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党员杨洵因与重庆党、团创始人童庸生存在工作认识分歧,向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信,反映重庆党、团存在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问题。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一方面安排重庆负责人杨闇公、童庸生召开批评会,团结同志向前进;另一方面也批评杨洵“不工作,在团体外说话”。经过一番不偏不倚、公正严谨的剖析讨论,童、杨二人由此化解了矛盾,党组织重新团结起来。
党组织内有问题有分歧不可怕,但应把问题和分歧摆在桌面上,发扬民主,认真讨论,辨别是非,坦诚相见。这是解决问题、正确决策、维护领导班子团结、提高领导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有效方法,也是同志之间统一思想认识、消除误会、化解矛盾的最好途径。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列举了十二条工作方法,“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就是重要一条。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有问题和分歧很正常,问题和分歧正是改变和突破的契机,关键是如何解决问题、消弭分歧。如果藏着掖着,不能开诚布公地去讨论研究,而是在背后嘀嘀咕咕,“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台上不说、台下乱说”。这样的做法,容易让问题和分歧发酵,使小问题、小分歧变成大问题、大分歧,最终让党组织和领导班子陷于一盘散沙,失去战斗力,失去在群众中的威信。严重的话,甚至会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妨碍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为什么有人不愿把问题摆在桌面上?生活里的许多思维定势、庸俗观念很多时候形成了掣肘。“有话不说全,说话不全真”被很多人奉作为人处世的圭臬,“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被视作稀松平常的事情。在这样观念的引导下,就有了投石问路、老谋深算的利益算计,有了尔虞我诈、口蜜腹剑的厚黑之道,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反成了缺心眼、死脑筋的代名词。抱着这样的思维观念去处理同志之间的关系,必然导致党内生活庸俗化。
“技术可以救人命,沟通可以救人心。”作为共产党人,有话就要放到桌面上来讲,绝不能搞阴谋诡计、勾心斗角那一套。破解当面不敢讲、私下乱讲话的困局,关键是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出以公心、努力交心。出于对同志、对组织的真正爱护,以公心公道的尺子待人待事,批评才不会失焦,氛围才不会极化。当然,批评也要讲究方法,既要当面锣亮丑、对面鼓揭短,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一针见血,也要防止主观臆断、主观主义,不能没有根据地“瞎批评”“乱开炮”。
党内生活是个大熔炉,在这个大熔炉中生铁能变成好钢。既如此,就要众人拾柴,把炉内的火烧得旺旺的。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讲的人坦诚直言、言无不尽,听的人真诚面对、虚心相助,我们才能以严实的党内生活,推动党和人民各项事业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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