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云：必须高度重视我国现阶段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点击：作者：张作云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6-10-06 09: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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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以其坚定的信心和非凡的毅力，开拓进取，锐意创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途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08 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全球经济萧条的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从而引发国内外一些政客和所谓专家学者的议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联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及其基本走势，我们认为，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状况，虽然不像西方国家政客和国内一些人士估计得那样悲观，但也必须百倍警惕，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金融和经济危机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必须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制定科学而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其政策措施，防患于未然。

　　一、从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关系结构及其特点谈起

　　生产关系结构，作为一个宏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系统，不仅可以理解为单一的生产关系所包含的诸种要素的总和，而且也可以理解为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并列存在的诸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在特定社会及其经济结构中，往往有多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并列存在，由此，便决定了生产关系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出来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同时，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起步的，并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虽然从广度和深度上有了极大发展，但就生产力的现状来看，仍具有多层次、不平衡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我国目前的生产关系结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就是说，在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关系结构中，既存在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存在着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作为体现社会生产过程本质内容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或经济关系，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一定形式即经济制度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且，在阶级乃至国家存在的前提下，经济制度作为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承担者，是以生产关系的法律化形式出现的，因而，我国现阶段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在经济制度结构上，也必然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就是说，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结构中，既存在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存在着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且，在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中，又由于并列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都代表着不同社会集团、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因而，作为不同生产关系和不同经济制度微观单位的经济主体结构，也必然是多元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就是说，在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的运行中，既存在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经济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或集体经济），也存在着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即私营经济，同时，还存在着由改革开放引进外资而形成的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体的外资经济。

　　在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的运行中，由于上述并列存在的经济主体的多元性，它们作为不同性质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微观单位，代表着不同社会集团、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因此，它们从事生产经营的目的以及实现目的的手段也必然是多元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作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它们从事生产经营的目的，必然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必然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为宗旨。而实行这一生产目的的手段，也必然是通过追加劳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社会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而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体的外资经济，它们从事生产经营的目的，必然是为了利润，而且是最大限度的利润。其实现目的的手段，也必然是通过提高雇佣工人劳动的外延量和内涵量，加强对雇佣工人的剥削，最大限度地榨取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的多元化特点，不同经济主体在生产经营目的、实现目的的手段上所具有的本质区别，这就决定了在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运行中客观存在并贯穿整个过程的基本经济规律也是多元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就是说，在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运行中，必然会出现多种基本经济规律，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率并存的局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构及其经济制度结构中运行并发挥主导和决定作用的规律。其内容和要求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3]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则是在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及其经济制度结构中运行并发挥主导和决定作用的经济规律，其内容和要求是：用提高雇佣工人劳动的外延量和内涵量，加强对雇佣工人剥削的手段，来满足资本对剩余价值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的无限贪欲。

　　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以及由此决定并贯穿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基本经济规律具有多元化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贯穿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基本矛盾也不是单一的，而必然是多元的。一般说来，贯穿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多元性之间的矛盾。但由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以及基本经济规律的多元化所决定，具体说来，在我国现阶段，贯穿我国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并发挥主导作用的基本矛盾，就有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就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公有制占有主体的多元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就是在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并且，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作用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矛盾，又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和全面发展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在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基本矛盾，也表现为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之间的矛盾和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在我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按比例性和计划性，只要国家的宏观计划和各项具体政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一般不会出现大的漏洞，导致危机的发生。但是，由于我们党和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安排群众生活和发展生产方面，往往会产生急于求成的倾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出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甚至导致危机的发生。而在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作用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具体矛盾，由资本的本性、特点和要求所决定，如果国家计划和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弱化，或者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则必然会导致危机的发生。

　　上述两种不同背景下发生的危机，虽然都是在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结构及其经济制度结构的框架内发生的，在现象上虽然都表现为金融和经济危机，但从其本质来说，却有着根本的区别。

　　首先，危机的根源不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发生的危机的根源，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具体矛盾。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发生的危机的根源则在于，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经济制度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具体矛盾。

　　其次，危机的实质不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发生的危机，是“短缺性”危机，而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发生的危机，则是“过剩性”危机。

　　最后，危机的周期不同。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发生的危机，由于内含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构、经济制度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基本矛盾及其具体矛盾，不具对抗性，只要国家和政府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国家的宏观计划和各项具体政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即可避免危机重复发生。就是说，这种危机不具有周期性。而在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发生的危机则不同，由于内含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基本矛盾及其具体矛盾，具有对抗性；又由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客观要求，我国目前还不能取消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及其经济制度结构，贯穿其中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基本矛盾及其具体矛盾也无法消除；因而，一遇适宜的气候，这种危机还会再次发生。就是说，这种危机就必然具有周期性。关于这一点，已被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的经济史所证明。

　　自原始社会解体、奴隶社会产生以来，生产关系结构及其经济制度结构，不仅具有多元化的特点，而且，在这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及其经济制度结构中，并列存在的各种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制度，其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平衡的。其中必定有一种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制度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诸多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制度的运行中，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这种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制度的存在和发展，对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的整体性质，有着决定的意义。

　　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就其整体来说，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在整体上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并且，也就决定了，在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框架内运行并发挥作用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具体矛盾，在多元化的基本经济规律体系、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具体矛盾的矛盾体系中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统治地位，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同时，还决定了，在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运行中，由国民经济计划及其具体政策等方面的失误而发生的危机，也只能是“短缺性”危机，而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是“过剩”的和“周期性”的危机。

　　然而，如果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制度，在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相互联系、相互竟争中，取代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而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这样，一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具体矛盾深化、发展和激化起来，危机就会发生。并且，这种危机就不单是从西方国家输入的，而是由我国国内各种因素自生的，就不是偶然的和“短缺”的，而是必然的、“过剩”的和具有周期性的了。

　　以上分析表明，在我国现阶段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中，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构及其经济制度结构，是“短缺”性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这类危机虽然曾在我国发生，并且还有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但并不具有必然性和周期性。而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则是“过剩”性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而且，这类危机的发生，则是必然的和具有周期性的。

　　结论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与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同时并存，或者说，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的多元性，为上述两类危机，尤其是以“过剩”为特点的、具有周期性的危机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提供了制度前提。

　　二、多元化的经济主体结构孕育和放大了危机的可能性

　　上面说过，生产关系结构的多元化，决定了它的法律化形式经济制度结构的多元化。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的多元化，决定了它的物质载体和微观经济形式即经济主体结构的多元化。因此，在我国现阶段的国民经济运行中，既存在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也存在着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由于改革开放引进外资而形成的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体的外资经济。由于这些并列存在的经济主体性质不同，所体现、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不同，从而，它们从事生产经营的宗旨、目的、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所遵循的经济规律不同，因此，它们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对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也就不同。既然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为金融和经济危机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提供了制度前提，那么，作为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的物质载体、微观经济形式的多元化经济主体结构的客观存在，也就孕育和放大了危机的可能性。

首先，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或国有经济，既然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在现阶段是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那么，它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目的，就不能不与其他性质的经济如资本主义经济有着根本的区别。就是说，它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就不能不以整个社会或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目的，就不能不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或广大人民群众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为转移；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就不能不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导及其作用下，遵循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规范而有序地进行。当然，在这样的前提下，国民经济运行虽然也存在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历史已经证明，不仅危机发生的几率较小，而且，从危机的实质来说，也只是“短缺”性危机而不是“过剩”性危机。并且，即使发生了危机，也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通过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整顿、充实和提高，很快得到治理和消解。

　　然而，有针对性的现实问题在于，我国现阶段“过剩”性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对国有经济，进行了全面而大刀阔斧地改革。

　　首先，废除了实行几十年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民主管理体制，转而实行已被实践证明是非科学的“一长制”即“厂长经理负责制”。接着又以西方“经纪人”理论为指导，先后对企业“扩权让利”、实行“经济责任制”（使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自负盈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力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继而，又实行所谓“规范的股份制改革”，建立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接轨或大体一致的“规范的公司制”和“企业法人治理机构”。

　　通过这些改革，使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享有与其性质相左的法人财产权，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经营自主权和自身利益；企业拥有了用工自主权，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平等劳动关系发生了变化，染上了浓厚的雇佣劳动的色彩；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固定的层级关系；企业管理制度发生了变化，“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成为企业管理的主体，弱化甚至替代了“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职能作用，使家长式、独裁式管理在一些企业大行其道；一些企业为了争得自身利益，利润最大化成了经营活动的主要目标，国家为了所谓资本保值增值，也把利润作为考核企业绩效的硬性指标；满足人民群众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和全面发展需要的经营目的受到排斥或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在实现经营目的的手段方面，职工的劳动时间大大延长，劳动的内涵量大大增加；职工的劳动报酬与经营者和管理者高低悬殊，按要素分配排斥甚至替代了按劳分配。

　　上述改革的结果，不仅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经营理念、经营方式、经营目标以及实现经营目标的手段、所遵循的经济规律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在管理思路、管理方式、管理制度、管理体制、治理结构等方面，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尤其是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相比，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同质性。

　　在此情况下，党和政府如果不能对企业实行有效地领导、规制、监督和管理，企业很容易走上变相私有化、过度自由化和市场化的道路，从而使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社会主义内涵和性质发生重大变异。如果这样，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就不仅不能在国民经济运行中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有效发挥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而且，还会使国家和政府的调控职能弱化甚至无效化。这样，一旦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出现失调，就会引发经济震荡，导致危机的发生。

　　其次，再来看资本主义经济或私营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生产关系结构尤其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私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在我国目前的所有制结构中，已经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私营经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和政府的调控，使国民经济协调、有序、稳定运行，但毕竟是以资本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生产经营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4]并且，它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5]即“最大限度的利润”。[6]“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主导它们生产经营活动的“绝对规律”。[7]

　　正如19世纪英国工会活动家和政论家登宁在《工联和罢工》中所指出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8]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资本的总公式”时，还形象地揭示了资本的这种逐利的本性及其普遍性。他说：“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的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不过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货币贮藏者竭力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以谋求价值的无休止的增殖，而精明的资本家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却达到了这一目的。”[9]

　　这就是说，在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运行中，作为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或私营经济，由资本所具有的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本性所推动，必然会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主导和作用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为了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它们必然会利用国家给予的诸多优惠和国家计划及其调控体系的漏洞，从事合法的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形成对国家计划、政府调控乃至法律制度的挑战，使根植于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中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各种矛盾深化和发展起来，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埋下危机的种子。

　　一旦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危机就会发生。关于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经济突发事件及其所导致的经济震荡，便是绝好的证明。

　　下面，来看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资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外国资本逐步进入我国。进入21世纪，外国资本对我国的投资，则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

　　2010年，外国资本对我国的投资首次突破千亿大关，达1057.4亿美元。

　　2013年达1187.2亿美元。

　　2014年，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达23778家，同比增长4.4%；实际利用外资1195.6亿美元，同比增长1.7%。

　　2015年1-9月，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8980家，同比增长10.1%；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847.4亿元人民币，约折合949亿美元，同比增长9%。[10]

　　同时，外国资本对我国企业的并购也快速发展，无论是交易的绝对量还是相对量，均大幅提高。

　　2015年1-9月，以并购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015家，合同利用外资189.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52.9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5%、115.3%和204.5%，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5.8%上升至16.4%。[11]

　　与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较多的其他国家相比，在2012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前10位国家和地区中，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位居第一位，达2500亿美元（现价）；在2012年GDP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为2500亿美元（现价），位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12]

　　早在08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就有信息披露：在我国已经开放的产业中，产业排前5名的企业几乎都为外国资本所控制，28个主要产业中，外国资本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13]早在21 世纪初期，由于启动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金融体制的定向改革，到2006年9月，我国国内被外国资本参股控股的金融企业就有67家之多，其中包括16家银行、4家信托公司、19家保险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4家汽车金融公司。外国的投资几乎涵盖了银行、保险公司、证劵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公司等所有金融领域。至2007年5月底，共有42个国家在华设立了75家外资银行，资产总额达9896亿人民币。[14]

　　几十年来，日积月累，外国资本及其所掌控的微观经济主体，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已经处于较为显要的地位。由其本性所决定，这些外国资本从事生产经营的目的，尽管披着各种华丽的外衣，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从其实质来看，都不是为了一般的利润，也不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为了最大限度的高额垄断利润。为了满足其对于最大限度高额垄断利润的无限贪欲，它们不仅动用各种经济手段，而且还动用政治手段；不仅经济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而且还动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手段；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给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造种种麻烦，涌起种种波澜，催生种种风险。事实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体的外国资本在我国从事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在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放大了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风险，提高了危机发生的几率。

　　最后，来看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形成的多元化经济主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上面说过，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的多元性，决定了它们的物质载体和微观经济形式也即经济主体的多元性。这些不同性质的经济主体，诸如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即私营经济和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体的外资经济等，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由于它们的经济性质不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宗旨、目的和所遵循的经济规律不同，不可避免地，在它们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排斥、相互竞争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

　　说它们之间是统一的，是因为，在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运行中，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协同、相互补充、扬长避短，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说它们之间是对立的，是因为作为相互独立的经济主体，它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各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宗旨、自己的经营方略和实现经营目的的手段，各自遵循自己经营过程特有的经济规律，实现着各自由自己的本质所决定的特殊目的。

　　为此，它们不仅相互协同、相互补充，而且更为重要的，还相互渗透、相互排斥、相互竞争。

　　几十年来，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这种对立统一关系，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政治方面，同时还表现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

　　在经济上，不仅表现在经济资源、经营范围、经营区域、经营部门、经营份额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市场覆盖、市场份额、市场收益方面，同时，还表现在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作用、控制力及其发展方向等方面；

　　在政治上，不仅表现在政治资源的占有、政资之间人事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体制的设计、政治法规的制定方面，并且尤其表现在体制设计、法规制定等的话语权和决策权等方面；

　　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主要表现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资源和设施的占有及其有效运行等方面。

　　并且，由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性质、经营方式、经营目的和利益关系等方面的同质性，在与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和斗争中，往往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共同与社会主义经济抗争。

　　上述矛盾的对立和斗争，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同经济主体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主体地位、主导作用之争，在政治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和决策权之争，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之争，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旗帜之争、道路之争、纲领之争和路线之争。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为经济服务。[15]

　　在上述矛盾的对立和斗争中，如果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吃了败仗，在经济领域里丧失了主体地位，失去了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主导地位和控制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主导地位和决定作用就会发生变化，就会让位给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和自由化、市场化的运行规律。如果这样，国民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就会被打乱，经济领域中的各种矛盾就会凸现、深化、发展并激化起来，危机就会发生。

　　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经济问题就会演变为政治问题，同时，还会引发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局部问题就会发展为全局问题，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会演变为政治危机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即全面的社会危机。20世纪后期发生在前苏联东欧的恶作剧，就是一面清澈而明晰的镜子。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由我国现阶段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所决定的多元化的经济主体结构中，无论是单一的经济主体，还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构整体，它们对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都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综合的；都不是表面的和短期的，而是极其深刻和深远的。

　　近年来，由于西方各种思潮的侵入和泛滥，由于我国几千年来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沉渣泛起，国内一些人只把上述经济主体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归结为经济方面。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仅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辩证关系的起码常识，而且也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遥相背离。

　　联系20世纪后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并列存在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经济主体，以及它们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不仅孕育而且也放大了危机的可能性。

　　三、“过度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增大和强化了危机的风险性

　　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多元化的经济制度结构，多元化的经济主体结构以及多元化的利益关系结构，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是商品经济。调节商品经济运行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形式是价格和价值的背离，发挥作用的舞台是市场，发挥作用的机制是市场机制，诸如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利率机制、工资机制、风险机制和竞争机制等。在这多元化的市场机制结构中，竞争机制是核心，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是竞争机制的两翼，其它机制则是由它们派生出来的补充机制。

　　在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关系结构、经济制度结构和经济主体结构中，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处于主体地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因而，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又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通行并主导经济运行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发挥作用的主要形式是国民经济计划，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机制是计划机制。

　　然而，由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又是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结合，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在这种经济形式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基本经济规律，既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又包括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即价值规律。调节经济运行的机制，既包括计划机制又包括市场机制。并且，由我国的社会主义国情所决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理应起着主导的和决定性作用。

　　上世纪50-60年代，我们在总结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大计划、小自由”的体制机制，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鸟笼子经济”。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们又在总结前3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经济运行中对我有益的经验的同时，创立了“宏观管住、微观放活”、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体制机制，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体制机制。

　　总的说来，我国创立的上述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虽然不尽完善，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不可否认的积极推动作用。

　　然而，近年来，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却出现了一种打着“市场化”改革旗号，把市场作用推向极致，即“过度市场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以西方泡制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产权模糊”为“噱头”，以“明晰产权”为幌子，竭力推行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私有化；以“反垄断”为名，行“反对国家干预”之实，竭力推行国民经济运行自由化；以虚构的所谓“计划经济苦难”论、“市场自行调节纠偏”论为依据，竭力推动国民经济运行“市场化”；大肆宣扬“强权就是政府集权”论、“权力集中腐败”论、政府控制导致“权贵资本主义”论，反对国家和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必要管控和治理；奋力鼓吹“市场作用越大越好，政府作用越小越好”，制造国民经济运行的“无政府主义”。

　　对于这种倾向，尽管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13年上半年颁发的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文件中，作了深刻的揭露和严厉的批评，但至今仍不见收敛，且有日渐加强之趋势。目前，市场化的覆盖面不仅遍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而且，已经扩展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广播、电视、出版等公共文化事业的各个方面。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16]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对国民经济运行的作用也是这样。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在资源配置、信息传导、创新驱动、价值分配、优胜劣汰等方面，确实具有重要作用。但辩证唯物主义又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进行着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17]

　　我们说的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对国民经济运行的积极作用，也是有“边”的。未及这个“边”，其积极作用就不能充分发挥。然而，如果超过了这个“边”，就会适得其反，正面的积极作用就会转化为负面的消极作用。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对国民经济运行的积极作用，已由几百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也由我们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所证明。但是，由体制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超过其正向积极作用发挥的“边”界，由“过度市场化”的体制机制所导致的对国民经济运行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甚至破坏作用，也已由上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东南亚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危机和灾难所证明。尤其08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给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自己所带来的灾难，更是令人胆寒。

　　关于“市场化”程度超越“边”界，或“过度市场化”的体制机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一天才的论著中，就做了深刻的分析和精彩的阐述。

　　首先，揭示了危机的根源。他认为，“私有制产生的最初结果就是商业，即彼此交换生活必需品，也即买和卖”。[18]“因商业而形成的第一个范畴就是价值”，也即“抽象（或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19]“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差别就在于物品的价值不等于人们在买卖中给予它的那个所谓等价物”，即“物品的价格”。[20]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利润”，即“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增殖”。[21]“资本的利润”“由竞争来决定”。[22]竞争的规律是“供和求始终力图互相适应，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从来不会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而成为尖锐的对立。”[23]尖锐对立的结果，就会产生“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的危机的倾向”。[24]危机由“私有制”产生的商业及其为利润而进行的竞争所引起，私有制及其产生的商业竞争，是危机最深厚的根源和原因。

　　其次，分析了引发危机的不受任何干预的自由化和市场化的体制机制。恩格斯分析的这种市场化的体制机制，是以“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并以此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竞争是经济学家的主要范畴”，[25]自由竞争是经济学家所鼓吹的主要规律。他们企图用所谓“供求理论”把“危机”这一“美杜莎的怪脸”包装和掩盖起来。[26]而恩格斯则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出发，分析并揭示了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市场化”的体制机制与危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竞争的规律是：供和求始终力图互相适应，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从来不会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而成为尖锐的对立。供应总是紧跟着需求，然而从来没有刚好满足过需求；供应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它和需求是永远不相适应的，因为在人类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下，谁也不知道需求和供应究竟有多大。如果求过于供，价格就会上涨，因而就会刺激供应；只要市场上供应一增加，价格又会下跌，如果供过于求，价格就会急剧下降，因而需求又增加。情况总是这样，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总是兴奋和消沉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永无止境地摇摆不定。”[27]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这个规律永远起着调节的作用，它能使在这里失去的又会在那里得到补偿，因而经济学家非常欣赏它。这个规律是他最大的荣誉，他简直不可能把它看个够。”“然而很明显，这个规律是纯自然的规律，而不是精神的规律。”“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来证明‘生产绝不会过多’，但是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驳斥他。”[28]自由竞争—供求失衡—价格波动—供求进一步失衡—供求之间尖锐对立—生产过剩—危机，这就是恩格斯所揭示的“纯自然的”、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市场化”体制机制与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三，揭示了这种危机的周期性。他说：“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的反复出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到七年发生一次。近八十年来，商业危机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按期来临，而且它所造成的悲惨现象和不道德的后果比瘟疫所造成的更大。”[29]

　　第四，揭示了经济危机发展为政治危机乃至全面社会危机的必然性。他指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市场化体制机制引发危机的规律，“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只要生产者“继续照目前这样无意识地毫不思考地全凭偶然性来进行生产，那末商业危机就会继续下去；而且一定是一次比一次更普遍，也一次比一次更严酷；这样，就必然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破产，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的人数剧增，因而也必然使急待就业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所有这一切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30]

　　最后，恩格斯还指出了治理和消除危机的根本前途。他说，“竞争的实质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在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另外的竞争。社会那时就应当考虑，靠它所掌握的资料能够生产什么，并根据这种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决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31]至于这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是什么制度，恩格斯最后结论说，“为了正确地判断这种关系，判断合理的社会机构的生产力能够提高到什么程度，请读者读一读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同时也读一读傅立叶的著作。”[32]在这里，由于恩格斯刚刚踏进“社会主义”的大门，他所说的这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实质上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设计的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可以相信，由于恩格斯和他的战友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在他们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之后，恩格斯所指出的关于治理和消除危机的前途，所要建立的社会制度，就绝不会停留在“空想”的水平上，而必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主导、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

　　在回顾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于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市场化体制机制与危机关系的论述之后，我们的研究，还是要回到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运行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中来。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所有制结构，已经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我们的生产关系结构已经成为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构为主体的多元化生产关系结构，我们的经济制度结构已经成为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主体的多元化经济制度结构。

　　与此相适应，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运行的微观经济主体，也具有了多元化的特点。从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现状来看，国民经济运行的调控体制机制，虽然仍保留着国家或政府的宏观调控，但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甚至超过西方一些国家（例如德、法、日、韩等）。并且，进入21世纪，特别是08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这种趋向，还一度呈现加速发展之态势。

　　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我国政府在资源配置乃至社会公共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小，市场作用已上升到主导的和决定的地位。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和经济社会发展，已面临许多突出而又十分棘手的问题，诸如结构失衡，外贸萎缩；需求不振，投资增长乏力，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形势严峻；人民币对外升值，内部贬值，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群众收入水平下降，财政收支矛盾突出；房地产库存过度，政府调控失能；证劵市场投机盛行，操盘事件迭起；金融领域，诈骗肆虐，不良贷款增加，政府债务加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经济泡沫严重，金融风险有增无减，等等。

　　国民经济运行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这些困难和问题，“过度市场化”的体制机制不仅无力加以解决，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解决的难度和不确定性。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恩格斯恩格斯当年关于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市场化的体制机制与商业危机关系的分析，不仅给我国改革开放敲响了警钟，而且也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前程。

　　四、规避和治理危机的方略和要政

　　众所周知，由于08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惯性，以及我们在危机治理过程中所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步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已充分显露出来。虽然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采取各种医治措施，诸如最近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但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危机的风险依然像一尊虚无缥缈的幽灵，盘旋在我国的上空。对于这种境况，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采取科学而切实可行的政策方略，积极应对，防患于未然。

　　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切实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这是预防和消除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本性方略。目前，对于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主体地位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社会各界评价虽然不一，但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对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主体地位的关注及其发展趋势的担忧。从根本上说，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存在和发展前途的担忧，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绕过激流险滩、规避危机、平稳较快并持续发展前途的担忧。我国政府有关决策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应当毫不动摇地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切实保障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应当坚定不移和脚踏实地，以实际行动打消社会各界的猜测和疑虑，使他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树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切实保障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我国多元化生产关系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体地位，还应表现在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平等劳动关系在我国劳动关系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表现在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企业员工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在企业内部以及在多元化的企业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表现在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民主管理关系在企业内部以及在多元化的企业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表现在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关系在企业内部和在整个社会多元化的分配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表现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处于主导的和决定的地位。如果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我国现阶段多元化生产关系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变化了，那么，生产关系结构的整体性质即社会主义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如果生产关系结构的整体性质即社会主义性质变化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主导地位和决定作用就会化为乌有，就会让位给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市场化体制机制的自发调节规律。这样，在我国现阶段，生产的“过剩”性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不仅会增大，或者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第三，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切实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现阶段多元化经济制度结构中的主体地位。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法律化形式。既然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既然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关系结构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主体的多元化生产关系结构，那么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多元化经济制度结构中的主体地位，不仅必然的，而且是名正言顺和理所当然的。既然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及其整个理论都告诉我们，既然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都已证明，私有制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金融和经济危机最深厚的根源和原因，那么，在我国现阶段，坚持和发展以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切实保障和坚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多元化经济制度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就是规避和消除危机在我国现阶段发生的根本大计和长远大计。

　　第四，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切实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在我国现阶段多元化经济主体结构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作为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运行的经济主体，在引领国民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国家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方面，以及在在维护国家安全、增强国家综合国力、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推进科技进步、克服“市场失灵”、提供公共服务、提高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等许多方面，起着基础的、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他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而且是预防、规避乃至消除危机的可能性，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中坚力量。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多元化经济主体结构中的主体地位，以上各个方面都无从谈起。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一些人所鼓吹的、旨在取消和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及其主体地位的歪理邪说，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在多元化经济主体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制定科学而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花大气力，从各方面加大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把习近平同志关于“毫不犹豫地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的指示落到实处。

　　第五，坚决破除和摒弃“市场万能”论的神话，毫不动摇并以实际行动反对“过度市场化”的倾向，按照以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万能”论，是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变种，核心是国民经济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策略是“全面市场化。”几十年来，这种理论已经给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混乱和严重的后果，甚至把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推向危机的边缘，从而使我们党和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对策措施，加以应对和治理。对一些人竭力贩卖并推销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市场万能”论，所掀起的“过度市场化”倾向，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认真加以解剖，揭露其实质，绝不要上当受骗。

注释：

　　 [1]之前，著者已有5篇论文和1部专著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作了分析（参见《泡沫经济的根源、防范于治理》，《南开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思考》，《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金融危机的根源、生成机制以及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1期；《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可能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江汉论坛》2012年第4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本文系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对我国现阶段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可能性的进一步研究。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页。

　　[3]《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4-175页。

　　[6]《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页。

　　[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5页。

　　[10]裴长洪：《“十三五”：迈向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5页。

　　[11]出处同上，第5-6页。

　　[12]连玉明主编：《中国大数据》，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页。

　　[13]参见程恩富主编：《金融危机启思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