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第一次参加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的年会。今天我围绕创新人才教育讲的题目是：创新人才的教育需要创新的人才教育，具体讲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者和改革者，谈一谈我对创新人才教育来自实践的一些反思，重点讲创新教育模式，希望能够对与会者有所启发；二是作为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我介绍一些近期创新人才教育来自民间的一些努力，重点讲创新教育机构，希望能够受到与会者的关注。

一、来自实践的反思——创新教育模式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在校学生最多的国家。中国仅高等教育在学规模就有3600万，高校在校生有2700万，高校每年录取本科专科学生700多万，这些数字都是全球第一。相对于这样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受教育群体规模，无论是科学技术成就、人文艺术贡献、还是新产品新品牌新商业模式，创新人才不是没有，但是太少。

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例。据《自然》杂志引用的数据，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数量在2005年占全球总量的13%，在2015年增加到占全球总量的20%，仅次于美国。虽然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科学研究突出成果仍还不够高、不够多。日本从2000年到2016年，共获得17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平均每年一个。当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按照人均GDP，目前只相当于日本的70年代，所以可比性不强。但是我注意到，日本在1980年之前已有3人获诺贝尔科学奖，80年代和90年代也有3人获奖。中国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人获诺贝尔科学奖，况且中国人口是日本人口的10倍多。所以，即使拿我们的现在与日本的70年代比，并考虑到我们的人口规模，仅从诺贝尔科学奖这个指标来看，我们的差距是明显的。

这让我想到“钱学森之问”。钱学森在2005年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各个领域。更一般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

过去十年，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院长，这十年的实践让我对思考这个问题有所感悟。我们的教育体制，确有它的长处，所以才有迄今为止的经济增长。但是它也有突出的短处，尤其不利于创造性人才的成长。当然其中的问题很多，我想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对教育的认识存在系统性偏差，总是局限在“知识”上。教师传授知识，学生获取知识，好像就是教育的全部内容。“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深入人心，也不能说不对。但是，我们要问：创造知识的力量又是什么呢？创新人才教育，仅靠知识积累就可以吗？

创造力确实需要有知识，但是不仅仅是知识。爱因斯坦的两句话一直对我影响很深，一句是“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极度地好奇”（I have no special talents, I am only passionately curious.），另一句是“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从这两句话中受到启发，我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说，就是创造力等于知识乘以好奇心和想象力：

创造力 = 知识 x 好奇心和想象力

（creativity = knowledge x curiosity/imagination）

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马上告诉我们，知识越多，未必创造力越大，也就是说，创造力并非随受教育时间的增加而增加。知识通常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而增多，这没有错。经济学家度量“人力资本”的通常做法，就是计算受教育的年限。但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通常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

我们有理由相信，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往往会挑战这些假定，突破现有框架。当然这些批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正确，所以会被否定，但是这在客观上就产生了压制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效果。连爱因斯坦都感叹过，“好奇心能够在正规教育中幸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It is a miracle that curiosity survives formal education.）如果是在应试教育制度下，情况就会更糟。当学生学习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好成绩，当教师教书的唯一目标是传授标准答案，那么很可能的结果就是：教育投入越多，教师和学生越努力，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得就越系统、越彻底，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减少程度就越大。

如果创造力是知识与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乘积，那么随着受教育的时间增加，前者在增加，而后者在减少，结果作为两者合力的创造力，就有可能随着受教育的时间增加先是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减少，形成一个倒U形状，而非我们通常理解的单纯上升的形状。这就形成了创新人才教育上的一个悖论：更多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增加知识而提高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因减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减少创造性。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使得判断教育对创新人才产生的作用变得困难，但是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大学辍学生很有创造性。

所以我对“钱学森之问”有一个简单的回答：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力必要的其他元素，就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如果这个反思是对的话，那么它对创新大学的教育模式有如下的含义：大学除了教学生知识外，还要创造一种环境，尽力保护和鼓励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对“钱学森之问”的回应是，创新人才教育不仅是培养问题，更是教育环境是否宽松问题。教育，不仅是教，更是育。

创造好的教育环境，中小学和大学都有责任，但是我感到大学面临的挑战更大。去年7月31日美国《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介绍了一项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国教育学家正在进行的研究。在对电子工程和计算机专业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初步比较中，有两个出人意料的发现。第一个发现是，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测试是三个国家中最高的。我们通常以为由于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所以刚升入大学的学生不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力。但是这项研究表明，中国的中学毕业生在横向比较中并不差，甚至还有优势，这个结果有点意外。第二个发现是，在美国和俄罗斯，大学三年级学生比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要高，但是在中国，大学三年级学生比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要低。这似乎表明，其他国家的大学在批判性思维教育方面起的是正作用，而中国的大学却是负作用。这个反差也令人惊叹。

这项研究还在继续，结论有待进一步确认。但是我感觉这两个发现有可能是对的。在过去这些年，我去过若干所北京的中学听课，包括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师大二附中、四中、十一学校、以及我曾经就读过小学的景山学校。过去十年，我们学院一直是清华各院系中高考分数最高的学院，在每年通过高考录取的180人中，一半是各省前十名，20名左右是各省第一名。我去中学听课的目的，是想了解这些进入大学的优秀学生在中学都学些什么，是怎样学的。

通过去中学听课，让我对中国顶尖中学这些年的教育改革的勇气和力度印象深刻。比如，当我听了中学的英语课后（特别是在人大附中，我就听了一节英语课），我就理解了大学生的一个共同抱怨，就是进入大学后英语水平的退步（当然并非全部如此，边远地区来的学生情况有所不同）。其实英语课程是与培养批判性思维教育有关的。另外让我对中学教育印象深刻的是，中学教师的工作和努力是完全是为学生的，而大学教师的精力则更多地用于研究。在改革力度和教学投入这两个方面，中学教育都显得比大学教育更有优势。所以，作为大学教育工作者和改革者，我深感挑战和压力。

二、来自民间的努力——创新教育机构

创新人才的教育，需要来自全社会的努力。我国的民间力量对教育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不过迄今为止，民间力量还主要体现在大众教育方面。但是近年来，民间力量在高端创新人才教育方面开始起步，虽然只是开始，但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我下面通过介绍两个例子，来说明民间对教育，特别是对创新人才教育的投入，正在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中的亮点。民办学校的优势体现在可以建立新体制，探索新模式，创造更加宽松、自由的教育环境，这些正是我在上面强调的创新人才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

第一个例子是2015年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严格说这并不是一所大学，因为它没有学位教育。它是以培养具有创新力的企业家为目标的教育机构，目前还只是举办培训班。但是不要小看它。从2015年3月27日第一届开学典礼开始，至今已经录取三届学生，每届40人左右。从第一届数百人报名，到第三届就超过2000人报名，录取率不到2%，还低于新开办的清华大学苏世民全球学者项目创记录的3%的录取率。

湖畔大学的名称源于1999年阿里巴巴创业所在地杭州湖畔花园小区，2003年淘宝也在湖畔花园诞生，所以湖畔这一名称就代表了一种创业精神。湖畔大学是商业管理教育，但是在培养目标定位、招生录取方式、培养教育模式三个方面都不同于传统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在培养目标定位上，它不是培养传统的职业经理人，而是培养新一代企业家。在录取方式上，湖畔大学没有参加国家统一考试的要求，而是采取保荐人推荐制度，通过小组面试，小组成员间互评，综合考察录取。保荐人大多是创业者、投资者等实战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在培养教育模式上，它不是办MBA项目，而是集中精力搞创新创业教育，企业家精神教育。湖畔大学邀请标志性企业家授课，马云本人也亲自授课。讲授的案例多是企业家的亲身经历。与商学院通常只讲成功案例不同，湖畔大学讲的案例大多是失败案例，因为创业与管理不同的是，失败是常态，只有懂得失败，才能更好创业。

马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教师。所以他对教育情有独钟。他的梦想，不仅仅是阿里巴巴。他最珍惜的头衔，既不是马总，也不是马老板，而是马校长。他对阿里巴巴公司的期望是能够至少延续102年，从1999年开始，至少到2101年，这样就可以跨越三个世纪。但是他对湖畔大学的期望是要至少延续300年，从2015到2315。我是湖畔大学的校董，参加过招生面试，参加过开学典礼，我感受到湖畔大学的激情活力，就像阿里巴巴一样。

第二个例子是2016年12月10日成立的“西湖高等研究院”，这一天，恰巧是每年诺贝尔奖颁奖的日子。西湖高等研究院是为正在酝酿成立的“西湖大学”做准备的依托主体，由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兼任首任院长。我是西湖大学筹办委员会委员。

西湖大学是一个受到国家领导人肯定，获得政府教育部门支持，并由浙江省和杭州市大力投入的一所民办研究型高等教育机构。西湖大学将是一所小而精、高起点、高水平、国际化的大学，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

目前，作为西湖大学依托主体的西湖高等研究研究院已经开始运行。研究院下设四个研究所，包括生物学研究所、基础医学研究所、理学研究所、以及前沿技术研究所，分别由施一公、饶毅、潘建伟、陈十一担任负责人。这四位教授目前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担任领导工作，他们同时参加西湖高等研究院的建设。这本身就是一个创新：西湖高等研究院的起步是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与浙江省合作共建的一个民办研究机构，这是它能够顺利举办的重要原因。

西湖高等研究院目前有如下进展。第一，研究院正在面向海内外招聘学术人才，预计到今年秋季将有十余名优秀青年学者和资深科学家正式入职。第二，西湖区为研究院提供了近10万平方米的科研、教学、办公用房及研究生公寓；杭州市对研究院的四个研究所分别给予亿元级经费支持；浙江省正在考虑为研究院出台配套政策，帮助高端人才落地和聚集杭州。第三，为支持西湖大学和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了“西湖教育基金会”和“千人教育基金会”，并获得多位国内知名企业家和众多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的慷慨资助，提供需要的财务保障。

施一公、饶毅、潘建伟、陈十一这四位科学家都是具有在海外长期教学研究经历，世界著名的华人科学家，其中三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多年前他们放弃海外教职，回国任教，都在国内顶尖大学中担任行政职务。他们不仅取得过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而且也都积极推动国内大学的改革，取得了不凡成就。在所有人看来，他们都已功成名就。但是，他们一直都有在中国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办民办大学的梦想，这两者的结合就是办西湖大学的梦想。他们希望把西湖大学作为国家高等教育和创新人才教育的一个改革试点，探索在中国民办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之路。

我在这里介绍的两个例子——湖畔大学和西湖大学，似乎是两个相反的极端：湖畔大学是由企业家，而且都是本土企业家创办的，而西湖大学是由科学家，均有海外执教背景的科学家创办的，一个很“土”、一个很“洋”，一个很“商业”，一个很“科技”。虽然这两所大学非常不同，但是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是民办的，都还不是教育部定义下的“大学”，但都是致力于创新人才的教育。如果说湖畔大学是为了培养具有世界级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那么西湖大学是为了培养具有世界级创新水平的科学家。这两所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都是教育领域的创新，都是寻求以创立新的教育机构的方式，探索创新人才教育的新途径。

我参与并推动这两所大学的建设，是因为我认为它们都是中国需要的，都是对中国发展有利的，都是代表了时代方向的。

也许人们对民办高校，特别是民办精英高校的前程还看不清楚。这里面确实充满挑战和风险。不过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刚刚诞生时，它们也只是作为补充短缺经济带来的供给不足。但是，又有谁能想到，在1987年创立的民营企业华为，在30年后的今天，年收入5200亿，企业研发投入名列全球第八、中国第一，成为中国企业科技创新领域在全球的一个响亮的品牌？所以，30年后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也是很难预测的。

民间对创新人才教育的热情还不仅在办学上，也体现在民间设立的鼓励科技创新的奖项上。我在过去两个月就参加了两次这样的活动。去年12月18日，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东润丘成桐科学奖颁奖，这是由陈东升和孔东梅夫妇创立的东润基金会支持，由著名数学家丘成桐组织，专为鼓励青少年科学研究而设立的奖项。我还在上个月的1月15日参加了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的颁奖典礼。这个奖设立了“物质科学”、“生命科学”、“数学与计算机”三个奖项，每个奖项100万美元，由四位企业家共同赞助。这是一个鼓励在中国本土原创性科学研究的民间大奖。这两个奖项的设立都说明了民间对科技创新的热衷和支持。

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创新，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创新人才教育。我们缺乏的不是重视，也不是投入，而是一些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做法。概括我上面讲的两个方面：第一是来自实践的感悟，是关于创新人才教育的不同的思路。创新人才教育，不能只是局限于知识传授，而是要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好奇心和想象力能够在大学的环境中得以保存。第二是来自民间的努力，是关于创新人才教育的不同的做法。创新人才教育，公办大学非常重要，但不能只靠公办大学，也应该有民办大学。而民办大学，也应该是各种各样的，不能是单一模式的。不同的思路和不同的做法两者的结合，就是创新人才教育的新探索。

总而言之，中国需要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创新人才，并不局限于科学家和企业家。这些人才不能依赖同一种教育模式，也不能从同一类教育机构中走出。创新人才的教育，需要创新的人才教育。创新的人才教育，一是需要创新的教育模式，二是需要创新的教育机构。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能够在教育模式和教育机构这两方面都敢于创新，有所担当，中国高等教育在创新人才的教育上就一定大有希望。

作者简介

钱颖一，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1981年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提前)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 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 加州大学。2006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