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种片面鼓动追求GDP增速的舆论又起

        对于以往片面追求GDP增速的现象在认识上和工作中一直存在分岐。但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的要求和作出“中国经济呈现新常态”、“适应新常态”的讲话后，对统一全党全国的认识和扭转片面追求GDP增速的现象发挥了划时代的指导意义。

        可是近来一种不顾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片面追求GDP增速的声音再起：

        2015年三季度，全国GDP增速为6.9%，只比二季度下降了0.1个百分点，没有达到7%，有些人和一些媒体就惊恐得不得了，好像发生了不详之兆，用了“破7”、经济增幅“降低到25年来最低点”等贬义舆论来喧染。有人还为此发专文来唱衰中国经济。

        特别是最近，一家媒体，不分青红皂白，硬把2015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GDP增幅用醒目的统计图表排列在一起比高低优劣，并用放大的图案加文字点拨，突出调结构、去产能任务重而排名在最后的6个省区，通过其报纸以显著的地位发表，引起全国许多重要媒体和地方媒体转载，掀起了GDP增速新攀比的恶劣风潮，再次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盲目追求GDP增速上。

        我们指出这些，旨在希望主管经济的部门重视这种喧嚣的危害，消除其影响。 

        二、正确认识和对待GDP增速指标的弊病及沿用 

        深刻认识GDP的缺陷和弊病，淡化GDP指标的作用。

        发展经济当然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而且要争取质量高、效益好的尽可能快的速度，必须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创造、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和 “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要求落到实处。但是，GDP增速这个指标有先天的缺陷和弊病，达不到这个要求。因为人所共知，GDP不是一个结合各国实际、科学完美的外来概念，存在指标内容范围单一、所规定的产品和服务本身其价值也不完全、更没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科学衡量、没有环境质量的保障、不能反映收入分配关系等等天生缺陷，因而不能全面正确衡量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我国近30多年实践证明，突出这一指标，以GDP增速论英雄，搞地区之间的相互攀比和盲目发展，结果造成了大量产能过剩,库存积压难销，“鬼城”、“烂尾”遍野，资源破坏浪费，生态严重污染，社会矛盾频发，……总之，严重危害非常之多。而造成的这些危害，旷日持久，难以短期克服和治愈。而且，这一指标有一定的阶级偏好，资本和争官者欣赏，广大劳动阶级并不看好。因此，我们应当牢记以往的教训，再不要突出GDP指标，必须淡化它的作用。

        使用GDP增速指标必须要有相应的宏观指标共同权衡。

        目前，在我国和国际上都还没有研究出并得到各国认同使用的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而国际上又只能用GDP指标来统计和比较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废止这个指标，还须继续沿用。但使用时，要在保证数据真实可靠的同时，必须采用相应的宏观指标来共同权衡。如：人均GDP增长变化，劳动就业状况，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变化，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化，支出法GDP结构变化，货币发行量增长与GDP增长比较，财政收支状况与财政赤字变化，生态环境污染状况和治理效果，城乡劳动者劳动收入增长状况（即不是包括资本收入、企业高管年薪等收入在内的城乡居民收入指标），通货膨胀率，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等。只有与这些指标共同权衡才能较为有利于全面衡量经济发展的好坏状况，防止单纯使用GDP增速指标出现的那些弊端。 

        三、对掌控 “十三五”时期和2016年经济发展速度的建议 

        据媒体透露，“十三五”时期必须保持不低于6.5%的GDP增速才能保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如果经有关主管部门测算的这个增速是科学的必需的话，那么，应着力于努力实现这一不低于6.5%的增速，但不应盲目求多求高；同时在年度之间不宜平均掌握，而应该是有所区别地着力。

        之所以不宜求多求高，是当前存在的困难与矛盾和“十三五”时期面临的任务所决定的。人所共知，我国经济结构失调的矛盾持续了三十多年，日益加深，非常严重，解决产能过剩的包袱“压力山大”，困难重重；生态环境污染破坏已经大面积地危及了生产、生活、生命的安全，改善环境，恢复生态平衡，迫在眉睫，超常艰巨。这些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十三五”时期必需首先解决的。否则，经济发展就继续举步维艰，难以前进。而解决这些困难和矛盾，必须大量关闭那些产能过剩和污染环境的工厂企业，就是必须削减和牺牲一些经济增长速度来解决。虽然其他方面有新的增长可弥补，但不可能一下子补足、更不可能一下超过这些实实在在的速度损失。这是一个如何正确处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关系的问题。有鉴于此，并为了给工作安排留有余地，所以 “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宜求多求高。不然，易造成工作被动，加重困难。

        之所以在年度之间不宜平均掌握，而应该有所区别地着力，是由于各年度之间调结构、稳增长等任务的大小、轻重、主次和进度不一样所决定的。一般来说，“十三五”前期，调结构、治污染的任务重，这时期经济增长不可能加快。“十三五”后期，随着调结构、治污染的收效，发展经济的条件逐步改善，这时期经济增长就会提速。因此年度之间的经济增幅不可能是一样的，这决定了我们的工作重点和增速的掌控在年度之间不能一样，必须有所区别地着力。因而前期的经济增幅应当低些，尤其是2016年压产能、去库存、治污染、降成本等任务很重，增幅可能是五年中最低的；后期的经济增幅则可以逐年有所提升。

        通过以上分析, “十三五”时期的GDP增速，如果以6.5%为底线，我们建议，前两年以适当低一些为宜，其中2016年应为最低，后三年可以适当高一些，并争取逐年有所提高，其中2020年应为最高。如此，五年平均下来，不仅实现了GDP增长6.5%的基本要求，而且能够争取有所超越。当然，这是一个大体趋势，各年度GDP的具体增幅要在制订年度计划时去确定。这样安排和掌控，既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能保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需要。而且留有余地，既有利于避免高指标带来的困扰，使工作持续立于主动的地位，又有利于着力抓效果，保证GDP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四、澄清几个误导中国  GDP增速的舆论 

        以下几个影响很大的似是而非的舆论应予澄清。

        有同志说，发展经济的速度像骑自行车一样，越快越稳，慢了反会倒下来。这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比喻是不科学的十分错误的。GDP增速受非常多的因素影响和制约，而且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极其复杂，影响经济全局，并持续长远，必须调研周全，慎密决策，不像骑自行车那么简单。而骑自行车也并不是想快就快得了，遇到堵车时，你必须下车，如果你闯过去，必然头破血流，甚至发生生命危险；该慢的时候，你也必须慢，会骑车的人也不会倒下来。

        有同志说，GDP增幅高低与就业规模有正相关关系，为了保证多就业应保持较高的GDP增幅。这似乎有道理，但国内外的实践并非如此：有的年份，GDP增速很快，就业率反而下降了；有的年份，GDP增速下降了，但就业率是升高的。这里的关键在就业政策、就业门路、就业工作的变化和好坏，以及技术政策、技术进步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有同志说,，我国经济可以保持20年（有的说25年，有的说30年）高速增长。这看起来是一种鼓劲力量，但实际是缺乏长远设想的短期主张。其极大的负作用是鼓动当前执政者只着力于近期的发展，可以不顾二三十年以后的发展。这实际上符合了、助长了一些地方发生的急功近利、竭泽而渔、不顾子孙后代的主张和行为。共产党的政策应当是既为当代发展着想，又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创造条件。

        有同志说，特别是一些外国人说，中国的经济应当更快的发展，为世界经济的好转发挥出大国的作用。不管发出这种声音和舆论动机如何，其本身既不客观，也找错了门。因为中国为世界经济的好转一直在尽力，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国际经济增长的贡献多在25-30%，已经很了不起了，但中国人均GDP在国际上排名在90多位，远谈不上富裕，能力实在有限。而世界经济持续不景气，复苏乏力，根本是某些大国自己不作为的问题。要使世界经济好转的关键在这些大国自己。应当去动员这些大国有更多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