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认为，我国迫切需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要不断提高耕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陈锡文作为长期主导中央农村政策的官员，其以上表述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按陈锡文的讲法，农业现代化有三大目标，即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一般来讲，这三大目标是不错的，中央涉农文件反复讲“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此之谓也。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政策支持来达到农民增收，似乎存疑。农业增产，必然导致农产品供过于求，从而导致农产品价格下滑，农民减收。所以，农业越是增收，农民越是减收，这是一个规律。且在农业GDP有限的情况下，一部分农民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致富，必然导致另外的一部分农民减收。总体上稳定的农业GDP收入在数亿农民之间分配，政府就应顺其自然，而不应通过政策支持，尤其不能通过财政补贴来让特定的部分农民增收而让其他农民利益因此减少。国家要保证粮食安全，因此制定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但不能也不应去管农民致富与否。在市场条件下，农民会根据市场信号选择种粮还是种经济作物，是选择从事农业还是进城务工经商。无论如何，增收致富是每一个市场主体的本能，是他们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不应通过财政补贴去干预。国家政策是要补齐短板和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不是要去干预农民自己的理性决策。

　　至于为农村繁荣注入强劲活力的说法也很值得商榷。中国经济机会都在城市，农业GDP越来越少，且在还有数以亿计农户要从越来越少的农业GDP中获取保底收入与就业机会时，国家不可能通过政府支持来保持农村的繁荣。反过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财物向城市流入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农村衰落是必然的。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农村衰落是必然的，但因为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农业仍然为数以亿计的农民提供就业与收入，以及为了粮食安全，国家就必须通过政策支持乃至财政补贴维系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的秩序。也就是说，政策要解决的不是农村繁荣的问题，而是保底。农业现代化不是要达到高度的农村繁荣的目标，而是要在农村人财物向城市快速流动的情况下保持农业和农村的基本秩序。这样的农业现代化是底线建设基础上的现代化，而不是要让农村比城市还要好还要繁荣。这是不现实的。

　　针对当前中央农村政策和农业现代化所内含的议题，有以下一些问题可作评论。

　　第一，最近几年，中央政策尤其强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何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不是支持帮助数以亿计的小农，原因有二，一是担心将来谁来种田，二是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做到适度规模经营，从而可以致富，可以更便利地采用农业技术装备，可以增产。

　　问题是，中国两亿多农户彻底脱离农业进入城市体面安居，不可能是一时半会可以完成得了的。未来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绝大多数农户仍然要依托农业就业与收入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如此巨大的农业人口，相对于二十亿亩耕地，户均不过十亩左右，而在当前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一对夫妻种三五十亩耕地完全没有问题，所以，现在乃至将来很长一个时期不会出现无人种田的问题，反过来倒是无田可种。在全国农村，凡是宜耕的土地，几乎没有出现一块耕地被抛荒的情况。至于一些山区高丘地带，因为水利条件太差，或地块过于细碎，而被抛荒，不是无人种田，而是田无法种，这个时候，就应当通过国家投入来整理土地，从而为农民种田提供基本条件。

　　因此，培育包括资本企业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在是没有必要。所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若真的比农民种田更有效率和效益，他们就不需要培育，也不需要政府财政补贴，而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当前农村中其实已经自发地分化成长起来了若干有竞争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他们成长起来，就祝贺他们的成功;他们失败了，那也得由自己承担责任。市场经济中，每个市场主体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当前培育新型农业主体、发展现代农业的结果是，政府出钱培育出了一大批骗取国家财政补贴的骗子企业，这些企业缺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游泳的能力，甚至拿了政府的农业补贴就跑路了，这些情况可谓层出不穷。

　　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适应的是地方政府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从而出现堆大户、用财政补贴来形成规模经营的情况，这也很普遍。几乎所有调查数据都表明，规模经营的粮食单产低于家庭经营，既然不能增产，国家为何要通过财政补贴来堆大户呢?

　　第二，中央涉农文件几十年如一日地将农民增收作为政策目标也值得商榷。几十年将农民增收作为政策目标，就说明几十年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增加自己的收入，是本能，是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为了鼓励农民增收，国家也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甚至直接要求“加大对乡村旅游休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要求“研究制定促进乡村旅游休闲发展的用地、财政、金融等扶持政策，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开发旅游资源，在当前中国城市资本过剩的情况下，有利可图，资本当然会去，而以让农民增收的名义给资本政策优惠甚财政补给来发展所谓“第六产业”，只能说这样的财政资源使用得并不恰当。

　　国家支持三农的目的是要满足农业三大基础功能，是要维持农村底线，而不是为了让农民致富，也不可能让农民致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允许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在市场中自由寻找市场机会，或给农民赋权才是根本的。通过财政补贴资本以使农民致富，结果很可能是资本骗取了国家财政经费，国家支农资金做了冤大头。

　　第三，当前全国都普遍出现了将大量财政支农资金堆大户、办典型的情况，并谓之“新农村建设”，并且以农村生活环境条件比城市更好作为农村现代化的先进经验，和作为农村建设的目标模式，这也是不恰当的。总体来讲，人财物资源流入城市，农村相对衰败和萧条是必然趋势。有些地区的农村，比如华西村，通过抓住市场机遇，在市场中获取利益而富村富民，这个很好，但万难复制。通过国家大量资源投入搞新农村建设办点来打造出的新农村典型，实在是浪费了国家宝贵的支农资源。

　　在当前和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和主要矛盾是科技进步、产业升级，是中国产业由世界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跃升，是由世界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的根本就是在继续保持“中国制造”国际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快速发育“中国创造”，最终由发展中国家跃升为发达国家。

　　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必须解决农业的短板问题，因为农业承担着三项基本功能，正是这三项功能为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缓冲空间和基础条件。而这三大基本功能都是以未来仍然要依靠农业就业与收入的数以亿计小农家庭的底线生产生活秩序的维系为基础的。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内生秩序的能力不足，正好国家有越来越多的涉农财政转移支付向农村转移。国家涉农财政转移支付是在农业现代化的总名义下向农村转移的，但其应起的作用是维持小农生产生活的基本秩序，从而发挥农业必须要在未来数十年时间承担的基本功能。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现阶段的农业现代化本身并不是目的，更非不顾国情、不切实际地贪大求洋，追求美国、欧洲或日本办的现代农业，不是越大越好，越洋越好，越现代越好，越集约越好，越高投入越好，而是要通过国家政策支持甚至财政补贴来解决当前中国数以亿计粮农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的基本秩序问题，这个农业现代化是维持底线的，是服务于最为弱势也最为多数的小农(尤其是粮农)的，是低调的、适用的、保底的。

　　当前，“农业现代化”一词存在的问题是脱离国情而变成了各种好词的堆砌，变成了许诺和许愿，变成了“高大上”、“强富美”、乌托邦。这样，在农业现代化的名义下，很多本来应当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却获得了国家宝贵的支农资金支持，国家真正应当支持的小农却被排斥了。

　　要反思当前农业现代化的话语。我认为当前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已经走偏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