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业古国。据有关考证，世界水稻的原产地在中国，己有万余年的历史，至汉唐就有了比较发达的农具和成熟的栽培技术，如曲辕犁、耙、耖，耕地，插秧，中耕除草，收割等，以至到民国并现在我们部分的地方还在使用。农业技术，无疑我们是一直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建国后，我们则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全面发展期：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实际主要是集体化的二十余年时间。这段时间，使传统农业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变靠天吃饭为自己掌握命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没有供水的条件，不论什么庄稼尤其是水稻是很难耕种的，原来都是个体，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大一点的水利建设无法完成，所以人们基本上是靠拜土地或河神庙，祈求保佑风调雨顺，而进入集体后，人们抱成了团，大大增强了抗击自然的能力。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水利建设运动，开渠筑坝，治理江河。全国修建大中型水库86000余座，所有河流基上都得到治理，或修筑河堤，或疏通干道，以致自然灾害大为减少，除小数山区外，绝大部分耕都有了灌溉的条件，基本做到了旱涝保收，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粮食产量上升到新的台阶提供了可能。再是扩大耕种面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荒造田，使总耕地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亿余亩，增加到了一九七六年，弥补了建设用地后的二十二亿余亩。第三广泛组织科技攻关，贯彻八字方针，展开科学种田，全面提高耕种水平，尤其通过全国性的通力协作和配合，取得人工育种的成功，研究出杂交系水稻，实施了对种子的革命。

　　通过以上措施，使我们粮食单产和总产不断得到提高。从一九四九年四亿五千余万人，人均粮食210公斤，增加到一九七六年九亿三千余万人，人均粮食320公斤，达到联合国确定的温饱线。这在基本传统物质和技术条件下（传统选种，虽杂交水稻已成功，但尚未推广，机械化刚开始，主要使用农家肥，七三，七四年上的大型化肥生产线，七六年后才大量投产，农药少量使用），短短二十七年时间，粮食产量增加三倍多，用7%的耕地，养活了20%的人口，无疑是一个历史大事变。这为中国成为现代人口大国，并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粮食产量继续上升阶段：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九六年。这段时间虽头几年还是集体，但大规模的水利农田建设已基本停下，大规模需多方协作的科学研究也基本停顿，只是已建好的水利设施，成熟的农科技术，尤其是杂交稻等种子技术的推广应用，化肥，农药的充足供应，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正发挥出最佳的效应，耕作人员，不论是集体还是单干，仍是以主劳力为主从事生产，并精耕细作，所以其粮食产量仍保持不断上升势头，直到一九九六年，人口达到十二点二亿，人均粮食达到410公斤，此后则开始进入下坡道。

　　全面萎缩阶段：一九九六年至现在。随着改开的继续深入，农民的收入开始入不衍出，必须外出以另谋生路，其主劳力长期外出打工的现象逐渐增多，耕地开始有了撂荒；解散了集体，没有了组织的合力，失去了对已建水利设施，进行较大规模维护、维修，包括对池塘，水库、河道，进行清淤，疏通的能力，经过一段时间，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使得平常现象也极易成灾，水灾，旱灾逐渐增多，部分设施开始损坏，或失去功能，以致灌溉面积减小，灌溉条件越来越差；因缺少主劳力，基本不用农家肥，导致土地板结，地力减退，加上大多是老人，耕作管理不到位，以致单位产量下降，据有关研究表明，现在全国中低产量田占了多数；工业污染严重，有关资料告知，现长江中下游六省市，其大米重金属含量已严重超标，并有的已不能食用，有的耕地则己不能长出生物，或己严重影响产量，对此安徽等省已作出调整种植地的计划，将许多耕地改为植树；此外国家城镇化和其他项目的建设，占了大量的耕地，使得可耕面积大为减少，现在全国耕地只有一十八亿二千万亩了，实际耕种面积更少，南方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土地在荒着，且大多只种一季。如此这般，产量焉能不减少，“湖广熟，天下足”的主产地，湖南，湖北，现在其产粮基本只能自给，而广东早己成了缺粮省，粮食生产的主阵地正逐渐北移，粮食的缺口越来越大，目前进口已达到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我们有着几千年传统优势的水稻种植，正在走向衰退，中国的农业，正面临着崩溃的风险。事情到这一步，当然还有它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两方面。

　　一，进入工业化后，不同效益增长率所带来的冲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即工业产值大于农业产值）是历史的必然，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于农业也是必然，正因有这一特点，工人的工资才一般地要高于农民，农民才有向工业转移的愿望。反过来工业的发展，大批农用物资的面世，及科学枝术的进步，又使大批劳力得以解放出来，为转移提供了可能。所以农业人口减少，工业人口增多，是个自然过程。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工业产品要适当降价，农产品要适当提价，农业和工业就可保持相应的平衡，并保障农业仍能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因工业再发达，人们也是要吃饭的。然而，在我们这里加入了人为的因素，使得这一平衡遭到了破坏。

　　分田到户政策，使得农业生产率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进入工业化后，社会化大生产必定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各行各业分工将更加明细，我们却恰恰相反，将现成分工协作的载体撤掉，解散集体，分田到户，每家分得几小块地，从耕，种，插，中耕，治虫，管理等到收割，不论会不会，能不能做好，都要做一遍，而且是大田变成小田，此等情况下，单项工作效率能不降低？同时又增加了机械化的难度（当时好些村社已有了相当部分的农机，结果都被做废铁卖掉），以致现在好些地方还在使用耕牛，个别的甚至还用耙头挖。现在相对于原来是减少了大量的用工，但完全是因种子技术等科技进歩，并化肥、农药的使用，使工序简化等所起的作用，而且怎么也达不到仍是集体制的工作效率，如现在河南的刘庄，全庄1050亩耕地，只包给十个农民，不仅都种双季，而且每季单产都在1000斤以上。现在单干即便是能手或专业户，并使用一定机械，如小型犁田机，收割机等，最多也只能种二到三十亩。而更普遍的，是留在家里的老人或妻子耕种自家的地，既工作效率低，有效劳动时间又少，他们即便种两季，一年中最多也就三五十个工日，其他时间则没有事干，都浪费了。务农人员效益低下，更衬托了粮食成本的高。

　　农民工收入过低，不能实现向城市转移，以致土地不能有效集中。原集体或单干初期，一家老少是尚能够维持一般温保生活的，包括孩子们的上学，但随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农产品的贬值，农民收入逐渐入不洐出，甚至只能满足吃粮的部分了，这就到了必须向城市转移的时候，可问题就出在这，农民自身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们在城市的收入太低。

　　资本本以最大利润为目标，工人的工资是越低越好，可国家又打着人口红利的算盘，以人力资源为优势，对外展开竞争，如出口退税等政策。市场是越占越多，工人的相对工资大概是越来越少，而老板的利润是半点也不少，相反的比任何发达国家，财富积聚的速度都要快，富豪增长速度世界第一，2014年世界新增富豪52人，其中中国就占33人；分配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5的风险底线，现西方发达国家也只有0.35左右；工人的实际工资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农民工就更低。二0一四年，国家人社部公布，是年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2600元，这在城市要过稍微体面一点的生活，恐怕都不够，还有多少给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所以现在大部分老人还要自己种田，如实在年纪大了，或身体不好，做不动了，生活没了来源或病了无钱医治，就一根绳子或一口农药结果了自己。人都不能养活，要到城里买房就更不可能了。现全国平均房价至少8000元，买个90平米的房子住进去，怎么也得80万，2600一月，就是不吃不喝也要30年，所以在城里买房，举家迁往是做不到的。加上农民工工作不稳定，今天这，明天哪，说不定那一天就没有事做，不得不留有后路，不会轻以把土地交出，于是现在还有那么多的留守老人和儿童，二亿几千万的农民工只能过着二栖社会的生活。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这大概也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吧，因其他国家都会以能满足本人居住，生存，包括配偶，父母，孩子，以及孩子培训所需开支为工资水准的，那样的就会家随人走，或许最多也不过三五年，而我们这里，第二代打工者都出来了。人不能最后迁走，耕地自然也不可能真正交出，哪怕他的荒着。这就使得专业户或资本下乡者，东一块地，西一块地，中间可能还横着别人的地，或给你耕种但主权还是我的，你不能破坏它的原形。不能整形，集中管理也做不到，而且还要交付一定租金，就更增加了成本的压力，所以很难真正降下成本，故有的经营者租了又退回去了，或索性人都跑了，地荒在那。

　　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成本增长过快。本来我们的社会生活成本就一直快于生产总值和工资增长速度，尤其是教育和医疗费用，近五年来速度更快。教育以贵州省论，五年内在校生费用增长三倍，医疗在北京，五年前感冒看个门诊，50元就够了，现在则需要500元，而农民粮食的价格又增长多少？每年只六七个百分点，与上述根本不成比例。所以现在种田的专业户越来越少，因五六年前，毎亩就能得500元左右的收入，现在数字虽还差不多，但实际效益差远了。

　　二，人多地少等不利特点与市场国际化的冲击。人多地少是我国农业的基本特征，虽然我们只有世界7%的耕地，经过努力是能养活20%人口的，但单位面积土地的供养负荷要重得多，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其中加拿大人均耕地是我们的十二倍，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也是我们的十倍以上。我们的土地只能连续耕种，没有恢复地力的间歇时间，如美国的隔年耕种。这一特点决定我们不能连续使用化肥，正因有这个特性，致使现在化肥投入量越来越大，利用率越来越低，已从当年的100%下降到了30%，而且造成土地板结，地力下降，以致现在中低产量田占了多数。只能有机肥（农家肥）与化无机肥（化肥）混合使用，这就自然要增加人工成份，不利于工业化耕种，加上山地丘陵地多，不利于大型机械化及集中管理，必须要投入更多的人工，这就使得我们的生产成本，无法与国际接轨，如我们现在已到最高水平的河南刘庄和南街村，刘庄1050亩地，十人，南街村1200余亩地，三十人，而在美国一个人耕种的面积，都要大于这个数字。

　　虽成本不能与国际接轨，但市场却是全球化的。为保护农民利益，这些年我们每年有六、七个点的增长幅度，提高粮食的收购价，但农民还是不满意，因成本增长远大于这个幅度，可相对于国外已成了倒挂，他们的价格是逐年降低，尤其近三年。商人为利天经地义，怎能不从外面进口，何况我们本身粮食不够，只是他们有点太性急，以致批次、数量，不能与我们自己的所需及仓储收割等情况衔接起来，如去年进了一亿一千五百万吨，加上前面的积聚，以致秋收后造成北方农民送粮困难，使原来一块钱一斤收购价的玉米，降到八毛，小麦也类此。有人估算这一降价，损失至少在一千个亿以上，这怎能不打击农民耕种的积极性。于是有专家发出呼吁，我们必须要改变目前农业的组织结构，否则中国的农业将无法生存。

　　不改变现状态，不足以图生存，看来是大家的共识，不论右派还是左派，上面的官方还是下面的民间。但如何改变，其思路和方式就大相径庭了，主要是二种思路。一是在单干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规模经营；二是重新组织起来，形成组合体。到底那一种才能有效解决问题，请大家分析评判。

　　一，“土地流转”，这几年来实际己在实行。顺着单干的思路，通过政府出面，用签约的方式，把分散的土地租赁过来，集中经营，也称“集约化”。因它符合现在改革的思路，所以颇受政府的支持。但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显然效果不理想，原因前面已谈到，更有代表性的是小岗村，流转的土地已是几千亩，可没有一棵庄稼，都荒在那。在“集约化”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就是现少数专家们说的“农庄化”，即变租为买，向美国等学习。公开地卖买，政府当然不会明确表态，但现在农村实施的不动产登记，应有暗中支持之意。可因前面说到的原因，是难以实现的，至少在近年内是做不到的，如非要人为地很快促成，那离第二次革命怕也不远了。

　　不论“集约化”，还是“农庄化”，实际都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上面也应是知道的，所以有两手准备。一实施补贴，即农补，该法实际已从0五年开始，可实践证明，效果不佳。有关资料显示，去年农补已到5200多亿，每年大概一二百个亿的幅度增长。主要两种方式补岀，一按耕种面积，实际没有耕种的也享受了，因钱是国家的，村里干部谁也不想得失人，最后都是按表造册，所以实际等于大家平分；二是按项目，也可说是项目奖励，这就有讲究了，你再是种田能手，上面没有关系，也是争不到的，因有的项目者已到如此程度，自己出种子，化肥，农药等物资，并负责耕种和收割等各项工作，田主只负责看水，但收获的粮食是田主的，政府的各项补助或奖励，项目者去领。这就不清楚是奖励数额特别大，还是这中间有什么猫腻，反正吃亏的事是不会有人做的。特种农业就更需要关系了，因大多是开个头就没有下文了，而国家动不动就是补或奖几十万甚至更多。笔者亲眼所见的就有三四家，什么山茶籽种植，蔬菜种植，牲猪养殖基地等。要不是草没了，就是只剩几个棚架，更有意思的牲猪达到500头规模，政府就奖励五十万，为了对付验收，项目者把周边散户的猪都集中过来，检查走了再送回去，尔后给人家点补助。笔者所在县就没有听说哪里真的搞成了什么基地的，这样的补贴或奖励，能有作用吗？钱是越补越多，可我们的农业是越来越萎缩，农村是越来越败落。说明一个道理，一个产业，尤其是农业，不是靠钱能够买来的，在私有条件下更是如此，你有张良计，他有过墙梯，最后白花钱。

　　另一后续措施，就是通过科技手段，降低产品成本。它的做法是对生物的基因作某些改变，所以也叫“转基因”，实际就是把自然生物变成人工产品，据说它最大的特点是抗虫抗病，从而可省去农药和喷洒农药的人工成本。但现在越来越受到质疑，巴西，阿根庭等国家的人民群众，逰行集会反对转基因，许多科学家纷纷撰文，用充分事实论证它的危害性，去年二十几个国家的专家，在北京开会，发表了《北京宣言》，反对“转基因”的研发和应用，现欧洲，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坚决拒绝，尤其早两月前，全世界气候大会，作出了要起诉美国转基因孟都山公司的决议，国内凡比较知情的人们，都表示坚决的反对，包括网上发文，新闻调查，及到国家农业部机关前静坐等。他们共同担心的是，虫子都不吃，人能吃？据说含一种叫草甘磷的物质，正是一种长效剧毒的农药；打乱了自然秘码，会不会影响人的生育，据说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断链式的灾难，由此秘蜂协会早向国家上交了请求停止转基因实验的报告。然而上面看到的大概是粮食的紧迫性，所以作出了“积极研发，慎重应用”的指示，可是到下面大概就只有“积极”二字了。实际排开毒性等不讲，也不会起实质性作用的。一是不增产，我们地少人多，不增产有意义么？再是我们用此法降低成本，别人不会？，而且就是从别人那里引来的。从更高意义上来说，我们最不缺的就是人工，为了吃到放心的粮食，还怕花工么？！

　　二，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就是人们将自己的生产资料合起来经营，独立面对社会和市场，就如股份制企业，只是以一定区域内人们为单位，但它相于一般企业又有着明显的优势。人多力量大，又各类人员齐全，适当安排，可以相应降低成本，更主要的土地是自己的，既省了粮食规模耕种的租赁成本，又为工业等非农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发展空间，并可以做到通盘考虑，统筹规划，使单项投资多方收益，尤其农、林、牧、副、漁及农产品的深加工，更有利于配合和资源互用，如牲猪养殖，沼气，居民生活，农业用肥的链条式作业等，从而提高农业投资的效率。在人员组织上，可做到强弱，长短搭配，各自得到相应的工作，使每个人的有效劳动时间得以延长。总之，既扩大力量，又做到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农、林、牧、副、漁，必定得到全面发展，继而“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正因有如此功能，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好些大队（现在为村）就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企业，到九十年代初，有的已是好几个，并红红火火，但因为改革的需要，都改制卖给了私人。只极少的坚持，既没有分田，也没有卖厂，加上后来又合起来的，不少成了闻名遐迩的名星村（实际有的成了镇），如华西，南街，刘庄，竹林等，他们的资产己达到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现全国坚持集体的，仍有近二千个村庄，他们的收入早在一二年就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这样的组合群体，首先考虑的,会是自己粮食的安全，所以他们的原则是：最大限度的保护耕地;最大面积和最高产量的种植，如南街村，刘庄等，不会让它出现一寸荒地;如国家征收价格确实低于成本价时，自己会从工业等方面收益予以弥补，不一定需要国家补贴。其实此点也基本不存在，农田基本建设或水利设施已完备，耕种成本只负责基本物耗和耕种者工资，会是远低于国家收购价的,如现在南街村、刘庄的现实情况，都是有一定利润的。放到成本价，那还有什么进口低价不能销纳的，即便国家要补贴，也完全可以按实亩计算，真正起到补贴的作用。

　　集体化实际等于把粮食问题，从现在少数专家学者的手上，交回到组织起来的，又能解决问题的人民群众手里，变国家一个积极性为多个积极性。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通过自己其组合的功能，加上市场竞争的机制，必定能创造出一切前所未有的人间奇迹，昨日的改造山河，今天的华西南街等现象，已充分说明。

　　中国农业，人多地少，山地丘陵地多，面对经济全球化，单相农业是无法与之抗衡的，以国家形式直接补贴，情况太复杂，无法做到有效，或许说起不到补贴的作用。转基因改变自然，显然不是正道。唯有组织起来，使其内在的各要素相互配合，并扬长避短，发挥出最佳的效益，方能使我们有着几千年传统优势的水稻和农业，不至于同蹈“东北大豆”的覆辙。

　　人多地少，实际也不止我们一家，只是他们都不是很大面积的国家，或人口比较少，所差的粮食只要多出点钱，就不难满足，更重要的不需要争当什么政治大国的地位，甚至有无尊严都无所谓，夹缝中求个生存是绝对没有问题。当然也不尽如此，如德国和以色列，他们早就是依据自己的特点，实施合作社制，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集体化，日本则是比较松散一点的合作，但始终坚持生态农业，总的他们不盲目跟随“大势”，所以他们都有些自己的性格。而我们就不同了，本就是区域和人口大国，谁也供不起，况且我们还有“梦”，所以我们必须得走自己的路。

　　（作者是湖南省退休干部；来源：作者来稿，昆仑策研究院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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