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凉战”的战术布局与实施

点击：作者：蔡晓红来源：红旗文稿发布时间:2015-10-01 11:16:11

　　意识形态渗透是一个具有复杂严密的机制系统，乃是以互联网强大传播力量为媒介、以党政官员和学术精英为主要对象、以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为焦点，通过经济、政治、文化、新闻、娱乐等多种途径进行全方位的渗透过程。

　　复杂严密的机制，物质保证与组织保证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主要通过西方国家本国政府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受援国本土非政府组织三类组织进行运作。其中，西方国家本国政府机构或具有官方背景的本国非政府组织充当幕后总指挥，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负责将本国政府的资金再分配给本土的机构，受援国本土非政府组织则在受援国开展各种具体的直接的渗透活动。

　　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是承担美国大部分对外非军事援助的联邦政府机构。它的触角可谓是伸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国际非政府组织(NGO)，近年来在世界各国越来越活跃，在东欧剧变、中亚西亚北非“颜色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之后，国际非政府组织大举进入中国，目前在我国长期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和开展短期合作项目的组织多达4000-6000个。

　　应该肯定，这些组织对于我国的科技、民生、公益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进步。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在我国活动的数千家境外非政府组织中，有政治渗透背景的达数百家。一些组织以慈善、公益、学术等面目出现，暗地里却从事各种渗透活动。此外，还有众多研究机构，参与有关民主渗透战略和手段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如美国的一些大学研究中心、智库等由美国政府提供的专项资金科研机构，对美国对外民主渗透政策和执行方式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各类基金会等组织，全面渗透一些国家的大学、企业、智囊机构直至国家政府高层。对此，有的国家已经有了清醒认识并采取了行动。2011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美国国际开发署停止在该国的一切活动，2012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非政府组织法》，2013年俄司法部要求法庭关闭或暂停9000个非政府组织的工作。

　　英国《金融时报》2015年4月23日报道，印度政府将福特基金会列入国家安全监控名单，以确保基金会的捐款都发给“真正关心社会福利的活动家，并且不向威胁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问题妥协”。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规范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的活动，2015年4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培植政治代理人以党政领导干部为渗透对象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最终目的是要瓦解和颠覆他国政权。达到这一目的基本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对权力体系中的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渗透，扶植体制内的政治代理人，通过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手段使政权自行解体，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实现政权的颠覆，如苏联的解体。另一种是通过不满政府的民众搞街头示威运动，自下而上、自外而内地实现政权的颠覆。如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当然第一种方式是最有效的。

　　因此，在渗透的对象上，境外敌对势力把目标对准了党政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思想渗透，鼓励他们不时推出所谓意见书、公开信，挑战国家政治底线，力图对实际部门的决策施加影响力，甚至鼓动他们直接发表反动言论。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共和研究所”就曾扬言：要与更多的思想开放的中国官员建立联系，并将关注焦点放在教育培训中国政府上。

　　一些基金会受美国驻华使领馆的委托，专门物色那些年轻有为或可能平步青云的官员，以各种名目送往美国培训考察，而有的基金会以我国各级党政机关为攻坚对象，实施长期的所谓资助项目。通过资金扶持、邀请出国交流、西方政要高规格接见等多种手段，在被渗透国内部培植政治代理人。不难看出，当前少数领导干部信奉极端市场化、全面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甚至个别人将市场万能论变成了一种宗教崇拜，并在实践中积极推进，正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直接结果。

　　以学术精英为对象培植理论代言人

　　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各种名目的基金会、社会组织，以考察访问和培训为旗号，培植其理论代言人。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全球化无疑为学术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成为西方国家利用学术交流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客观地说，一些西方思想理论的确提出了具有一定创新性和学术性的思想，值得借鉴。

　　但是，有的人却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以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访问的面具来掩饰其政治意图，以学术创新诱惑一些专家学者，使他们掉进西方所设计的政治陷阱。一些自由派学者甚至成为对我国进行颠覆性活动的代言人。他们为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进行合理性、先进性甚至正义性解读，在理论层面上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西方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就是典型。

　　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我国较大规模地传播和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主要通过文献出版物、以大学为主的各种讲坛(论坛)、各种研究机构(包括学会、研究会)主办的学术讨论等渠道或方式传播。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已经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理论受到广泛质疑，但是，其在我国的影响仍然广泛存在。

　　以“大众文化”消费为内容进行意识形态隐蔽渗透

　　长期以来，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文化性的物质产品以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用品方面大做文章，将意识形态消解于大众文化之中，让其他国家民众从心理上、文化上主动认同，从而瓦解他国主流意识形态生存的社会基础。文化全球贸易中，美国的文化产品已在其对外贸易中占据首位，其电影出口产值仅次于航空业，占据了全球电影市场80%的份额;

　　日本的文化产业产值已超过汽车工业，年产值占到了其GDP的17%;韩国已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国。文化企业和跨国公司固然直接关心的是资本的增值，但文化输出却始终是西方国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渗透可以造成一种意识形态的接受机制，使人们进入一种无意识接受的环境。

　　西方国家把意识形态嵌入西方的大众文化产品中，通过书报杂志、电影电视、网络游戏、营销广告等媒介，塑造关于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符号或图像，借助其强大的传播力量，在全球推销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使受众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地受到西方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西方文化在以大众流行消费文化元素俘获观众的同时，也以其中所包含的个人主义、“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影响着观众，成为全球化大背景下向中国及全球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有效工具。长期接受西方大众文化的熏陶，受众就会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烙印。

　　以全球性问题为话语工具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当今世界，生态环境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西方国家也经常利用这些话题大做文章，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今年3月初，一个雾霾调查纪录片在中国网络掀起讨论热潮。片子批评国企对于能源的控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污染需要进一步市场化来解决，央企私有化自然也是其结论。种种迹象表明，这一事件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战略不无关联。

　　全球性问题理应全世界携手解决。气候变化现在是世界上公认的全球性问题。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多数发达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多数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因此，发达国家是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责任者，理应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却极力逃避破坏生态的历史与现实责任，无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展中国家也要强制减排，企图让发展中国家变相为气候变化“埋单”。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经济地位的优势和强势国家话语权，将自己塑造成致力于解决生态问题的全球领袖，以掌握与低碳、减排、绿色等方面相关的新国际规则指挥权、支配权、定价权，继续维护自身全球霸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