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总结37年的改革开放经验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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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总结37年的改革开放经验正当其时

——“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座谈会纪要

点击：作者：综合来源：《经济导刊》发布时间:2016-03-05 08: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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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召开了“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座谈会。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关键时刻。正确总结37年的经验正当其时，这是新一代人的使命。

　　编者按：6月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召开了“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座谈会。

　　37年来的改革开放在为中国带来经济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反映社会矛盾的思想斗争也日趋激烈。而中国与世界更为密切的交流互动，中国影响世界事务能力的与日俱增，也使得如何参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改进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新课题。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关键时刻。正确总结37年的经验正当其时，这是新一代人的使命。要实事求是地看待37年来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既充分肯定成绩，也不能回避失误和教训。我们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孔丹[1]：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是最基本的要求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这个平台的主旨，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会议给我一个命题作文，叫《实事求是与中国改革》，我讲一点我的亲身体验。

　　我们这一代人亲身体验比较多，学术理论基础比各位青年学者相对薄弱一些。但亲身的体验和经历让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些实践的基础。

　　我在我的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场涉及整个国家民族、从党内到党外、从高层到基层的、浩大的社会政治运动，人们的认识就可能还停留在传统框架里，就很难回到我们原来坚持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经过艰难困苦的努力，28年后夺取政权。新中国后的17年经济建设，在党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以两阶段叙述，1949到1956年是改造生产关系的7年；1956年到1966年是经济建设的10年；然后加上文化大革命10年，总共27年。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37年。

　　从建国以来，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始终是党和国家极其重要的认识路线。毛主席的认识论是党能够无往不胜的基础。但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毛主席和党的领导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在社会实践中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文化大革命后全党进行反思和总结，使党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创造了一个认识基础。

　　我个人对此有切身的经历。1977年，我调到当时成立的中央宣传口工作。当时党的最高领导坚持“两个凡是”，在具体问题上，一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理论，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不能对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平反；不能让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发挥更好的作用。党在历史的关头找到了正确的路线，从而基于对国情的正确认识，做出正确的选择，实行改革开放。

　　十八大报告有一个经典的表达，就是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路线。

　　我们是想总结从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时37年的理论和实践。中央对这一段历史是做了总结的，这是一个“且行且思考”的过程。1992年我们正式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被视为是邓小平理论最基本的提法。我觉得改革开放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是一个笔直又笔直的发展过程，党内思想也不是纯粹又纯粹的思想过程。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应该是我们总结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最基本的要求和理论基础。

　　萧武[2]：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

　　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可能形成很多新的思想禁锢。比如说，以为国企改革就一定是要把国企私有化，不私有化就不是改革。由此在一些政策宣传导向上出现问题。

　　国企改革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到1992年是第一阶段，以承包制为核心，主要是放权让利。1992年到2004年为第二阶段，主要是国有资产在一些领域大规模退出，而在一些领域也逐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比如说石化行业，把原来行政管理的部门重组为几个大型企业集团。这个过程到2004年告一段落，县以下的国企基本上不存在了，在地市一级估计保留下来的就10%左右，省一级保留的多一些，但是总体来说也不多。全国范围内，留下的120多个央企成为国有企业的主体部分。

　　2003-2004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社会上发生了“郎顾之争”，对1990年代中后期广泛推行的“管理者收购”（MBO），特别是其中大量的腐败和国资流失问题进行了披露，此后MBO基本被叫停。另一个重要事件是成立了国资委，监管体系逐步成熟；按照国资委的要求，国企的主要任务是做大做强。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国企目前的规模。国企改革这个过程，有一些经验值得注意。

　　第一，国企可以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和国企是相互排斥的。但是从实践经验来看，通过内部机制的改革创新，国企其实是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市场主体的。

　　第二，国企和私企的关系。从200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来看，国企在“进”的同时，民企也在“进”，并不一定说是国企进了，民企就退。

　　第三，2004年国资委成立以后，确定了一些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明确地划分了国企在哪些领域必须保持绝对的控制力，在哪些领域保持相对的控制力。这等于给国企的退出划了底线，不再是盲目退出。

　　第四，国企在过去37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中国经济贡献比较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恰恰是因为它讲政治。比如说抗震救灾，在南方遭遇雪灾影响电网供电时，只有国企才能不计代价地服从国家指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而私企就很难做到。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成立了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在2003年成立，代表政府行使出资人职能，对国企进行监管。之后各地各级政府都陆续成立了国资委。有了专门监管机构之后，国企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稳住阵脚，进行结构调整，盘活资产，做大做强。

　　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教训。

　　第一，改革初期阶段，尤其是在1990年到2004年，国企退出过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例如医药分销体系，除了国药和上药，基本上全部退出，如果留下哪怕20%的市场份额，也能保持对药价的干预能力。而现在要调整药价没有了抓手。

　　第二，监管能力跟不上改革的节奏。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比较快，而当时对国企监管缺位，地方上能卖就卖，造成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败现象。当时国企经营状况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国企员工的社保包袱过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一概归结为体制原因。

　　第三，配套措施改革不同步。1990年代国企改革，大量工人下岗，而社保并没有跟上，大量的工人被推到社会上去，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幸运的是当时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荡。

　　第四，一些行业的改革方案问题很大，人为地制造竞争。比如说电信行业，为打破垄断反复分拆，造成重复布网，浪费很大。电力改革实行厂网分开，放开煤炭市场，2002-2008年用电缺口大，煤价上涨，但电价由国家控制，给电厂经营带来很大困难，逼得发电企业去控股煤矿。

　　第五，什么都不能一刀切，不能人为地制造“一窝蜂”。例如国企“走出去”，在缺乏必要经验的情况下，盲目国际化导致不少失败教训，大规模跨国收购不成功的案例很多。

　　孟捷[3]：市场、社会保护和国家的作用

　　我们用马克思和波兰尼的框架，分析改革以来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波兰尼的观点是，市场的无限扩张会引起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他用无限扩张的市场和社会保护运动这对矛盾来解释200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个观点很有启发意义。波兰尼的理论同时也关涉到国家的形成。因为在社会保护运动当中，当然少不了国家的作用。

　　改革的过程也是国家重新形成的过程，这一点被不少人忽略了。而国家的作用，恰恰是中国改革、中国道路里最新鲜、最本质的东西。人们更喜欢谈论市场经济理论，但忘掉了国家理论。国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当事人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决定中国道路的制度很多，老外也经常讲，最根本的是党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改革以来国家发展带来很多新鲜的东西，党也是与时代一起变化的。在意识形态方面通过党赋予国家形成精神层面的东西。今天我们或许应该好好重新领会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国家的自主性来自何处？来自国家之间的竞争，但还不够。由于改革以来国家理论发展的滞后，就容易受到天真的或狡黠的自由主义者的围攻。但自由主义是片面的，新自由派只看到二战后资本主义和民主相结合的历史，却忘记了此前的历史。只知道斯密，却忘掉了凯恩斯。从希腊民主两百年的覆灭来看，统治阶级的代议制民主未必是“有历史的”（借用马克思的表达）。

　　王生升[4]：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的问题

　　大多数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比如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学术大腕，都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他们所接受的理论熏陶和学术训练，让他们逐步接受某种特定的理论前提和思维方式，并由此对社会经济问题提出某种一致性的分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主要涉及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三大命题。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论命题是有限理性论，认为个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只能理解市场体系运动的局部特征，不可能认知“历史发展规律”。其工具主义倾向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强大影响，导致很多经济学家放弃了有关思维和客观世界统一性的立场，客观上强化了有限理性论的影响力。这种认识论立场无疑有助于为现存关系和秩序进行合理性辩护。所谓的理性预期同样是有限理性，只不过其重点在于强调个人与政府理性有限的无差异性，以此来否定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关于方法论，西方多数经济学家没有触及该假说更重大的问题，即超历史性和非生产性。经济人都是一个超越历史、超越生产关系的抽象个人，而现实中对个人行为构成基本约束的生产关系则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

　　方法论命题包含两个核心要点：超历史的个人交易行为，及由此演绎的市场均衡关系。即通过“经济人”假说将现实生产关系中的个人抽象为一个个平等的孤立个体，再以交易行为将这些个体关联起来，并演绎出没有矛盾冲突的市场均衡体系。从这种方法论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会把企业理解为自然契约的连接，而不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特殊历史形式。

　　纵观经济学界的研究，不难发现，越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其研究越具有静态性，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被视为外生变量；而越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其研究越具有动态性，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越被视为内生变量。

　　本体论命题，即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个保障个人自由和经济效率的和谐系统，即：第一它符合自由原则，第二它具有经济效率，第三它能实现利益和谐。

　　从上述范式出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完成了对社会经济过程的主观构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遮蔽性，它把真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矛盾和问题遮蔽了，而筛选抽象出一个与现实资本主义高度脱离的市场经济乌托邦。

　　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而言，一些经济学家一直试图按照市场经济乌托邦的方式对之彻底改造；同时将中国经济奇迹主观化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胜利典范。我们怎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得失成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解读，怎么从马克思主义出发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对于未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江宇[5]：医改的主要危险是资本化、碎片化

　　新中国前30年，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率先建立了保公平、低水平、全覆盖的医疗卫生体系，对中国工业化的积累起到了关键的支持作用，降低了发展的成本，促进了社会团结。建国时我国人均寿命才30多岁，1970年代末就是68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改革开放之后，把市场机制引入医疗、教育体系。这就产生了医疗卫生市场化，导致医疗费用上升。

　　同时，随着经济成分多元化和人民公社的解体，原有社会保障也开始瓦解。附着在国企上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医疗市场化的叠加，加重了国企负担。到1990年代末，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明显化了。进入21世纪，随着劳动力的市场化，同时对资本投资大开绿灯，我们从过去的“保护性国家”，成为了一个更大意义上的“经营性国家”。在工业领域过剩之后，新的投资机会进入服务业。最近几年，鼓励资本进入健康服务业，又进一步提高了医疗服务体系的盈利性，进一步增加老百姓看病就医的成本，这反过来抑制了内需。

　　虽然2009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认识到医疗卫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但是现有措施还是鼓励公立医院、特别是民营医院按照资本增殖的逻辑运行。近几年，老百姓自己负担医疗费用的比例，不管从绝对值还是从比例上来看都是上升的。也就是说，医疗卫生的营利性抵消了国家对医疗卫生的投入。

　　应该说，中国的体制是有利于推进医改的。我们是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国有资本和大量的公共资源还在国家手里，制度优势还没有失去，我们也有条件避免“福利陷阱”。医改的危险是私有化、资本化、碎片化。健康是人生最基础的需求，一个国家怎么对待人民健康，很大程度上体现它的制度特征。医改首先要澄清医疗卫生的本质和使命。

　　何建宇[6]：多元化、群众路线和国家-社会-市场的互动

　　国家与众人之间怎样搭建一个基本的组织桥梁，这是政治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部门成长速度在加快，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关系也逐渐被重视。

　　我个人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面”是更加注重国家-社会-市场三个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改革过程中，市场分权的逻辑是很清晰的，然而向社会分权相对比较缓慢。“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实际上形成的后果是“小政府、大市场”。以市场简单地替代社会，显然造成了不少问题。观察社会力量或社会部门的成长，应当成为我们理解改革政治逻辑的一个重要维度。

　　公有制部门就业比重进一步下降，到现在大概只有20%，这也就意味着80%的人很难被传统组织延伸过去进行组织和关联。这也意味着党和国家管理社会的功能是在减弱的。怎样去培育一套更有效的组织体系，或者去发现人民自己的组织，发现一些可以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使之能够与政党重新关联起来？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展开，并开始改变政治过程展开的逻辑。这个逻辑不仅仅是西方政治学中政治参与的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逻辑。同时还是党员的培养锻炼环节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经验和传统。

　　回到三个部门的宏观结构变迁，培育社会或者说是重新塑造人民政治的逻辑，又丰富了我们对于权力互动和平衡关系的理解。以前，单调的经济分权或者向市场分权形成了不稳定、不均衡的政治关系。通过培育更加成熟的、跟总体利益和党的领导相关联的社会部门，不仅能促进国家向社会的分权，同时还能促进市场部门与社会部门的相互平衡和制约。党和国家是与社会部门相隔离还是相关联，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经验或者政治逻辑。

　　张翔[7]：关于“不争论”

　　邓小平对“不争论”的论述是有特定背景的，并不是简单地说，在所有方面都提倡“不争论”，他既讲要“不争论”，同时也讲，仍然需要争论，认为争论的存在可以让决策变得比较科学。

　　在改革进程中，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同意见。特别是网络的应用，社会意见的表达变得越来越容易。突出的案例是反思改革的社会舆论的形成。1990年代，在知识界已有著名的辩论。之后人们在网络上发表关于国企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公共卫生、三农问题等方面的批评意见，在2004年“郎顾之辩”达到了高点，那时还谈不上“水军”，社会民意在网络上能够得到一个大致的呈现。而一些学者则呼吁中央表态终结辩论。但社会上的辩论并未中止，而且对政策的调整起到了一定作用。

　　另一案例是围绕“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问题的争论。到2009年前后形成一种舆论，认为中国问题很多，不应该讨论“中国道路”问题，但这种意见并没有对讨论的展开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三个自信”，正面阐述了“中国道路”。社会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战略思想的形成。

　　在一些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一是要慎重，二是要放开一定程度的讨论，否则信息到不了决策者那里。在一般社会问题和思想领域，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争论都已经在那里了。争论的根源在于社会的深刻分化和矛盾。不再可能简单地用“不争论”把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意见分化抹平。

　　党的十八大之后，在舆论管理方面出现了非常重要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舆论治理的新思路。中央媒体发表系列文章，提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问题，要求领导干部面对社会分歧和争论“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不怕因言获咎。新世纪以来社会辩论发展与中央政策调整之间的良性互动，显示了社会辩论的建构性作用，这种建构性作用需要进一步引起重视。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来自实践的辩论和相应的制度性实践，是纠正错误的最好方法。

　　近年来资本对舆论的影响和控制越来越强，操控手段越来越多变。这种情况下，如何让普通群众的声音能有比较充分的表达空间？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群众路线经验，基层群众的声音将获得此前所缺乏的能量，党组织的战斗力也会得到锤炼。

　　王维佳[8]：媒体改革的政治意义

　　所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离不开媒体的影响和塑造，例如国企改革，福利社保制度，加入WTO等等都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媒体改革的政治意义是非常大的。

　　舆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文化问题或人心问题，它跟舆论的生产机制变革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熟悉的，以注意力资源集纳和贩卖为基础，以广告营收为主要来源的这套媒体生产机制，是19世纪中期在西方产生的，按一些历史学家的表述，它是伴随西方文明的衰落而兴起的。

　　冷战时代，不论哪个阵营中的国家都对媒体的商业化有所限制，而把媒体看作是有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角色。1970-80年代之后开始解除管制，信息传播业成了大规模进行商品化、市场化改造的领域。

　　中国将文化传播事业部分放给市场，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业的机构属性、主导思路、人员构成、生产模式、目标受众、资金来源都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简单地在经济意义上加以概括（如文化产业的讨论），而更应该看到它对中国文化政治的深刻改造。它实际上默认了新的社会优势群体借市场化完成意识形态的沟通和联盟，并创造一套支配性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话语体系。

　　1990年代以来，传媒业继续推动国家和社会向媒体放权，一整套专业主义的业务规范和伦理也应运而生；围绕利润和“眼球经济”，引入了好莱坞式的高效生产流程。一方面，媒体内明细的管理层级和流程控制，把从业者的主动创造意识降至最低，成为“知识劳工”；另一方面他们又用专业主义的说辞塑造自身的“独立性”，运用专业技巧参与社会热点的制造和解释，俨然成了一个边界清晰的政治共同体。

　　这样，市场化的新闻业，用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的意识形态，杜绝了从实际社会关系理解媒体生产的反思性视角，既掩盖了自身的“观念生产”控制机制，又为自身从社会中分割更大权力创造了合法性。

　　从这场逐渐商业化、市场化的变革过程，可以延伸出几个需要重视和讨论的问题。

　　一是在文化上。之前政策领域的主流看法，媒体是提供公共服务和文化教育的部门，不能让商业内容和低俗内容渗入。现在它越来越强调按照基本欲望标准来生产内容。现在很多新闻产品，就是用数据化的标准来定义读者，根据读者的兴趣定义其类型，然后不断推送类似的信息。新闻媒体教育和提升的功能越来越缺失。

　　第二个是政治司法过程和媒体过程的冲突。规范的政治司法过程要求审慎商讨，细致调查。但是媒体要求第一时间快速报道，快速下结论和问责。形象地说，今天政治资源被媒体“绑架”，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出现“宣传媒体化”现象。政治运行的公共关系色彩越来越浓重，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很大。

　　第三个是外部压力。市场化、商业化意味着国家从宣传实践的一线撤出，意味着放弃对新闻队伍政治素质的要求，而变为职业素养和职业伦理的要求。这在中国媒体改革的过程中非常明显。但冷战过后，很多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国家力量并没有撤出宣传一线，而继续以各种基金会和社会组织作为伪装和依托，不断地轮训世界各地记者，回到所在国，变成舆论领袖。这在第三世界国家是非常典型的现象，也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政治挑战。

　　最后一个最新的状况就是媒体领域的进一步资本化，而它借助的是所谓“互联网思维”和“媒体融合趋势”。互联网企业和知识界在合力打造对媒体发展趋势的影响，就是跨界、融合，然后借助这种方式构造新的政治经济生态体系。今天我们提出智慧城市、互联网+，互联网企业大规模投资媒体，基本上要把所有的公共服务领域一网打尽，这个现象是值得警惕和讨论的。它跟我们媒体政治经济结构的改造是一脉相承的逻辑，跟八十年代整个市场化改造是一脉相承的逻辑。

　　孔丹：实践性是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最高品格

　　我们要研究现实问题，很多决策，其实是利害权衡的结果，不是仅从一个理念出发。怎么打觉得顺手，有什么工具用什么工具。反思，也不能拿文革的思路来套现在的问题，比如拿当年高官的收入来对比当今的腐败问题，这是不可比的。

　　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实践性是这一类研究的最高品格。毛主席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个叫实事求是，一个叫有的放矢。他说箭不能拿在手里面，好箭要面对中国的实际，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不是简单的一个方法论，首先是把国家、民族和人民放在基础的地位上。最初改革开放目的还没有那么明确，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且行且思考，缓不过劲来就摔跟头，摔得鼻青脸肿的。哪有什么一帆风顺、康庄大道啊！我们锻造的思想，是要教育人民，反驳敌对意识形态。实事求是，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觉得我们的研究如果能够更好地体现这种实践性品质才更有价值。

　　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梦”，最近提出了四个全面：全面建设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第一个全面挑战性极大。你要建设什么样的小康是一个方向性问题。是社会主义方向，小康后面是大同，小康后面是共产主义。全面小康，不是人均GDP达到多少是小康，而是一个普惠人民、人人受益的这样一个目标。改革要坚持这个方向，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关于深化改革，一定要给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明确定义。难道改革就是把所有工作都交给市场、把政府职能废掉吗？政府工作严重越位、错位，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是该管的没管，缺位严重。丢掉政府的积极作用，可能会丢掉中国模式的精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简政放权决不是政府什么都不管。

　　有人说现在中国改革处于十字路口，共产党干部出现了双重人格的问题。共产党员一边讲社会主义，一边向资本主义方向推进。习总书记讲的四个全面非常重要，挑战也很严峻。如果能为中央的这个前进方向做出我们的理论贡献，包括理论创新；如果能把政府、市场、社会这些事说清楚，特别坚定，特别明确，这是我们的根本，那我们这个平台就算是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尽到了责任。

　　（编辑丁凡）

　　精彩句子：

　　孔丹：如果讲实事求是和中国改革的关系，就是党在历史的关头找到了正确的路线，从而基于对国情的正确认识，做出正确的选择。

　　孟捷：改革的过程也是国家重新形成的过程，这一点被不少人忽略了。而国家的作用，恰恰是中国改革、中国道路里最新鲜、最本质的东西。人们喜欢谈论市场经济理论，但忘掉了国家理论。

　　张翔：在一些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一是要慎重，二是要放开一定程度的讨论，否则信息到不了决策者那里。在一般社会问题和思想领域，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争论都已经在那里了。争论的根源在于社会的深刻分化和矛盾。不再可能简单地用“不争论”把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意见分化抹平。

　　王维佳：中国将文化传播事业部分放给市场，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业的机构属性、主导思路、人员构成、生产模式、目标受众、资金来源都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简单地在经济意义上加以概括（如文化产业的讨论），而更应该看到它对中国文化政治的深刻改造。

　　[1]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2]萧武，《经略》编委。

　　[3]孟捷，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4]王生升，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5]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6]何建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