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巨大成就不容抹杀

点击：作者：梁柱来源：红旗文稿发布时间:2017-08-24 12: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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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这一论述科学地指明了两个发展时期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党的十八大报告正确评价了毛泽东领导的包括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强调，“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挫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具体指明了两个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历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在革命过程中（局部地区执政）和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民族独立和快速发展经济文化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具体地说，确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奠立了人民共和国的国体；以同这一国体相适应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政权组织形式；根据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特点和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根据中国国情和各族人民共同意愿，实行单一制国家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些体现人民民主的制度，为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奠定了牢固根基，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它是新中国历史发展中两个不同时期相联结的根本纽带，充分体现了它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包括国体、政体和人民的民主权利，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选择和要求，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长期奋斗的制度性结晶。它们适合中国国情、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首先，是维护和发展中国革命成果的制度性保证。

　　近代中国，备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因而，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即现代化，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两大要求。但在民族灾难深重、国家不独立、人民受压迫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反复指明：

　　“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页）

　　这是近代中国历史证明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正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获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就是中国革命胜利成果的重要体现。这一成果，不但使我们能够有力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避免近代中国历史悲剧的重演；而且也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

　　其次，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

　　我国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是代表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它以国体的形式确认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赖以巩固的政治前提。也就是说，人民民主越发展，人民政权才越巩固。历史上所存在的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政权，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但他们都不敢面对这种阶级统治的实质，而用种种谎言加以粉饰。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用“君权神授”“受命于天”这一套封建迷信的说法，来掩盖其皇权专制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则是用所谓“民主”“自由”一套说教宣扬其“全民的性质”“普世的价值”，来掩盖其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人类社会自从私有制和国家出现以来，就希望改变这种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压迫的不合理状况，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斗争。而只有获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运动，才真正实现了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所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使绝大多数人获得做人的权利、真正的民主权利，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也使人类对未来合理社会的憧憬和追求有了现实的实现途径。事实表明，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权基础是十分广泛的，广大人民享有法定的民主权利。所以，社会主义民主越发展、越完善，我国政权的基础就会越巩固。

　　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同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制度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了人民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既保证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又使各个国家机关合理分工，各尽其责，是一种富有效率的政治制度。同时由于它不存在内部互相牵制的力量，因而能够通过自身的调整使这一制度得到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西化思潮的实质，就是力图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照搬美国模式的邪路上去。近年来所谓宪政民主的主张，其实际内容就是要把我国宪法修改成为美国那样的宪法，要求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制度。这种用来调节资产阶级内部权力滥用的三权分立原则，不但不能改变其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反而造成其国家权力互相牵制和抵消。这正如邓小平所说：

　　“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这显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坚持体现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原则，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

　　再次，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重要依据和保证。

　　近代中国历史反复证明，在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了国家主权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失去了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机缘；因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是通过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这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其深远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是人民共和国不可动摇的基础。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改变过去不切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单一的公有制形式，而不是改变公有制本身。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一再强调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个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要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我们要从政治高度认识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因为是不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是关系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问题。由此，不难看出今天层出不穷的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都集中攻击、非难并企图改变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目的所在。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经历过挫折和失误，但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主要的，为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多方面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这里需要指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主要是：看它是不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推动了社会进步，是不是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更加优越的条件。从这样的标准来看，只要跟旧中国比较一下，就可以鲜活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的是历史性的伟大成就，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这里应当看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不能不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其一，“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1949年，我国钢产量仅有15.8万吨。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难怪当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远在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友人感叹：我们不能不服气，我们搞了20多年连一辆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不能不服气呀！这就是旧中国的现实，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

　　其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经济、军事上的严密封锁。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科技禁运的项目比对苏联、东欧国家还多出500多项。中国不仅不可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通常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

　　其三，我们还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页）正因为这样，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犯一些错误，出现过曲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只有深刻理解新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巨大困难，才会真切体会到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何等的可贵。

　　所以说，虽然在这期间发生过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但在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外交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能否定和抹杀的。从1953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与当时世界其他各国相比也是快速的。

　　一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66年，建成并投产的限额以上大中型项目1198项，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兴建了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我国的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的10年，使党和国家经历了重大挫折，经济建设也受到严重损失。但应该看到，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特别是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艰苦努力下，基本上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建成了一批大型项目，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较快，三线建设取得成就，使经济建设在总体上也得到一定发展。

　　二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农业技术改造的积极开展，为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打下了基础。在粮食、棉花增长幅度较大的同时，经济作物也获得一定的增长。这期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大中小型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发电、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是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从1956年起步的。1960年，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运载火箭。1964年10月和1965年5月，我国先后两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从而打破了国际上的核垄断。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首次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9月，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对于这个时期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科技进步，邓小平在1988年就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这反映了当时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四是培育了良好社会风气，社会进步举世瞩目。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泥浊水，培育形成了良好社会风气。在惩治贪腐、反对封建迷信、扫除文盲、发扬社会主义新道德、计划生育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一个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是反映这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社会进步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比中国晚了整整35年。

　　五是在外交上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区别不同国家对我国的不同态度，同世界各国建立新型外交关系，极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1964年中法建交，打破了西方国家封锁中国的链条。1971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促使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到1976年，在当时世界上独立的130多个国家中，同我国建交的达到110个。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尊严形象，赢得了朋友，赢得了声誉，为巩固我国革命胜利成果，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事实无可置疑地表明，新中国头30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是不容抹杀和否定的。如果没有上述成就作为基础，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难以设想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不顾事实，无限夸大我们党那个时期在经济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抹杀我们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是极不严肃的，违背了学术研究中必须尊重事实的道德原则。他们中的有些人这样做，是企图通过抹黑历史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企图改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一切有良知的、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中国人的谴责，也遭到国外正直的学者的反对。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通过对历史背景和大量数据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时期的现代化，以依靠中国人民的自己力量为特点，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台湾大学教授颜元叔在台湾《海峡评论》上撰文指出：

　　“中国的前途在大陆，在那十一亿心含‘鸦片战争’之耻，心含‘八年抗战’之恨的中国人身上！他们衣衫褴褛地制造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他们蹲茅坑却射出长征火箭，他们以捏泥巴的双手举破世界纪录，他们磨破屁股包办12面亚运划船金奖，他们重建唐山而成为联合国的世界模范市”，他们“把大庆油田打出来，把北大荒开垦出来，把葛洲坝拦江筑起来”。

　　“大陆的人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的成就？”

　　诚哉斯言！

三

　　毛泽东在探索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蕴含着具有深远指导意义的战略思考和理论建树，是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

　　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不久，发生了苏共20大召开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进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正是这种对于迷信的破除所发挥的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1956年，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国内和国际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果断提出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并围绕这一历史性课题回答了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和国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奠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另辟蹊径的艰巨事业中，能够经得住风浪。而当我们出现失误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回到正确的思想上来并加以纠正，因而能够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是我们党坚持走自己的建设道路而不迷失方向的一个深刻的原因。

　　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是多方面的。

　　比如，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鉴戒苏联的经验和教训相联系的。正是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并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论十大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这不仅表现在以此为起点的探索已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并开始触及体制方面的改革，达到一定的深度；更重要的是其中体现的基本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紧紧把握探索的主题，是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道路，而不是离开中国基本国情、离开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另找出路。

　　第二，关键要正确处理坚持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是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时，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且说提出这个口号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所以这样，不仅是要放下大国的架子，强调一万年都要学习；而且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但这种学习绝不是照搬照抄，要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坚决抵制腐朽的东西；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把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新的东西；在向外国学习中要把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起来。

　　第三，中心是反对教条主义。党的七大在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时，明确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其中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可以说，这些思想至今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强的针对性。

　　又如，毛泽东于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最早的、非常重要的探索和回答，它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他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把经典作家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认定这种社会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他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特殊矛盾及其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涉及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明这些矛盾同以往社会一样，都是受社会基本矛盾所规定和制约的。他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正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这两种社会基本矛盾，这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提出的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是一个需要在长期实践中加以探索的历史性课题。如果说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是在经历并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这样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的话，那么，党在新中国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课题，也会经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其间包括一些挫折和失误，也就是一种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在探索中所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确实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重要准备。毛泽东对如何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一课题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曾陷入误区。但是，他从对苏共20大赫鲁晓夫丢掉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发出的警示开始，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做出最早的、明确的回应，并提出了一系列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这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