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国外交思想领域出现了一股“泛和平主义”思潮，大肆鼓吹“天下太平，只管去安享太平”“所有的战争都是错误的”，等等。这些“泛和平主义”言论严重背离实际，不利于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亟须加以澄清，明辨是非。

克制不等于自信，过于克制恰恰反映了不自信

此前，一篇题为《南海争端，中国克制是种自信》的文章在媒体上发布后，受到部分民众的质疑和批判。而仔细想想，该文立意和作者的思想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克制不等于自信，过于克制恰恰反映了不自信。不克制并不代表战争，驱离、拿捕等都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矛盾和危机的非战争性对抗手段。过于克制会刺激对手的“胃口”，诱发“群狼争食”的局面，有损大国的尊严，丧失国家的利益和民心。近代中国曾一味地示弱与妥协，给中国带来了百年灾难。甲午战争前，日本最高统帅部制定了三种方案：如果日本海军在黄海海战中获胜，则陆军主力立即登陆中国，展开全面进攻计划；如果双方战平，日军不能确保胜利，日本海军就退出中国沿海，只是以陆军主力完成对朝鲜的占领；如果日本海军败于北洋海军，则日军全部撤回本土设防，以抵御中国军队可能对日本的进攻。很可惜，大清王朝一心妥协、消极备战，为了不刺激日本，竟命令北洋水师不准出港迎战，且不准南洋水师北上，结果北洋水师被日军全歼于港内。如果当时同仇敌忾，主动作为，则完全能够在黄海海战中打败日军的进攻。甲午战争的结局，一方面使清朝政府签下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得以跻身列强，为再次侵略中国创造了条件。一味地妥协与退让，自缚手脚，只会诱发“群狼争食”的局面，甚至使国家和地区陷入战乱的深渊。

维护友好大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本国的利益。在外国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时，为了所谓的维护友好大局而要求中国克制，其本质是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人民群众自然是不能容忍的。另外，国家之间的争执即使不涉及主权，也不能一味地强调单方克制。如果过于克制，以所谓的“强国心态”“大国心态”自居，只会使问题越聚越多，当事国民众之间及民众与政府之间的隔阂则会越来越大。积累到一定程度，很可能产生内乱与外患并发的严重局面。

“韬光养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

“韬光养晦”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一种策略，在当时对于我们减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压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韬光养晦”绝对不是外交领域刻板的教条，更不是放弃斗争、绑起自己的枷锁。

“韬光养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而不是损害国家利益。为换取全局性、长远性的利益，可以做出策略性让步，但必须以不损害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为前提。

“韬光养晦”是一种策略，其精髓是“能而示之不能”。它既然是策略，就不能到处宣扬，特别是不能到对手处宣扬。

“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不能割裂，不能单纯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邓小平的思想是“防攻结合、软硬并举”，绝不是“鸵鸟思维”。在不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显出“软”，不露锋芒；但对事关国家主权利益的问题上则显出“硬”，寸土必争。

中国追求和平，但也不害怕对抗甚至战争；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离开尚武的支撑，再多的财富都会成为侵略者的囊中物

2009~2011年，东海、黄海、南海和朝鲜半岛都不平静，特别是由于美国的直接介入，形势愈发严峻。仅2009年3~5月，美军“胜利”号、“无瑕”号等屡屡违反国际法，在未经中方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中国位于东海、南海的专属经济区开展情报搜集活动，竟然制造了5次海上对峙事件。20 1 0年，美国又派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奔赴黄海，与韩国军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黄海直接关系着中国海洋安全，可谓中国华北地区的“门户”，美国航母一旦进入，包括中国首都北京在内以及整个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都将面临巨大的威胁。韩美联合军演堪称“家常便饭”，但以前都是在朝鲜半岛的东部海域进行，而美国航母抵近中国的“家门口”展示武力，则是极具挑衅性的举动。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广大的中国军民发出了“中国不可欺，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要强硬”的呼声。

尚武，是一种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是一种自尊自强、无惧艰难、奋发向上的境界，是一种为消除未来安全风险而积极备战的状态，是“软实力”“硬实力”形成的必要途径。一个没有脊梁的民族势必会被世界潮流所淹没，一个没有伟大精神贯穿的脊梁必将会被外力所折断。历史教训一再告诉我们，那些缺乏尚武精神的国家，必定会有悲惨的结局。甚至是越富有，越容易成为敌人的“鱼肉”。古希腊的雅典曾经是欧洲的“明灯”，哲学、艺术成就辉煌无比，结果亡于尚武的邻邦斯巴达；罗马帝国兴起之初，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后期尚武精神丧失，其生死攸关的国防只能依靠异族，结果被外族裂解；科威特依靠地下丰富的石油资源富甲天下，但官民缺乏尚武精神，结果一夜之间被伊拉克吞并。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百年间，中国饱受外敌的侵略，被迫签订了近千个不平等条约，百姓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缺乏尚武精神。尚武，绝不仅仅是军队的事，关系到全体国民。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争等诸多战争的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假设现在的中国没有强大的国防，中国会有和平的环境吗？离开尚武的支撑，再多的财富都会成为侵略者的囊中物。国防实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单纯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完全代表国家实力。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2 0世纪）6 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热爱和平，中国追求和平，但不能忽视尚武精神。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国家主权需要用“枪杆子”去捍卫，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安全的基础、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千不成，什么都守不住。正如习主席强调指出的，“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和平不等于不准备战争、不进行战争。“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两者相辅相成。没有和平的环境，就难以稳定地发展；没有发展的成果，也难有更长久的和平。和平的环境，需要创造；发展的成果，需要维护。和平，需要用包括对抗甚至战争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去实现。

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要反对非正义战争、进行正义战争，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果无视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之间的区别，反对一切战争，就不能维护正当利益、不能主持正义，就会自我放松警惕、自我解除武装，为强敌入侵创造条件，为维权维稳制造障碍，具有极大的危害。

能战方能止战，适时威慑方能遏制冲突。正如边境自卫反击战那样，“打是为了和，不打不可以和，打不赢则和不了”。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使我国的边境地区稳定了数十年。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也决不受别国的欺凌。为了和平，必须有尚武精神。

弱国无外交，揭示的就是国防对于外交的重要影响。外交与国防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两大领域，不是主从关系，而是协作关系。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外交与国防是维护国家利益不可分割、通力协作的“两只手”。不能说国防要服从服务于外交，也不能说外交要服从服务于国防，只能说外交和国防都要服从服务于国家利益。

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主动作为和外交战术

“三不”（即不扩张、不称霸、不结盟）战略能够完全代表中国外交战略吗？“三不”战略真的科学吗？中国是否需要新形势下的外交战略？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习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在新形势下，中国要积极作为，审时度势，建立科学、清晰的外交战略。科学清晰的外交战略有利于统筹外交工作及相关领域的工作，实现整体联动，最大程度形成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的合力；有利于消除外界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决心方面的模糊认识，减少战略“误判”；有利于形成并展示对存有不良企图国家的战略威慑力。中国不仅需要外交战略，而且需要将外交战略体系化，既有总体战略，又有分域战略，这样才能未雨绸缪、应对自如。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主动作为和外交战术。小国一般只能适应国际环境，而大国不仅要适应国际环境，也要营造国际环境。我国的发展需要和平、公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尽可能延长战略机遇期。离开了外交战略特别是外交大战略，这一环境是不可能形成的，延长战略机遇期的愿望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而离开了积极作为和外交战术，战略目标的实现则失去了基础。

可喜的是，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形势下的外交工作，通过外交战线的努力和全国军民的支持，我国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发出了强有力的中国声音。通过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进入钓鱼岛海域巡逻、在永暑岛建机场等积极行动，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利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这一事实无疑宣布了“泛和平主义”理论的破产。

当前，全国军民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正以巨大的热情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而努力奋斗。在此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外交工作要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外交领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新的时代需要一大批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高素质新型外交官，需要以新的理念开展波澜壮阔的外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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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南海争端，中国克制是种自信

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南海问题，邻国与我国的摩擦有所发展。关于南海争端，外交部发言人一再强调，中国坚持和平解决的立场。有外电的评论说，在处理南海问题上，“中国表现出惊人的克制”。

中国政府所表现的克制，国内有些人不大满意。认为太软，不过瘾，应当采取强硬态度，有的人甚至认为应当打。在我看来，中国政府所表现出的克制，是一种自信。

这种自信首先源于世界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化，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战争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作用下降。本世纪所爆发的三场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前两场战争都是美国带头打，美国和西方国家拥有绝对上的军事优势，打的是穷国、小国。打的结果是使美国等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正在进行的利比亚战争，也必将证明这一点。南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轻易言战是不可取的。中国领导人强调，我们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中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这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的自信还来自于我们关于南海问题早就有明确的政策和方针。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关于南海问题，给我们确立的方针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个方针的制定，考虑到时代的变化，符合时代的潮流。同时，也考虑到了我们同周边国家双方的根本利益。虽然执行起来有难度，但历史终将证明，这个方针是最明智的方针。

我们的自信还来源于我们的大局观。世界上的事情有大道理和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所谓大道理是从人类的总体利益、本地区人民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的。东亚地区是全球经济中增长速度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今天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的时候，东亚地区经济仍然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这不仅对本地区，而且对世界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同东亚地区各国之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们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我们的分歧。我们与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关系也正是这样。2010年，中国和越南的贸易额近260亿美元；中国在越南的直接投资项目有600余个，协议投资金额达20多亿美元；双方每年人员往来256万人次。2010年，中国和菲律宾的双边贸易额为277亿美元，中国企业对菲律宾金融类投资达8600万美元。这些数字的后面是双方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还在继续增长。

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会多起来。这是必然的，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面临这些挑战我们一定要冷静观察，通盘考虑。切忌意气用事，切忌用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旧思想来处理今天的问题，那样会犯时代错误。

中国要保持自己的发展势头，这是我们经过100多年的奋斗所积累和创造的。保持这个势头，中国再有30年、50年就起来了。这是中国人在21世纪最大的利益。保持发展势头必须保持对外合作。

综上所述，包括同周边国家合作的势头。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的克制，是符合中国和本地区各国人们根本利益的，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是完全站得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