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将“一带一路”建成维系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可靠纽带

点击：作者：张文木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7-05-12 14: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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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对于维护中国政治安全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它的最高政治目标，说得通俗点，就是让我们的朋友多多的，让我们的敌人少少的，为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交环境。“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只有持大道和为别人考虑的人，才能广交朋友。今天中国发展了，我们的姿态要因此放低一点。友谊第一，利润第二，财大不可气粗，要汲取历史上俄国在中东铁路和德国在巴格达铁路上越帮越忙、交友不成反为仇的教训；深入体会和总结毛泽东“坦赞铁路”将中国和非洲人民友谊联结迄今的成功经验，用丝绸之路联起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第三世界的友谊，如再用“一带一路”将其联结起来，再造“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大好环境，中国就可以行稳致远，为中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前途赢得明天的荣光。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同志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1]。这一构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也引起国内国际的热烈反响和各界不同的解读。但若不能从国家政治及构建这种政治的世界观的高度认识这一构想的战略意义，其认识和解读就容易囿于部门和行业视角而失之片面。对此笔者谈一点学习心得。

　　一、提出“一带一路”的国际背景

　　目前提出“一带一路”的背景是世界地缘政治结构发生了如下深刻的变化：

　　第一，中俄战略合作面更加广阔。

　　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北极通航这两个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安全压力。乌克兰事件牵制住了俄罗斯的许多重要力量。俄罗斯在历史上面临的多是东、西、南三方面的压力，北部没有问题，如今俄罗斯前所未有地面临了由北极通航带来的北方压力。最近它成立了北极战略司令部，这一方面表明俄罗斯雄心勃勃，另一方面表明这个方向要耗掉它的大量国防资源，因为这个方向边界太长且不能回避。而俄罗斯的人口增长缓慢，在西面乌克兰的牵制之上，又增加了俄罗斯北面守边的压力。守边要靠陆军。2009年俄罗斯的人口才开始正增长。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光靠高科技、摄像探头还是不行的，得靠人，而人口增长缓慢[2]又是俄罗斯国防短期不能弥补的一个瓶颈因素。如果再考虑到中国东部压力日重的因素，这两方面具有较长时段的牵制因素将使中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着广阔的利益聚交面及其合作空间。

　　俄罗斯西面和北面的压力增大造成蒙古的战略地位也发生变化，蒙古会在俄罗斯的认可下更多地向中国倾斜。蒙古位于内陆，封闭于俄中两国“合掌”之中，离开俄中两国，就难有与世界直接的物流。2012年它要加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3]，但这两年蒙古政治家看明白了，欧洲对同为欧安组织成员国的乌克兰都守不住遑论蒙古。2014年年底蒙古通过决议同意将两段与中国临近的南线铁路采用与中国相同的标轨[4]，这说明路连着的是心，蒙古领导人想通了，心通路则通。蒙古的变化对中俄合作是有利的。2014年9月11日，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并合影，表明了普京对中蒙关系新变化的支持态度。2015年3月3日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在柏林表示，乌兰巴托有意出资兴建经中国通往欧洲的铁路，以运输原料及矿产，并已与北京达成协议[5]。蒙古的政治家终于明白：天堂很远，俄罗斯和中国却很近。

　　第二，欧美关系出现裂痕，欧俄关系出现新调整。

　　今天的法德领导人也认识到张伯伦思想即欧洲内部联合的思想遗产[6]的深远意义。欧洲人要自己问题自己来解决，不能再犯20世纪30年代拒绝苏联却相信并依赖美国（罗斯福）解决欧洲冲突的错误。

　　2014年3月17日克里米亚宣布独立并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3月21日普京正式签署批准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条约的法律，克里米亚正式成为俄罗斯一个联邦区。当时有文章说“普京赢得克里米亚，却失去乌克兰”[7]。而半年后的事实却是：普京凭实力和意志已经赢得了克里米亚，2015年2月15日午夜零点（当地时间）德、俄、法、乌四国签署《明斯克协议》，这表明俄罗斯将进一步得到高度自治且与俄联系更为紧密的东乌克兰[8]。目前欧洲已意识到今天的俄罗斯已不是可以随意怠慢的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必须给予俄罗斯足够的尊重。2015年2月6日法、德首脑屈尊来到莫斯科与普京开展为时六小时的谈判，这表明今天的欧盟已吸取当年因张伯伦的阻止而使法国总理达拉第怠慢了斯大林、由此造成苏美联手并由此使欧洲失去世界霸权的教训，会议将美国和英国完全排除外，其“自家的事自家处理”、不容他人——昨天是罗斯福、张伯伦，今天是奥巴马、卡梅伦——置喙的意思已不言而喻。引发欧洲内斗是英国继而美国控制欧洲的传统套路，欧洲人对此更是心知肚明。

　　俄、法、德在明斯克的妥协引起了英美两国的酸意。2月25日，俄罗斯2 000空降兵在边境地区紧急军演，演练防御作战；美国国务卿克里当天抨击俄总统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违反了所有有关主权的国际准则”，指责停战协议没得到遵守，威胁对俄发起新制裁，而当天是2014年4月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第一个零死亡日，这场冲突已经造成5700人死亡。此前不到24小时，北约多国士兵出现在爱沙尼亚边境小镇参加阅兵，插着星条旗的美国军车隆隆驶过，距离俄罗斯领土不到300米。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已决定向乌克兰派遣英军帮助乌政府打击东部武装[9]。当地时间4月19日美国五角大楼宣布，将于下月向乌克兰派遣近300名士兵帮助训练乌克兰军队。同一天英国国防部宣布，英国士兵已经在乌克兰境内展开培训乌军的工作。“这是乌克兰冲突以来，西方国家首次这么做。”[10]值得注意的是，不管英美如何积极，始终没有得到德国和法国的正面呼应。德国和法国毕竟是过来人，他们明白，英美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乌克兰，而在于通过乌克兰事件引起欧洲大陆国家的内战并像前两次世界大战那样再次从中渔利。

　　德法亲俄举动也得到西欧一些政党的呼应，如最近大选获胜的“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就是个亲俄派”[11]，他任命的新外长科特齐亚斯就在2月11日到莫斯科访问[12]。西班牙左派政党“我们可以”的领袖公开表示西方国家在对待俄罗斯时是采取双重标准。法国的极右政党“国民阵线”的党魁玛丽娜·勒庞即对普京十分崇拜，数次访问莫斯科，最近还从一家与俄罗斯有关的银行接受了9400万欧元的贷款。而英国的反欧盟“独立党”的党魁法拉格也公开表示，普京是他最崇拜的世界领袖。台湾政论作家南方朔认为：

　　欧洲反美亲俄的政治势力快速成长，其实已显示了美国对欧洲的支配力开始萎缩，许多欧洲小党已开始寻找自己的核心利益。对美英而言，它们乃是将这种趋势看作俄罗斯企图将欧洲中立化，使美国主导的北约中立于美国的影响之外，普京对欧洲的反美亲俄势力已进行拉拢攻势。

　　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加欧盟仍是世界的核心，但这个核心现在已出现松动，一旦欧洲改变，就是美国没落的开始。[13]

　　2015年2月6日，法德首脑屈尊在莫斯科就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与普京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判[14]——其间被排斥在外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一定也有了1938年9月被排斥在慕尼黑会议之外的捷克总统贝奈斯无奈等候祖国任由大国宰割结果的屈辱感受，而2月15日法、德、俄、乌签署的《明斯克协议》则是欧洲大国以牺牲乌克兰甚至英美的利益为代价与俄罗斯达成妥协。

　　接踵而来的事更让美国尴尬。2015年5月9日，俄罗斯举办据称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式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事先俄罗斯向许多国家首脑发出了邀请。邀请首先遭到美国的拒绝。早在2月初美国白宫就宣布“总统奥巴马没有前往莫斯科的计划”。随后，美国多次呼吁盟国在就出席莫斯科“二战”胜利庆祝活动作决定时应注意“俄罗斯继续侵犯乌克兰主权的事实”。此后，英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等欧洲国家及加拿大、日本等美盟国直接或间接地拒绝了莫斯科的邀请。虽然英法德领导人抵制5月9日的红场阅兵，但欧盟28个国家也都派出代表参加庆典活动。德国总理默克尔更是于5月10日到访俄罗斯，先到无名烈士墓献花，然后到克里姆林宫同普京会谈。默克尔的补访表明德国要继续保持同俄罗斯的良性互动关系，这种与美国拉开距离的作法让美国十分尴尬。

　　与20世纪初曾全力投靠并依赖欧洲的捷克和波兰被欧洲大国出卖的命运一样，21世纪初全力投靠并依赖欧盟的乌克兰也就这样被欧洲出卖了。这样的结果对苏联解体后齐刷刷地转入欧盟的东欧影响是深刻的：它势必勾引起那里的人民对18世纪波兰三次被欧洲强国与俄国瓜分[15]、20世纪捷克及波兰被欧洲列强及苏联瓜分的痛苦回忆。出卖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今后东欧在被欧洲大国反复出卖后其转向俄罗斯的趋势将会持续加强。2015年3月18日普京在莫斯科与格鲁吉亚亲俄地区南奥塞梯的领导人提比罗夫签订为期25年的近乎全面合并的条约。规定南奥塞梯军队、情报机构、执法部门等与俄方合并，俄罗斯会跟南奥塞梯建立联合防卫及安全地带，并开放边界检察站，向南奥塞梯提供保安及国防援助，包括保护其边界。作为回报，南奥赛梯须允许一部分军事力量加入俄罗斯军队[16]。

　　2008年是西方经济危机的开始，同时也是西方政治信用危机的开始。当年10月7日，北约成员国冰岛宣布从俄罗斯获得40亿欧元紧急贷款——这是冰岛向欧洲邻国求救连遭拒绝后，为避免“国家破产”采取的无奈之举。眼看自己的盟国伸手向“敌人”讨钱，北约国家表现出无能和无奈，欧洲裂痕已初露端倪。2009年笔者写道：

　　这只是欧洲“冰川”融解的开始，其他西欧以外的欧洲及其近邻国家，比如格鲁吉亚，将来也会在“呼天不应”时向俄国求援。可以肯定，在不远的将来，俄国将与东欧形成新的关系，是联盟关系还是什么形式，具体不好说，但它一定是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17]

　　2014年年底的克里米亚和2015年2月明斯克会议后的东乌克兰的变化已将六年前的端倪变为趋势。在同一文章中笔者进一步写道：

　　2008年8月8日，美国忽悠着格鲁吉亚攻打南奥塞梯，但战火起来后，美国不仅对格口惠而实不至，反而利用格鲁吉亚战事，迅速与波兰而不是与格鲁吉亚于8月20日签署“反导基地协议”。这使格鲁吉亚有了被出卖的感觉。毫无疑问，“慕尼黑”在东欧不会终结，下一次该清醒的就是东欧了，东欧将会从西欧再次倒向俄国。这是历史规律。别看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与西方签署各式条约，到时候它们还是被出卖的对象。波兰曾三次被瓜分，今天的捷克人一提起《慕尼黑协定》还是不寒而栗，曾为美国式民主背叛自己共产主义信仰的谢瓦尔德纳泽也在被美国颠覆后叫苦不迭。可以肯定，即使将来东欧国家全部换上了西式的民主“马甲”，如果自己没有战略意识，结果还是要被出卖的。[18]

　　1939年罗斯福将这些东欧国家称为“‘骑墙’国家”[19]，但是，不这样，夹在强邻之间的小国又有什么更好的命运和选择呢？

　　第三，欧洲与俄罗斯争夺范围进一步扩大。

　　《明斯克协议》的达成并不能说明欧洲与俄罗斯在东欧的争夺已经结束，只能说欧洲认可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略底线。至于在其他地区，比如波罗的海或中东地区，这场争夺才刚刚开始。其具有风标意义的是2015年年初发生的可被视为另一次“9•11”的法国《查理周刊》被袭事件。

　　2015年1月8日，法国巴黎《查理周刊》杂志遭袭，该事件至少造成12人死亡，1月12日下午，法国首都巴黎举行大型集会，悼念此前因多起枪击案而丧生的17名遇难者，据报道，参加集会的人有百万之多，包括法国总统奥朗德、前总统萨科齐在内的几乎所有法国左右翼政党领导人都出席了12日的集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意大利总理伦齐等四十多位西方政要也到场参加悼念仪式。美国方面则派出司法部长霍尔德参加，美国总统奥巴马此前已前往法国驻美使馆悼念。

　　这件事在欧洲引起如此激烈反应，一方面说明欧洲人民对恐怖主义的痛恨，但能掀起如此规模的舆论声浪，也说明它在欧洲政治家眼中有被当作另一次“9·11事件”而加以利用的必要。此前，法国的目标已瞄向中东。2014年９月法国启动代号“西北风”的军事行动，参与打击“伊斯兰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实施了2000多次空袭，其中法国承担大约100次侦察任务和实施同等数量的空袭[20]。

　　在公布的真凶名单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媒体反复渲染的“法国最臭名昭著的女恐怖分子”哈亚特·布迈丁仍然在逃，逃跑的方向与此前法国航母前往地区方向一致，即“已入境叙利亚”，法国警方称她“持有武器，非常危险”[21]。2015年1月13日，即《查理周刊》被袭后第5天。法国“戴高乐”号航母驶离法国土伦港前往海湾，开始执行为期约５个月的军事任务。协同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2月23日，法国数架战斗机从“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前往伊拉克执行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说，法国将正面迎击“伊斯兰国”的威胁[22]。与此呼应，2月21日，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卡特出访阿富汗，与阿富汗总统加尼就撤军计划等问题举行会谈。卡特表示，美国将重新考虑美方未来在阿富汗的反恐任务。会后，卡特在联合记者会上指出，美国撤军计划可能有所调整，加尼下个月访美时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讨论此事。他说，奥巴马正考虑数个选项以加强美方对阿富汗国家安全策略的支持，包括可能调整撤军的时间表。[23]

　　这说明《查理周刊》事件及由此形成的欧洲这种联合姿态，已成为欧洲继利比亚战争后向中东推进的另一次“9•11”宣誓。叙利亚历来是东西方较量的旋转门，控制了叙利亚，欧洲人基本就控制了东方人对地中海的命门。在乌克兰失手后的欧洲，开始挟2011年利比亚战争胜利之余威继续向东推进，如果再能够拿下叙利亚，那欧洲就能确保其对俄罗斯从而对美的战略优势。当年罗马、十字军的东进和蒙古人的西进都是在这个地方止步的，因此，今后叙利亚的政治归属对东西方确立其战略优势，具有标志性意义。

　　第四，美国将在中国东部地区施加更多的压力。

　　中国现在的安全环境好不好呢？很好，几乎三分之二的边界是稳定和安全的。西部有“三股势力”威胁，但是有俄罗斯的合作，所以问题不大。我们的压力持续增大的地区主要在东部。日本自民党第47届众议院大选获胜，安倍继续执政，我们的报道说安倍在国内声望下降，这一次的获胜表明日本国内的极右势力还在上升，并且有一定的国际财团支持，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严肃的挑战，这个挑战不光来自日本本国的右翼势力，还有国际反华势力，更多的是美国大财团中的反华势力，这明显是冲着中国来的。

　　美国国内规模日益扩大的民众游行及美国国防部长换人[24]具有风标意义。日益扩大的民众游行说明美国国内政治如没有新的浮财补贴就会持续动荡，而美国防部长换人往往是美国外交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的前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结束都是从撤换前线总指挥或国防部长开始的。小布什时期拉姆斯菲尔德下台也说明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线将要收缩、伊拉克战争的节奏将要放慢。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辞职，说明美国华尔街不满意奥巴马的守势政策。奥巴马是有些尼克松智慧的总统，他的攻势政策是华尔街逼的，他对华尔街的扩张政策一直在虚与委蛇。比如，他始终不愿意继续在中东重启战争，因此华尔街对他不满，给他停发“工资”，这叫“财政悬崖”。这次把与奥巴马配合的比较好得搭档哈格尔换掉，换上来一个强势防长，这可能是在给下一届强势政策先做铺垫，这将增大中国周边特别是东部海区对中国的安全压力。

　　但是，再好的形势及相应的战略机遇也是有时空限制的。现在看来，2015年《明斯克协议》后，东欧开始东倒的形势将会随俄罗斯的强势和欧洲的妥协而回潮，而这将大大缓解俄罗斯西面面临的压力，届时俄国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远东。根据历史经验，这个转变的完成大约需要20年的时间，而这期间也为中国解除东海压力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此后，与20世纪70年代的形势一样，中、俄、美三角关系又会出现新一轮调整。

　　大国博弈，不要说朋友，即使是战略性的盟友，仅靠张伯伦式的努力是不能够赢得的。天要下雨，张伯伦和斯大林的差别在于，前者忙着躲雨，而后者则在雨前积极“插秧播种”。结果是当雨停的时候，苏联已实现了相当的战略利益，尤其是苏联当时要解决且是最紧迫的战略利益；而英国则将老本赔了个精光。现在雨前的乌云正在翻卷而来，是插秧还是躲雨，就要全看各国政治家的智慧高下。

　　二、从政治的高度看待“一带一路”

　　（一）推进“一带一路”要讲政治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对于维护中国政治安全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它的最高政治目标，说得通俗点，就是让我们的朋友——这个不能没有——多多的，让我们的敌人——这个肯定得有——少少的，为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交环境。这是“一带一路”的政治“大账”[25]。我们要从维护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而不能以账房先生的视角、从狭隘的部门利益的多少来看“一带一路”的意义和作用。

　　外媒说我们要搞新的“马歇尔计划”[26]，要通过“一带一路”挣大钱、要扩张[27]。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没有抓住“一带一路”的要义。

　　“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在正确利义观下广交朋友。我们现在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8]的战略做准备，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的朋友。如果我们能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政治上的事就好办了。在诸多朋友圈中，除了老朋友外，我们今后的重点将是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友谊。习主席自主政中央工作以来出访了许多国家，留意观察，就会注意到他最下功夫、最花时间的多在第三世界国家，连南太平洋那些小国都去了。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红军学院讲演中分析国家战前需要具备的政治条件时说：“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什么呢？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要有足够的所需盟友和中立国。”[29]

　　没有朋友的国家是不能胜利的。比如今天的日本，在高科技军事装备方面，它是强国，但是它没有真心实意的盟友，更没有足够的同情国，这就没有打胜仗的条件。

　　文以载道，路以载道；君子爱财，当取之有道。我们不能将“一带一路”理解为资本和地缘政治扩张的地方，而应将它看作是与世界人民交朋友、建立命运共同体，在与世界共同繁荣和发展中一起创造新文明的地方，是“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30]，为实现党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做基础准备的地方。其策略意义在于不用传统的“两个阵营”的对抗方式，而用“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31]的辩证方式，破解霸权压力于无形，“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32]，为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古今同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就是这样打破美国压力的。当时中国有乒乓外交，乒乓赛事不为输赢，只为友谊，特别是与第三世界的友谊。每次比赛结束后就会有一拨新朋友。

　　1965年，毛泽东给外事部门指示说：“不能靠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33]

　　这话用今天习近平同志的话解读就是要有“正确义利观”[34]。

　　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35]

　　读了这些讲话再来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我们有了一种在新的形势下与世界人民，尤其是与第三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2013年习主席访问非洲，在那里我们明显地感受到毛泽东时代为我们留下的世界影响力。非洲朋友们对当代中国的敬仰是与毛泽东、周恩来时期的新中国外交相联系的——这也是第一代领导人为我们积累下来的“软实力”。在这方面我们这一代人不仅不能“坐吃山空”，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和壮大这种软实力。毛主席说“友谊要靠政治”，还说“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36]，同样的道理，只有懂政治才能交朋友，只有懂政治才能理解“一带一路”宏大构想的要义，不懂政治的帮忙会反帮“倒忙”，不懂政治的帮人反会帮出仇人。

　　俄国人曾在中国修建的“中东铁路”[37]就是这种帮人不成反结怨的案例。1896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与沙俄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允许俄国修筑东清铁路。同年9月，中俄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规定俄国对拟建中的东清铁路有建筑权和经营权，并委派华俄道胜银行承办；铁路股票名义上属中俄两国商民（中国出资5百万两白银入股，与华俄道胜银行合伙来经营）；80年为限，期满后，铁路及其财产全归中国；自通车之日起，36年后，中国政府有权“给价收回”铁路。合同还规定，中国提供筑路地皮，“不纳地价”；铁路的宽度（宽轨）、行车规章与俄国国内的铁路相同；俄国有权免费运兵；俄国利用该铁路运往俄国的货物一概免税等，使中国在铁路地段的主权丧失殆尽。

　　1897年12月6日，沙俄利用清政府的财政困难，答应向中国借款，条件是将中俄在东北的“合同”向蒙古扩大，俄政府要求签订一项条约，规定：

　　第一，俄国拥有在满洲和蒙古修建铁路和在上述地区经营工矿业的独占权；

　　第二，中东铁路公司有权修建一条通往黄海、通到营口（靠近辽河口）以东的任一港口的支线；

　　第三，俄国可以在它任意港湾修建港口，一切悬挂俄国国旗的船只，均有权驶入。[38]

　　1898年3月27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张荫桓与沙俄驻华代办巴甫洛夫在北京签订此约共9款。主要内容是：

　　（1）清政府允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期25年，期满前可由两国相商是否展限延长；

　　（2）租借地内地方行政由俄国主掌，中国不得在此驻军；

　　（3）租借地以北设立“中立区”，其行政由中国官员管理，中国军队经俄国同意后始得入内；

　　（4）俄国可由中东路某站（后选定哈尔滨）修一支线至旅顺、大连；

　　（5）旅顺口仅由中俄两国船只使用，他国军舰与商船不得入内。

　　同年5月7日，清政府代表许景澄同沙俄代表莫拉维诺夫在彼得堡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该条约共6款，主要内容是：

　　（1）清政府不得将中东铁路支线所经地区的铁路权让与他国；

　　（2）不经俄国同意，清政府不得将“中立区”及沿海口岸让与他国，亦不得将“中立区”内的铁路、开矿及其他工商利益让与他国；……

　　此后，旅大地区成为沙俄的殖民地，东北三省成为其势力范围。[39]1898年8月中东铁路破土动工，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三线。北部干线（满洲里到绥芬河）和南满支线（宽城子至旅顺）及其他支线，全长逾2 500多公里， 1903年7月14日，铁路全线通车。

　　不可否认，当年俄国同意修建中东铁路出发点也有帮助中国的成分，由于俄国人采用的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思维方式，很难处理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结果落下的一大堆埋怨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时期。朝鲜战争后，尽管俄国人极不情愿地离开中国东北，但其沙文主义思维继续损害着俄中的关系。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写信给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三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由中方出资3 000万卢布、苏方出资7000万卢布，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用4年时间在中国南方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

　　6月7日，毛泽东读到彭德怀于6月5日提交的报告后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

　　“如苏方以高压加入，则不要回答，拖一段时期再说”[40]。

　　6月28日，苏联又希望借用中国沿太平洋海岸线，提议“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

　　毛泽东明确告诉尤金大使：“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41]

　　“斯大林的东西”，也是沙皇的“东西”。

　　毛泽东这时生气的是，中国刚结束的俄国霸占中国辽东的历史，你赫鲁晓夫怎么又学着沙俄搞起新的“华俄道胜银行”来了？

　　毛泽东对尤金动情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42]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对外援助中坚决摒弃帝国主义模式，我们不能再让其他国家的人民再经受中国人曾受到的屈辱：政治当先，利在其次。新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援非项目坦赞铁路，可谓是毛泽东经援思想的生动体现。

　　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它们迫切需要经济上的独立来回头支持政治上的独立。赞比亚是一个内陆国家，作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三大铜矿产地，却苦于没有出海口而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因此需要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线。坦赞两国政府曾联合向世界银行申请援建坦赞铁路，但被婉拒；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访问苏联时，请求苏联政府帮助，再度遭拒。1965年，中国开始考虑接受坦桑尼亚向中国提出的请求，决定帮助坦赞两国修建这条铁路。

　　周恩来对方毅说：“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

　　“我们这种无私的援助定会赢得更多的友谊。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能比拟的。当然，我们决不能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树碑立传或是追名逐利。不，我们是从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度来看待这项经援项目，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43]

　　1965年2月19日，毛泽东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相互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心的。”[44]

　　1967年9月，三国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

　　1968年5月15日，坦赞铁路建设项目组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勘探；

　　1970年10月26日，铁路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施工；

　　1975年10月22日，铁路全线开始试运营；

　　1976年7月23日，铁路全线正式运行。

　　铁路跨越东非大裂谷，其“艰苦程度无法用笔墨描述”[45]。中国先后派遣工程人员5.6万人次，高峰时期中国在场工程人员1.5万人。投入物资机械83万吨，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铁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和技术支持以协助其营运。

　　如果比较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建并由此与中国结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东铁路和毛泽东时期中国人不图回报无私地为非洲兄弟修建并由此与非洲结下的友谊迄今温度不减的坦赞铁路，我们就能体会出其中的得失之道及毛泽东为新中国的深远布局。中东铁路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产物，而坦赞铁路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前者为一点小利而失中国，后者不图小利而赢得世代友谊。友谊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而软实力则是支撑硬实力的核心要素。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46]

　　今天我们也得主要靠第三世界兄弟把中国再次抬向世界大舞台。我们必须记住中国的朋友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当然还有第二世界。所以，习近平主席在谈到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问题时要求中国外交“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 [47]。搞清谁是朋友、谁是对手，毛泽东说“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在今天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必须看清的首要问题。

　　（二）推进“一带一路”要讲辩证法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这方面要解决好两方面的认识问题。

　　第一，如何认识“一带一路”建设与主权国间的关系问题。

　　国际陆运与海运不同，陆运要经过一个一个主权国，而后者则是一望无际的公海。公海好说，主权国每一步都很难走，仅铁路反复换轨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俄罗斯在本国境内修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只用三四年就修通了，相反，在中国修一条中东铁路，五十多年都是没完没了的恩怨。今天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要到人家主权国去修高铁，这里投资容易收益难。投资大家都是欢迎的，没问题，但是当利益回报需要很长时期的重资产下去后，下一步的“互利互惠”，才是你要面对的。在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汲取历史上中俄修建“中东铁路”方面的教训，认真总结、学习和继承新中国经援外交的成功经验，考虑得更加周到一点。毛泽东说：“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48]交朋友是主要的，不能急于求成。

　　有的同志说我们实行的是新的“马歇尔计划”，多读历史的人都知道欧洲人最怕的就是马歇尔计划。原因在哪呢？马歇尔计划的目的真义并不主要在对苏冷战[49]，而在于落实罗斯福生前分裂欧洲的政策，当时罗斯福的欧洲政策的要义是保持欧洲的碎片化。

　　1939年罗斯福考虑出兵欧洲抗击希特勒，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罗斯福认为当时欧洲存在被希特勒强行统一的可能。他说：

　　请不要说这是空想，不要说这只是白日之梦。六年前希特勒这个人上台控制德国政府时，德国已经崩溃，已经完全彻底地失败，负债累累，分崩离析，不值得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支力量。那时你们中有谁会说六年后德国将会完全和绝对地统治欧洲？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里闲坐并说这是白日之梦。[50]

　　对此罗斯福认为，美国必须出兵阻止。1939年1月31日，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全面倾吐了他对世界形势及美国战略的攻势性的考虑。他告诉同僚：

　　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51]

　　在这里，罗斯福决不是在秀“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之类的绕口令，如将其中的一大批国家持续“独立”换成“分裂”，将其中的“统治”换为“统一”，就不难理解罗斯福讲话的含义。一句话，美国要保证欧洲“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不能让希特勒将其兼并为一体。

　　罗斯福的这篇交底式的演讲引起在座要员的鼓掌。他们明白了“拯救我们的文明”的含意就是保证大西洋东岸的欧洲大陆的“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只要这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欧洲就会持续保持其破碎性这一致命弱点，就不会对美国造成永久性的威胁。罗斯福出兵的结果是在希特勒快要统一欧洲的时候又把欧洲拍碎了，即再次回到“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的状态。

　　为了保证欧洲大陆“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罗斯福寻求斯大林的支持。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前一小时两人的私下会晤[52]，就在这一刻他们建立了针对英国的美苏暗盟。此后，罗斯福与斯大林在谈判桌上总是所向披靡。罗斯福曾向担任劳工部长的老朋友柏金斯谈过他在德黑兰期间是如何与斯大林建立起这种准“哥们”友谊的。

　　他说在会上他总是刻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以至“温斯顿脸红气胀地皱眉蹙额；他越是这样，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来，我第一次见到阳光！我先忍住了，后来终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团。这时，我开始称呼他‘约瑟夫’。他笑着走过来和我握手。从此我们的交情又深化为个人关系，我们可以像兄弟般交谈”。[53]

　　在雅尔塔的5天会议中，罗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单独和丘吉尔见面”。哈里曼认为“这是罗斯福的一种战术，而非对首相的有意轻视”[54]。而上面所表现出的哥们义气，只不过是德黑兰会议以来两人合作中的小事一桩。

　　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看清了美国的目的，意识到张伯伦当年的绥靖政策的良苦用意，真是悔不该当初。当年4月12日下午罗斯福去世，丘吉尔在回忆录中称“有很多压力让我不能在这个最危急和困难的时刻离开本国”，因而未能参加罗斯福的葬礼。[55]但同样也“有很多压力”，也“不能在这个最危急和困难的时刻离开本国”的斯大林则与丘吉尔的态度完全相反，据哈里曼回忆：“罗斯福的逝世。莫洛托夫偕同其外交人民委员部所有副部长到场。”[56]

　　1946年，丘吉尔要为英国皇室“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57]，发誓要搞“欧洲合众国”，推进欧洲统一。马歇尔一看这不行，欧洲统一了，美国这仗就白打了，只有欧洲破碎，美国才会有从容的地缘政治环境——这是老英国的视角。老英国治理欧洲的方法，就是在其破碎中大获红利。现在美国也是这样。为此，马歇尔在丘吉尔要利用欧洲经济危机对其实行二次统一的当口，撒下一大笔钱，比如在欧洲“骨折”长好前，马歇尔及时撒了一层“黏合剂”，其后果是提前将欧洲版图的破碎性固化了。当时美国的目标造成了大西洋东岸的欧洲大陆和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大陆两翼破碎。保障后者目标实现的就是美国与苏联、英国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把中国一分为二。但是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抵制下，他们分裂中国的图谋最终破产，1949年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统一。今天我们一些同志还要再搞“马歇尔计划”，其实这会引起相当一些欧洲人内心的隐痛。2008年欧洲陷入经济危机时欧洲一些人——他们想利用这次危机将小国主权中的关键部分收入欧盟——就不再愿意让比如冰岛、希腊等这些小国接受欧洲以外的金融援助，其原因就是出于当年马歇尔计划让他们体会到的那段撕国裂土的后果。

　　第二，如何认识“一带一路”阻力和风险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再西开丝路，可能俄罗斯会碍事。但是大家想想，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对通畅的时期主要集中在汉唐两朝，汉唐在这一路面临风险是匈奴和突厥南下及来自中亚的“黑衣大食”东进的压力。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北方大漠地带的控制往往是鞭长莫及的。在沙俄东进之前，填补这一真空地带的一直是匈奴、鲜卑、突厥等马上民族，唐时西面更有“黑衣大食”东扩的压力；沙俄由西而东过来后，我们的丝路基本中断，但另一方面，西北“匈奴问题”、突厥问题甚至中亚类似今天的IS即“伊斯兰国”的威胁也基本解除，北方草原马上民族的压力也从西北逐渐地被沙俄挤压到东北。明朝之后，中国南方海上压力日增，其北方政策考虑的更多的不是独控，而是让谁填补这块战略真空地带更有利。今天我们与俄罗斯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中国在东部压力日增的情况下，我们无力单独应付西面的战略压力，这正如俄罗斯在西面压力日增的情况下无法单独应付东面的战略压力一样，因此，中俄两国在中亚丝绸之路上彼此都会有“老九不能走”[58]的需要。

　　2014年3月，习主席访欧，德国总理默克尔赠给我们一幅地图。这个地图有明显的战略指向，就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北方俄罗斯。当时德国在乌克兰面临着俄罗斯进逼，它当然希望我们在东部对俄造成牵制；但中国不会在中俄合作问题上不顾大局，重犯王明式的“笔直又笔直、纯粹又纯粹”和“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形而上学的错误，重犯三国东吴因贪荆州小利而造成东吴蜀汉两家双双败亡在北方魏晋政权脚下的错误。

　　推进“一带一路”要有辩证思维，辩证法讲究的是矛盾转变，将阻力变为动力，将风险转化为机遇。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到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时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59]

　　这句话很有哲理，办事之难难在事后之事。出兵容易，但要巩固和消化战果，就需要几乎是翻倍的资源，而不能消化的战果多了就会透支我们的资源并拖垮我们的国力，弄不好还要与当地人民结怨，而怨意积累多了就会化为怨恨，今后再来化解这些历史怨恨又要更多的资源。沙俄帝国在中东铁路上犯过这样的错误，苏联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战略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他到处出兵，“输出革命”，引得世界怨忿四起。为了化解这些怨忿又要到处支出并持续透支资源，结果将苏联生生拖垮。懂点军事辩证法的人都会知道，对军事据点控制的关键在于对其半径的控制。十个控制点需要的就是控制十个半径面的资源。较远的地方，比如印度洋，你若没有控制南北纬30度海域的力量，你就根本站不住脚，而中国远没有这样雄厚的资源。礼花因虚而明，礼炮因空而响，虚实矛盾是可以转换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毛泽东对斯诺说的“放点空炮，但不出兵”这句话的哲学深义。

　　三、将“一带一路”建成维系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可靠纽带

　　两百多年前，欧洲哲学家黑格尔曾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即四大文明古国——笔者注）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60]

　　当代中国学者杨镰先生在为美国学者埃尔斯沃思•亨廷顿[61]《亚洲的脉搏》一书写的中文版序言中提出的思想与黑格尔的思考相吻合，他说：

　　亚洲的脉搏仍然在有力地博动。亚洲需要一个坚强的可靠的心脏。[62]

　　与欧洲对称型破碎的地缘政治形势不同，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中始终保持着主体和中心地位，毛泽东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63]。如果说中国是支持亚洲脉搏跳动的“可靠的心脏”的话，那“一带一路”将是维系并滋养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脉搏和纽带。

　　“周邦虽旧，其命维新。”[64]中国能始终保持其不竭的生命力及其在亚洲的“心脏”地位的“理由”何在呢？在于我们的有节制的哲学和世界观。老子说：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执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能长。唯夫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65]

　　老子向我们传达出的“天下式”也是中国人治国理政的范式，其精义在于节制、守一和舍得，在于可消化和可持续。“福”，拜田一口，不求多也。中国，乃守中之国，福国也。“多言数穷，不如守中。”[66]中，中道也。郭沫若说“平康正直就是所谓中道”[67]，当然它也是中国人坚守的治理国家和治理世界的大道理。

　　东方古代“守中”“节制”等的认识范畴在毛泽东这里经过革命化的改造并转化为“不称霸”的理论和实践。1935年10月，红军翻越岷山，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作《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念奴娇•昆仑》曾做批注：

　　“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68]

　　这说明，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已考虑到未来新中国不能像日本那样再走帝国主义老路，要走一条“深挖洞、广积粮”，不搞世界性扩张的国家发展道路。70年代，毛泽东注意边界过于庞大的“遏制”战略是拖垮美国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69]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的未来是有教益的。只要我们坚持有限哲学，不搞帝国主义式的扩张，我们就有时间“阅尽人间春色”，最终看到世界政治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即“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多极化世界转变。

　　 “一带一路”重在交友，朋友之间可以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但起码要有共同的话题。你说你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是“老乡”；我不是湖南人，但我母亲是湖南人，那也是“半个老乡”。有了老乡关系，双方就有共同的纽带及由此产生的话题。昨天我们搞“世界革命”，可以经济援助——有许多还是无偿援助，但不出兵，由此团结了第三世界；今天我们实行“一带一路”，搞经济建设，提出了“有福同享”概念，其中自然也就暗含了“有难同当”的共同话题。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只有为别人考虑并留有余地的人，才能广交朋友。今天中国发展了，我们的姿态要因此放低一点。友谊第一，利润第二，财大不可气粗。未来的中国决不能再重走英美帝国全球化扩张的老路，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在社会主义。我们要汲取历史上俄国在中东铁路和德国在巴格达铁路上越帮越忙、交友不成反为仇的教训，用丝绸之路连起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第三世界的友谊，再造“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大好环境。如此中国就可以行稳致远，用社会主义的方式为世界做出较大的贡献，为中国赢得明天的荣光。

注释：

　　[1] 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10月，习近平在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了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2] 20多年来，俄罗斯人口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总数从1992年的1.48亿下降到2013年的1.43亿，这其中还包括每年数十万的外来移民。据2010年俄罗斯人口普查，俄罗斯人口的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3人，不到世界平均人口密度的四分之一。不仅如此，俄罗斯人口的地域分布也极不平衡。人口最密的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近400人，而在人口密度最小的楚克奇自治专区人口的平均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0.01人。人口分布不均，致使人力资源的分布出现严重失衡，对俄罗斯地域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到2013年，俄罗斯人口实现了难得一见的自然正增长，为1991年以来的第一次。截至2014年6月1日，据俄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的人口数量为1.461亿（克里米亚半岛约有230万人），2014年1至5月人口增长量为5.91万，增长率为0.04%。《俄罗斯人口20多年呈负增长女多男少或成女儿国》， http://legal.people.com.cn/n/2014/1104/c188502-25973295-2.html。

　　[3] 2004年，蒙古国成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亚洲伙伴国。2012年8日至20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与会成员国一致同意吸收蒙古国加入欧安组织，蒙古国藉此成为了该组织的第57个成员国。11月2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欧安组织会议上，正式宣布这一消息。当年3月，蒙古国已经成为北约的合作伙伴国；而加入欧安组织是蒙古国迈出的又一个外交步伐。《蒙古国宣布正式加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1/22/c_113767259.htm。

　　[4] 2014年10月24日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议会）通过决议案，与中国临近的两段南线铁路将采用与中国相同的标轨。《关于保障国家铁路运输政策实施的若干意见》决议案规定，塔温陶勒盖－嘎顺苏海图、霍特－毕其格图新铁路轨将修建标轨。其中，嘎顺苏海图与中国甘其毛都口岸接壤，毕其格图与中国珠恩嘎达布其口岸接壤。《蒙古国南线两段铁路将采用与中国相同标轨》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10/24/c_127139178.htm。

　　[5]《蒙古国将绕过俄罗斯建至欧洲铁路或从中国过境|蒙古|铁路》，http://news.sina.com.cn/w/2015-03-04/153431567299.shtml。

　　[6]参阅《张伯伦全球战略的深层设计及其失败》，张文木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271页。

　　[7]中国评论新闻：《普京赢得克里米亚，却失去乌克兰》（2014年3月26日），http://www.crntt.com/doc/1030/7/9/9/10307994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3079944。

　　[8]于2015年2月15日午夜零点（当地时间）在明斯克达成的协议中，乌方同意“乌克兰要进行宪法改革，在2015年年底出台新宪法。宪法改革的关键点是权力下放，获得这些地区的代表的同意，就东部地区的特殊地位出台永久性法律。”《俄乌德法领导人16小时马拉松谈判乌克兰危机达成停火协议》，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5_02_13_309404.shtml。

　　[9]《英国将派军队帮乌打击东部武装加拿大也在考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2/27/c_127524350.htm。

　　[10]《美英同时宣布将训练乌军队乌克兰危机进入新阶段》，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03/5970611.html

　　[11]南方朔：《欧洲开始反美亲俄》，《南风窗》2015年第6期，第105页。

　　[12] 2015年2月11日，希腊外长克奇亚斯将于当地时间11日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外界猜测如果希腊与欧洲合作伙伴的谈判破裂，希腊可能寻求欧元区以外的金融帮助。《外媒：希腊外长受邀前往俄罗斯将与俄外长会谈》，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2/5658823.html。

　　[13]参阅南方朔：《欧洲开始反美亲俄》，《南风窗》2015年第6期，第105页。

　　[14] 2015年2月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进行了约5小时闭门会谈，就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展开磋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媒体说，与会各方进行了“建设性、内容丰富的实质性会谈”。他表示，根据德法两国领导人提出的建议，目前俄德法三方正在起草一份关于实施明斯克协议的文件，其中包括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建议和普京的建议，这份文件随后将交给乌克兰冲突所有相关方。《俄德法领导人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会晤》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2/5637849.html。

　　[15] 1772年5月，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在彼得堡会谈，于8月5日签署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据此，波兰丧失了约35%的领土和33%的人口，波兰成为俄、普、奥的保护国。1793年1月23日，俄、普在彼得堡签订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协定，经第二次瓜分，波兰成为仅剩领土20万平方公里，人口400万的小国，成为沙俄的傀儡国，波兰国王未经沙皇许可，不得与外国宣战与媾和。1795年1月3日，俄、奥签订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协定，10月24日，普鲁士也在协定上签署。根据该协定，波兰领土被全部瓜分。俄国吞并了立陶宛、库尔兰、西白俄罗斯和沃伦西部，把边界推进到涅曼河—布格河一线，共12万平方公里，人口120万。奥地利占领了包括克拉科夫、卢布林在内的全部小波兰和一部分玛佐夫舍地区，共4.75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普鲁士夺得其余的西部地区、华沙、其于部分的玛佐夫舍地区，共5.5万平方公里，人口100万。至此，存在了800多年的波兰国家灭亡了。

　　[16]《普京新斩获：与南奥塞梯签署近乎合并条约》，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3/5968032.html。

　　[17]张文木：《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美国金融动荡和世界新格局》，载《文化纵横》2009年第1期。http://www.21bcr.com/a/zazhiwenzhang/2009niandiyiqi/2010/0607/768.html。

　　[18]张文木：《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美国金融动荡和世界新格局》，载《文化纵横》2009年第1期。http://www.21bcr.com/a/zazhiwenzhang/2009niandiyiqi/2010/0607/768.html。

　　[19]《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9页。

　　[20]《法部署航母打击“伊斯兰国”》，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2/25/c_127513925.htm。

　　[21]《女恐怖犯或已逃往叙利亚》，http://news.cnhubei.com/ctjb/ctjbsgk/ctjb03/201501/t3149580.shtml。

　　[22]《法部署航母打击“伊斯兰国”》，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2/25/c_127513925.htm。

　　[23]《外媒：为打击激进组织美或调整阿富汗撤军计划》，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2/22/c_127511132.htm。

　　[24] 2014年11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接受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Hagel）的辞呈。12月5日，奥巴马宣布提名阿什顿•鲍德温•卡特（Ashton Baldwin Carter）出任国防部长。2015年2月17日，美国第二十五任防长阿什顿•鲍德温•卡特17日在白宫正式宣誓就职，成为奥巴马总统任内的第四任国防部长。

　　[25]“全党都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来认识新疆工作的重要性，多算大账，少算小账，特别要多算政治账、战略账，少算经济账、眼前账，加大对口援疆工作力度，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共同努力，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习近平：新疆工作多算政治账少算经济账》，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140504/18479848.html。

　　[26]马歇尔计划（TheMarshall Plan），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Recovery Program），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131亿美元。

　　[27]日本外交学者网站2014年12月31日刊登澳门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陈定定《外媒盘点2014年中国外交5大成就》一文，称：“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一带一路’是最能体现中国雄心的重要项目，被许多分析人士称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尽管事实上‘一带一路’项目远比‘马歇尔计划’更加宏大、更有风险。”《日媒盘点中国外交2014年五大成就：展全球领导力》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5/0101/615456.shtml。

　　[2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29]《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在红军军事学院的讲话》（1941年5月5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

　　[30]《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30/c1024-26118788.html。

　　[31] 沙少海、徐子宏译注：《老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32]《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30/c1024-26118788.html。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页。

　　[34]《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30/c1024-26118788.html。

　　[35]《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30/c1024-26118788.html。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37] 1896年12月，这条铁路正式定名为“大清东省铁路”，简称“东清铁路”；民国后改称“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

　　[38] ［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13页。

　　[39]全文可参见梁为楫、郑则民主编：《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

　　[40]《对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的批语》（1958年6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

　　[41]《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页。

　　[42]《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页。

　　[43]何英：《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过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283页。

　　[44]何英：《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过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45]何英：《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过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页。

　　[47]《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30/c1024-26118788.html。

　　[48]“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49]“马歇尔计划”出现在冷战时代，从一开始就带着意识形态的浓厚色彩和分庭抗礼的对立气氛。这个被冠以“欧洲复兴计划”的工程，明确将8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排除在外。该计划主要策划人之一、时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本人曾直言不讳地警告西欧，“对任何投票选举共产党掌权的国家，欧洲复兴计划所规定的援助将立即停止”。这种扶持一方、压制另一方的作法，清晰地反映出“马歇尔计划”的时代局限性。《为共同发展添砖加瓦》，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5-02/13/nw.D110000renmrb_20150213_2-03.htm。

　　[50]《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0页。

　　[51]《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8页。

　　[52]参阅“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3页。

　　[53]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

　　[54]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67页。

　　[55]〔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丘吉尔文集——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5页。

　　[56]［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29页。

　　[57]岳飞：《满江红》

　　[58]这是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文革”中，有人将知识分子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就借用这句台词，深有感触地说：“老九不能走。”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2页。

　　[59]毛泽东：《同斯诺谈国际问题》(1965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58页。

　　[60]［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61]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Hutington， 1876～1949年），20世纪初美国耶鲁大学地理系教授，1917年任美国生态协会主席，1923年任美国地理协会主席。1934～1938年任美国优生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文明和气候》（Civilizatipn and Clinate）《亚洲的脉搏》（The Pulse of Asia）。

　　[62]［美］E．亨廷顿著，王彩琴、葛莉译：《亚洲的脉搏•代序》，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63]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

　　[64]“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袁愈荌译：《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65]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1页。

　　[66]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3页。

　　[67]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68]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

　　[6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编发，本文原刊发于《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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