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应该承认皮凯蒂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即如何把资本的发展与缩小贫富差距妥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既要发挥资本创造财富、增加人民福祉的积极作用，又要限制它的盲目发展引起贫富两极分化的破坏性效应。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触动了一个世界性的敏感问题或难题：财富与收入的不公正。皮凯蒂在著述中，对世界近300年来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现状进行了详细描述，同时也对其他思想家尤其是马克思相关思想提出了不同看法。究竟如何看待当代世界的资本积累和贫富差距？如何看待皮凯蒂与马克思的理论分歧，进而寻求合理的解释和把握？本文对此作一粗浅分析。

　　对于目前日益加剧的不公正、不平等，皮凯蒂在书中和其他不同场合提出了不少意见。这些意见尽管多少带有一些“乌托邦”色彩，但其中一些意见所提出的问题、所考虑问题的思路、所阐发的一些原则和措施，对于我们研究和应对贫富差距扩大问题还是有益的。用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待《21世纪资本论》，有关解决贫富差距的这样一些观点、方法是需要值得高度重视的。

　　其一，贫富差距的缩小既在分配领域，又不能限于分配领域。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如何加以解决？皮凯蒂开出的药方就是向资本性收入征收高额累进税，包括所得税、财产税等。应当说，加强高税收，对于缓解贫富差距肯定是有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无产阶级如何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时，就曾把“征收高额累进税”作为主要措施之一，并认为“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无法持续，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仅靠税收又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马克思固然承认税收的抑制作用，但没有对其寄予过多的期望。因为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而产品和收入的分配是由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也正是由于分配是由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马克思在看到《哥达纲领》提出德国工人党的奋斗目标是废除工资制度和“铁的工资规律”以实现公平分配时，明确提出，首要的不是废除“铁的工资规律”，而是废除雇佣劳动。“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我当然也就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由此说来，解决贫富差距，不能仅仅限于税收等分配领域，必须关注背后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只要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得不到合理的解决，财富和税收的不平等就难以从根本上消除。

　　这是我们在公正问题上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但是，这样讲，并不是要轻视乃至否定高税收的意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推翻不合理的劳资关系，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世代的努力。在现阶段，合理的税收是引导资本发展、实现公平正义的必要手段。尽管皮凯蒂提出的建议具有改良的性质，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应该承认他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即如何把资本的发展与缩小贫富差距妥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既要发挥资本创造财富、增加人民福祉的积极作用，又要限制它的盲目发展引起贫富两极分化的破坏性效应。

　　其二，不平等问题的解决不能仅靠市场经济，必须借助于非市场的力量。不平等的产生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机制是催生不平等的土壤和温床。对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后果，西方学界的主流往往表示乐观，如通常的教科书强调市场机制能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增进全社会利益；库兹涅茨强调贫富差距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过程而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等等。与这样的看法相反，皮凯蒂认为，市场本身无力解决不平等。而且，市场越完备越有效率，资本再投资就越有可能获得较为丰厚的回报；如果整个经济体的增长在一定时期放缓，这就会使得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可能性大为增加。皮凯蒂强调：“这种不平等机制与市场竞争不完全没有关系，因而也不会因为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或竞争变得更加完全而消失。因此认为完全的自由竞争会让继承财富消失并让世界形成精英治理的公序良俗，这种想法属于危险幻想。”这就是说，贫富差距是市场机制固有的矛盾，再完善的市场机制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不能靠市场本身，而必须借助于非市场的力量来解决不平等。为此，皮凯蒂提出，政府必须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职能。像加强税收改革，就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社会职能。除了税收，还有其他方式，“有很多很多方法都可以应对不平等的问题，不仅仅是累进税，还有教育、社会、政治机构”。皮凯蒂的一个重要结论是，需要收入和财产增加透明度，需要建立在透明度基础上的公共机构，让市场、公共资产和全球化为公共利益服务。这条经验对发达国家有用，对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也同样有用。应当说，这样的看法还是比较中肯的。

　　解决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确实需要政府有所作为。在资本发展和财富、收入分配问题上，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重要的是要依靠政府“看得见的手”。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加强对资本发展的监控，对于引导经济健康发展、促进收入公正是非常必要的。近些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引发的经济危机，事实上就宣布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在皮凯蒂所说的“财富”里，有不少就是虚拟的金融资产，即泡沫资产，如炒作大宗商品所形成的金融资产。用这种投机资本来创造财富，显然对国家、对人民是不利的，最后损害的还是劳动者的利益。要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必须对资本的盲目发展加以监管。

　　其三，不平等、不公正问题的解决，需要切实确立尊重劳动的基本理念与社会机制。这本来不是什么新的提法和要求，但在今天却成了严重问题，以致必须重申这种主张并予以贯彻。皮凯蒂通过长时段、大数据的统计发现，真正通过诚实劳动而进入高收入行列几乎不可能，唯一可能的是来自资本的利润或投资所得，因而没有特别大的资产存量就不可能获得极高的收入水平。他还进一步发现，巨额财富的主要来源是来自上一代的遗产所得，其次是来自统计上不可能发生的随机偶然所得。这样一来，仅指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通过提高工资从而成为真正富人，近于幻想，“通过劳动、努力和才能去获得（经济上）巨大成功的年代”已不复存在。因此，皮凯蒂指出，我们正在倒退到“承袭制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承袭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后天的努力和才能。皮凯蒂所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发人深省的。假如一个社会变成食利型的社会即“由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终究是会衰退的；假如通过诚实劳动而很难致富，那么这样的社会便无什么公正可言。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劳动的地位和作用有其特殊的意义。在我国，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受重视的程度和劳动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容乐观：不少人只关心如何获取和占有财富，而不是如何生产和创造财富；劳动者付出的劳动与获得的报酬不尽合理；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在工资、劳动安全和保险等方面得不到应有保护和尊重，等等。这些不良现象，严重侵害到社会公正，以致阻碍经济社会发展。要建设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必须在全社会培育实业精神，这就是如习近平在今年“五一”讲话中所说，要在全社会“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因为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根本上靠劳动、靠劳动者创造。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劳动创造财富的事实没有变，因而尊重劳动的价值准则也不能变。要使尊重劳动落到实处，重要的是要使劳动得到合理的收入和报酬。在分配上，基本的原则应该是，“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解决劳动的不公正问题，又必须合理协调劳动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要依法保障职工基本权益，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正确处理劳动关系矛盾纠纷，构建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这也是解决社会不平等的必然途径。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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