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任务。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重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联系当代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现实国情,加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性研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成果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性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

　　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创新永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对于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来说,基础性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构建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确立首先就是建立在其基础性研究成果之上的。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的揭示、对货币本质和价值规律的阐释,特别是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的科学说明,为无产阶级彻底告别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构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今天仍然是观察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科学、最具有说服力和最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分析工具。同时,它也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国家,探索如何建设各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基础性研究的分野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分水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是一个包含多个层次的理论体系。它既包括着逻辑意义上的本质和表象两个层面,也包括着历史层面上的规定性与演化性。就前者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歧在于,前者注重从现象的分析和动态的演进中揭示其多级本质,而后者则注重现象、静态和短期的规律与特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一个科学体系,其核心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这决定了本质经济学在其中的主体地位。西方经济学主要将表象经济学作为研究视角,这决定了其在历史的演进中需要不断的进行根本性的修正和修补。这一方法论上的分野,使得两者关于经济学话语权的争夺直接体现为社会制度的抉择。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的方法论出发,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

　　基础性研究为一般理论提供方法论的基础,是思想理论争论的前沿领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阶级性和指导性。在经济学说史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攻击一般都是从基础理论下手的。例如用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等取代劳动价值论;用自私经济人论取代利己利他经济人论;用一般契约论模糊雇佣劳动论;用资源稀缺、资源配置掩盖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形式;用资本家的节俭、节欲论来掩盖资本积累的本质;用价值转型问题来质疑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和平均利润率理论;等等。在基础性研究方面,如果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底线,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就会大行其道,建立在后者基础上的经济观点和经济政策,就会远远地脱离经济社会的实践本质,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

　　改革开放后,我国一些学者奉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委托—代理人”理论为圭臬,以“企业家的企业理论”为名,实质宣扬“资本家的企业理论”,以此论证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私有企业的高效率,而全然不顾西方社会中私有制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日益严重的事实,给我国的公有企业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思想混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正在发展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础上针对不断发展的现实加强基础性研究。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这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性研究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原;另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国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理论上不断发展和创新,用新的理论工具分析、阐释新的现象和问题,用新的理论成果指导改革实践。总之,只有重视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才能有效回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质疑,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中国答案,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性研究的问题与目标指向

　　近些以来,我国在理论创新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相结合等一系列难题。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宏观、中观和微观的高效结合等还没有彻底解决好,但受西方经济学“黑箱”理论的影响,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对公有制内部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形式、“自由人联合体”的论断,导致对公私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或劳动关系还缺乏具体而科学的分析。就连以国家长远和整体利益为导向的产业政策要不要这类理论和政策问题尚有激烈的争论,说明我国在学理面和政策面的基础性研究不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加强与各种错误思潮的交流和博弈,并研究如何通过宣传教育来逐步占据社会主流和实际指导作用,并通过批判性创新来把实践经验科学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概念体系、话语体系、规律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

　　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少具有原创性和时代性的话语、概念和理论,这些都是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成果。不过,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相比,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逻辑结构在构建过程中存在着分散性和滞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经建立,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需要进一步系统化。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范畴还需要进一步抽象和概括。马克思运用逻辑抽象法,抽象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商品、价值、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等基本范畴,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变发展作了深刻而科学的揭示。而目前我国在分析当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时,却缺乏这种抽象的概括。由于在一些基本范畴和的表述用语,导致这种概括带有滞后性和总结性,弱化了经济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对事物本质的深刻把握能力。

　　其三,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的各分支学科和专业方向上,还需要进一步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原理和研究方法,发挥其全面统领和基础支撑作用。

　　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假设和分析工具方面需要进一步创新,避免在分析复杂经济现象时过于借助一些含有片面性的西方经济理论。

　　基础性研究是理论体系的支撑,从根本上是为解释现实问题、指导社会实践服务的。当前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就是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水平和驾驭能力。在2015 年1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 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就是要“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持续发展的目标。基础性理论的创新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性研究,要走向系统化和学理化,重点是要构建一整套的假设、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对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和经济规律作出说明并经受实践的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重点之一是要在前提假设上不断总结、概括和创新,使之在理论研究和宣传中体现出基础性效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大理论假设,包括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己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与需要双约束假说、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公有制高绩效假设等,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髓,同时可以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科学的诠释。相信随着实践的发展,将来我国理论界可以在研究中不断提炼出更多适应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假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性研究要重视分析工具、学术话语的创新,要重视三类经济思想资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性研究要重视分析工具的创新。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具有高度的现实针对性。马克思关于现实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的理论论述,尽管针对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相关领域的现实,都具有具体性,但也有反映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只要根据现实的经济发展对这些理论精髓进行深入挖掘和科学扩展,就能够很好地与各门应用经济学和交叉经济学进行理论互动,在共同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新概念和新观点。

　　学术话语是基础性研究的支撑点和核心点。时代在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具体内容也会变化,相应需要提炼出新的术语来界定、表述和运用。一般来说,每一门科学提出的每种新见解往往都包含该门科学的“术语革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出过大量全新的术语,推动了经济学的革命。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分析框架,并根据现实发展不断提炼出新的、科学的、说服力强的术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性研究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形成了许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理论成果和独创性观点。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地用术语科学地概括这些理论成果和独创性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性研究要重视三类经济思想的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经济思想资源,简称“马学”。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原理、国外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经济思想和理念。这是中国特色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内容和最大增量。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思想资源,简称“国学”,这是中国特色现代政治经济学发展十分宝贵的资源。其中关于劳动、土地、人口、财政、税收、商品、货币、价格、资本和外贸等经济思想,大大先于和高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是中国特色现代政治经济学思想之源。三是国外各种经济思想资源,简称“西学”。它包括世界所有国家经济学研究取得的科学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营养。

　　（来源:《人民论坛》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