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在参加联组讨论会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在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上，习近平用“亲”“清”两字阐明新型政商关系。他指出，对领导干部而言，“亲”就是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清”就是清白纯洁，不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来说，就是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我们着眼于领导干部这一主体，侧重从政府角度来把握新型政商关系的深刻内涵。

防止两个极端

在政商关系这个问题上，领导干部要防止两个错误极端。

一是“官商勾结”。它指的是官商之间有交换、有交易。对领导干部而言，就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很容易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领导干部手中是有“资源”的，它就是权力。总书记曾指出，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在利益诱惑、权力陷阱面前，领导干部要有定力，“官”“商”交往不能勾肩搭背、不分彼此。通过一系列腐败案件，我们发现很多贪腐官员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官员通过商人之手“套现”，商人通过官员手中的权力“发家致富”。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不能让“商品交换”“有权任性”“利益输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潜规则渗透到官员与商人的交往中，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要有道，相敬如宾。一个字，要“清”。

二是“为官不为”。它指的是，领导干部在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优化民营资本的投资环境、落实国家给民营经济发展的现有政策等方面，消极不作为。特别是十八大以来，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一些领导干部感觉行政行为缺少“激励”，而且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又蕴含着不确定性，有风险。因此，他们远离商人，采取“背靠背”的策略。这种懒政怠政、为官不为的行为，导致政商之间彼此戒备，出现隔膜，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都是缺乏担当意识和责任感的表现，是“为官不为”“尸位素餐”。“为官不为”违背了总书记所提出的“亲”的标准：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要有四种意识

领导干部在同民营企业家交往中，要达到“亲”和“清”的标准，关键要有四种意识。

一是法治意识。领导干部要有法治意识，在法律框架内处理政商关系，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客观地说，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在一些领导干部头脑中还有很深的官本位观念，以权管事、权大于法、“法外特权”等现象常常出现。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权力的边界，不能以权谋私，干预正常的市场运行；要在法律所赋予的角色和权限中与商人交往，实现由过去的具有明显人格化特征的政商关系，向具有非人格化特征的新型政商关系转变。

二是道德意识。领导干部要有道德底线，心中要有敬畏，个人要干净。2013年3月8日，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你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伸手必被捉。”领导干部要充分意识到，权力姓公，不姓私。只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是合格的勤务员。古人讲：“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

个人干净是为官做人的底线，也是领导干部与民营企业家打交道的基石。领导干部只有做到个人干净，说话才有底气，做事才有硬气。习总书记讲“打铁还需自身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个人干净，要廉洁自律，要慎独慎微、严以律己。在与企业家特别是所谓“经济精英”交往中，在小事上就要严以自律，小处不可随便；要戒贪戒欲，虑于微，防于小，防微杜渐。泰戈尔说过：“要进行严厉的自我克制，因为这种克制本身就可以作为人的一种精神的寄托。”领导干部要做到个人干净，就必须从小事开始，做到自我克制，以强大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动力抵御“心中之魔”。三是服务意识。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要树立服务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服务手段方法，改进工作作风，公平公正地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服务。当前，简政放权应当成为领导干部实践服务意识的政策抓手，应当成为新型政商关系的试金石。四是“取舍”意识。何为“取舍”意识？就是总书记常讲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干部”。环境塑造人。在与商人交往中，领导干部难免不受他们影响，特别是财富带给领导干部的“刺激”，甚至会产生心理不平衡。上世纪80年代末，时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柘荣县考察时告诫官员，“不要看到经商发财而感到怅然若失”。领导干部要懂得这样的取舍，要有正确的心态，要坚决杜绝“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的想法、“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的做法。

要有制度保障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不仅要从思想观念和道德准则入手，更要从体制机制、制度规范方面打牢支点。

一是厘清权力边界，并以制度化形式形成“权力清单”。当前存在的一些不良的政商关系，究其原因，核心一点就是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权力与市场、企业的关系不规范。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厘清党和政府的权力边界。政府要主动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政府应当以服务为导向，在提供公共产品、依法行政、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明确自己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要有效避免“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等现象和问题的出现。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有助于公权力不当介入到微观经济活动，有效避免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现象的产生。

二是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要让权力运行不再任性，必须建立、健全公权力运行及监督机制，特别是要完善公共服务信息披露制度。政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需要有效发挥公权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特别是，政府掌握了诸如审批权、监督权、处罚权等行政权力。必须从事前、事中、事后等各个环节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源，一些企业家甚至通过“拉关系”来获得这些资源。一旦政府在行使权力、分配资源的时候没有了制度化的监管机制，特别是没有完善公共服务信息披露制度，很容易导致暗箱操作。斩断政商勾结的利益链条，监管机制非常重要。

三是建立并推行权力问责制度。用权受监督，同样，有权必有责。问责是现代政府管理的基本原则。离开了问责，很难禁止有权任性的现象。问责机制也是解决“有权不作为”的重要制度安排。

四是建立企业与政府沟通的制度化机制和载体。政商关系要尽量避免“个人化”“非正式”的传统关系，企业与政府的交往要有制度化的平台、载体和机制，主要通过代表企业利益的商会、行业协会、同业公会与政府进行沟通，在既定的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形成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交流机制。商会、行业协会、同业公会等市场化的中介组织代表企业利益，是企业和政府沟通的桥梁。通过这一平台和机制，建立起政商制度化的集体沟通途径，不但能降低沟通成本，提高沟通效率，而且能有效避免人格化、非确定性的政商关系。当前，我们要发挥工商联的独特优势，通过工商联推动新型政商关系的沟通平台和机制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