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山：用社会再生产理论分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及结构调整方向

点击：  作者：张俊山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7-03-23 10:46:57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把总产品价值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科学地揭示了存在于社会生产有机体内部的联系，是认识社会经济整体运行的有力理论工具。当前，社会经济中实际工作部门及理论部门都在热议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及供给侧改革，运用社会再生产理论分析这些问题，透视其背后的真实过程，可以使我们更科学地认识它们，确定经济结构调整的正确方向。

 

　　一、怎样认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新常态”等用语是中央在总揽全局，指导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根据实践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困难和问题，以及希望实现的境况等提出的，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催生了这些用语。因此，要正确地、清楚地领会它们，就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研究经济的实践，通过对实践的深入研究，把握“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的丰富内容，从而找到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的方向，构造一个健康发展、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是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当时，他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就提示我们，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出现了新阶段性特征，这些使经济不能再按照过去那样方式运行了，因此，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新的情况。6个月后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他表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习总书记的谈话的指出了今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总特征要求，但是如何更加具体地认识和理解新常态，并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仍需要在理论上做深入的研究。关于“新常态”，人们给予了许多的阐发，例如，有人说“新常态经济是与GDP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经济用发展促进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扬弃GDP增长，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有一种说法，“新常态经济是惠民生使人民幸福的经济，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新常态经济的生产目的，因此新常态经济学是幸福经济学。”

 

　　从这些说法我们可以看到，“新常态”的要求是我国自九十年代中期提出的“增长方式转变”、“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的继续，是通过发展理念的转变来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作为“常态”应是客观的东西，它是事物运动、发展经常保持、反复出现的状态。对于经济来说，常态的转变来自于客观经济内部出现了新的因素、新的结构，在它们的作用下经济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常态。作为“新常态”，它的出现应当是客观经济活动的条件、环境发生了某种变化，使经济不再按照原有的方式运行，而是按照另外一种方式运行，因此，所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现象和结果。发展理念是主观的东西，发展理念必须通过实践才能使主观见之于客观。

 

　　因此，不能用人们主观愿望来论证这个“新常态”，不能说，我们应当如何如何，于是就有了“新常态”。把“新常态”说成是人们主观理念的转变，因为有了主观理念的转变客观上就出现“新常态”，这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它忽略了实践环节在观念向存在转变的重要作用，因此，它也不可能认识到实践的方式与具体内容。谁都知道，离开了实践观念的东西永远不会变成客观存在，但是，人们不清楚的是，实践活动又分为理论实践活动与生产实践活动，而生产实践活动又是以理论为指导的。科学的发展理念要见诸于生产实践必须借助理论实践活动这个中介，理论实践仍是思维的活动，但是它与理念又是不同的。理论活动的作用就在于，它通过概念、逻辑体系从观念上掌握客观世界、构造人化的客观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腊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1】理论活动不仅起着从观念上把握客观世界的作用，而且通过构造新的人化客观世界体现出人对客观必然性的追求。因此，我们对于“新常态”的理论把握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把握旧常态的结构、内部联系、发展矛盾；第二，按照科学发展的理念，遵循客观规律，构造和建立新的经济结构及内部联系，以消除旧常态下的不可持续性，实现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从目前的许多解释来看，人们所说的“新常态”只是我们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希望而不是新“常态”。从现实来看，只是出现了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和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仍需要我们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不仅地进行探索和努力。现在出现的还不是人们所说的那样的“新常态”，而是旧常态不可持续。旧常态不可持续的结果不一定是人们所描述的“新常态”的出现，也有可能是另一种“新常态”——经济增速下降，经济增长的缓慢甚至停滞，使失业成为常态，民生处于经常性的困难之中。因此，把自己的主观愿望说成是客观的“常态”，而不去研究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化的规律和依据，新常态就会永远处于人们的主观愿望之中。

 

　　主观见之于客观需要人们在实践中的积极努力和创造。那么怎样创造、需要解决哪些矛盾，才能使经济从不可持续的旧常态转变为我们希望的新常态呢？对此，需要从对旧常态及其发展矛盾的认识入手，了解旧常态不可持续的根源，只有抓住导致不可持续的主要困难，才能发现为创造新常态所需要的努力方向。这就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方法，从现象入手发现背后的本质，从而找到旧常态不可持续的要害。在此基础上，根据旧常态内部矛盾运动去构建新常态所需的要素、结构、联系，从理论上指导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建设。

 

　　二、旧常态下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

 

　　从现象上看，旧常态表现出的特征主要是：靠扩大规模来维持经济的增长，走一条粗放式、物质上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路径，由此，形成了一种只有靠不断扩大规模的支持才能延续的再生产模式。经济规模的扩大要通过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来实现，而长期大规模基础建设就必须大规模地开发资源，这就给环境造成压力，使经济不可持续。因此，发展到一定程度，这种模式就进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不能无休止地开发自然，必须把建设规模控制在自然可承载、再生的能力限度内，这就意味着必须控制建设规模，也意味着必须改变靠基本建设支持的再生产模式；另一方面，如果不继续大规模开发资源，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就无法进行，但是作为靠基本建设提供需求的发展模式，离开了基本建设经济就会蒌缩，立即会带来一系列现实的经济困难。因此，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大规模地开发资源，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就是旧常态。按照当前流行的理论，就是说经济是靠投资驱动的。这种说法虽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它是按照西方经济理论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框架提出的，不能准确地说明问题的要害。在他们的认识范围内，所能提出的出路无非是要把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拉动。尽管他们讲的头头是道，但是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谁来消费？消费资金从何而来？而且，这种所谓消费拉动，客观上是在鼓励浪费之风、奢靡之风，不仅会给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而且它的社会消极后果是不可估量的。因此，要准确深入地认识旧常态，就必须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框子，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对旧常态进行分析。

 

　　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国民经济整体结构和运行方式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在这里，我们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对旧常态的性质、内部结构作更深入的剖析。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是把社会总生产划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I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这两大部类；把社会总产品价值划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组成部分。以此为前提，得出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Ⅰ（v+m)=Ⅱc 的基本经济关系。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在扩大再生产中社会再生产的循环仍是遵循着这一基本关系，只不过剩余价值m的一部分进行了再分配，追加了部分可变资本v和不变资本c。

 

　　马克思的再生产图示中没有专门考虑基本建设部门，事实上是把它作为两大部类各自内部的部门来对待的。但是这样，就使这一部门在资本周转中特有的一些性质不能显现出来。从其自身的生产特征和在社会地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基本建设部门确实有着自身许多特有的、不可忽视的经济性质。这些性质的存在，使得社会再生产中具有许多新的平衡要求，因此，需要将基本建设部门单独作为一个部类来构造社会再生产图示，以反映它们对经济的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许多地方也对于基本建设部门的生产特征和经济性质进行过论述。这些论述指导我们进一步考察基本建设部门在社会再生产的作用，以及整个再生产体系所体现出的特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9章谈到“这种由一些互相联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2】这就是说，固定资本更新会产生大量的需求，而在固定资本使用期间资本只是以货币形式积累，不构成对社会总产品的需求。第二卷第16章谈到的周转周期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协调问题时谈到，资本周转缓慢的部门B“从市场上取走了劳动力，取走了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取走了B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形式的固定资本以及生产材料，而把货币等价物作为它们的补偿投入市场；但是在一年内没有把任何产品投入市场来补偿从市场上取走的生产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3】 这就是说，对于像基本建设这样的长周转周期的生产部门，一方面，从社会总产品中取走产品，另一方面，向社会生产中支付的只是货币等价物。这样就会给社会生产提出大量的商品需求。马克思在同一地方，还讲到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会怎样科学地对待周转周期差别带来的不平衡。马克思说，“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4】 马克思这段话，从社会生产的周转周期的客观情况，阐述了对这种涉及全局的比例关系进行有计划管理的必要性。在这里，马克思还谈到建设部门生产周期长的特点如何加剧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他说“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一方面，货币市场受到压力，反过来，货币市场的缓和又造成大批这样的企业产生，也就是造成那些后来对货币市场产生压力的条件。货币市场受到压力，是因为在这里不断需要大规模地长期预付货币资本。……另一方面，社会可供支配的生产资本受到压力。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不断地从市场上被取走，而投入市场来代替它们的只是货币等价物，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会增加，而这种需求本身不会提供任何供给要素。因此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都会上涨。”【5】物价的上涨又会刺激生产的扩大，还会引起投机的盛行，最终生产的扩大又会遇到需求不足的困难，导致生产停滞、工人失业等危机。马克思这些论述说明了在市场自发作用下，经济会发生怎样的剧烈波动。马克思的这些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建设部门对于经济运行的作用都给予了极其有益的启示。

 

　　马克思的这些理论，启示我们在研究国民经济总运动过程和平衡关系时，需要把基本建设部门作为一个特殊的部门突出出来，在此前提下，考察社会再生产中各部类的平衡关系及要求。

 

　　建设部门最明显的经济特征就是，在它的建设期间“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6】这一特征，就使得建设部门在工程建设期间的经济作用等同于消费。而在建设完成后，其产品转化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其中生产资料部分转化为新的生产能力，而生活资料部分（主要由住房构成）转化为市场上的超大件商品，它的实现需要巨大的购买力。这些特征就决定了基本建设规模是不能简单地让市场来决定，而必须从国民经济总体布局和比例来考虑。

 

　　三、加入了基本建设作用后的社会再生产实现过程

 

　　基本建设部门经济规模大，在经济中影响作用深远，为了准确地说明它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在这里根据研究的需要，我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图示加以修改和扩展，作为分析工具，以便更准确地分析和认识基本建设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及其与生产部门的关系。

 

　　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原有的两大部类基础上，把基本建设部门作为一个新部类独立出来，用Ⅰ’来表示，这样，原来的图示就扩展为：

 

　　Ⅰ（c+v+m)

　　Ⅰ’（c+v+m)

　　Ⅱ（c+v+m)

　　其中，Ⅰ'（c+v+m)代表基本建设部类的总产品及其价值构成。

 

　　根据基本建设部门的经济特征，我把社会再生产活动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第一个阶段是建设期间，在这个阶段上，建设部门“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却在“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第二个阶段是建设工程完成时的阶段，此时基建工程已经完成，作为产品要求实现；第三个阶段是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实现后的阶段，这一阶段上建设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和超大件生活资料，社会要求在扩大了的规模上实现再生产。

 

　　第一阶段：

 

　　在这个阶段上，建设工程处于建设期内，这一时期内基建部类的作用相当于消费，即从社会总产品中取走相应的部分，这样就对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产品形成需求，使两大部类的剩余产品能够实现为价值（即取得货币形态）。从图示上展开，有

 

　　Ⅰ(c)+Ⅰ(v+m/x)+Ⅰ(m/y)

　　Ⅰ’(c)+Ⅰ’(v)

　　Ⅱ(c)+Ⅱ(v+m/x)+Ⅱ(m/y)

 

　　在这个图示中，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途径如下：

　　1、Ⅰ(c) 在第Ⅰ部类内部实现；

　　2、Ⅱ(v+m/x) 第Ⅱ部类内部实现；

　　3、Ⅰ(v+m/x)=Ⅱ(c)，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以实现相应部分的产品。

　　以上三项与马克思原有的实现简单再生产的交换关系相同。

　　4、Ⅰ(m/y) 是提供给基本建设部类使用的生产资料，由基建部类投资资金中用于Ⅰ’(c) 的部分购买实现，第Ⅰ部类这部分剩余价值实现为货币，假定这部分货币暂时不再支出以购买其它产品，因而形成储蓄。

　　5、Ⅱ(m/y) 是提供给基本建设部类工人的消费资料，由基建部类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购买，使第Ⅱ部类这部分剩余价值实现为货币，这里仍假定暂时不支出，因而形成储蓄。

 

　　我们假定基建部类Ⅰ’用于支付Ⅰ(m/y)、Ⅱ(m/y) 的资金来自于银行，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即这里货币的运动路径是：银行——>基建部类——>两大部类。

　　 （以上4、5两项实现为货币以后，暂时不支出，是由于社会上已经没有它们可购买的商品。如果说它们被支出的话，那是由于新一轮再生产生产的产品出现，不属于这一阶段的考虑。我们知道，基建部类一个周转周期中，包含着其它生产部类多个周转周期，因此，在我们所分析的阶段上，如果这部分货币收入被再支出，就会引起其他生产部类的扩大。其间，伴随着物价的上涨。）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交换，第Ⅰ、Ⅱ部类的产品都得到实现，社会再生产可以继续进行。虽然这是简单再生产，但却是以基建部类的存在提供着需求为条件的。

 

　　第二阶段：

 

　　基建部类工程建成竣工，它们产品的总价值为Ⅰ’（c+v+m)，它们要求在社会再生产体系中实现。假定在价值为Ⅰ’（c+v+m)的总产品中，Ⅰ’(c)是生产用基建项目，Ⅰ’(v)+Ⅰ’(m)为非生产用基建项目，以住宅为主，也包括其它非生产用建设工程。

 

　　这时，由于第Ⅰ、Ⅱ部类的(m/y)已经在第一阶段实现为货币资金，它们成为基建部类产品实现的资金来源。

 

　　对于第Ⅰ部类来说，此时处于货币形态的Ⅰ(m/y)要转化成为用于购置基建类固定资本的积累基金ⅠΔc’，于是需要有Ⅰ’(c)=ⅠΔc’这一实现条件。由于对于企业来说，为扩大再生产所进行的基建项目是以企业事先计划为前提的，所以，Ⅰ’(c)的实现一般不存在问题，只是一个项目建成后支付建设资金的问题。在这里为了简单起见，我省略了第Ⅰ部类扩大再生产所要求的用于增加流动资本的积累部分（即ⅠΔc+ⅠΔv)。这部分是需要从Ⅰ(m/x)支出的，如果加上这部分,相应地第Ⅱ部类也需要从Ⅱ(m/x)支出资金追加ⅡΔc以便为ⅠΔv提供消费品，由此引出ⅡΔv的追加。这样,就要在三个部类之间形成交换，使问题更复杂【7】。省略掉这部分对于本文所要说明的原理并无影响，加上则会使图示更中复杂，所以对它们加以省略。

 

　　对于第Ⅱ部类来说，假定所需基建项目全部为住宅，那么，从理论上说，Ⅰ’(v)的实现需要用在第一阶段上实现为货币的Ⅱ(m/y)来支付，但是，考虑到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多为农民工，他们消费水平比较低，因此向他们提供消费品的生产部门，规模也往往比较狭小，所以，实现的剩余价值Ⅱ(m/y)虽然在总量上等于Ⅰ’(v)，但是却分散在众多小生产者或小厂商手中。需要与之交换的Ⅰ’(v)其产品形态却是超大件产品——住宅，单件产品价格高昂，因此，分散在第Ⅱ部类单个小生产者手中的Ⅱ(m/y)很难支付它的价格。因此，它们的实现需要外部资金的注入。

 

　　再看，Ⅰ’(m)，它们是基建部类形成的剩余产品，在两大部类体系中没有用于支付这部分产品的资金，因此，需要有外部资金注入来支付使之得到实现，这部分资金一部分来自于居民的长期储蓄，一部分来自于银行的贷款。或者由于基建部类的资本家自己购买使之得以实现。

 

　　以上两部分产品Ⅰ’(v)+Ⅰ’(m)，或者是单位产品价格昂贵，或者是由于社会再生产体系中无此项资金，因此，必须有银行体系不断提供资金才能使基建部类产品得到实现，一旦银行资金供给不足，就会形成商品房市场上大量的产品“库存”。可见，在第二阶段上出现的困难是Ⅰ’(v)+Ⅰ’(m)的实现问题。正是这种情况，就提出了如今“供给侧改革”的一个任务——“去库存”

 

　　第三阶段：

 

　　这个时期，由于基建工程已经完结，社会生产体系中只剩下两大部类，社会总产品从构成上看，仍为

 

　　Ⅰ（c+v+m)

　　Ⅱ（c+v+m)

 

　　但是，由于第Ⅰ部类追加了来自于基建部类提供产品中的Ⅰ’(c)的生产资料，所以，生产规模更大了。在上面我们没有让第Ⅱ部类进行积累，也是为了在说明原理的前提下，尽量使图示简单。如果第Ⅱ部类也进行了积累，那么，在第三阶段上第Ⅱ部类生产规模也会扩大。

 

　　在第三阶段上，从生产方面来看，第Ⅰ部类生产的扩大，使Ⅰm数量更大；从需求方面来看，由于没有了基建部类，扩大后的Ⅰm中有更多的Ⅰ(m/y)产品没有了市场，实现遇到困难，这种情况，在现实的国民经济中就表现为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部门，如钢铁、水泥、玻璃、煤炭等等的“产能过剩”。存在大量的过剩产能的情况下，怎样使社会再生产体系实现正常的运转呢？出路可以有两条：其一，让原有模式继续下去，即继续进行更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以向第Ⅰ部类提出需求，使Ⅰ(m/y)能够实现；其二，就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提出的另一项任务——“去产能”。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当前经济中存在着的“库存积压”、“产能过剩”是社会再生产体系中基建部类与两大部类特有的关系中产生的。

 

　　总结以上各个阶段的情况：

　　第一阶段，由于有基建部类的需求，社会再生产是平衡的；

　　第二阶段，产生了Ⅰ’(v)+Ⅰ’(m) 的实现困难，其中，Ⅰ’(v) 的实现困难来自于收入结构；Ⅰ’(m) 的实现困难来自于其它部类无产品与之对应；

　　第三阶段，第Ⅰ部类生产扩大，使Ⅰ(m) 增加，同时基建的完工，使需求减少，引起Ⅰ(m) 中原有的和增加的Ⅰ(m/y) 产品实现困难。

 

　　以上，就是在依靠扩大生产的物质规模实现经济运行的旧常态所具有的运行方式。这种方式的正常运行必须要不断地保持相应的建设规模，以保证社会再生产体系的产品有有足够的出路。

 

　　四、旧常态的困难及出路

 

　　旧常态是建立在靠不断扩大生产的物质规模前提下的经济运行模式。要按照旧常态的模式继续发展，就要继续保持大规模基本建设来维持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保持旧常态对于解决眼下的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是有直接效果的，即通过大规模投资维持巨大的总需求，实现经济的繁荣与增长。但是，从长期看是不可持续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按照我们上面的图示，社会再生产实现条件是通过第Ⅰ部类规模的不断扩大来维持的，而第Ⅰ部类的扩大最终是要以第Ⅱ部类的扩大以及最终消费的扩大为条件的。但是，在一个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体系中，消费，特别是以最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消费是很难伴随第Ⅰ部类要求的规模相应扩大的，因此，第Ⅰ部类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最终消费的不足而不能实现。这也会导致第Ⅰ部类和第Ⅰ’部类走上自我循环的道路。第二，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旧常态所形成的发展道路需要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开发和使用为条件，（这里所说的开发和使用不仅有对自然资源的挖掘、开垦、采伐，还有生产活动带来的三废向自然界排放），这样就必然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自然界会以它自己的方式向整个人类加倍地给予报复。所以，旧常态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旧常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是不是新常态就自然地到来了呢？显然不是，旧常态把我们带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旧常态不可持续，而另一方面，为使旧常态不再持续下去而进行的调整，其直接后果就是人为地消灭过剩产能，打破原有的平衡，这会使在原有平衡条件下就业的社会成员立即失去生活的来源。摆脱旧常态，并不代表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是需要在旧常态的废墟上加以建设的。当前的状态还不是我们理想的新常态，而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目前人们在概念上对于“新常态”的认识还是模糊的，在不同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含义。当人们说“要主动适应新常态”时所说的“新常态”，实际上是指旧的经济运行模式不能持续下去的阶段，这个阶段在正确的能动作用下，也可变成为为转变经济发展旧模式、建立新模式而进行的经济调整阶段。严格地说，调整阶段是一个变化的时期，因此不能称之为“常态”；当人们说，“新常态”是创新驱动、结构不断升级时，所指的实际上是经济调整所期望达到的境况。

 

　　因此，我们关于“新常态”的理解，用图形表现，即为：

        

　　图中显示，在旧常态难以为继的阶段，有着两种不同的前途

 

　　那么，我们期望的新常态是怎样的呢？新常态的创造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只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手段！），才能建立具有合理结构的社会再生产体系。

 

　　在旧常态下，囿于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响和束缚，人们在面对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时总是从供求来考虑问题。而直接拿来就能用的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需求管理”，通过各种手段刺激需求的扩大。这种政策实施的效果，或者使靠基本建设规模来维持社会再生产实现的旧常态得以长期维持，或者根本达不到效果（刺激消费，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因此，才从另一方面考虑问题，提出“供给侧改革”。尽管这种提法仍没有摆脱西方理论的窠臼和痕迹，但是这不是问题的要害，我们需要做的是去理解这个“供给侧改革”要做什么。

 

　　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考察，更准确地讲，是构建一个结构更为合理的社会再生产体系，以及以这一体系为骨架的国民经济体系。合理的结构使社会再生产体系内部各部分产品之间能很好地相互提供市场，或自我实现，在总体顺利自我循环中实现民生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

 

　　根据以上第三部分所分析的包括基建部类的社会再生产实现过程，构造合理的社会再生产体系，就要为第二阶段基建工程产品实现阶段和第三阶段无基建工程阶段的过剩产品提供出路。在上述图示中，它们是第二阶段上的Ⅰ’(v)+Ⅰ’(m)、第三阶段上的扩大规模的Ⅰm中更多的Ⅰ(m/y)。为这些产品、产能寻找出路的调整，不仅是产业经济中的比例关系，更包括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因为有些比例关系和产业内容的调整在以私人利益为中心的社会生产关系下是难以实现，甚至是无法实现的。

 

　　具体调整方向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变扩大产能的基建活动为整治河山、恢复环境的建设。这类的建设活动，其产品不需要在市场上实现，但却能够直接普惠于全体人民，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活质量。

 

　　第二，合理安排建设规模，基本建设部类要真正回归它的建设功能，而不是象在凯恩斯主义政策那样发挥需求的功能。在功能回归的前提下，从内容上，基本建设要以社会对第Ⅱ部类产品最终需要为依据，建设部类规模要服务于两大部类的扩大再生产的要求；而两大部类的规模要与自然的承载力和再生能力相吻合，在量力而行的原则下努力实现对人民群众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要求的满足。

 

　　通过以上两方面，使合理规模的Ⅰ（m/y）能够顺利实现。

 

　　第三，Ⅰ’(v)+Ⅰ’(m) 产品出路问题不仅是一个国民经济部门结构比例问题，更主要的是社会生产关系问题。没有一个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这部分产品的实现始终会遇到困难。社会生产关系对这部分产品的影响在于：1、在第Ⅱ部类的大量剩余劳动分散、单个规模过小情况下，难以支付基建部类提供的超大件商品。解决的方法除依据金融手段进行资金调剂外，增加必要劳动的比例，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使更多的劳动者成为基建部类产品的购买者；2、Ⅰ’(m) 产品集中在金融地产商手中，使这部分产品难以实现。因此必须提高基建部门一般劳动者的收入，一方面，使他们成为购买者，另一方面，通过他们对第Ⅱ部类产品的购买增加第Ⅱ部类收入，使第Ⅱ部类有更多的购买者。

 

　　第四，缩短劳动时间是减少过剩产品的一措施，在基本生活资料能够满足全社会需要的前提下，缩短劳动时间而又减少不必要的产品生产是可能的。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工作日中用于物质生产的必要部分越小，“用于个人自由活动，脑力脑力劳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8】因此，闲暇时间的增加也会产生新的社会需求。事实上在资本主义条件社会经常是在通过减少劳动投入来减少过剩产品，但是它采取的形式是工人失业并失去生活来源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合理安排劳动的分担，使缩短的劳动时间，更均衡、普遍地在劳动者中间分摊，只减少剩余劳动而不减少工人的必要劳动。

 

　　以上所提方向是根据第三部分所讲的社会再生产图示得出的，对于更完整的图示，则需要把其中的劳动者收入问题扩大到所有部类。

 

　　经济的发展模式不只是一个国民经济部门比例问题，在决定比例的各种因素中，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社会生产关系从两个方面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和发展模式，一方面，国民收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所占比例决定着市场规模与市场的类型，另一方面，即使在总量平衡条件下，不同所有制关系所具有的调节机制、调节目的等使得总量平衡的国民经济也不得使所有产品实现。不合理的比例关系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体现，因此希望在不改变生产关系的条件下改变不合理的比例关系也是十分困难的。对于国民经济整体层面上的社会再生产比例，必须有社会作为全体人民的利益（包括合理的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代表对社会生产进行规划和调节。只有这样才能从总体上构造合理的再生产体系，也只有社会出面，才能对这些重大比例加以调节。在我们所讲的问题中，如果基本建设部类生产活动都掌握金融地产商人手中，就不可能把Ⅰ’m中的一部分让渡给Ⅰ’v；如果社会生产都是利润为目的的，那么，社会就不可能将Ⅰ（m/y）和Ⅱ（m/y）的一部分用于只对全社会有使用价值但却不能以价值形式占有利润的整治河山、恢复环境的活动；如果社会上劳动人民始终处于被动、受控的地位，那么劳动收入必然是增长缓慢，从而妨碍市场的扩大。如果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存在着大量低收入者，社会产品的质量也不会得到提高，产品的结构也会反映分化的社会群体的不同需求。

 

　　因此，要实现合理的社会再生产比例，从以基本建设为依据的旧模式转变到具有内部合理结构的新模式，进而形成以创新驱动、结构升级为特征的新常态，仍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它的主导下使整个社会生产按照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方向发展。

 

　　通过对合理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构建，理顺经济关系，创造全社会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全面落实习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总之，“新常态”是以科学、合理的国民经济有机体为基础的，是这一有机体运动所表现出的外部形态。因此，实现新常态要求我们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全面、系统地研究国民经济有机体的构成与发展规律，努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国民经济有机体。这对于理论界来说是一个细致的工作，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和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附录：包括基建部类的社会再生产完整图示：

 

　　符号说明：

　　Ⅰ’ 代表基本建设部类；

　　Δc1 代表两部类为扩大再生产追加不变资本中，用于购置建设工程的积累部分；

　　Δc2 代表两部类为扩大再生产追加不变资本中，用于购置各种流动资本的积累部分；

　　（v+Δv+m/x）1 代表两部类工人和资本家用于购置住房的消费基金；

　　（v+Δv+m/x）2 代表两部类工人和资本家用于购置日常用品的消费基金；

 

　　图示如下：

　　第一阶段：工程建设阶段

 

　　本阶段交换关系如下：

　　1．Ⅰc+Δc2 在第Ⅰ部类内部实现；

　　2．Ⅰ（v+Δv+m/x）2 通过与第Ⅱ部类的Ⅱc及Δc2的一部分交换实现；

　　3．Ⅱ（v+Δv+m/x）2 在第Ⅱ部类内部实现；

　　以上三方面交换关系都不涉及Ⅰ’部类，因此，它们是在价值上和使用价值都得到实现。

　　4．ⅠΔc1 在价值上是第Ⅰ部类用于购置建筑类固定资本的资金，使用价值上是供给建筑部类使用的生产资料，它通过出售给Ⅰ’c，在价值得到实现，但交换的第二阶段（G——W）尚未完成；

　　5．Ⅰ（v+Δv+m/x）1 是向第Ⅱ部类出售的流动资本类生产资料，通过与ⅡΔc2交换在价值上实现，但交换的第二阶段（G——W）尚未完成；

　　6．第Ⅱ部类的ⅡΔc1+（v+Δv+m/x）1  将产品出售给第Ⅰ’部类的工人，即第Ⅰ’部类中的Ⅰ’v，使产品在价值上实现，但交换的第二阶段（G——W）尚未完成。

　　7．第Ⅱ产品ⅡΔc2通过向第Ⅰ’部类的工人出售，在价值上实现，然后再向Ⅰ（v+Δv+m/x）1 购买，完成整个流通过程。

 

　　通过以上七个方面的交换关系，全部产品在价值上都得到实现，但是，由于基建工程正在进行，所以，一部分已经在价值上实现的产品，停留在价值形式上，尚未完成流通的第二阶段。这个第二阶段是在社会再生产的第二个阶段上实现的。

 

　　第二阶段：工程实现阶段

　　这一阶段的基本内容是第Ⅰ’部类产品的实现。

 

　　这一阶段产生了第Ⅰ’部类产品实现困难问题，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总产品中没有与Ⅰ’m 交换的产品；（这种情况被具体交换过程中被掩盖了。由于每个建筑产品都包含c+v+m三个部分，所以，在单个产品销售时，一部分建筑商可以拿到m，但这是以另一部分建筑商连c+v都实现不了为条件的。）

　　第二，Ⅰ’v与与之交换的其它两部类产品虽然在价值上可以平衡，但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使其它部类单笔收入数额过小，无力支付单位Ⅰ’v产品，因此，形成Ⅰ’v产品实现困难。

 

　　第三阶段：无基建工程阶段

 

　　基本建设工程的竣工和投产，对社会再生产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两部类以往靠基建工程需求而生产的Δc1+（v+Δv+m/x）1，现在没有了需求，形成了过剩的生产能力。

　　第二，基建工程投产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使Ⅰm数额更大，需要实现。

　　总起来看，为了摆脱旧的发展模式，需要通过结构调整，为难以实现的产品提供实现的道路。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8-349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7】加上（ⅠΔc+ⅠΔv)的图示，请见附录。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5页。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更多文章请看《昆仑策网》，网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kunlunc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