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军队迫切需要一批具有特色的新型高端智库，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服务国家战略决策、有效履行职能使命、增强国际话语权等提供有力支撑。我军30余年未遇大仗考验，又与信息化战争不期而遇，仅靠从别人的实践中管窥揣测出的东西，关键时刻可能会吃大亏。破除“战争迷雾”，架构我军现实需求与未来战争设计的双重牵引，摒弃“拉架子”“铺摊子”“凑份子”式的华而不实的智库研究，是我军智库建设的发展方向。构建我军特色高端智库需要遵循以下的标准和要求，才能较好地发挥服务决策咨询的作用。

一、分类建设具有我军特色高端智库

　　作为一支智力密集型军队，美军非常重视对智库的运用，善于倾听智库声音。目前，美军已建立分别隶属于国防部、军种和作战司令部、院校的三大智库群。这三大智库群分工明确、功能互补，构成了美军建军备战的“思想宝库”“大脑”，如今智库已成为美军决策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为强国强军，分类建设具有我军特色的多领域有机协调的高端智库体系势在必行。

　　决策咨询类智库。主要是围绕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选择、重大现实斗争策略应对、各种危机风险管控等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咨询。其研究的主要的功能是提供决策理念，直接服务最高决策层，应成为我军智库建设的重中之重，可由军委总部牵头，依托高层次、综合性研究机构或各军兵种、各战区分层进行统建。可考虑成立国际、国内不同方向和领域的重点方向项目组，以“小核心、大外围”的运作方式，集专家群体、数据库和模拟系统为一体，对重大战略问题展开长期跟踪研究。

　　政策咨询类智库。主要是围绕党和国家、军队的大政方针、内外政策、宏观战略、重大项目等，进行论证咨询和分析评估。其研究的特点是系统性、连续性、科学性、规范性要求高，注重及时总结改革发展经验，深入研究重大战略问题，阐释党、国家、军队重大理论，解答官兵思想困惑，引导社会舆论走向，为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强有力的学理支撑。

　　业务咨询类智库。主要是围绕各职能部门的业务进行咨询和评估，为提高职能部门工作的科学性服务。比如为制定国家和军队各领域各行业的“十三五”发展规划，提供咨询和评估等。这类智库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特定的职能领域，为特定的职能部门服务，以提供业务咨询服务为主要功能，长期从事某一领域的专门研究，聚焦专业，形成优势，军队各大单位可牵头，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研究机构均可参与。

　　专业咨询类智库。主要围绕关乎重要国计民生和军队特殊的某一技术领域和专业方向问题，进行咨询和评估，如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安全性问题，核电站的安全性问题，军事医学某一特定领域等。我军有些研究机构和中心，专业性很强，长期专注某一领域的专门研究，在各自研究专业领域甚至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准，但在结合自身优势加强资源整合，推出导向正确、理论深厚、密切联系官兵实际的重大优质成果方面，还需加强。这类智库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研究机构，军队的专门研究机构都可参与，便于相互比较印证。

二、构建我军特色高端智库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我军智库建设在国际化、功能化、专业化、影响力等方面有所欠缺，主要表现为不成体系，各自为建，功能交叉重叠，与国际国内权力部门、智库机构、公众媒体等交流合作不够。很多研究进入不了决策部门视野，绝大多数研究人员基本不流动，“国家队”战略专业网站缺失，长期没有基础数据积累，数据库建设滞后，更没有及时、共享的资料数据交换机制和广泛的制度化人员交流机制。打破这些困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以法规制度安排为智库参与决策提供保障。可考虑在智库建设发展中，特别是结合我军编制体制改革，预先做出适当安排，逐步以必要的法规形式，将智库咨询与评估作为首长机关决策的重要环节。在重大改革方案、重大政策措施出台前必须进行可行性论证和风险评估，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互为支撑、有效耦合的新型军队智库建设体系。因地制宜，明确改革定位，注重协同性，上下一盘棋，不要一哄而上、“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搞智库。遵循智库发展规律，推进不同类型智库建设从分散向集聚转变，从封闭向开放转变，从单兵作战向联合攻关转变，促进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优化组合，不断激发智库的创新活力。

　　智库建设要有鲜明的导向。思想产品的质量是智库生存发展的根本。对在国家、军队决策咨询和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智库，应以科学的奖励机制，引导其将主要精力用于提高思想产品质量和咨询服务水平上，避免行政等级、隶属关系和名人效应等因素干扰智库的相对“独立性”。

　　建立有效的交流合作研究机制。建立智库联系沟通机制，定期开展国内外、军内外合作研究，搭建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平台，畅通信息获取及反馈渠道，有效提高研究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例如，对战略对手形成有针对性的、稳定的跟踪研究机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案例库和模型库，定期对各战略对手内外政策走向和发展动态进行分析研判，在此基础上，以对抗模拟的方式，研判各方博弈结果，验证对策建议的科学性和对手研究的可信度，为战略咨询服务提供更有效的保证。

　　要注重深化基础理论研究。智库研究如果仅囿于当下的急处、眼前的困难，容易被问题牵着走、被利益纠缠困扰，进而难有大格局、大作为。美军之所以成为世界军事变革“领头羊”，也与它在智库基础理论研究上的极大投入有着深刻的关系。基础理论是“手术刀”“显微镜”，其研究的深度广度，极大地影响着一个国家、军队创新发展的速度高度，也标注着一个智库产品的精度。我们研究今天的问题，更要研究明天的问题，研究当代中国的问题，也要研究当代世界的问题，研究紧迫的问题，更要研究一些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长线问题。要回答清楚这些问题，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必须有厚重的基础理论作为支撑，否则就立不住。

　　对重点智库要给予重点扶持。我国影响重大的“863计划”，是源自1986年3月清华大学王大珩等4位院士提出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报告。应在军委直属大单位、总部、院校、专门研究机构优先选择一批具有良好基础和一定影响力的智库，作为试点单位，拿重点军队改革项目“开刀”，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不断积累经验，使其尽快成长，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为国家和军队智库的整体建设探索经验和路子。

　　注重吸引和培养一流人才队伍。智库人才的选用要突破年龄、学历等诸多限制，以专业研究能力作为第一标准，特别要注意吸纳那些博中有专、专博相济的“T型人才”。智库人才队伍应注重多样性，逐步建立一支专兼结合、内外互补、结构合理和有特色高水平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专家队伍。军队智库要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体制机制，制定政策推动各级决策机关与智库间人才有序流动。允许智库研究人员跨界流动的机制可以保证智库吸引和留住更多精英，并强化决策研究和咨询服务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增强智库活力，提高科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