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关键是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点击：作者：周新城来源：昆仑策研究院发布时间:2016-04-13 08:57:17

关键是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要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魄、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作为一项根本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共产主义的理想。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牢牢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没有这个“魂”，是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说：“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 他响亮地提出，“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是他总结苏联亡党亡国的沉痛教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他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而理想信念的动摇是从历史虚无主义开始的。他说：“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许多人曾对此很不理解：苏联共产党这个具有悠久革命斗争历史的政党，5万名党员时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500万名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而在拥有2500万名党时，惨遭解散，红场上却毫无反应，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然而这是事实。原因就在于，经过戈尔巴乔夫上台六年多时间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彻底否定了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搞得谁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不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都得了“软骨病”，没有男子汉的气概了，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还怎么能反抗呢！

　　当前，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不能不承认，目前，在一些党员、甚至党的领导干部中，缺乏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不相信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不相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或者干脆不问姓“社”姓“资”，“言不及义”。一股不讲理想信念的实用主义的风气在党内、在全社会弥漫开来。甚至有人在党校的课堂上公开讲：“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粮食”，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不用管它什么主义、什么所有制！类似的言论曾被当作解放思想的典型加以推广。这是一个相当普遍而又十分严重的问题。应该看到，持这样看法的人，就不会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在我国的基本道路、基本理论、基本制度问题上发生动摇。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由国际国内的客观形势以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

　　苏东剧变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发生剧变，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一大片社会主义阵地垮掉了，连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历史最悠久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跨掉了。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最大的悲剧，它使得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跌入低谷，西方世界则宣布这是资本主义的伟大胜利，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家声称“历史到此终结”。虽然我国顶住了苏东剧变带来的巨大压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的红旗依然在世界东方飘扬，但这种局面不能不对我国产生严重影响。国内有的人患上了“革命低潮综合症”，怀疑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怀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灵不灵，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个客观规律产生了疑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红旗还能打多久”的问题。相当一部分人，包括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动摇。这种影响是普遍的，也是深远的。

　　西方思想的影响。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方针以后，国门打开了，各种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像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等）涌了进来，冲击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些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在某些领域马克思主义遭到边缘化。一时间，不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却使劲批评马克思主义，挑马克思主义的“错”，说这个原理错了、那个原理过时了，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时髦。与此同时，迷信西方的资产阶级理论、学说，崇拜西方（尤其是美国，有时是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把他们的价值观、政策以至具体措施当做圭臬，西方的一切成为模仿的样板，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甚至使用的概念、话语体系也照搬西方。在西方教条主义占上风的环境下，宣传资本主义思想、观念成为流行的时尚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信念就越来越淡薄了。

　　私有制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实施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在运行机制方面，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事实证明，这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应该坚持这种所有制结构和运行机制。但是也不能不看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给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不能低估。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发展，维护资本主义利益的各种理论、观点就会蔓延开来，把许多理论是非搞乱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难以避免的。例如，有人在强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时候，否认私营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否认这种经济成分存在剥削，甚至提出私营经济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进而主张私营经济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他们在理论上反对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这一马克思主义论断，在实践上反对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对这个问题，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却分不清是非，然而如果接受这种观点，势必削弱以至取消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最终导致抛弃社会主义制度。

　　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在我国当前条件下，对推动经济的发展是有着积极作用的。但是，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活动追求的是利润，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个人利益。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实施，很容易导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产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成为腐败现象得以蔓延的催化剂。这种负面作用，对党内不坚定分子来说，往往成为抛弃社会主义理想、狂热追逐个人物质利益的重要根源。而丧失理想、追逐物质利益，只要具备条件，就很容易滋生腐败。

　　非意识形态化思想的影响。除了上面讲的国际国内形势造成对社会主义信念的冲击外，使得共产党员忽视理想、信念的，还有一个重要的认识方面的因素，那就是盛行一时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想的影响。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社会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变为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状况，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在新形势下，有人曲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认为从此重要的是发展经济，不再需要讲什么理想信念了，管它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他们反对讲理想、信念，认为那是“讲空话”、“说大话”，不如干点实事，公开提倡实用主义。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言论，听起来十分超脱，相当迷惑人，然而这是做不到的。同其他动物不一样，人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人都是在社会中活动的，像鲁滨逊那样孤立的、不同其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只存在于传奇小说中，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了生产和生活，人们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形成一定的社会制度。脱离社会制度就不可能进行生产，人也不可能生活。自有人类以来，人们总是向往一种对自己（以及他所属的阶级）最有利的、也就是自以为最好的社会制度，不管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理想、信念。问题仅仅在于，他所向往的社会制度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说，这种理想、信念是否正确。不讲理想信念，客观上是做不到的。然而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思想却对一部分人产生很大影响，使得他们走上淡化社会主义信念的实用主义道路。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弱化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重视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这种状况的恶性发作，就是爆发1986年的学潮和1989年的政治动乱。邓小平总结动乱的教训时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我说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我们的错误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2] 动乱平息以后，我们吸取教训，注意了思想政治工作，但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推行私有化，大量国有企业被出卖，一些党员干部摇身一变，变成了资本家，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难再讲什么社会主义的信念了。在普通党员中，思想政治工作也往往流于形式，没有取得实效。事实表明，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真空，这块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马克思主义是要灌输的，削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就会占领思想阵地，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信念的丧失。

　　在客观形势和主观认识的综合作用下，当前我们党内出现了理想信念缺失的严重状况。进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理想信念的缺失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

　　共产党员丧失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许多人往往对此估计不足。有人认为，不讲什么理想信念，地里照样长庄稼，工厂照样生产产品，有没有理想信念，关系不大。他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共产党没有共产主义的理想，那是会导致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这一点，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尼克松看得很清楚。

　　尼克松的一个预言不幸而言中。我们看一下尼克松写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吧。最触动我们的是他写的下面一段话：“今天（指1988年）东欧进行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1983年，我游历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遇见了几位东欧集团的领导人和数百名平民。从他们当中传出了一个明朗的信号：共产主义教条作为激发人们的力量已经死亡。”“东欧共产党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仰。当今大多数都是野心家和官僚。共产党的意志和信心已经破灭。”“正在崛起的一代东欧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而实用主义则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3]

　　记得也就在尼克松游历东欧国家那个时间的前后，我国为了进行经济改革借鉴东欧国家的经验，曾派出好几十个代表团访问东欧国家，考察他们的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措施。这些考察团回国后都给中央写了报告，但报告都只是谈到了具体的经济改革的内容，没有一个考察团提到像和平演变这样的重大政治问题。然而过了不久，东欧国家纷纷发生了和平演变，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费一枪一弹，就在这些国家里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向资本主义的演变。事实证明，尼克松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不得不佩服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政治敏感性，尼克松从东欧国家从上到下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实用主义现象中敏锐地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必然性，并由此预测到未来的前景。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回想起来，真是令人惭愧。

　　尼克松的判断以及后来实际发生的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现实问题：理想、信念的缺失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决不能等闲视之。不讲政治、不讲方向，成天沉湎于行政、技术具体事务的实用主义，长远来看是会出大问题的。“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然而却是被苏联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事实证明了的真理。我们需要从理论上阐明这个真理，从而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是朝哪儿变。讲到我们要重视共产主义理想的问题，我们想起了一件事情。

　　苏联解体后不久，1994年1月，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就提出，要认真总结苏联的教训。他说：“我在医院考虑一个问题，即需要好好研究苏联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两国的变化。”

　　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一个变化中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以共产主义为灵魂，为总纲。纲举目张。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写进党章的。抓住这一点，社会主义建设就可以搞得好一些，放弃了这一点，就要演变。苏联、东欧都是如此。中国所以还能够支撑，就在于还没有放弃这一点。抓住了这一点，就不会‘左’右摇摆，即使摇摆也不会太大。放弃了，就不知道摇摆到哪儿去了。苏东不就是这样吗？

　　进入社会主义怎么走？苏联搞了七十年又变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了。怎么搞法？毛主席讲了一些，我们也讲了一些，还没想清楚。从毛主席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综合起来进行研究。”[4]

　　彭真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事关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重要原则问题。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恩格斯早在1890年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5] 关键是怎么变、朝什么方向变？如果共产党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引导社会主义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那么即使发生一些摇摆，出现一些失误，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总是可以纠正的，不会垮台，因为总的趋势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的；如果共产党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那就同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了，如果这样，共产党必然要变质、垮台，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苏联的问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提出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恶性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路线，结果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彭真这一论断，高屋建瓴，不去纠缠种种细节，而是从历史发展趋势上分析问题，给人以启迪。

　　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实际上始终面临着朝哪儿发展、朝哪儿变化的问题。说句某些人忌讳说、然而却是难以否认的话，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客观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另一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换个名称，叫做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要想停留在原地、保持原状，不发生变化，那是做不到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涌现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诸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等等，就是想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拉到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上去。这些思潮的说法不一样，词藻不断翻新，但政治目的是一样的，无非是：政治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要求实行多党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实行资本主义宪政民主；经济上反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求实行私有化；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求让资产阶级思想占据指导地位。在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轮番进攻面前，如果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些思潮的影响，在实践中自发地往资本主义化方向走。这种危险是客观存在的。

　　必须看到实用主义的危害。在我们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党内、社会上经常可以见到忽视理想信念教育、主张实用主义的倾向，甚至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里这种倾向还占了上风。例如，有人强调，不要讲什么方向、道路，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他们说，“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不要管它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有人提出，应该转变思维方式了，应该从“革命党”的思维转变为“执政党”的思维，闹革命时要讲理想信念，执政了，就应该提倡搞经济、抓技术。理想信念，那都是“虚”的，要抓“实”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东欧国家上上下下在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状态。然而尼克松恰恰从这里看到了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契机。

　　那么，为什么不讲理想、信念的实用主义会导致和平演变呢？

　　这是因为，我们是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方面，从国际环境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把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使资本主义重新一统天下作为根本的战略任务，用武力的办法实现不了，就用和平演变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既定方针不会改变，遏制我们发展、强大、统一的图谋也不会放弃。它们虽然出于现实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考虑，需要同我们进行接触、打交道、发展关系，否则生意没法做，但是，这种“全面接触”、“发展关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对中国的政治产生影响”、“促进各种思想向中国自由流通”，“能更多地把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带进中国．从而导致中国更多地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其实质是促使中国从内部发生类似于苏联已经发生的那种变化，即资本主义化和分裂。由于在整个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各个领域都处于优势，相比之下，我们还显得相当落后，因而它们推行的西化、分化战略不能不对我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自觉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很可能接受它们的价值观念，堕入它们设置的陷阱，就会逐步发生和平演变。

　　另一方面，从我国国内情况看，现在，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较，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情况要复杂得多了。由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所有制结构上已经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这是符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水平及其发展要求的，因而是应该长期坚持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经济上多种成分并存，必然带来多种意识形态。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就会有为它们的利益进行辩护的理论观点，就会有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蔓延的土壤。同时，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发展达到一定程度，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为了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也会在政治上提出各种要求。经济决定政治，这也是必然的。不是已经有私营企业主声称：主体不是封的，谁行谁当主体，公开要求由“补充”变为“主体”吗？多次冒出来的要求实行多党制的不和谐声音，也不能说与此无关。诸如此类的现象的出现，提醒我们：越是客观上存在多种经济成分，我们越是要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越是客观上存在不同的政治势力和不同的政治要求，我们越是要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越是客观上存在多种意识形态，我们越是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在这样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能不讲理想、信念，不能不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可以说，越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就越要注意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越是要注意防止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

　　在当前国际国内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下，不强调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不自觉地抵制资本主义的影响，必然会自发地走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实用主义可以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必须清醒地看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就世界范围来说，社会主义处于低潮。

　　敌对势力正在乘机攻击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的迷误”，已经遭到“大失败”，鼓吹社会主义国家回到“人类文明的正道”，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而我们有少数同志，甚至有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看到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资本主义却还在发展，就怀疑社会主义的前途，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动摇。老实说，我国当前面临的和平演变的危险，远比上世纪八十年代东欧国家严重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至于说到发展经济可以不问姓“社”姓“资”的问题，乍一听来似乎十分超脱，也十分务实，然而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任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里存在和发展的。不可能有脱离了生产关系而独立地存在和发展的生产力。在现今条件下，不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发展经济，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发展经济。任何社会都要发展生产力，但对于不同阶级来说，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并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条件。决不能离开这一目的抽象地、一般地谈论发展经济。

　　苏联演变过程中有一种非常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现象，即敌对势力打出“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往往是为了实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便直截了当地表达的另一种政治、另一种意识形态的障眼法，而劳动人民往往不自觉地受骗上当。然而一俟走上他们诱导的道路，了解了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背后真正的目的，却是木已成舟，悔之不及了。

　　坚定理想信念，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三个问题

　　在当前环境下，进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应该着重从认识上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客观的必然趋势；第二，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第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性。下面，我们就简单分析一下这几个问题。

　　一、树立社会主义的信念，首先要搞清楚，马克思是怎样得出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的

　　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坚定。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而是科学。我们讲信念，不是提倡迷信，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上的。搞懂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才能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正如“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6] 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发展起来的现代生产力，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问题，并不是出于善良愿望的主观臆想，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矛盾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与从伦理道德观念出发研究社会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是证据，而只能看作是象征。”任务在于，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7] 所以，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提出未来的社会制度问题的根据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8]

　　他们论证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为社会的生产过程，整个国民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各种生产密切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并按照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这个目的来组织国民经济的运行。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是归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生产经营是由资本家自行决定的，社会产品也归资本家个人所有，生产的目的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于是，生产形式就与占有形式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生产形式起来反抗占有形式，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是资本主义一切弊病的总根子。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是使占有形式适应生产形式，按照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的客观要求，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可见，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同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客观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

　　马克思是在19世纪中叶作出这一论断的。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作出这一论断以后150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无论发生什么变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相反，更为广泛而尖锐了。例如，人们经常谈论经济全球化。这种各类生产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和流动的趋势，表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的社会性质进一步加强了，因而它与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越出了一国范围而扩大到了全世界，更加尖锐了。就世界范围来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更加现实地提上日程。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至今远未过去，一系列国家（包括美国）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国家信用下降，更是一个鲜明例证。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论断就不会过时。

　　为了从理论上牢牢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社会主义必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信心，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像《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经典著作，深刻、全面、科学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道理。认真读经典著作，联系实际，真正把握其精神实质，就能够树立起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改革开放以来，有的党员甚至党的干部社会主义信念不坚定，在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冲击面前产生动摇，这种情况同他们长期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分不开的。一段时间里，有人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做教条主义加以批判，用否定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来“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这股风气颇为盛行，说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错了、那个原理过时了，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成为学术界的时髦现象。这种说法在报刊上屡屡可以见到。

　　党中央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型政党，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说到了根本和关键。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真学习经典著作，从理论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基本原理，这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理论依据。懂得了这些基本道理，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我们就能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即使国内出现像1989年那样的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样的悲剧，我们的社会主义信念也会仍然坚定不移，不会有丝毫动摇。

　　二、科学地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实践依据

　　从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有了近100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严重的挫折，既有凯歌行进，也有令人叹息的倒退。正确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实践依据。在苏东剧变以后，有人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实践，认为社会主义是失败的，没有优越性，不如资本主义。他们的逻辑是，如果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怎么会发生苏联东欧剧变，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到资本主义去这样的事情呢？他们认为，苏东剧变证明，社会主义搞错了、搞糟了，是没有前途的。于是，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了。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错误的观点。

　　对于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和评价。由于人们主要是因为苏东剧变才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怀疑的，所以我们先就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问题谈一些看法。

　　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法。社会现象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任何社会都充满了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要找点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毛病，并不困难。完全否定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人，往往罗列一大堆问题、弊病作为论据，而且有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因而看起来似乎是有根据的了。然而正如列宁指出的：“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9] 列举点事例并不能说明问题。关键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察问题的方法论。

　　首先，应该全面地分析，既看到问题，也要看到成绩，而且要分清主流、支流。必须从整体上考察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把反映事物本质的基础性综合材料作为判断的根据，切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更不能带着偏见去观察，事先有了一个结论，然后寻找符合这个结论的材料，而对不符合已有结论的材料却视而不见。例如，经常有人说，苏联经济没有搞好，把它作为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其实，如果全面地考察苏联经济，应当说两句话：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存在很多问题。简单地说“没有搞好”，并不符合实际。1913年苏联疆域内的工业总产值只占美国的6.9％，到1985年已达到美国的80％，从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而且苏联是在其国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恶劣环境下取得这一成就的。我们不否认苏联经济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诸如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粗放式经营，经济效益不高；产品花色品种少，人民生活改善不快等等。应该总结其教训，作为我们的借鉴。但这些问题相对于经济成就来说，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不能抓住这些问题就得出苏联经济没有搞好这种结论。如果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三七开”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有人抓住苏联肃反扩大化做文章，把苏联的政治生活描述得阴森恐怖，从而引申出完全否定苏联的政治体制的结论，甚至进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顾事实地渲染肃反错杀了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五千万人，而事实是，根据苏联内务部1954年报给赫鲁晓夫的材料，在1921年到1954年的33年时间里，因反革命罪总共判处了3,777,38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642,980人。[10] 这些人为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惜捏造材料，欺骗群众。问题还在于，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年代，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肃反是必要的。但正如我们党判断的，苏联在肃反工作中，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1] 这种错误显然是与体制上缺乏民主程序、集权过多，以致出现违反甚至破坏法制的现象分不开的。然而绝不能抓住扩大化的错误完全否定苏联的肃反工作，甚至完全否定苏联的政治体制。

　　有人经常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用民主来否定集中，以此为依据否定苏联的体制，把它称之为“集权体制”、“独裁体制”等等。其实，现代社会的管理是不能没有集中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他预见未来社会必须允许权威的存在。[12] 苏联的体制强调集中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下，更是如此，但集中得过分了，搞得党政不分、个人专权，这是需要批判和纠正的。不能因为存在集中过多的问题就否定集中的必要。

　　第二，应该历史地分析，即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具体的制度、方针、政策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评价，切忌从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出发来评价历史上的事情。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随着出现新的形势、新的问题，需要不断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的制度、方针、政策。有许多事情，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不尽合理的，然而就当时的具体条件而言，却是必要的。例如，有人谴责计划经济体制，把它说成是万恶之源，断言苏联就是因为搞了计划经济才垮台的。然而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一样，只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用不用计划经济这种手段，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来定。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技术十分落后，而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发动侵苏战争的阴影日益迫近，国内又面临着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的艰巨任务，苏联不得不开足马力，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适应这一战略的需要，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建设规模宏大的重工业企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企业。苏联仅仅用12年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到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凭籍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打败了法西斯德国，这些历史性事件证明了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并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不容否定。战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复杂化，尤其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发展转向集约发展，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改革提上了日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一大教训，就是在客观经济发展进程提出改革经济体制要求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改革，以致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经济效益增长缓慢，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从而为敌对势力攻击社会主义提供了借口。然而这不能成为否定历史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必要性及其积极作用的理由。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要求。我们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抽象地对历史上的事物说三道四。

　　第三，必须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区分开来。谈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绝大多数场合指的是制度模式，是指苏联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社会主义制度。在评价这一整套制度时，必须区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苏联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经济制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这些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们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它“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持的。另一类制度是具体制度，即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这些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是苏联人民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苏联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类制度是在探索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这些具体制度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在苏联条件下是对的，但不能照搬到别的国家去；更多的情况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却必须进行改革。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是第二位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体现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是正确的，不能否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共同的东西，只要搞社会主义，就应该坚持，抛弃了就不叫社会主义了；有关具体体制、运行机制的内容则是有对有错，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我们不能照搬，而应该把它作为借鉴，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样做的。两方面的内容综合起来，应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制度角度看，基本上是正确的，局部是错误的。尽管列举起来弊病甚多，但从整体上看，不能说是失败的。

　　江泽民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探索、保证全体人民的政治平等和当家作主，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消除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建设新型的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指引世界上处于剥削制度压迫下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改变自身命运、获得社会解放、建设幸福生活的正确道路。”[13] 这段话，完全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

　　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设想。但是，如何把这些基本原则付诸实践，也就是说，如何实际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各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进行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误也是难免的。再一般地说，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质和状态不一样罢了。社会主义也是在不断出现矛盾而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发展的。期望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就是完美无缺的，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病和缺点，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提出的一些理论设想进行探索。这种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对前人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我们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成年人对青年时代犯下的错误、甚至看来是幼稚可笑的错误，不应苛求。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前人进行嘲笑、谴责乃至攻击，这是不足取的。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纠正错误，继续前进。轻易地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贬之为“失败”，予以否定和咒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毛泽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来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典范。他在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照搬苏联经验的时候，提出要对苏联经验作具体分析，应该结合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当赫鲁晓夫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世界上出现完全否定苏联经验浪潮的时候，又是他站出来肯定和捍卫苏联的基本经验。毛泽东指出，苏联的经验有两类：一类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毛泽东把它称之为“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苏联的基本经验，也是我们始终要坚持的东西。所以，1956年党的八大的报告说，“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十月革命的继续”。另一类是具体经验，也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苏联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形式，包括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具体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等等。对这一类经验需要做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学习；有的是根据苏联的具体国情提出来的，只适合于苏联，不适合于中国，不能照搬；还有的即使在苏联也是错误的，必须抛弃。在全面分析苏联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观点：“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14]

　　毛泽东提出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科学评价，即有名的“三七开”。他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15] 这种实事求是的、全面的、辩证的评价，至今仍是适用的。

　　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以后的情景可以从反面说明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有助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在苏联，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动乱初期，社会上的民主派和党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再宣传，只要摆脱社会主义制度的“束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民主自由、经济上繁荣昌盛的局面就会迅速出现。然而苏联解体后的实践却证明事情正好相反。我们看一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情景吧！在经济领域，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急速下降，从1991年到1999年下降了52%（要知道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仅仅下降2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复辟给俄国带来的损失大大超过打一场世界大战的损失），从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变成了原材料附庸国。在社会领域，1989年1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与10%最富裕人口收入之比为1：4.7，而1999年这个比例将近1：80，后来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酗酒、精神疾病、无家可归、流浪儿童、卖淫等社会问题成堆。2005年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为58.6岁，比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低4.8岁，这使得俄罗斯成为全欧洲男子寿命最低的国家。剧变期间重大犯罪案件急剧增加，1990年俄罗斯杀人案为1.43万起，1998年为2.98万起，2002年已超过3.2万起。俄罗斯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人被杀。各种犯罪案件剧增，每4个成年男子中就有一个有前科，平均每十万人口有一千个犯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在国际领域，俄罗斯从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遭到西方国家的鄙视，严重损害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这类材料，俯拾皆是。这种情景，也许可以给我们国内某些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当头棒喝吧！

　　对我国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必须进行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如何评价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敌对势力抓住我们实际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失误，攻击我们走错了道路，他们说，应该“以英美为师”，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才是“人类文明的正道”。所以，正确评价我国六十多年社会主义的历史，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必要前提。

　　建国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六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强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基础设施全面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效显著。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要罗列这些问题，也可以说出一大堆。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矛盾，正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我们才需要改革，通过改革来解决矛盾，而且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需要进一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不断出现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关键在于，这些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中处于次要地位，可以逐步解决，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它是主流。随着改革的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应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经常有人把这两个时期对立起来，用否定前者的办法来论证后者的正确。这种观点值得重视，因为它把社会主义的历史否定了，很容易动摇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能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已实践？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党集中全党的智慧，对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全面的总结，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决议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十个方面阐述了这30年的伟大成就，指出这30年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我们取得这些成就的经验，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16]

　　我国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始终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即在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邓小平的话来说，那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在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特别强调：“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着四项基本原则的。”[17] 四项基本原则体现在制度上，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具备四项基本原则，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抛弃了四项基本原则，就变成别的社会制度了。我们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主要也是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点说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同改革开放前30 年的关系问题上的争论，如果撇开细枝末节，从根本上说，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中国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不能不分清是非。

　　习近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8] 这段话，透彻地阐述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从根本上回答了否定我国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那股思潮。

　　这里，我们还不得不说明一点：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关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重大的政治问题。历史反复证明，“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对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是会亡党亡国的。苏联演变的惨痛教训表明，敌对势力从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提出“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形象地说要炸毁过去的一切”等等，搞乱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进而制造政治动乱、乱中夺取政权，最后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酿成了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悲剧。现在，敌对势力又想在中国重演故伎，他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毛泽东和毛泽东领导下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把那个时期说得一无是处。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危害极大。试问，在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一无成就的舆论成为主流的情况下，敌对势力宣布解散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还会有谁能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总结这一教训，我们对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评价时，必须慎之又慎，严格依据事实，科学地进行分析和判断。

　　与正确评价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的，还有一个如何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的问题。有人认为，苏联演变，证明了社会主义是错误的，搞了70年还是垮台了。按照这种分析，我们对社会主义就毫无信心了。全面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课题，这里不可能对此做详细的阐述。我们只指出一点，苏联演变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不能说明社会主义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结果。苏联演变以及后来俄罗斯的情况恰恰证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抛弃社会主义理想，是会亡党亡国、使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苏联的教训从反面说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绝不能听任民主社会主义泛滥。

　　三、清醒地认识社会主义曲折前进的规律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必要条件

　　经常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不以人们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会出现政局急剧变化、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的现象，甚至出现亡党亡国的历史性悲剧呢？这涉及到认识历史发展的另一个方法论问题，即历史发展、社会制度的更替不是直线的，而是在曲折中实现的。

　　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发展规律都是客观的，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是它们的共性。但是两者的实现过程却有着原则的不同。自然规律的实现，不需要人们实践活动的参与，因而其实现过程一般是不会发生曲折的。例如对月亮围绕地球旋转、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这一类天文、地质等领域的规律，人们是无能为力的，即使是人们有能力产生影响的自然领域，人们如果认识了自然规律，善于应用和利用它们，有可能限制或扩大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但是自然规律仍是靠自然界自身的力量实现的，而不需要依赖人们实践活动的参与。社会发展规律则不一样，它是人们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合力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趋势，它必须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实现。由于人们的利益有差异，他们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向往往会发生差异。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利益差异表现为阶级利益的差异。阶级利益的差异使得不同阶级对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期望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因而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向也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对立的。对立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因此，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规律必然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在阶级斗争过程中，由于各种客观的、主观的因素的影响，阶级力量对比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就决定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过程不是直线的，必然会发生曲折。社会历史发展充满了前进、倒退以及各种突发事件等等复杂现象，原因就在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历史的发展出现曲折和反复也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但是，不管出现多大曲折和反复，由社会规律所决定的总的发展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它将在漫长、曲折的斗争过程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最终得到实现。

　　在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或者说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决不是几年、几十年就可以完成的，而且这一过程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不可避免出现反复，并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过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640年，经过1642—1646年和1648年两次内战，资产阶级初步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到1660年封建贵族实现了旧王朝的复辟，接着资产阶级开展了20多年的反复辟斗争，到1688年，资产阶级联合新贵族，以政变的方式推翻了旧封建王朝，建立起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专政。其后，封建势力又几次发动武装叛乱，企图复辟。经过长期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直到1785年完成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才在经济上特别是政治上保留若干封建残余因素的条件下，即在作若干妥协的条件下，使资产阶级专政最终稳定下来，杜绝了封建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这样，从1640年算起，到1785年，历时145年，英国资本主义制度才得以完全确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更是跌宕起伏，斗争惊心动魄。从1789年爆发革命，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成立，前后经历三次封建王朝的复辟，其间交织着进步与反动、共和与帝制、革命的恐怖与反革命的恐怖、内战和外战、征服外国和投降外国种种动荡不安。大体上花了将近100年时间，资产阶级的统治才有了稳固的基础。至于说到资本主义从开始到在整个欧洲取得统治地位，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到1871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则经过了230多年。如果就全世界范围来说，则时间更长了。这说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也是历时长久、充满斗争的。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尚且如此，社会主义作为与以往所有的剥削制度根本不同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它的产生和发展更不可能是直线的，发生曲折以至严重的挫折是难以避免的。在世界范围内，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这种发展情景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我们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19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问世时，共产主义还只是个在欧洲游荡的幽灵。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兴起，许多国家产生了工人阶级政党，相继出现了革命的形势。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了现实。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飞跃，它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进攻苏联，苏联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的巨大凝聚力战胜了法西斯的进攻，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战后，亚洲、欧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是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其间虽然出现过由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的全世界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但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力挽狂澜，接连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回击了这一思潮。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发生剧变，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并在世界范围内跌入低潮。然而在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同时，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的堡垒不仅依然屹立在东方，而且以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良好态势成为吸引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一面旗帜。

　　历史表明，社会主义经历了许多变化，其中既有巨大成功和凯歌行进，也有严重失误和重大挫折，但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事业是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过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苏联东欧剧变无疑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但它也改变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放到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来观察，那也只是奔腾入海的河流中的一个旋涡。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科学地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的基础上将更加成熟起来，从而一定会更好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9] 在苏东剧变以后我们仍保持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原因就在于此。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革命低潮时期，考验着每一个人的理想和信念。患有“革命低潮综合症”的庸人才会在社会主义遭到挫折时丧失信心。我们深信，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将在总结苏联东欧国家演变的教训基础上更加成熟起来，从而把社会主义搞得更好。阴云将会散去，太阳终将普照大地。胜利一定属于人类的希望——共产主义事业！

　　注释：

　　[1]《求是》杂志，2012年第23期。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3—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 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第168、169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 1994年，92岁高龄的彭真同志正在考虑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找有林同志谈怎样研究国史。这是有林同志的一份彭真同志谈话记录（这份记录，曾当面经彭真同志审阅）。我们有幸从有林同志处读到这份记录。该谈话收进《彭真年谱》时有所删节。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 《列宁全集》，第31卷，第81页。

　　[9]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 《参考资料》1992年1月27日。

　　[11]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