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正确的政策，只有能变成具体行动，化为实际效果，才能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相反，如果不切合实际，再好的思路也是纸上谈兵；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蓝图也是空中楼阁。

　　韩非子称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孟氏之儒”。孟子提出的“仁政”论，既创造性地发挥了“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的“仁”学，又集大成式地总结了晚周以来渐次勃兴的民本主义思潮。在他看来，“仁政”论在当时就是滋润政体最管用、也最实用的良方，“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且“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一定可以取得比文王、武王、周公更加辉煌的业绩。但他认为的这剂良方，在当时却屡遭碰壁。

　　当时的齐国，国势强盛，民众富庶。孟子慕名而去。齐威王对他礼貌有加，配给车马侍从，但就是不采用悦耳不悦心的“仁政”。也许，在齐威王看来，自己力行改革，乐于纳谏，使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身边还集聚了淳于髡等一批贤士名臣，事业日隆。“仁政”虽好听却不见得好用。这使得孟子很不开心，决意离齐。

　　当时的滕国，是一弱小之国。滕文公向孟子请教：“滕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又被夹在强大的齐国和楚国之间，您看我是该服事齐国呢，还是服事楚国？”孟子见有“顾客”登门，认为机不可失，便进谏道：您只要实行仁政，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为使文公坚定信心，孟子还为他设计了“井田”制方案，以使百姓之家有5亩宅基，百亩耕地，男耕女织，从而达到社会安定，国家繁荣。但滕国毕竟只是方圆不足50里的小国，办法虽好，却难在列强争战的环境下从容实行。孟子心中不快，只好离滕而去。

　　当时的魏国，一度曾为战国七雄之一。但到了魏惠王时，国势日衰，与齐、楚、秦等国屡战屡败，割地赔偿。为振颓起衰，魏惠王广招贤士。特别是对孟子的到来寄予厚望。一见面，便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一定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很大的利益吧？”孟子答道：“你何必一开口就讲利呢？只要讲仁义就行了。”接着，反复向惠王宣传“与民同乐”“仁者无敌”的道理，讲解轻徭薄赋、减刑安民等“仁政”措施，认为只要如此，就可“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对此，魏惠王口头虽表示“寡人愿安承教”，但实际却并不准备实施。孟子无奈，只好离开。

　　应该说，孟子的“仁政”论，关注的重心在于如何争取民心、巩固政权。这对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剂良方。但当时的情况是：诸侯争战，愈演愈烈，非武力不足以安身立命。而“仁政”显然是为统治者长治久安服务的。这对当时孜孜以求、靠武力称霸天下的列国君主来说不切合实际，按司马迁的说法，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哪比得上“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毕竟，“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即便是“仁者无敌”，也只是“仁而不武,无能达也。”

　　孟子的“仁政”当年的遭遇让人深信，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能解决当下问题。故古有“时者国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之说，以告诫“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明者，总会因时而变；知者，总能随世而制；正确的理论，总以结合具体情况、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变为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这一事例也告诫我们，经世致用，不是夸夸其谈、坐而论道，关键在于能够付诸实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贯彻新发展理念，就要在真抓实干上下功夫，取得经得起人民检验的实实在在的改革业绩。

　　（作者单位：国家烟草专卖局；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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