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在山东调查得到这样一个数据：农民种植的反季节黄瓜，八分地的塑料大棚需要投资600元的农药，这还不算为了使黄瓜开花所蘸的“药水”钱(温室里的黄瓜如果不蘸这些药水就不座花，使用避孕药可以起到这种效果)。这样种出来的黄瓜，瓜农自己是不吃的。菜农们开玩笑地说“城里人真撑药，我使了这么多药还没毒死他们”。

这个调查结果让笔者感到震惊和痛心。食品安全已危及到了国民身体素质，危及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继去年上海发生多起“瘦肉精”中毒事件以来，食品安全的话题不断出现在媒体上－－带有罂粟成分的酸汤鱼和用“敌敌畏”炮制泡菜；使用硫磺粉熏蒸年糕延长保质期；使用廉价的工业保鲜粉使年糕“光鲜诱人”，等等。所揭露的种种害人内幕，让人不寒而栗。

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认真调查起来，这样涉及食品安全的事件将数不胜数。“民以食为天”，我们难道就放任食品“烂”下去么？针对不放心食品，国人真得就束手无策了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是什么原因使害人食品大行其道的。

第一，制造害人食品者自己不吃，而是卖给别人吃。农民们种的蔬菜分为两类，一类留给自己，一类卖给城里人。不难看出，农民们也知道他们卖给城里人的食物里有他们不愿意吃的成分。再看农区养殖的鸡，人们将鸡“长大成鸡”的生理周期由原来的200多天，缩小到不足40天，鸡们萎缩在狭小的空间内(每平方米养7-8只)，天天吃着人们喂养给的饲料添加剂，这样的鸡不生病才怪呢？于是，鸡瘟、禽流感、鸡痘、肾型传染性支气管炎、法氏囊炎等疾病横行。为了预防死鸡，磺胺类药物是和食物一起喂养的，甚至连禁用药物喹乙醇也在用。因为养鸡专业户们心理清楚，这样高药物残留的鸡他们自己是不吃的，是卖给别人的。稍微有点儿良心的，将患了禽流感的死鸡埋掉；但是，依然有不法之徒将这些严重感染人体的病鸡、死鸡卖给烧鸡店做扒鸡。

第二，社会的宽容纵容了食物造假和加“毒”。“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是人们的口头禅，即使吃出问题来，也很少有人上告；明知道食物不放心，可还去买，用自己的身体默默地消化了食品中的有害成分。善良的人们地认为，吃一次两次不健康的食物也无大碍。真的吃不出问题来么？请看下面的数据就明白了：北京儿童医院出生的残疾孩子数量在上涨；近20年来，中国癌症发病率增加了70%。问题还出在“地头”，目前，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434.3千克/公顷，是化肥施用安全上限的1.93倍，但利用率仅为40%左右； 农药的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顷，其中高毒农药占70%，有60%～70%进入到环境中，进入到食物中。

第三，官商勾结，“打假”执法者“假打”。实际上，掺不掺假，有没有毒，做者“心知肚明”。企业关心的是赚钱，他们也知道会有人检查他们，有关部门定期对食物生产检查。但是，从企业成本的角度出发，黑心企业们的账是这样算的：治理污染不如买罚单；买罚单不如去行贿。执法官员拿了人家的钱，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为违法企业通风报信。笔者了解到，某禽类医院，卖给养鸡专业户的大多是假冒伪劣禽药。但是，每当主管部门来检查他们的时候，总有人提前通知：“明天上面来检查了，注意注意吧”。这样一来，打假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假打”。

第四，消费者对于食物需求的过分要求，客观上刺激了食物生产者往食品里“投毒”。蔬菜上有虫眼；放久了的草莓颜色会不那么鲜艳；长大了的黄瓜花会落；西红柿酱的颜色本来就没有那样红，可是消费者偏偏要蔬菜没有虫眼、草莓要鲜艳；黄瓜要顶花带刺；西红柿酱要鲜红。有了这样的市场需求，那些制造食物自己不吃的人们脑子了就有了各种对策：多打剧毒药没有虫眼、用人尿浸泡蔬菜可保鲜；给黄瓜抹避孕药可让黄花“顶花带刺”；向罐头里加高锰酸钾可使草莓让人“馋涎欲滴”；往西红柿酱掺苏丹红可使颜色那么诱人。上述“瘦肉精”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城里人喜欢吃瘦肉。

第五，社会公德严重下降，食品安全考验中国民族诚信。这是上述发生食品安全最关键的一条。往食物里“投毒”的做法，首先是想到的赚钱，无意中害了人，追查起来害己。“仁、义、礼、智、信”这是中华民族的古训，为什么在今天的金钱面前，这些优良的传统都被抛弃了呢？社会公德的下降是非常危险的信号。现在，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环境污染了，道德下降了。上面提到的向食品里“投毒”、搀假，放在古代都是“断子绝孙”的行为，是“要天打五雷轰”的。可是，今天的人们只认钱，早把优良的传统给忘记了。

建议：消费者要自我保护，将那些害人的东西尽可能地“拒之体外”，发挥“从田野到餐桌，从地头到嘴头”的食品安全防御体系的威力。

何时才能吃得放心？

这有待于我们食品安全忧患意识的提高，国家整治力度的加大，国民素质尤其是社会公德的整体提高。从市场规律来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尽量避免中间环节，一流的生态环境生产一流的食品，一流的食品卖上一流的价格，才能从源头杜绝食品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