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张文木教授2011年八一建军节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陈良飞的长篇采访，谈及海权、海军和航母发展问题，主要内容曾载于当日《东方早报》。现经作者授权昆仑策网编发全文，以飨读者。
航空母舰仍是实现制海权的最重要工具
东方早报：有消息说，中国首艘航母即将在海上试航，舆论和网络领域一片欢呼，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国军力提升，或者民族自豪感的一大象征。在你看来，撇开这些表面现象，中国航母建成后到底可以干什么？
张文木：这是中国海权事业的一个很大进步。中国对世界贸易的依赖已经很大，确保在海权方面的权益很有必要，在海权问题上，只许西方国家“放火”，不许我们“点灯”，那是没道理的。前几天，我碰到一个美国人，他问我，中国造航母，你支持吗？我说支持啊！他说，我们美国都不要航母了。现在他们是不要了，但几十年前美国遇到海上压力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呢？那时候的美国同样是要建造航母。当时，我就跟他说，你们不要，都给我们，我们全要。中国和美国所处的阶段不一样，怎么能混为一谈呢？航母体现的是国家捍卫海洋利益的战略能力，而这种战略能力的拉升不仅是作战，中国航母的出现也不仅仅是出于作战的考虑。甚至在当前主要不是出于作战的考虑，航母作战主要是运用于远海，我们在远海方面目前远没有那个能力。中国建造航母有利于完善不可中断的舰船技术链条，是带动中国海上技术的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个阶段，西方已经超越了，我们刚刚起步。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航母是和平性质的，将它理解为“威胁”是不对的。它是中国的海上技术以及对海洋安全观念的大飞跃；这也是中国的海权、制海权建设的大的提升，但目前这种提升还是处于技术层面，远不在作战层面。现在有人说，航母已经落后了。的确，航母发展到今天会有它不适应的地方，但是，现在大家纷纷提出、论证的那些先进的海上技术，都没有经过充分的实战检验，唯有航母是经过充分的实战检验的。只在纸上论证，未经实战检验的技术是靠不住的。中国现在发展海军，在没有现成技术的条件下，是选择纸面上论证的技术，还是选择经过实战检验的航母技术？当然要选择有实战经验的保险技术，尽管航母不是最理想的，但它是经过无数次大海战检验的。迄今为止，航空母舰仍是实现制海权的最重要工具。航空母舰是制空权、制海权，从某种意义上还包含一部分制陆权的作战力量三位一体的统一。航空母舰不应被理解为一支战舰，而应被理解为一个最具机动性质的国家海上作战大平台。航空母舰可以比陆地运输更快的速度，根据战争需要，将集海陆空一体的作战力量及时推进到作战海区。还有人认为，随着导弹远程精确打击技术的出现，航空母舰不仅成为多余，而且还成了海上毫无自卫能力的“活棺材”，因此发展航空母舰应为发展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所代替。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不是导弹技术的产物，而是外层空间卫星及以此为载体的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而现代航空母舰本身就已与现代卫星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并据此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问题是远程精确打击仅具有本土防御的意义，对于世界范围的制海权而言，则意义不大，它解决不了关于海外商业争执、资源进口线受阻及海外商人和侨民保护问题。一句话，航空母舰不是一般的战舰，它也不仅仅属于海军，它是一个集海陆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为一身并在全球范围具最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它本质上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军种作战力量的标志。恩格斯在1877年回顾欧洲舰船发展历史时说过：“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航空母舰就是这样一个与经济发展概念相联系的因而具有攻势性的军事工具，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攻势性的社会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航母建设是当代中国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要求。没有航空母舰，或没有与航空母舰同等效力的海上机动作战平台，我们在国际上任何重大涉我事件中，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力；就不能对影响我国海外安全的行为，在其初始阶段实行制止，最后，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海外利益就不会有实质性的保障，从而中国国内经济就会因资源进口和利润回流中断而发生危机并由此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有人提出过浮岛技术，我也了解过，浮岛技术很有开发潜力，也可能将来取代航母。但是它目前的论证也只是纸面上的，没有经过实战检验。而航母已经历了“二战”以及后来的无数次大规模战争。所以，当一个国家在做重大项目的技术选择时，不能轻易依托于一个只有纸面论证而无实际检验的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选择发展航母的考虑是成熟的。成熟的选择往往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是无从选择条件下的选择。如果能同时启动相关替代技术研发的话，这样的选择就是正确的选择。
东方早报：前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首度公开承认中国正在建造航母。这时候，就有国外舆论出来说，中国的航母会投入海上作战，这样就会引发区域紧张局势，造成不安定局面。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张文木：这牵涉中国的海洋战略目标问题了。中国的海洋战略有两个方向，一个在南方，一个在东部，也就是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这两个方向。我们需要分析一下这两个方向的性质。事实上，中国的真正战略任务在于维护主权统一，实现台海统一，这是“二战”以来雅尔塔会议、《波茨坦公告》等赋予作为战胜国中国的权利，而现在这一权利还只落在纸面上，60多年了，在实际中我们并没完全得到落实。说我们“威胁”的国家真是坐着说话不腰痛，他们自己都完成了国家统一任务，我们现在还要争取国家统一，这合情合理合法，怎么能说“威胁”呢？那么，围绕着台湾问题，是谁威胁着中国国家统一呢？当然主要不是南中国海方向的国家，而是美国和日本。当然，这两个国家也还不一样。美国在法律上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确切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日本则不承认，日本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对中国关于台湾的立场表示“尊重和理解”，而非“承认”。2010年7月26日，即将赴任的日本新任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在东京记者会上一改含混口吻，直白表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领土的一部分”的主张，日本的立场只是“理解并予尊重”，并未直接承认，今后日本对此问题仍然坚持同样的态度。27日晚，日本驻华使馆的一位新闻官向中国国内媒体郑重表示：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切态度都以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此一立场从未改变过。既然日本将长期坚持“不承认”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那么我们就要与之坚决斗争。这样，我们的斗争方向自然就在东海。
东方早报：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建成后的中国航母应该部署在东海而不是南海？
张文木：这要根据国家的总体战略需要。但我们要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今天，谁阻碍中国台海统一，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南海历来是有矛盾的，但我把它称为第三世界人民的“内部矛盾”。因为一方面，南海诸国都是“二战”中同样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是与我们浴血奋战、赢得“二战”胜利的同盟国，这里面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另一方面，从历史上来说，它们和中国一样，都是受过英、法、美、日等国殖民压迫的国家。所以，尽管这些国家和中国在南海岛屿主权上有争执，但是都属于第三世界人民的“内部矛盾”的调整性质，可能会有擦枪走火的时候，但性质完全不一样。比较朝鲜战场上的中美较量，在1962年、1969年和1979年与印度、苏联、越南边界冲突中，中国军事手段的使用是相当克制的。我们可以从老一代政治家那里学到处理不同性质的国际矛盾的智慧和经验。这里还有美国的问题，尽管美国是霸权主义国家，但在雅尔塔体制中，美国和我们也不是你死我活的绝对对立矛盾，美国和我们是雅尔塔体系中的盟国，中美关系变化属于雅尔塔体系内部的关系调整。“冷战”本质上还是雅尔塔体系内部同盟国之间利益调整的关系。用矛盾论分析，美国与我们是“冷战”中的对手、雅尔塔体系中的盟友，日本和美国是“冷战”中的盟友、是雅尔塔体系中的对手。正因此，美国占领冲绳，俄罗斯占领北方四岛，把台湾归还中国，这些都是为了遏制日本法西斯复活。这样，我们的对手就看出来了，我们的大战略不应是针对雅尔塔体系里面的同盟国，我们要坚决斗争的对象是日本右翼势力。他们不代表日本人民，而是日本内部想颠覆雅尔塔体系、恢复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为法西斯招魂的军国主义者。现在欧洲的雅尔塔体系已经解体了，但远东的大体还完好存在着。在远东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雅尔塔体系的胜利国，当然也是受日本法西斯侵害的国家。日本在雅尔塔体系中是被剥夺的对象，雅尔塔胜利国家剥夺了它的战争权利。日本现在拼命要做的就是要颠覆雅尔塔体系，恢复它的战争权利。所以它当然是我们斗争的对象，这自然要牵涉台湾主权回归中国问题。中国海军阅兵几乎都是在黄海进行，而少见于南海，这表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采取团结的姿态以及中国海洋战略重心所在。东方早报：那是不是可以说中国航母建成后主要是威慑日本？
张文木：这样说也是不对的，我们主要是为了实现台海统一。鉴于日本在法律上尚不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原则，以及它曾侵占过台湾的历史，中国的安全战略当然要对其严加防范。我认为，黄海是中国第一艘航母比较理想的诞生地。这样既表明我们的战略方向，又表明我们对南海和平的愿望。有时候，一个地点的选择，会带有象征性、宣示性。南海争端要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如果航母要开过去，那一定是不得已的事。在南海问题上，我们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整个海洋战略方向不应该将昔日的朋友变为对手。不然那就不叫战略。好的战略是将对手逼成朋友而不是相反。中国与南海诸国的争端肯定是长期存在的，但它的性质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矛盾”性质，属调整的范围。1962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中国对印度是很有节制的。1988年对越的“南沙之战”和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也是相当有节制的。因此，我认为，在今后相当的时期内，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在南中国海海区的作用范围不要太远，主要是积极防御，即使进攻，目的也应当是自卫性的。
东方早报：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国建造航母的同时，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购买潜艇数量在上升，日本将把海空力量向位于台湾东北的西南诸岛转移，澳大利亚也将更多的军舰、战机和军人，从其他地区调往其西北部地区，增强自身的“海上拒止”能力。你觉得这些因素有可能削弱未来中国航母在该地区的实际效用么？
张文木：这是无所谓的。我们不会跑到澳大利亚附近的那些区域去显示我们的军事力量。至于日本，它与欧洲国家不同，它毕竟是遭受过美国原子弹打击的国家。因此，日本拥有核武器，对美国人而言，比朝鲜拥有核武器更为可怕。在东北亚核查问题上，美国人最不便直说的就是日本核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已拥有核武器的日本是美国在亚太的绝对敌人，而无核的日本则是可以让美国放手纳入“后院”且死心塌地为美国效命的“盟友”。这次日本东部地区发生的“3•11”九级大地震，对美国的政治意义在于它瞬间几乎毁灭了日本几十年来埋头发展的核能力，同时也为美国放手接纳日本除去了心病。至于日本目前南向战略，我相信在与俄国关于“北方四岛”争议、“朝核”问题，以及美国在冲绳撤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日本向南推进，更多的只是画饼充饥。它不会忘记20世纪40年代它曾经历过的那种北南首鼠两端的被动及由此带来的灾难。目前日本不仅只与俄罗斯、朝鲜、韩国有旧恨新仇，它与世界上唯一在日本上空投掷原子弹的美国相互间也是戒心很重。目前在海洋问题上，人们较多提到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构想。其实，邓小平当年提出的这个构想不是现在有些人理解的那样主权问题也可“搁置”，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明确地表达了“搁置争议，主权在我”的意思。更重要的是，邓小平还同时提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要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地把握小平“搁置争议”的思想。80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反霸、解决台湾问题和发展生产力。当时，邓小平的想法是要在十年之内解决台湾问题。“搁置争议”和“三大任务”联系一起就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统一。不能误解更不能曲解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这是一个积极的和充满辩证智慧的战略。
台海统一应是中国海洋战略的优先目标
在整个战略布局上，中国当然要优先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另外从岛屿链来说，台湾是我们整个东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前拱地带，与辽东半半岛和海南岛北南连为一体，构成中国大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海上护卫带。这个护卫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比如这次的利比亚的反对派与国家政治相分离并最终控制利比亚北方的原因就是利比亚失去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再联想20世纪40年代，由于中国失去了中国海的制海权，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东等沿海地带就蹦出来了不少“班加西”。如果考虑到中国东部沿海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带，及还有相当部分的核电站存在，我们必须尽早尽快实现对这一海区的制海权。从操作层面说，中国将近期战略目标集中于实现台海统一，属自卫性质，这样作战半径就小很多，其胜算把握却大很多。所以说，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尤其是其中的东中国海的制海权的强弱，关系着未来中国的生死存亡。由此而论，中国航母的出现，对中国未来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如果有人说它是“威胁”，请问，难道让有航母的国家像当年“八国联军”那样自由进出中国领海，才不算“威胁”么。美国不说，日本早有航母了，中国为什么一有航母，就成了“威胁”。这又是一个在海权问题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案例。
东方早报：近代以来的中国更多地被认为是一个“陆权优先”的国家，海上力量处于国家战略的从属的地位。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利益逐渐超出本国边界。目前中国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加速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保护中国已走向海外的国家权益；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样会加剧国际上的紧张局势，从而最终损害中国地缘战略地位。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
张文木：这两种说法都是在用西方人走过的路来描述中国未来的发展，都是在用西方一些小人之心度中国君子之腹。中国就是走得再远，其性质与西方的道路也是不同的。在捍卫主权方面，比如在台海统一问题上，我们是坚决的、进攻的；在走向世界问题上，我们尊重世界多元性，主张和谐原则。因而我们的海洋利益推进是有理、有利和有节的。与西方战略观不同，中国人明白：世界是谁也无法独吞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新书《论中国》里面提出的“太平洋共同体”概念是对的，这是雅尔塔体系的概念。在雅尔塔体系中，中美之间应该是协商的。但在我的理解中，中美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前提，首先是台海统一，不能离开这个前提空谈“中美共同体”或“中美国”。东方早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并不希望看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舰队及空军部队消失，这是因为没有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只会促使中国、日本及韩国之间爆发激烈的军备竞赛。你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张文木：一般而言，在亚太地区，美国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美国。在抗日战争时期，若是没有中美合作，美国和中国单方面是摆不平日本的；在面对苏联向太平洋地区深入时，中美合作态度同样具有建设性。但中美合作是有前提的。这就是台海统一。中国的海军目标是要追回雅尔塔体系赋予的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这是一个基本的，也是没有商量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亚太地区，中国需要美国的存在，但在台海地区，中国并不需要美国插手。中国人完全可以处理好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东方早报：那么，中国海军近期屡次通过日本近海，进入西太平洋进行训练，这是否有意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呢？
张文木：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是国际霸权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概念，它阻碍了中国的台海统一，因而是一个非法的概念。第一岛链把中国分割了，我们要实现祖国统一，当然要打破它。至于“第二岛链”，如果仅从海洋地理考虑，中国在相当时期内其海上力量还作用不到那里，即使到了，它也属于雅尔塔和平体系内支柱国家的协商关系。中美这两个雅尔塔和平体系缔造国在此“鹬蚌相争”，也只能是受雅尔塔和平体系管制的日本得利。再者，中国的海洋战略目标在祖国统一、遏制“台独“，这是正义的事业，更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一个光荣使命。为此，中国海军通过宫古海峡无可非议，况且中国海军通过的区域只是公海，它对任何国家都是开放的，中国多走几趟是自然的事。如果都从美、日的角度看问题，中国海军去哪都不行，都是“威胁”，中国最好没有海军，让他们随意出入中国海，这是否才可让他们放心？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霸道，对今天中国似乎不适用了。
东方早报：你也提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已经成为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这时如果还将中国压迫在“第一岛链”以西的浅海海域，既不可能，也不公平，更不能为中国接受。你还建议美国向中国放开包括台湾在内的“第一岛链”，美国会这么做么？
张文木：这是对美国是可以商量，而对中国则是没有商量的事。因为这不仅仅是“第一岛链”的问题，而是我们中国的主权分裂还是统一的问题。从法理上来说，台海统一是雅尔塔体系赋予我们中国人的权利。在美国糊涂的、不明白的人很多，它只认实力。但在这一地区，我们的目标有限，他的目标无限，因此，美国胜算不多。再说了，如果美国在这一地区和在这个对美国不重要的问题上与中国作对，会耗去它的巨大资源，而这样除了面子外，对美国是极不划算的。其中对美国最大的损失就是失去中国与它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欧洲统一后全力回报美国的可能性不大，而成为美国新对手的可能性却很大。目前美国难以取得俄罗斯的信任，但如还死守“第一岛链”，阻碍台海统一，中美关系也不会有大的起色。美国的失败在于目标无限，目标大了对手就多，而美国并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同时与这几个大国作对。如果再不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那美国的前景确实不太美妙。因此，当中国显示出自己意志和实力的时候，美国放手“第一岛链”于中国是明智的和有可能的。当然，在此之前美国还要让日本先出来与中国试一下身手，看结果而定。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东方早报：西方认为，在美国海军通过一系列协议建立的全球海上秩序中，中国是一个免费搭车者。你是否认同这一观点，中国是否有必要挑战美国另外建一套海上秩序？
张文木：这是一种“妖魔化”的表述。美国曾经在近代“利益均沾”，那算什么？这一点也不妨碍美国后来联手苏联建立针对欧洲的雅尔塔体系。况且我们只要求在主权范围内，而不是在现有的国际体系即雅尔塔和平体系之外实现我们的主权统一。半个多世纪了，我们只是在名义上而不是实际上享受雅尔塔体系赋予中国在台湾的主权权利。这是不公正的。国家统一是我们判断利益关系的着眼点。一切都要从这里出发，斗争也要从这里出发。祖国统一，是我们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台海两岸自己协商的事情，外部没有干涉的权利，因而与“挑战美国另外建一套海上秩序”的说法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未来实现祖国统一之后，我相信中国人的智慧会创造出高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治理世界的新方式与世界进行交流。鉴于英美的教训，中国海军要走向世界，一定要坚持有限原则。因为世界是多元的，尊重对方，同时也减小了你的资源支出，这样中国就可长治，世界就能久安。目前中国政府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目标就是有限目标的另一种表述。
美国总在追求力所不及的目标
东方早报：你在最近的文章中提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声西击东”策略。你表示，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美国又要“重返亚洲”，我们应当对其惯用的“声西击东”策略保持足够的警觉。你认为，美欧如果联合削弱中国，他们会采取哪些可能的措施？
张文木：现在他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比如这次南海的争端，就有美国背后挑唆的阴影。他们希望出现中国和南海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激化，等着这些国家邀请美国介入南海事务，反客为主，以此为美国“重返亚洲”政策创造有利的外交态势。逻辑上说，美国是被冷战拖垮的。雅尔塔体系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促成的苏美联手德、意、日法斯西的世界和平体系，“冷战”本质上是雅尔塔体系内部的利益调整，但随着“冷战”的持续，性质发生了变化，美国领导人也弄不清什么叫“雅尔塔体系”，什么叫“冷战”。前阵子，中国还有人将此二者混为一谈，将苏美“冷战结束”说成“雅尔塔体系结束”。“二战”后，美国领导人中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是比较明白的人。罗斯福总统之后，杜鲁门启动朝鲜战争，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又恢复雅尔塔原则，1953年结束朝鲜战争，1956年美苏两家又联手利用苏伊士运河危机把英法赶出了中东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美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上与苏联合作的同时，在同期的波匈事件上却对苏联“君子动口不动手”。因为艾森豪威尔明白东欧是美国在雅尔塔体系中让给苏联的势力范围，美苏的目标是欧洲。艾森豪威尔之后，美国领导人再次犯浑，与苏联争端再起。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退让，美国全面介入越南。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以牙还牙，实行全面扩张的政策。美国尼克松后又再度采取回缩政策，将在雅尔塔框架中美国的合作对象从苏联转向中国。美国卡特在任总统期间想与苏联缓和，勃列日涅夫竟错误地将卡特的善意当软弱，采取更加强硬的反美政策，这最终使得美苏双方不再有合作的可能，并使美国在与中国全面和解的同时，也开始扶植欧洲。从里根开始，美国领导人有了打倒苏联、扶植欧洲，抛弃欧洲雅尔塔体系的想法，1991年，苏联解体，雅尔塔体系在欧洲宣告解体。到2008年，科索沃宣布独立，整个欧洲大陆国家在美国的帮助下基本被纳入欧盟。欧洲统一大局已定后，2010年美国宣布“重返亚洲”。美国的帮助自然是需要欧洲回报的，在这样的认识下，美国不仅没有全面介入利比亚，而且从阿富汗撤军，将战略力量向亚洲收缩，战略中心向亚洲转移，等待欧洲把非洲北岸搞定后，来帮助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对欧洲的态度也有矛盾的方面，它既希望又不希望欧洲搞定利比亚。它明白，一旦欧洲搞定利比亚后，美国在北约中的地位就会出现“1+1”模式，随后便是欧洲摆脱美国的单方面的行动。这是美国不情愿的结果。
东方早报：美国“重返亚洲”，那么未来在亚洲会发生哪些可能的事件，中国又该如何应对呢？
张文木：内部要依靠人民，这是治国的基本功，没有什么技巧，首先就是要稳定国内局势，其中的关键还是稳定农民。首先就是不要把农民变成流民，农民是要有生产资料的。要做到这一点，还得维护和巩固集体所有制。没有集体所有制，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依靠基础的工农联盟就会瓦解，这是当前最大的危险。1950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应对这一挑战的方法首先不是派兵参战，而是实行土改。毛泽东从所有制而不像蒋介石那样四处“发饷”（接近今天的“发红包”）入手在国内组织共产党政权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国占领汉城的当天（1950年9月28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农民有了土地，国内政治稳定就有了保障。同时，我们要恢复和完善干部队伍的政治审查制度。瓦解或动摇少数干部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忠诚，是西方成功颠覆、削弱或打击像苏联、南联盟、伊拉克和利比亚国家政权的重要因素。战事未开，重要部门的干部变节是西方国家在这些国家得手的重要内因。利比亚反对派组成的核心领导不仅是西方的“海归”而且有的还曾任利比亚政府高级别官员。这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干部政治审查制度。只要中国内部政治稳定，西方就对中国无可奈何。而政治稳定的关键是中国国家干部对国家的忠诚，对国家忠诚的前提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忠诚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毛泽东说的那句老话还要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请注意，毛泽东同志说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列宁主义是不完全的，因为是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具有世界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讲枪杆子的，不然，它就变成了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童话而不是一种政治主张。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恰恰在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主义和列宁主义出现了分野。分野的是非及其导致的结果，已不言自明。最近的中东乱局，实际上是1989年开始的出现于社会主义国家动乱的继续。那次动乱使得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第二波动荡从2001年的反恐战争开始，美国将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列为“邪恶轴心”，结果只有按西方标准做的萨达姆已成往事，而伊朗、朝鲜仍坚如磐石。现在，第三波动荡开始，几乎整个中东都发生了动乱，曾对美国以色列政策做出巨大牺牲的穆巴拉克已经倒台，为了改善与西方关系而主动“弃核”、积极“反恐”的卡扎菲，在北约的空中追杀下已成北非沙漠中的传说。分析这三次危机，发生政权更替的国家，多不是从外部被打败，都是内部先出问题，外部势力随即介入。所以现在我们只要内部团结一致，党不脱离人民，外部势力就没有办法。只要我们顶住了，西方反华阵营就容易分裂。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团结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有了这两条，中国就不会出大乱。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同志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得明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我完全同意吴邦国同志的判断。
东方早报：美国已经提出“空海一体战”构想，强调美军要充分利用在航空航天、网络、电子技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以关岛和日韩等盟国的作战和后勤基地为依托，以空海作战力量、太空及网络空间作战力量为主导，联合构成一个以天基系统为核心，由天基平台、空基平台和海基平台构成的多层次立体作战体系，在全维空间内加速实现其各种作战力量的有效融合，在西太平洋战区组织实施战役级别的作战行动，旨在摧毁作战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能力。有人就认为，这一构想就是针对中国的，那么中国海军该如何应对这些新的变化？
张文木：“空海一体战”的构想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很久以前就有，美国的海上和空中力量早就结合在一起了。但美国的技术提升很难解决它面临的政治问题，比如阿富战场，点火容易救火难，现在美国面对塔利班燎原烈火，在那里欲罢不能。另外，“空海一体战”更适用于远海，而不适用于近海，尤其是不适用于象中国这样一个大版图国家的近海。在我看来，美国外交政策的缺点总是在追求力所不及的目标。力所不及，就只有靠“空城”大话唬人。当前美国的问题不是技术能够解决的，美国的“空海一体战”也不能解决，而是要通过战略解决，而好的战略一定是有哲学的战略，当今美国政治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哲学。像今天塔利班问题，美国并没有解决。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人民在与西方入侵者战斗。在历史上，谁赢得了人民，谁就必将赢得胜利。
中国应坚持“地区性守成”原则
东方早报：中国目前在海外没有军事基地，但是随着中国国家利益边界的扩展和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需要，中国未来在该问题上是否会有松动？
张文木：在这方面，不能学西方，中国一定要走出一条新路。在海外，我们应发展国家间的和平关系。像这次索马里海域护航就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有些国家就给我们提供了补给和场所，这不是帝国主义意义上的“海外基地”。“海外基地”概念本身就带有帝国主义色彩，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在全世界扩张，未来世界肯定要建立在和谐关系之上，不和谐是不行的，一个国家不可能独占世界，大家都分着吃一点，你才能更好。有一首歌的歌词说“没有你哪有我”，国际政治也是这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界是不可持续的。历史上帝国多不亡于饥饿而是亡于过饱；今天美国的毛病是过饱撑出来的，而不是饿出来的。美国建那么多的海外军事基地就是为了独占，结果做不好就会把自己拖垮。至少在30年之内，中国的战略目标就在于实现祖国统一，甚至50年，100年内，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战略目标也就是像中国古代的做法——经营亚洲，地区性守成。中国的海权肯定是“有限海权”。海权走得太远，就需要更多的海外基地，这样就会造成资源消耗大于摄入，并由此导致国力快速衰退。美国、英国是“无限海权”，这是由他们的地缘政治特点决定的。他们的国家完全裸露在海上，没遮没掩，这样就必须将自己的安全边界推得远远的。与美国近乎“裸状”的地缘政治特点相比，中国地缘政治位势处于“长袖善舞”的最佳状态：东北这边有朝鲜半岛抗护着，东南有印支半岛挡着。新中国诞生时，朝战和越战原本是对着中国的，结果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上下开弓，跟美国打了十几年，中国大陆“身体”没有受损伤，坚持进行经济建设。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减震”作用，是中国地缘政治天然优于美国的方面。在亚洲地区，中国北部和西南部地区有俄罗斯和印度两个大国。中国的西部以及俄罗斯的东部空旷地带，使中印俄之间有了广阔的缓冲空间，其“减震”条件较充分。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上述条件使它伸缩自如，这个条件在未来发展中还将继续产生积极作用。所以说，不要忽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能存在下来的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几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看出了这一点，他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么，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我有一个说法，就是“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中国五千年来可以保留这么大的版图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坚持地区性守成，没有向全世界扩张；与此相反，匈奴人和蒙古人曾向世界扩张，结果他们的帝国都非常短命。所以未来我们要坚持“地区性守成”的原则，遵照毛泽东说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今天我们说的“和谐世界”也是这个意思。中国既然没有以全世界为目标，在“海外基地”方面就应该有新思路。所谓新思路就是应该通过友好、互利的方式，取得相互尊重的合作，如果不够互利，人家不愿接受的话，我们也可以做出一定的让步，或再等等，不要去强求，强求就需要更大更多的资源，强求的事多了我们就会力所不及，结果会拖垮国家。与英美国家不同，我们的目标不是全世界，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些。至于海外利益保护的问题，如果中国把自己和把亚洲经营好，中国也就有了威信。国家有“威”，在国际上才有“信”，所以只要中国自己强盛，在外部世界就有影响力；你自己垮了、分裂了，那人家就要欺负你。比如在这次的利比亚冲突之前，中国先将自己的企业和员工撤回来，以后不管是谁执政，最后他们都要来中国谈判，要中国企业重新返回利比亚，这样我们就有力量保护中国企业和员工在利比亚的利益与安全。我们正在探索与西方不同的路子来保护国家海外利益。东方早报：中国目前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缅甸皎漂、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孟加拉国吉大港也参与了修建当地的港口，被印度和西方视为“珍珠链 ”计划，这是为了未来建立海外基地打下基础么？
张文木：我不了解这些事的细节，如果是这样，我想这些应该还是合作关系。巴基斯坦邀请中国参与港口修建就是因为中国和巴基斯坦良好的关系，并非有意建立“海外基地”，没有人家同意，这个所谓的“基地”是不可能保存的。东方早报：我们也注意到，合作的这几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的能源线上，未来中国海军是不是要保卫这条线上的中国的能源安全？
张文木：在海上运输线问题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有些人对此过于夸大了，把中国和日本放在同一水平上了。日本对国际能源确实是绝对依赖，中国则没有到这个程度，如果在和平情况下，我们对海上能源补给线的压力真不像美国和日本那么大，中国还可以通过西部陆上管道和俄罗斯的石油管道来满足石油需要，这些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听说从缅甸到云南的管道也正在修建，尤其是从新疆过来的这条石油管道线更有保障，西方不可能把我们陆上所有的管道都掐死，根本做不到。所以，我们在探讨这些问题时，要多些建设性，少些夸张性。
我们要突破、超越马汉理论
东方早报：你刚才提到“海权”理论，我们也注意到，自海权理论创始人塞耶•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及相关著作发表近百年来，海权问题已成为军事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广泛地将英文“sea power”的概念转译为汉语“海权”。那么，中国人应该如何理解“海权”这个概念呢？
张文木：近代的法权理论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的基础。在国际法上，海权是为主权服务的，主权就是包含“权利”（right）的含义。只有主权国家才拥有带有“right”的海权，不带有“right”的海权那是制海权，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国家组织就没有海权，但有制海权，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就没有讨论海权的必要，台湾有的只是“制海权”（sea power）。所以，从海权的角度来说，主权国家维护自身的权利，依据海洋法赋予的权利，这是法定的权力，而制海权不是法定权力，只是实现海权的一种手段。制海权可以叫“sea power”，海权则是“sea right”，如果把“power”上升到“right”，那就没有节制了。“Right”带有现代意义上相互尊重的意思，有这样的理论，国际社会交往就会节制许多。如果只讲“power”的话，那就是丛林世界。
东方早报：以前，马汉被当成“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布道者”，如今，中国战略家时常在大型国际会议上引用马汉对制海权的定义来强调“海权对中国的价值”。你如何看待这一理论？
张文木：我们需要的是对马汉的海权学说扬弃性的学习。我曾经也欣赏过他的理论，后来发现它与被压迫民族的经验相脱离。我们要从列宁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视角，结合中国的经验对其加以突破和超越。我认为，马汉“海权”理论的优点在于用世界视野审视一国的发展，有全球眼光，与中国古代的军事学著作比如“武经七书”比较，这是马汉学说的优点。但他的缺点在于没有是非观念，及由此产生的对力量的运用不加节制，后来乔治•凯南遏制理论、继而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以及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理论都有这个缺点。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让这些无节制的战略学说拖得疲惫不堪，甚至可说是“狼狈不堪”。鉴于此，我们应突破马汉的海权理论，将权利（right）的意识融入海权理论，这样的海权理论便有了节制意识。。我刚接触马汉理论时，也没有想到“power”概念的缺陷，但后来我想到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属于列宁说的“被压迫民族”，只讲“power”显然对中国的未来是不够和不利的，我们应从主权权利理论中的“自卫权”的角度考虑海权理论。我们应当把海权中的权利和权力分开，由此必然要把海权和制海权分开。马汉是把这二者混在一起。当时美国是处于帝国主义竞争阶段，他没有更多地考虑别的因素。
东方早报：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海权”具有哪些自身特点？
张文木：在主权范围内，比如在台海问题上，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中国“海权”是坚定的、攻势的和无限的；在国际范围内，是协商的、节制的和有限的。“和谐世界”，就是中国“海权”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
东方早报：我们也看到，你提出“永远不称霸”是中国发展“海权”的原则，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张文木：实际上，在利比亚事件上、在索马里护航问题上，我们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在这次利比亚事件中，中国组织大规模的在利人员撤退，还派出中国军舰赴利比亚附近海域为撤离人员船舶护航，表明我们的海运能力近些年有了极大的提高，我们因此保护了在利比亚工作的中国人的安全，避免了像在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中出现的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这个时候，海外中国人的安全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也是中国政府最大的责任。在利比亚撤侨的实践，为今后中国海权拓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东方早报：中国主权的统一进程与中国“海权”实现进程是什么样的关系？
张文木：两者是统一的。中国海军不到，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但海军又不是用来打台湾的，海军的作用主要是用来阻隔“台独”和海外支持势力之间的联系。在台湾问题上，是没有商量的，这是我们50年前就该做的事情。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不容我们忽视海权，而实现中国海权和制海权目标的关键环节，就是中国台海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问题对中国既是主权问题，也是海权问题。我们要抓主要矛盾，要在切断日本右翼和“台独”分子之间的联系的同时，还要深度发展两岸之间各方面的交流。毛泽东当时为什么不打金门，就是为了把台湾的根留在大陆，这也是双方默契的结果。只要台湾回归中国，可不论形式。钓鱼岛回归后，不妨也参照毛泽东在金门、马祖问题上的思路，交由台湾来管理。在台海统一后，中国海洋安全战略应做收缩性调整，这涉及到21世纪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和中国发展的大方向。我们应记住，与美国、英国不同，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我们只能在最核心的利益，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可以采取完全和强有力的攻势，而在东北亚、南海、中亚这些与美俄核心利益联系紧密的区域，甚至更远的其他地区则应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威慑性守势。如果不是这样，届时恐怕我们连台海统一的成果也保不住。
东方早报：你也一直主张中国实施深海战略，实施深海战略对于中国有特别的意义么？它如何和“海权”的实现结合起来呢？
张文木：深海战略也是为了自卫目的。目前中国依托核潜艇具有二次反击能力，而中国的二次反击也是自卫的，当所有的打击手段都失效时，二次反击是非常有效的，因而它对侵略者是极具震慑力的。这是一种终极防御，也是中国海权实现的一个终极保证。但在中国附近的浅海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浅海，目标极易暴露。因此中国的海洋战略必须是深海的，这不仅是中国远洋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国本土安全防御的需要。东方早报：那么，在未来十年内，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和战略目标是什么？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和目标，目前还有哪些差距？
张文木：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国海军最基本的任务和目标。至于与美国海军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技术方面。但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技术差距，因为技术差距在不同的地理空间表现是不一样的。海洋高技术在近海就很难发挥作用，只要中国海上目标不是太远，技术差距可以用大陆近岸优势弥补。唯技术论是无战略意识的表现，优秀的战略设计是可以弥补技术上的劣势的。历史上失败的国家，并不是技术条件差的国家，而是在某种战略环境中其技术优势无法发挥作用的国家。古代如中国宋朝，现代如苏联，就是这样。依我们目前的国防技术，只要不在远海，在近海用于维护祖国统一是足够的。美国海军是以世界为目标，我们并不以此为目标，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在战略上，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要以“和谐世界”为交往原则，在主权范围内则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利益。鉴于此，集中一切力量快速推进中国的海军建设，将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弱势转化为局部地区的强势，并以此解决分布于中国海区的主权和海权问题，是21世纪初中国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
战略导弹军种是中国制海权拓展的重要依托
东方早报：那么，在未来十年内，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和战略目标是什么？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和目标，目前还有哪些差距？
张文木：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国海军最基本的任务和目标。至于与美国海军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技术方面。但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技术差距，因为技术差距在不同的地理空间表现是不一样的。海洋高技术在近海就很难发挥作用，只要中国海上目标不是太远，技术差距可以用大陆近岸优势弥补。唯技术论是无战略意识的表现，优秀的战略设计是可以弥补技术上的劣势的。历史上失败的国家，并不是技术条件差的国家，而是在某种战略环境中其技术优势无法发挥作用的国家。古代如中国宋朝，现代如苏联，就是这样。依我们目前的国防技术，只要不在远海，在近海用于维护祖国统一是足够的。美国海军是以世界为目标，我们并不以此为目标，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在战略上，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要以“和谐世界”为交往原则，在主权范围内则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利益。鉴于此，集中一切力量快速推进中国的海军建设，将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弱势转化为局部地区的强势，并以此解决分布于中国海区的主权和海权问题，是21世纪初中国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鉴于中国的国情，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应坚持不懈地将战略导弹部队放在国防建设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海权要在战略导弹部队护卫的前提下推进。近年来，尽管中国海军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它远未获得深入蓝海单独作战的能力。这就是说，与美、日海军相比，中国海军的中远程作战能力仍处在襁褓阶段。2010年7月底，靠近中国东海岸的美国海军之所以没有使中国人感受到1895年那样的灭顶般的海上压力，其主要原因是这时中国已有了具备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战略导弹部队，而不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中国海军的快速且不成熟的发展。换言之，如果没有部署于中国大陆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强大威慑力量，中国海军在东部近海的作战半径，乃至发展空间都会向大陆大幅收缩。中国海、空军与美国不同，当然也不能仿照美国将导弹部队依托于海军发展的模式。美国海军与空军已拥有独立和巨大的远程作战能力，而中国海军在其从近海向远海推进初始阶段却需要依赖本国陆基导弹提供的强大且具有覆盖性的火力网护送。这种近中程海上护送对于没有多少现代战争实践，尤其没有多少与海上强国较量经验的中国海军成长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导弹部队的护送下，中国海军就能够度过从浅海到深海这段艰难阶段并能成长为具有远海独立作战能力的海上力量；反之，如果失去了这种护送，今天中国海军在黄海同样会感受到1895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面临的那样的压力并遭遇海上“黄继光”的惨烈；继而，中国海军就不能在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担负起连接“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历史使命。鉴于此，加强国家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为不仅拥有巨大威慑力而且具有强大的独立战斗能力，并能为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伟大部署提供战略支撑的强大兵种，尤为必要。
（采访专家：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采访人：陈良飞，《东方早报》记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全文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