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与其欧洲同行相比，北美的中左思潮更多地偏向图3-1顶点的左侧。总体来看，与人数较多但软弱得多并且常常灰心丧气的欧洲左翼力量相比，人数较少的北美左翼却表现得韧性十足。正是在美国才出现了诸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以及最近的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这样毫不妥协的左翼畅销书作家。20世纪60年代中期创办的《社会主义记录》年鉴曾经是纯粹的英国刊物，但在新千年却在多伦多编纂。美国经典的左翼杂志如《每月评论》和《科学与社会》杂志虽今不如昔，但生存了下来。强大的美国学术文化仍支持一系列的左翼出版物继续存在。美国社会学会近来的会议要远比欧洲的类似会议更为激进(确实，欧洲的左翼学者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校外实践)。大规模的“向右转”更早发生在美国，20世纪40~50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左派部分成员到70年代早期成为冷战斗士，产生了一代狂热的新保守主义者。美国左翼其余人士从不对最近的未来抱有期望，后来在苏联崩溃、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及欧洲社会主义屈服的打击和冲击下，他们进一步被排挤出政治舞台。

　　(一)后社会主义

　　如果离明确的社会主义还存在一定距离可以作为近期大多数欧美左翼特征的话，那么后社会主义中左翼日程的拟定就成了一项明确的工程。获胜的撒切尔主义所留下的废墟成为“后社会主义”天然的滋生地。其中一项努力就是约翰•基恩(John Keane)对“公民社会”的庆祝，他对社会民主主义及其“不能运行的国家管理的社会主义模式”持蔑视态度，因为它是“极权共产主义”。在冷战后期，这种立场大行其道;1989年后东欧大部分地区在资本主义下的悲惨遭遇并未换来作者的认可，作者甚至对此不加置评。

　　几年后，社会学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充斥着撒切尔主义者对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讥笑的著作中宣称其举动“超越了左右”分野。在草率地否定了在经典左派意义上存在任何“第三条”道路——介于“福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主张后，吉登斯事实上却为短命但却是独特的政治一理论后社会主义联盟(很快即被称为“第三条道路”)准备了舞台。

　　数年间，吉登斯成为英国首相及其工党政府的非正式理论家，为一个丧失或断绝与“第一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联系，并因实施无情并只照顾到少数人群的新自由主义而遭遇到一系列失败的政党提供了智识上的光鲜。有一段时间，这一设想确实包含了社会理论和政治间的真实关系，尽管并非前面讨论的马克思主义一社会主义“三角”所设想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欧洲(东亚可能对其仍有兴趣)“第三条道路”的吸引力在入侵坦克的现实政治中终结了，尽管此次与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坦克是由英国驶向伊拉克，并且布莱尔政府是这场侵略的主要力量之一。

　　不考虑意识形态之争，吉登斯六年后为“第三条道路”所作的辩护准确而简洁地总结了对“第三条道路”的最重要批评，并大量引用社会科学资料予以答复。作为吉登斯曾经的合作者，乌尔利希•贝克(UlrichBeck)是一个激进的世界主义民主主义者。对他来说，欧洲“第一现代性”中出现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是“用完的”理念了。

　　(二)非马克思主义左翼

　　作为到目前为止非马克思主义左翼的主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社会民主主义几乎没有出现有远大抱负的理论家。

　　瑞典社会学家沃尔特•科皮(Walter Korpi)的著作主要关注对社会政策制定机构的实证分析，但他对权力资源和“民主阶级斗争”的解释性理论，以及对福利国家富于科学说服力的辩护均为社会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科皮在政治上也仍是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北欧社会民主主义也没有逃脱左翼近期的失败和士气低落，丹麦受打击尤其严重。但总的来看，社会民主主义仍是中间偏左的一支主要力量。

　　法国的社会学总体保持了中间偏左，即便当巴黎的媒体和主要的知识分子论坛疾速右转时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皮埃尔•布迪厄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在乌尔姆街的马克思主义如日中天时，布迪厄作为顶尖的社会研究者贏得了崇高的声望，后来成为法国和欧洲最重要的反资本主义左派知识分子代言人。他强有力地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困”，尽管他并未提出社会主义的远景设想，他也从未宽恕现存秩序。

　　自从瑞典蓝领工会提出雄心勃勃但时运不济的受雇者基金建议并一度被瑞典社会民主党不情愿地采纳后，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很少提出激进的规划设想。最令人担心的是东欧完全没有有意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设想。反倒是巴西裔美国法哲学家罗伯托•曼戈拉•昂格尔想到写《左派应该提出什么?》(What Should the Left Propose?)—书，并回答这个问题。他对渴求“适度繁荣和独立条件”的小资产阶级及对追求“国家主权”的“普遍愿望”的呼吁听起来有些怯懦。但他进行制度变革的建议却有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建议包括五点“制度主张”：高国内储蓄率和税收最为国家独立的基础，基于授权和能力基础上的社会政策，市场经济的民主化及实现“劳动回报的上行趋势”，倡导人性化工作的普遍责任，以及“高能民主政治”。

　　作为新千年左翼政治最重要和最令人鼓舞的进展之一，世界社会论坛至今几乎没有孕育出社会理论。不过，葡萄牙法学家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为分析和解释这一复杂而与众不同的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作为左翼中心话题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不平等和工作条件等议题，也已在左翼之外以激进的方式理论化。理査德德•桑内特(Richard Sermett)高度文学化和描述性的文风与査尔斯•蒂利一贯充满活力和富于条理的文风虽截然不同，却都是有力的例证。激进社会理论仍然是个大.房子，有许多通道可以进入其中。

　　(三)马克思学和科学马克思主义

　　图3-1的东北象限并非必然是空的。从逻辑上来讲，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回避反资本主义的实践或意识形态立场，却又发现马克思是富有洞察力和智识启发性的资本主义分析家。向布洛维和赖特致敬，这样的立场未必是堕落、愤世嫉俗或悲观厌世的。不过，考虑到社会科学正常的文化政治嵌入，我们应该可以预料这一领域的人才将是寥寥无几。当代持这一立场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是印度裔英国经济学家梅格纳德•德赛(Meghnad Desai)，他被托尼•布莱尔任命为上院议员。得益于上院图书馆，他就资本主义的动力创作了充满激情的著作，书中马克思和哈耶克联手合作。《马克思的报复》复原了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家的本来面目。作者最初通过重读列宁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而得到灵感，但对是否可能出现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持不可知论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将英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史学放在这一象限。

　　20世纪末，两部关于马克思的综合性著作面世了：雅克•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1993年)和特雷尔•卡弗(TerrellCarver)的《后现代的马克思》(ThePostmodernMan)(1998年)。德里达和卡弗都看到了以不同身份出现的马克思，并都以同情而又批判的态度强调马克思的政治意义。他们将马克思看做历史人物，同当代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联。德里达现在将其全部解构主义的作品“归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传统，归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精神”，同时以非凡的文学才能照亮其阅读的书籍。卡弗的后现代主义较为“温和”，并不对抗现代性和启蒙主义，主要是对马克思的语言和写作策略进行敏锐的分析。

　　(四)后马克思主义

　　此处所指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开放意义上的，指的是明确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但其近期作品又超越了马克思主义问题，且不公开声称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后马克思主义并不等同于前马克思主义，也不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和背叛。确实，后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新的期望，甚至分道扬镳，但只能是以友好的方式进行。近年来后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一些重要的作家，例如艾蒂安•巴利巴尔，在两边都可以列入。此处的分类不带有批判评价色彩，不过“新马克思主义”一词将只用于理论设想方面，既表示严重偏离经典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明确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

　　拉克劳和墨菲接受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将其看做“为一种智识传统的正名，以及超越它的过程”。上文讨论过的《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可以看做秉持该立场的最重要著作之一。作者使用了一系列令人叫绝的抽象概念，全面研究了从德国、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到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理论。但其设想的关键仍是法国大革命——这也是从马克思、列宁到葛兰西的光荣传统——和对“激进民主”的呼唤，以便通过“深化民主革命”而实现“社会主义维度”。

　　德国的批判理论很可能是后马克思主义第一波重要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保持沉默，未能在政治上予以明确表达，而哈贝马斯的著作却明确表达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保持了自由(美国意义上的)左翼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身份，成为联邦德国民族中间偏左的意识——远不如萨特激进，但其受众却更为广泛。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围绕基因工程道德问题的研究，也一直努力于同与美国的西方纽带——作为德国反民族主义者，哈贝马斯一直致力于维护该纽带一所引起的日益激烈和难以认同的影响达成妥协。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背景下，哈贝马斯和德里达之间出现了有趣的、欧洲式的和解。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哈贝马斯的政治对话计划——在其关于交往行为的代表作中提出——和他对现代性作为“未完成事业”的捍卫。克劳斯•奥菲(Clause Offe)曾是哈贝马斯的学生。作为长期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当今著名政治学家中为数不多仍继续20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对国家关注的人之一，并将其用于对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当前的学术继承人是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他的主要著作涉及由黑格尔对主奴辩证关系进行分析而成为现代社会哲学话题之一的“追求承认的斗争”。霍耐特进一步将该议題区分为三种承认的形式：爱、法律和团结。在同美国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的一次辩论中，霍耐特主张建立关于不公正经验的规范性理论，以涵盖比马克思“或多或少功利主义的人类学”更广的范围。如同我在其他时候所主张的，从平等主义的视角看，“承认”可以看做存在性平等——(不)平等的三个基本维度之 的关键一面;考虑到霍耐特的背景,他对“道德进步”所作的现代主义乐观评论也值得注意。

　　后马克思主义不限于对文本的重新解读，它也以新经验主义冒险和社会评论的形式出现。马克思主义背景中出现的两部最不同寻常的著作是前文已经提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曼纽尔•卡斯特对世界社会的社会学分析，以及雷吉斯•德布雷令人关注的、雄心勃勃的历史“媒介学”。后者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并与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观点相冲突，畅谈对中介交流或“(文化)传播机制”重要性的长期考察，并尤其关注犹太教和基督教。这些著作理论新颖、构思精巧娴熟，是对社会分析而非社会理论的贡献，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最后，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大量的社会评论作品引发了强烈的跨国反响;在其核心深处，这是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形态。鲍曼近期的作品较为轻松，不受研究或理论分析之累，但因不同寻常的生活机智、训练有素的观察者的眼光和流利的文笔而大受欢迎。

　　(五)新马克思主义

　　尽管屡遭政治失败，但马克思主义的智识创造力并没有终结。最近十年至少出现了两种高度创新、具有影响力的话语，它们均明确源自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并依靠其获得发展。我们已经注意到斯拉沃热•齐泽克的不相关哲学政治。他不仅激进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还大力捍卫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墨守成规的自由派无赖”。齐泽克的作品包含了对经典现代性的热情支持，并在其文化哲学评论中广泛使用流行电影元素。他对传统智慧的赞誉如洪水泛滥，以至于为收录列宁1917年以来作品的新文选写了前言并进行了评论。齐泽克“回到列宁”的忠告为经过灾难性的失败——以列宁来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国际的破裂——后陷于低沉期的激进社会变革敞开了可能性的大门。

　　新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主要表现是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和《诸众》，宣称找到了21世纪的革命出路：“这是没有哪个力量能够控制的革命——因为生命权力和共产主义、合作与革命并存于爱、淳朴和无知中。这是作为共产主义者不可抑制的轻松和喜悦。”或者：

　　全球范围民主的可能性今天首次出现了……经过了长期的暴力和矛盾后……冤屈和改革提议不同寻常的积聚必定会在某个点上由某个具有强大影响的事件、激进的暴动主张而加以转化……届时，某个事件将会把我们像箭一样射入那个(早已)存在的未来。

　　哈特和奈格里还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作为“主权的瓦解”的灵感来源，尽管两人在此处加入了麦迪逊权力制衡的概念。两部著作除了乐观的激进主义和在国际上出版发行的成功外，还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两部著作从根本上都是政治哲学——如果有人认同齐泽克的主要著作是《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1989)和《敏感的主体》(1999年)——而非社会理论著作。奈格里和齐泽克是职业哲学家，而奈格里在巴黎的学生哈特则是具有哲学倾向的文学理论家。几位作家充满激情和写作的乐趣，文风华丽，其博学和丰富的联想令人印象深刻：涉及众多学术领域和历史传统，思维敏捷跳跃,不在交代历史背景或实证调査方面花费时间。不同类型的共产主义异见者、出身于相似的主流共产主义者家庭，这些构成了奈格里和齐泽克的政治背景：分别是自发而激进的意大利极左翼和天马行空的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兼不同政见者。就通过欧洲其他伟大的智识传统——主要是拉康的心理分析，但就齐泽克来说是以海德格尔为中心的哲学谱系，而对奈格里则是斯宾诺莎哲学——解读和使用马克思著作来看，他们也符合西欧马克思主义的习惯做法。而且，他们作为思想家令人目眩的风格吸引了大批持不同政见或哲学立场的读者。

　　齐泽克的近作之一《视差转换》(The Parallax View)被其自诩为“多年来最富实质内容的著作”。该书围绕精心选择的一个隐喻展开：视差是“由于观察位置的改变造成了新的视线，从而使某个物体看似改变了位置(位置相对于背景的改变)”。这部著作被寄予厚望，保持了作者的一贯风格：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奇闻逸事、电影艺术、令人惊奇的辩论，但显示出此类随心所欲的批判，其影响力正在减弱。齐泽克仍能提出有意思的看法，但其主题讨论却往往欠缺前沿性和分析深度。例如，他对信奉拉康主义的让-克劳德•米尔内(Jean-Claude Milner)的犹太复国主义喧嚣的耐心辩驳，他对巴迪欧“得意洋洋地(为革命恐怖)辩护”充满敬意的怀疑，或他为支持其十月革命中“斯大林主义结局的历史必然性”命题而拿来拿破仑进行类比等。

　　齐泽克可能会说，“我和社会学没有任何关系”，但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却直接属于社会分析的范畴，尽管其写作是法意哲学风格。他们的作品围绕两个关键概念展开:“帝国”和“诸众”，这两个概念都来自斯宾诺莎。哈特和奈格里把斯宾诺莎的“绝对统治”简单解释为主权。在其作品中，这一概念丝毫不能反映其在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中的原意。相反，它是一个主权从民族国家流入其中的全球网络。从这一意义来讲，正如许多自诩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以典型的现代主义的方式所宣称的那样，是“进步”。与帝国相伴随的是“诸众”，在此处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和民主理论中的“人民”这些概念。20世纪60~70年代意大利极左时期的“广大工人”现在被写为“大众智能”。与之相似，诸众也包括全球的工人和“穷人”，而这些人在衰落中的公民社会和重要性日益下降的国界构成的“平滑”的世界空间中日益互相关联。其扩张将带来全球民主，即“早已生活在其中的未来”。在这种先知性的展望中，我们仍然难觅社会主义的踪影。

　　在强调信息和网络方面，特别是将其作为主权新核心方面，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与卡斯特基于实证的千年末分析有相似特征。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分歧是社会分化问题。与共性“不断扩大并螺旋上升的”全球化诸众相对比，卡斯特对“信息时代真正重要的社会分裂”进行了阐释：

　　首先是信息生产者和可替代的普通劳动力之间的劳动力内部的分裂。其次是对社会重要部分的排除，这一部分由被抛弃的个人构成，他们作为工人(消费者)的价值已被耗尽，他们作为人群的相关性被忽视。

　　关于世界工人的一部重要实证主义著作是前文提及的西尔弗的《劳动力》，该书得出了与卡斯特类似的结论：

　　没有理由期待只因为资本发现将所有工人视为可以互相替换的等价物有利可图，工人自身也会发现接受这一点符合自己的利益。相反，缺乏保陣的人们(包括工人)有充分的理由坚持明显的非阶级界限(如种族、公民权、性别等)。

　　哈特和奈格里的畅销书同齐泽克的作品一样，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持续创造力和吸引力，但具有社会学头脑的读者至少可能会怀疑前者对斯宾诺莎断言的借用：“预言的欲望不可抗拒”，“先知能生产自己的人民”。

　　(六)反弹的左翼

　　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轨迹也包括一种反弹的模式，将马克思主义在逆境中的跋涉带到了一片改变了的未知领域。位于伦敦的《新左派评论》已成为至少在英语世界公认的左翼社会思想旗舰——事实上在包括法语区和西班牙语区(在意大利文、希腊文和土耳其文版后，现在已有西班牙文版)的其他语言区也是绝无仅有。该杂志于2000年改版，声明绝不改变立场，坚持“不妥协的现实主义”。佩里•安德森是《新左派评论》40余年来的精神领袖，也是改版的带头人，他不仅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还是智识批判大师，并能将此类批判力量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

　　从历史上看，《新左派评论》也许最好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刊物，因为它一直致力于理论创新，对直接的政治经济热情不大，对解读经典及相关争辩明显缺乏兴趣。精彩和激进是该杂志采用文章的标准，从不拘泥于某种正统。该杂志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缺乏短期政治重要性，尽管它一直从激进社会运动中汲取营养并为这些运动作出贡献，从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一直到21世纪初的另类全球化运动。《新左派评论》鲜明的政治激进主义并未影响其被录人《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

　　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一些重要刊物也得以生存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三家德国出版物：《辩论》(Das Argument)、《宣布》(Prokla)和《社会主义》(Sozialismus，最初名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这些刊物尚需面对代际传承问题;此外还有英国杂志《资本与阶级》(Capital and Class)。哲学女权主义者沃尔夫纲•弗里兹(Wolfgang Fritz)和夫里佳•豪格(Frigga Haug)夫妇仍在主导《辩论》杂志，经济学家埃尔马•阿尔特瓦特(ElmarAltvater)指导《宣布》杂志(该杂志德文名“Prokala”，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几个词的缩写)。其他智识性或直接政治导向的杂志则要脆弱得多。法国的《现代》在萨特和德•波伏娃去世后仍生存下来，但已不再是主要的左翼出版物。一度非常活跃的英国出版物《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随着苏联的终结而失败。在意大利，《宣言》往往是在强有力的出版机构的支持下，新的杂志得以创办。《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由荷兰的博睿学术出版社推出。美国的《反思马克思主义》(Rethinking Marxism)由罗德里奇出版社发行，该出版社还接管了冷战后期的反苏杂志《批判》(Critique)，对其进行改版(但仍使用原来的主编)，后成为“社会主义理论杂志”。美国杂志《每月评论》和《科学与社会》经过冷战和美国的胜利而生存下来。最初在英国出版的《社会主义记录》年鉴现在在多伦多编辑。即便是法国也有几种后危机时代的刊物，例如旗帜鲜明地以哲学为导向的《当代马克思》(Actuel Marx)杂志。

　　就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来说，欧洲的共产主义政党及其继承者大部分在恢复学术性马克思主义方面无所作为。大部分东欧前共产党将自己定位为比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主义更右的位置。我们之前已注意到，一度作为西欧最大共产党的意大利共产党近期与社会民主主义决裂，转而主张纯粹的“民主”。不过，富有创新意识且用于自我批判的前东德民主社会主义党及其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仍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其他两个现存的“正统”政党——希腊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也是如此。

　　反弹的马克思主义的大百科全书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词典》。该词典由豪格夫妇主编，汉堡的《辩论》杂志与柏林自由大学和汉堡经济与政治大学合作出版。通过其高水平的学术坚持，该词典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绝不放弃的独特典范。该词典构思于20世纪80年代，1994年出版，原计划出版至少15卷。尽管该词典主要是德国项目，其800个合作者中包括包括艾蒂安•巴利巴尔、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Pablo Gonzdlez Casanova)等国际著名学者。该词典有一个双语网站：www.hkwm.de。该词典第六卷于2004年出版，其主题是“正义”。根据每两年出版一卷的计划，该项目将于2022年完成。该词典中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应当理解为其宽泛的一般意义，还应当在宽泛的社会文化领域进行解读。随机举例来说，词条中包括布雷希特(Brecht)、双重工作和音乐的愚蠢性等。

　　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了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进行阐释性“重构”的努力，包括穆伊什•普斯通(Moishe Postone)的《时间、劳动与社会支配》(Time，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1993年)以及另一位美国学者伯尔特•奥尔曼(Bertell Ollman)从教学法意义上对辩证思维进行勇敢辩护的《辩证法调査》(Dialectical lnvestigations)。普斯通将价值和商品的概念在社会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化为社会支配的概念——令人想起马克斯•韦伯的“铁牢笼”概念——此种支配“使人们从属于非人化的、日益理性化的结构性职责和限制中，而这些职责和限制并不能完全以阶级支配进行解释……社会支配并不具备明确的核心”。作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恢复兴趣的商业表现，人们可能会提到罗德里奇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马克思及其著作的多卷本“回顾”。其中由鲍勃•雅索普(Bob Jessop)编辑的马克思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八卷本是最为切题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复兴的里程碑式的文献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批判指南》(Critical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Marxism)(2007年)。该书虽然不像百科全书那样结构紧密复杂，但篇幅将近800页，由《历史唯物主义》杂志推出，法国哲学家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和斯塔西斯•库沃拉吉斯(Stathis Kouvelakis)编辑。比岱在基于双重市场和组织的“现代性矩阵”基础上并进行了另一次“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大规模尝试。《当代马克思主义批判指南》具有明显的法国哲学风格——并由法国文化部资助出版，虽说是在荷兰以英文出版的——但涵盖范围很广，主要是文本解说和当代智识史。该书最有意义的贡献是由安德烈•托塞尔(Andre Tosel)关于意大利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理论和学术近期命运的详细但并非解释性的概论。

　　反弹的个例很多，涉及的学术领域也比社会理论宽泛得多。其中有两个人值得一提。法国1968年学生运动的少数政治幸存者之一、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id)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重要骨干和写得很好的《适合我们时代的马克思》的作者。另一个例子是埃里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他可能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作家中作品最多产的，其作品涵盖哲学、社会和政治等领域。

　　最近出版的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家的自传集，特别是迈克尔•布洛维和埃里克•欧林•赖特的自传，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布洛维是敏锐的理论人种学家，而赖特则是阶级结构理论研究学者，他们还表态将共同开展建设“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项目。该项目在实践中能走多远还有待观察，但作为一个方案，这是反弹的马克思主义最为雄心勃勃的学术项目，且潜力巨大。该项目立意新颖，但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进程及其核心分析论的重新主张减去价值理论，使“反弹”比“新”这个词更适合此处。布洛维和赖特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具有明确的名义和科学承诺，与“挑战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秩序的整治计划”相关。其社会学核心是阶级作为剥削的概念，其研究日程来自“矛盾的阶级关系的矛盾再生产”理论——本质上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制度的分析，但减去了原理论的历史一哲学包装。此处内在的假设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仍在起作用，尽管这一点并未明说：

　　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在技术、劳动过程、阶级结构、市场及资本主义关系的其他方面造成了改变。而这些改变不断地造成社会再生产的新问题……其次，阶级行为体改变其策略以利用现有制度安排的弱点。长此以往，此类应变性的策略趋向于侵蚀社会再生产制度有效调节和抑制阶级斗争的能力。

　　对于阶级关系来说，再生产尤其容易造成问题并引发冲突：“产生利益对抗的社会关系具有造成冲突的内在倾向，在冲突中受到伤害者将设法改变此种关系。”两位作者并未进一步阐述该项目的力量，而是转而谈论其钟爱的乌托邦思想“普世基本收入”，但这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巨大价值：以简洁、具体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这门当代科学进行了重新阐述。虽然认识到宣扬某种20世纪“主义”可能带来的影响，布洛维和赖特还是将其作为忠实于传统并予以延续的标志而加以保留。

　　从上述回顾中显露的第一个情况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支离破碎的三角——政治、社会科学和哲学一的影响是不均衡的。在北大西洋地区(世界其他地区也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印第安一拉美的少数地区有例外)，马克思主义政治要么消失，要么完全被边缘化;最好的情况，喀拉拉、特里普拉或西孟加拉国邦同情共产主义的观察家可能会说，共产主义已中断。而30年前还鲜红的社会主义远景已经消失不见。

　　此外，左翼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并未停息。其最伟大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不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刻，还包括从考茨基到列宁的第二国际、从卢卡奇到葛兰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毛泽东到马里亚特吉的东方和南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更近的阿尔都塞、布迪厄及其他不同国籍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时刻。但左翼知识分子的作品却远比四五十年前丰富。20世纪60年代的一代左翼，特别是那些在1968年的浪漫时刻之前就已经激进化的左翼并未屈服。前文提及的话语主题的改变其价值尚有争议，但看起来却并非不值一提。现有的各种立场不太可能讨好每个人，不过确实为几乎每个左翼人士提供了思想言论的集聚点。

　　不过，格式化的时代经验往往产生持久的作用，本书作者的批判立场当然是怀疑。他的观点是20世纪60年代那代人的，写的是他所经历的当代史、他的同志或是前同志。那今后的前景将会是怎样的呢?

　　资本主义仍在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愤怒情绪。因而，从19世纪到20世纪以及21世纪，抵抗和批判的延续线仍将存在。将来的哲学家几乎可以确定会出版对马克思的新解读。21世纪的反资本主义抵抗者和批判者不太可能会忘记过去两百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尝试。但他们会不会看到一个相似但不同的未来却难以确定，甚至也许不可能。新一代反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家肯定会涌现，并且其中很多人会读马克思著作，但是否有很多人认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有意义令人怀疑。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三角关系已经破裂，极不可能恢复。

　　20世纪60年代左翼的反弹跨越了一段重要的历史停顿期。这一代人既经历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力量的鼎盛期，也经历了其力量开始衰退。他们既见证了1968年的革命场面，也见证了在1789年和1917年即已出现的革命前景于1989～1991年的破灭。在两者之间，他们经历了20世纪后期真正的性革命和性别革命。这一代人经历了北大西洋资本主义的全盛期并对其进行批判，并见证了东亚和南亚重返世界舞台。

　　出于条件限制和现实原因——篇幅、时间和语言限制——本回顾只限于北大西洋和北美地区。这一地区仍是最具毁灭性的炸弹和导弹的基地，但它不再是决定21世纪资本主义命运的主要前线。因此，全球性理论化和全球实证调査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拉美新的激进热忱有待于认真分析。在国内站稳脚跟的印度马克思主义和南亚才华横溢的海外知识分子“后殖民主义”的创造性相结合，必定会带来与该地区日益上升的重要性和引人入胜的复杂性相符的成果。人数较少的中国左翼知识阶层处于当前世界历史转折的前列，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些都有望对更好地理解世界及转变的前景作出宝贵的贡献。

　　在当前的形势下，某种“藐视的谦逊”也许是最适当的智识立场。藐视资本和帝国的力量，不管它有多强大。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界及其所要求的学识与忘却保持谦逊。

　　(本文摘编自[英]戈兰·瑟伯恩：《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75-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