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平：中国经济不能被这四个“理由”吓住

点击：  作者：陈平    来源：《经济导刊》2016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6-06-18 23:53:37

 

 

　　201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滑是由内部原因主导的。中国媒体舆论一边倒地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中国的4 万亿刺激，实质是在反对中国的有为政府。舆论误导了金融等有关部门对形势的判断，才会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自捆手脚。实际上在金融危机阴影下，采取紧缩政策，只会事与愿违，过剩产能不断扩大，经济下行越来越严重，结构调整也越来越困难。东欧转型时期搞休克疗法的教训，几乎从未被中国主流经济学重视，坚信西方普适价值的经济学家，反而力推东欧的“高人权增长”，在金融危机时借机否定中国的“大政府”，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彻底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自主道路。

 

　　经济发展是国际竞争，市场如战场。如果错误地判断国际经济形势，国内发展必然会走弯路。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转型，中国实现高增长，走出了自主发展的新路。今天中国又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能否避免西方已经陷入的泥潭，看清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风险和机遇，确定新的发展战略，将决定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道路。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主要原因为内因，其主要症结在于，中国舆论界存在很多认识误区，比如媒体经济学家以改善环境、解决房地产泡沫等名义，游说中国经济必须减速的声音很大，经济下行趋势日渐加深。

 

　　经济下行的主因在媒体经济学的形式误判

 

　　这次经济下行的原因何在? 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王建认为，内因是主因，而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认为，外因是主因。在全球化竞争的时代，我们必须先知彼，看清国际大局，才能更好地知己，因而，我们应当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对策。否则会错过战机，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世界主要国家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表现（见表1）清楚地表明，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2008-2009年是最低谷，2010年开始反弹。中国在危机期间，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从2011年开始，增速放缓。

 

　　表1：金融危机前后各国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局

 

　　图1：2000年以来各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局

 

　　2010年后西方经济缓慢复苏（见表1与图1）。如果中国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应当缓慢复苏，在西方经济复苏之后中国经济没有理由反而开始下行，而且从2012年后，经济增幅不断下降，去年降到6.9%。从时间点来看，201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滑是由内部原因主导。

 

　　2012 年以来，中国政治外交方面的表现非常突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亚投行的建立，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巨大，连西方发达国家都急不可耐地想加入亚投行，一举突破美国围堵中国、重返亚洲的阴谋。可见，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已经为世界所公认。美联储如今是否加息，也要看中国经济的走势，不能再像往日一样为所欲为。

 

　　然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走势相对偏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媒体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中国的4 万亿刺激，实质是在反对中国的有为政府。舆论好像是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量化宽松成功了，值得中国崇拜，中国的财政刺激失败了，中国道路要改弦易辙，美国模式仍然是普适模式，中国应当重回市场自由化的轨道。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笔者初步判断，这是因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准确地说是媒体经济学的舆论误导，导致金融等有关部门对形势误判，才会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自捆手脚，采取经济紧缩政策。大家原来以为速度放慢，可以解决改革遗留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在金融危机阴影下，采取紧缩政策，只会事与愿违，过剩产能不断扩大，经济下行越来越严重，结构调整也越来越困难。东欧转型时期搞休克疗法的教训，几乎从未被中国主流经济学重视。恰恰相反，中国一批坚信西方普适价值的经济学家，反而力推东欧的“高人权增长”，在金融危机时借机否定中国的“大政府”，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彻底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自主道路。

 

　　国内媒体经济学误导经济决策的四大谬论

 

　　过去几年，中国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地要求经济减速，主要理由有四个：

 

　　1、中国财政政策失败，美国货币政策成功，要求限制中国的有为政府

 

　　理由之一是：中国4 万亿财政刺激政策是失败的，美国的量化宽松(QE) 是成功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要向美国看齐，而非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

 

　　美联储的量宽花了3.5 万亿美元，中国的4 万亿换成美元，其实不到6000 亿美元，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但是美国的成果怎么样呢？

 

　　我认为，美国没有多少实际成果。美国的投资没有增加，银行惜贷。只不过汽车消费因为低利率恢复起色，但美国房地产市场远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特别严重的是，美国经济很难看到长期增长的势头，所以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奥巴马最重要的经济顾问、哈佛前校长萨默斯给美国新常态的定义是：“经济长期停滞”。其实是处于日本股市房市泡沫破灭后“失去的三十年”的状况。

 

　　如果按照金融危机前的状态，美国年平均增长3%-4% 的水平，美国未来10 年到20 年的年均增长也就是2%，欧洲为1%-2%，日本连1% 都难以维持。

 

　　更严重的问题是，西方推行量化宽松是因为债务缠身、议会政治瘫痪、无法推行有效财政刺激，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其长远后果目前还难以估量。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领袖们都承认，金融危机的根源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空前扩张，虚拟经济挤出实体经济。但是在金融危机期间，金融利益集团反而成功游说美国政府巨资助救金融寡头，丝毫不敢触动虚拟经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约500 万亿-700 万亿美元，约为美国GDP 的40 倍，世界GDP 的11 倍。美欧日先后推行量化宽松的结果是加剧货币战争，货币互换投机的交易量，已经从危机前2007 年的14 万亿美元，猛增到危机后的25 万亿美元，每日货币的交易量从2007年的3 万亿美元，猛增到如今的5 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这实际上给经济全球化埋下了定时炸弹。

 

　　中国的投资不到6000 亿美元，最精彩的效果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高铁突飞猛进，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而且整体改变了中国经济的面貌。这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留下来的成果，如果没有4 万亿，中国能不能十年就建成这些高铁，甚至这些项目能不能上马都将成为问题，且不说还有其他一系列民生工程的效果都是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

 

　　中国主流媒体中有一批媒体经济学家，他们崇美崇洋到了荒唐的地步。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在反思卢卡斯带领的芝加哥学派的“反凯恩斯主义”，只有中国的媒体经济学家，还在全面恢复鼓吹华盛顿共识，只不过换了个面目，把“反凯恩斯主义”和“反大政府”连在一起，无视中国道路改革成功的现实。

 

　　2、用日韩经验质疑中国高增长的可持续性

 

　　理由之二是：舆论怀疑和反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抛出的另一个观点是中国不可能超过东亚“四小龙”。世界现代史上像中国这么高速的增长，日本只持续了20 年（从1950-1960 年代），韩国只持续了30 年（1960-1980 年代），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能高增长超过30 年呢？这个理由非常有影响力。

 

　　这种通过和其他东亚国家比较来贬低中国高速发展的可能性的说法，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发展太快造成的，而且环境污染、房地产泡沫、产业升级等问题都不可能在高增长的过程中解决，所以要求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实际上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这些问题恰恰在高增长期解决比停滞期更为容易。但中国媒体压倒性地质疑中国维持高增长的理由，就是日本、韩国的高增长没有超过30 年的先例。

 

　　中国和日本比较，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1 倍，国土是日本的25 倍。中国人口是韩国的28 倍，国土是韩国的97 倍。中国发展的空间，应当比日本和韩国大多了。而中国地理最主要的特点是，中国有一条胡焕庸线，即从黑龙江到云南的黑河腾冲线，中国人口的96% 集中在黑河腾冲线的东南，而这条线的东南占中国国土面积的36%。也就是说，中国还有60% 左右的国土没有充分开发，过去30 年仅开发了沿海地区。

 

　　为什么沿海地区开发的奇迹不能在内地重现？特别是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设想，我认为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雄图大略。历来大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先兴起于海洋国如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日本，因为海运成本比陆运低，进出口贸易便宜，海军的机动性也大于骑兵和步兵。但是技术的发展需要资源，陆运技术的发展可以比海运更快，后起的德国、俄国、美国和中国，都是大陆国家，凭借规模经济挑战海洋国家，最终能够战胜海洋国家。

 

　　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中国改革开放前30 年中沿海的投资布局是跨国公司主导（因为他们要把中国的加工产品运到海外，沿海物流比较便宜）。那么现在这个局面要改变了。现在，内陆的渝新欧铁路货运已经延伸到了欧洲。如果“一带一路”成功实施，一定要先开发内地，尤其是大西北，恐怕30 年也开发不完。

 

　　3、中国制造业“饱和论”，鼓吹去工业化和金融自由化

 

　　理由之三是：中国经济必须转型的理由是，中国制造业已经饱和。这种观点对经济、企业界、金融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需要重点论述。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粗放型增长，效益不高，要提高效益，就要发展服务业。出过国的人知道，中国的餐饮、旅馆服务业，比国外发达多了。东欧转型去工业化后，大家去东欧旅游，餐馆里有多少顾客？20 世纪80 年代，日本工业达到高峰，全世界都是日本游客。现在中国工业超过日本，不仅全世界都是中国游客，日本也靠中国游客维持经济。没有制造业的发达，哪来服务业的繁荣？

 

　　其实媒体经济学家所说的发展高端服务业，说白了就是金融服务业，就是要金融自由化，他们认为金融可以赚大钱，做制造业利润很薄。这个说法现在在中国最有诱惑力，但也是最危险的。金融可以空手套白狼吗？脱离实体的金融效率能持续吗？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成本估计在12 万亿-22 万亿美元之间，美国把从中国赚到的大量利润转回到美国，危机发生了就找替罪羊。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批评说中国储蓄太多，消费太少。美国人过度消费，是因为中国人低息借给美国的钱太多了。如此荒唐的理由，中国的媒体经济学家居然能够全盘接受。事实上，过去三十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的幅度，世界上其他国家都难以想象。

 

　　现实中，美国几万个桥没钱修，美国这么能赚钱，为什么不改善基础设施，要搞房地产泡沫？既然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为什么去搞次贷危机？所以美国所谓的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害，远远大于利，事实上，已经把美国经济架空了。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自己的分析，最有名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MIT 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Johnson）2009 年在著名的《大西洋月刊》上写过一篇影响极大的文章叫《安静的政变》。文章中说，美国经济在20 世纪70 年代前为什么重视实体经济，因为当时美国是军火工业集团主导的。美国里根总统搞了减税革命后，债务急剧增加，导致美国金融集团取代了实体的工业集团，已把美国的工业经济架空了。所以金融危机的根源，类似发展中国家的政变，即金融寡头集团取代了军工寡头集团。只有拆分金融寡头，才能走出危机。但是奥巴马总统没有勇气采纳他的建议。

 

　　英国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2012 年在他去世之前几个月，曾经在家里跟我对谈。当时我提出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病”的观点，金融的高利润挤出了其它实体经济产业，霍布斯鲍姆补充说，应该是“英美病”，英国早已因为同样的病走向衰落了。他说，1850 年英国工业生产占了全球一半，但赚钱不多。赚钱最多的是海运和金融。因此，英国从1850 年后就开始搞去工业化，结果一战前英国就开始走向衰落。

 

　　最近一位意大利裔美国经济史学家阿瑞吉写了一本书，叫《漫长的二十世纪》，这本书总结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几次金融霸权盛衰的周期：最开始是意大利的热那亚建立金融资本强国，接下来是荷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他发现一个规律，每一波的金融霸权更迭，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都是金融恶性扩张取代实体经济导致帝国的衰落。

 

　　从这一点来讲，金融过度扩张导致实体经济衰弱，这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如果把金融扩张作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弄不好就会把我们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比如现在的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等就值得我们警惕。互联网金融的试验必须逐步推进，不能一哄而起。金融监管，不能搞“负面清单”，不能取消金融从业资格的认证，因为金融涉及的规模太大，反应速度太快，后果难料。

 

　　现在中国最应反思的就是，中国发展的方向，是坚持实体经济，还是学美国搞金融投机，自我毁灭？

 

　　4、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意在中国成为美国的依赖经济

 

　　理由之四是：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理论，这是当前主流经济学家非常流行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正在误导中国经济转型。

 

　　前苏联、东欧推行休克疗法的时候，鼓吹经济自由化的是一些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比如诺奖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哈佛经济学家萨克斯、匈牙利的科尔奈，他们好歹还是做过一些对经济学有价值的研究。但是这些年来，忽悠中国的世界银行报告的一些作者，比如世行2012 年提出《中国的2030》的报告，里面提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这一报告的作者，完全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该理论提出者把历史上过去50 年里，101 个国家无论大小的人均GDP 放在一起做一个统计回归，得出结论说，能够从低等收入国家跨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只有13 个，然后拿这些国家作为中国下一步经济转型的榜样。

 

　　显而易见，他们的方法论很成问题。假如我是一个生物学家，我把跳蚤、青蛙、大象、人类放在一起，拿一个指标做一个回归分析，得出生物演化的规律，你们能相信吗？但世行的计量经济学家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来看看这13 个国家暴富有什么窍门。

 

　　有一些窍门你想学也学不到，有的国家（赤道几内亚）发现海上石油，一夜暴富，可惜只有一百万人口，而且是独裁腐败的国家，值得中国学习吗？在13 个国家里，10 个国家人口加起来还不到中国一个省，最少的冰岛人口只有30 万，多的以色列几百万，葡萄牙、希腊一千万，就是把日本、韩国、西班牙全算上，才仅相当于中国的5 个省，何况中国的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

 

　　一些小国可以提出一些发展经验，比如小国可以发展旅游、房地产、离岸金融，暴富很快。这对有地理条件的某些区域经济也许可以借鉴，但是对人口是发达国家2 倍的大国而言，不可能以此种模式维持基本的就业。在过去金融危机期间，世行推荐的样板国家，其中有一半恰恰是受到金融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比如著名的冰岛银行危机，还有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都陷入了富国困境，失业率达到20% 以上，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0%。欧洲目前的难民危机，实质就是西方国家的就业危机。西方资本主导的城市化模式，解决不了外来移民为主的“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才会形成恐怖分子自杀式袭击的经济土壤。世行在金融危机之后仍然继续鼓吹这些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样本，我觉得这真是非常大的讽刺。

 

　　世行理论最大的误导是，否定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公认共识：拉美和东亚国家陷入的是“依赖经济陷阱”，因为跨国公司控制当地经济发展，不为当地人造福。最好的例子就是阿根廷，20 世纪初的时候，富裕程度和美国相当，却始终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路子。

 

　　即使发展最好的“亚洲四小龙”，包括日、韩、新加坡、中国台湾都属于依赖美国的经济。比较典型的是日韩，在二三十年高增长之后陷入停滞，真正的原因正是他们的经济政策无法抗衡美国的压力。他们战后一直有美国驻军，没有独立的国防、科技，扛不住美国金融自由化的压力。当时日元被美国逼迫大幅度升值，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被迫开放金融，将核心企业股权廉价卖给跨国公司，所以在高增长之后未能持续发展。

 

　　中国要超越日韩，只能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历史上建立独立的科学、军事、金融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苏联。现在除了美国和中国以外，还有谁拥有如此独立完整的科技体系和经济政策？历史上的文明大国甚至大帝国，要全盘西化搞现代化的国家，如土耳其、伊朗、印度、埃及、墨西哥、巴西，情况怎么样？哪个能比得上中国？

 

　　所以中国的大众和知识分子，特别是领导人，要分析清楚中国下一步发展目标，只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只有掌握科技军事的制高点，才会有独立的金融和稳定的经济发展。

 

　　如果中国经济学家没有自己的理论，盲目地去搭世行什么“中等收入陷阱”的便车，不但会失去金融市场话语权，也会失去国际合作的话语权，这一点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判断世界大势，看清中国定位

 

　　习近平主席在军队改制时提出的战略目标，就是能打仗，打胜仗，要占领军事科技的制高点。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是要占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不能满足世界银行提出的什么高收入水平。

 

　　为此，我们不但要客观认识中国道路的成就，坚定中国道路的信心，也要认识我们和竞争对手的差距，认清大局，抓住时机，提升中国的发展地位。

 

　　1、人均GDP的发展速度，中国道路远超西方和东亚模式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即使用人均GDP的统计指标，中国道路发展的奇迹也是史无前例的。目前各国公认的可做国际比较的经济史数据，是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汇编的《世界千年经济史》。我们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1950年），中点（1978年），和可比数据的近年（2010年），把中国人均GDP的发展历程，做国际美元度量的横向比较。

 

　　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448美元，不仅低于当时的伊朗（1720美元）、土耳其（1623美元）、马来西亚（1559美元）、菲律宾（1070美元）、埃及（910美元）、越南（658美元）、印度（619美元），而且低于清代中国（1870年为530美元），古代日本（1150年为520美元），古代欧洲（公元1年，意大利为800美元，英国、法国为600美元），近代美国（1650年为587美元），近代俄国（1885年为865美元），近代韩国（1820年为600美元）。和周边国家比，中国只略高于蒙古和缅甸。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978美元。这相当于英国的公元1600年、法国和德国的1700年、美国1820年、日本1890年、韩国1953年的水平。换言之，新中国头28年按人均GDP测算的经济发展，相当于法德700年、英国600年、俄国400年、日本390年、美国220年获得的进步。

 

　　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032美元，超过了前苏联的7733美元，接近俄国同期水平（8660美元）。这相当于韩国1990年、日本1969年、德法1962年、英国1958年、美国1941年的水平。换言之，中国改革开放32年间的发展，等于英国的400年、德法的260年、美国的120年、日本的80年、韩国的37年。

 

　　加起来，中国1950-2010年60年的经济发展，相当于英法德1000年、日本470年、俄国430年、美国340年、韩国170年的发展。我再一次提醒大家，中国的人口是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日本的11倍，韩国的28倍。这足以证明工业化、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优于西方模式和东亚模式。原因是亚当·斯密讲的分工加贸易，只适合工业革命前的手工作坊时代。铁路、电网、计算机出现后的大工业和网络经济，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协调。中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协调的能力远远超过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毛主席说，人的因素第一。中国的有为政府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科学家、实业家、受过教育的工人、农民的积极性，是比西方劳力、资本、资源三要素更重要的比较优势。

 

　　2、真实的中国经济已经跨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按区域比较，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032美元，接近东欧的8678美元，超过拉美8个富国的7770美元、前苏联的7733美元。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2015年的GDP规模为19.5万亿美元，已经超过欧盟的19.2万亿美元和美国的18.0万亿美元。这清楚表明国际经济的三大格局中，中国最具经济活力。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1%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已经超过美联储加息的影响。这足以证明中国经济规模的话语权。

 

　　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中国2015年为14300美元，低于巴西的15800美元、墨西哥的18500美元、土耳其20500美元、俄罗斯23700美元、希腊25600美元、波兰26400美元、西班牙35800美元。世界银行把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故意划在土耳其之上（其实早在富国俱乐部OECD 1961年成立之初，土耳其、希腊就是成员国），东欧国家之下。

 

　　依笔者的亲身观察，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南欧国家，内地的发展也超过拉美和部分东欧国家。中国整体的平均水平估计可超过前苏联和东欧，肯定高于拉美。所以中国真实的人均GDP水平，应当在15000-30000美元之间，平均值在25000左右，可能已经跨越高收入国家的下限, 至少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不远。

 

　　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并不是什么防止“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而是缩小内地和沿海的区域差距，同时防止沿海大城市陷入西方的“富国病”。国家统计局低估中国GDP的原因，第一是还没有全面的财产登记制度基础，报税的人口不及一半，金融的信用制度基础薄弱。第二，地方政府为了降低税负，低估实际的服务业收入，忽视农民的建房投资，对灰色经济的监管相当落后。第三，从西方引进的国民经济统计制度，原本是为资本主义体制设计的，搬到国内必然严重低估非私有部门的经济贡献。如果改进中国目前的统计制度，估计人均GDP和居民财富的真实数字会大幅增加。这可以加强宏观调控的可靠性，以及增强大众对中国道路的自信，中国的经济才有健康发展的空间。

 

　　如果考虑内地发展的巨大空间，中国目前基本不存在民生产品的过剩产能问题，主要面对的是淘汰技术落后、高污染的设备问题。经济下行的根源，既不是需求侧的消费不足，也不是供给侧的产能过剩，而在区域布局的人口、资源、生态、体制的失衡。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难扭转，西方议会制政府反而是寸步难行。

 

　　3、中国的国际竞争定位类似于1900年的美国

 

　　如果不看人均GDP的指标，而看国际竞争格局。我以为中国目前的国际定位，不像1970年代的日本，而类似1900年代的美国。原因很简单，1900年美国工业生产世界第一，但是科学制高点在德国，海军和金融制高点都在英国。所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主导地位，而是后来在两次大战中寻机下注，改变力量平衡。

 

　　美国在二战后，才取得军事和金融的主导地位。美国的州立大学，都设在小城市，地价便宜，才能在二战之后，接受数以十万计的欧洲科学家和百万计的各国人才。历史上的科学中心，如英国剑桥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都建在乡间的小镇，学者才能避免商业和政治的干扰，专心研究。伦敦、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办商学院可以，办一流的理工科大学非常困难。只有麻省理工学院难得例外，因为波士顿主要是教育而非商业中心。美国到1970年代才真正超越苏联建立起在科学与教育的主导权，从而确保美国军事科技的主导权。但是，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金融危机进一步打击石油美元的地位，美国的金融霸权已经动摇。

 

　　中国目前和美国的差距，军事技术如航母、航空发动机至少落后30年；金融监管还处在美国大萧条以前的水平；科学研究的国际地位大约和法国1970年代的水平接近。如果中国能调整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布局，利用金融危机大量吸收西方培养的科技人才（我指的不只是海归中国人，还应像美国那样吸引全世界的科技人才），估计少则10年、多则20年可以全面完成科学、教育、金融和军事的赶超。中国的军事科技只要和美国接近，美日军事同盟阻碍中国统一的企图就成为泡影。

 

　　如果中国金融能避免目前模仿美国金融的老路，对内坚持资本账户管制，使国际投机资本无法入侵我国实体经济，同时扩大“一带一路”的金融战略，打造几支在国际金融上能打硬仗的队伍，发现和重用类似粟裕这样的金融将才，我估计10年时间，中国金融也可以掌握世界的话语权。为此，国资委有必要调整政绩指标，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改为次要目标，把占领相关行业制高点作为战略目标，为稳定民生的产业政策保驾护航。

 

　　美国早在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4万亿美元的2008年初，就已经承认中美两国已处于“恐怖平衡”的阶段，意味着中国的金融实力，相当于1970年代前苏联的核武器实力，足以毁灭美国，同时毁灭世界。换言之，中国如果在适当时机运用金融实力，可以不战而迫使美国放弃美台条约，以交换中国在其他地区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妥协，祖国统一大业将不难实现。

 

　　中国经济下行，目前唯一的隐忧是沿海大城市的房地产泡沫，不但有可能像日本、中国香港那样挤出制造业，造成大学生和年青人的就业危机，更大的祸害是动摇中国科技教育的基础。因为中国的重点大学集中于沿海大城市。高昂的地价不但动摇科技队伍的人心，也无力接收海外可能大批归来的人才。

 

　　举例言之，笔者任教20年的北京大学，1990年代分给教授三室一厅的住房，月租不到10元人民币，如今北大附近的商业住房，月租高达5000元，相当于大学毕业生的月薪，买房高达400万-500万元，相当于教授20-30年的工资。退休老教授当年的通勤时间为骑自行车不到半小时，如今中年教职工通勤时间为1-2小时，年青教职工生活压力更大。如此不合理的房价扭曲，导致北京、上海重点大学的行政管理重点是用各种方法办班创收，而非真正的科研攻关。而二三线城市新建扩建的大学，生态和居住条件良好，但是招不到优秀的教师和学生，也使当地的产业更新缺乏动力。目前降低利率、放松户口等措施，治标不治本。因为带动大城市房价高涨的源头是学区房，计算机技术用机器人取代人力，导致教育成本和就业压力大增，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的源头都是教育和医疗机会的差距。中国教育布局的不平等远大于美国，而和日本接近，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严重程度，也就和日本接近。不从根本上化解房地产泡沫，中国去库存的政策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加剧一线大城市的房地产投机，绑架年轻一代的就业、婚姻和家庭。为政者必须高瞻远瞩，不能急功近利。

 

　　依我的国际观察经验，中国经济目前下行的“危”，不难转化为改变科教布局的“机”。中国目前不缺资本，只缺人才，包括科技、金融和创业的人才。没有人才的资本是死的，能够驾驭资本的人才是活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把工作重心从“招商引资”转为“招才引智”，才能实现中国超越美国的发展模式。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的主要方式不是高薪和重奖，而是创造安定、健康、合作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环境。新常态要有新政，认真落实邓小平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以高教布局的改革为抓手，带动科研、工业、医疗、城乡布局的整体调整，从而化解房地产的存量，吸收基础工业的过剩产能，奠定下一个三十年高速优质增长的基础。

 

　　目前美国、欧洲深陷中东冲突和难民危机，日本经济气数已尽，安倍经济学失败之际，就是日本重新考虑从19世纪的脱亚入欧，改为脱西（方）入亚（中国主导的东亚）之时。美日在东海、南海兴风作浪，给中国发展独立科技、自主强军帮了大忙。中国只有在科学教育占领制高点，才有军事科技和工业技术的制高点。

 

　　建议中央把发展战略视为国家安全同样的高度，建立国家级跨部委的机构，统一协调科技-教育-经济-国防-外交的布局和棋局，制定25年的长期远景规划，协调五年计划之间的连接。

 

　　只要看清形势，把握机遇，中国在十年内不难掌握科技、军事和金融的制高点，有可能完成统一大业。如果能保持下一个三十年的高速健康增长，中国梦可在本世纪中叶实现。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来源：《经济导刊》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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