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战略抉择影响亚洲未来战和[“中国模式”郑永年]

      世界正进入地缘政治大变动时代，所带来的危机超乎人们的预期甚至想象。全球圣战主义的崛起、中东区域秩序的解体、欧洲难民危机、法国右派力量和美国特朗普主义的兴起、朝鲜半岛核危机、新兴经济体的巨大不确定性、金融震荡、大国争端等等变化，都是地缘政治危机的表象。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说，中国最直接挑战就是亚洲地缘政治的变迁。这变迁尽管有诸多要素，但更和中国自身的崛起有关。面对地缘政治新格局，中国的战略选择是什么？中国可以选择营造另一类“新型大国关系”，即和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关系。迄今为止，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是针对美国。但如果这对关系没有办法建成，而中国又不想和美国公开冲突，中国也可以选择通过和俄罗斯等大国发展关系来平衡美国。俄罗斯尽管国力不如从前，但就地缘政治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被忽视的力量。俄罗斯也在寻找其地缘政治影响力，重建其地缘政治秩序。这里，俄罗斯和印度、俄罗斯和越南等国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至为重要。如果俄罗斯和印度、越南等国发展出具有实质性的关系，就会创造一个非常复杂的利益网络链条，避免一个意在针对中国的美国印度联盟或者美国越南联盟。而像印度这样的文明大国，实际上也有这种需求。印度很难完全靠向美国，而是要在诸大国之间搞平衡，通过平衡来拓展其国际影响力。面对急剧变化的地缘政治形势，中国有诸多战略选择。中国的选择极其重要，基本上决定了亚洲未来的地缘政治局面，甚至是战争与和平。

      2、用预备战争决心迫使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资江河水”何滔]

      “自古知兵非好战”，我们预备战争方案，不是要发动战争，而是要以之为强有力的后盾去努力争取和平，特别是在涉及祖国统一的台湾问题上，由于所针对的是自己的同胞，怎么能够轻易动用最高暴力的战争手段呢？只有以利益为唯一目标的外在的帝国主义邪恶势力，才唯恐台海不乱不发动战争，然后好火中取栗。在他们眼里，鲜血和痛苦是别人的，唯有利益是自己的——自己需要的。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和平从来不是求来的，和平要靠自己的实力去追求去维护；邪恶势力从来不会施舍和平，邪恶势力向来以利益为第一目标，他们最善于制造痛苦和转嫁灾难。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必胜于台湾的绝对优势的战争能力，作为一种强制力，是我们对台湾实施以和平为目的的最后通牒博弈的经济政治策略的坚实基础/坚强后盾。如此强制力，对台湾而言，是迫使台湾方面回到“一个中国”的大前提上来的基础性保障，能够清楚地回答，来自台湾方面的“我就不这么干（和平回归），我要那么做（台独或台独倾向的言行），你拿我怎么着”的问题。如此军事实力，对美国而言，只要有最终不能让其打败的军事实力或者在最终被打败时制造两败俱伤的灾难性局面的实力，就能排除或最大程度地减少其作为外界因素的影响，防止其图谋不轨，限制其邪恶企图，杜绝其火中取栗；最终让台湾问题，作为我国内政，在相对简单的国际环境条件下，和平地解决。

      3、用金融家的思维方式给经济风险定价[“龙观天下”任凤龙]

      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是资源的最优配置，而金融家的思维方式是风险的最优配置。金融从本质而言是资金的融通，货币在预期的驱动下变成流动性，加之信用的手段就是杠杆，辅之以时间就是金融周期，而在金融周期中的资产价格涨落就是金融危机的变化轨迹，从这个传导机制对金融家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收益也不是安全，而是流动性。流动性对金融家是第一位的，安全或者或风控是第二位的，收益是第三位。什么是流动性：就是变现能力和管理通货的能力。对于金融家而言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有多少收益，而是有什么流动性可以用来在资本市场作战，其次是风险控制，假如战败止损点在不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最后才是可以有多少战利品。这就是金融家的思维方式。中国资本市场从去年6月股灾到8月汇改，外部是美元加息周期的启动，内部是结构升级的尴尬，我们从未对经济进行过风险定价。中国经济问题无非是三大资源错配：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错配，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的错配，政策时滞和经济运行的错配。看似复杂的股债汇房本质都是流动性问题，如果央行能把握好货币流通的节奏，问题也不难解决，但前提是要给经济风险定价。那么如何给经济风险定价？首先要用金融家的思维先评估社会系统所需流动性的量，做好准备，其实就是评估哪个领域的风险可以承担（比如股市和汇率），哪个领域的风险可以重新配置（比如债转股和不良资产证券化），哪个领域的风险需要控制（比如房地产）。最后就可以为了胜利流血作战了。

      4、我帮霍金解释“特朗普现象”[“天下胸怀”李海年]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是一个过度。只因老美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四年一度的美国驴象之争再次牵动世界神经。就连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宇宙学家之一霍金先生，也被惊扰到了。据媒体报道，在最新的一次采访中，霍金承认，他遇到了新的未解之谜。啥未解之谜？据英国独立电视台5月31日报道，斯蒂芬•霍金日前接受采访时承认，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受欢迎程度超越了他的理解范围。此前，在谈论起特朗普时，霍金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但这次在被问到“能否用您掌握的宇宙学和物理学知识对其作出科学解释”时，霍金也不得不说：“我做不到。”有必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成为最后赢家，他们都是美国政治、经济一团糟下的产物，也是狂热民粹下的产物！尤其是特朗普，他当选后有可能带领美国人民成功走出困境，但更多时候是跟小布什和奥巴马一样碌碌无为，因为他是凡人不是神。如此一来，选民们对特朗普热的快，冷的也快，最终仍然回归理性。此外，一个年龄70岁，一个年龄69岁，是阻碍特朗普和希拉里连任的最大障碍。因此，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当选总统，都将是一个过度政府。简而言之，只能干一届总统，连任无望。除非出现奇迹。还有必要提醒的是，从给人感觉拥有极端思想的特朗普身上，很容易看到希特勒当年的身影，对于这样一个对社会最底层的人极具吸引力的煽者动来说，不知道这样的人当选对美国对世界是祸是福？

      5、美国经济转型经验不适合中国[“中产阶级”新华声]

      最近关于转型问题，谈的多了点。很多转型的经济学家论述，实际上都是抄一抄美国经济转型的一些既定的说法。而且很多都是瞎子摸象，把其中一部分当做法宝。另外也几乎不考虑美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也不考虑美国自身的绝对优势。美国资本在转移产能的时候，并不会把关键技术转移出去，也不会把研发核心转移出去。因此，在大量的工业产能转移之后，留存在本土的部分技术含量较高，形成美国本土工业高端化的状态。很多问题，从美国的角度，会很不一样。比如腾笼换鸟，美国的好鸟都留在笼子里，毛色一般的自己飞出去另找笼子。不是换鸟，是鸟换笼子。比如第三产业的比例增高，不是因为第三产业更好，而是工业产能减少之后，工人找不到工厂工作，于是要么自己做小生意，要么去找非工业行业的工作，于是第三产业比例渐渐上升。比如工业技术高端化，不是因为要争取高端化，只是因为自然要把技术研发留在本土以防外流，为了保持竞争优势。这样自然本土的存留部分与转移出去的部分会保持尽可能大的落差。所以美国处于第一位工业大国，是因为把第二位第三位的部分转移走了。中国向第二位攀升，取决于中国资本的自身素质。而国家经济能否顺利转型，我看从美国的经历，我们是学不到什么有用的招。

      6、货币是否超发争议让陈雨露困惑[“新宏智库”张二寅]

      目前对货币是否超发存在极大争议，有人以M2超过100万亿来作为论据，并将M2/GDP远比美国高来论证，这就是明显的不懂货币金融，当然这不能全怨普通百姓，因为包括吴敬琏、贺铿等著名经济学也没搞懂这一问题。货币是否超发不是看M2，而是M1，因为M2-M1是存款，是提款权，是储户债权，是银行债务累积额，是货币存量而非流量，它是不能流通的，只有变成活期才可流通。5月30日，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指出了金融领域应引起关注的三大问题，同时也指明了下阶段的金融改革重点。陈雨露认为：“第一个问题是高速货币供给和高杠杆率与社会要求央行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之间的矛盾。截至2016年4月底，广义货币（M2）余额144.52万亿元，同比增长12.8%，人民币贷款余额99.12万亿元，同比增长14.4%。无论是货币供给，还是人民币贷款的增速，都高于名义GDP的增速。2008年以来，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迅速增长，截至2015年末已经达到160%左右的高水平。在较快的货币信贷增速和高杠杆率的背景下，社会各界还是不断发出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呼声。”这好比正在开车的司机，前面突然出现紧急情况，他脑子还在困惑：是踩左脚呢？还是右脚？真是可怜了车外的人群。

      7、菲律宾休想“鱼与熊掌兼得”[“东张西望”邱林]

      杜特尔特既要中国的“钱”，也要中国的“岛”。这种鱼和熊掌兼得的想法也只有菲律宾人想得出来。然而，这次中国可能要让杜特尔特失望了。他这种患得患失的行为准则，很难赢得中国的投资的。其实，菲律宾正面临错过一个计划中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盛宴”。中国政府正勾画在港口投资数以1000亿美元的前景，这些港口沿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线展开。这条贸易路线蜿蜒穿过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北非直至威尼斯，为途经地区带来贸易和就业岗位。但中国的“一带一路”显示其路径明显绕过菲律宾。难怪2014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时任菲律宾外长的德尔罗萨里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感到是孤单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将跳过菲律宾”。他感叹到，菲律宾被中国抛弃了，菲方不会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即便马尼拉是亚洲的大港口之一。对中国而言，菲律宾的国运不振无关紧要，与中国也没有关系。作为一个典型的失败小国，无论菲律宾对南海权益的主张有无道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它自身完全不具备与中国争夺此海域的实力。在此前提下，如果杜特尔特仍然走阿基诺三世对华政策的老路，他想让中国修铁路的想法就会落空。

      8、国产小汽车需要可持续发展[“化石学员”余永佳]

      汽车产业出现的巨大消费和生产断层，其主要祸源就是城市交通拥堵。汽车既能给人创造幸福和种种便利，又能给人带来忧愁和丝丝烦恼。这种怪象何日才能结束？关键是要看我们能否早日找寻到既能破解交通拥堵难题，又可实现方便市民购车拍牌、国产汽车产业腾飞以及城市经济稳增长的多赢方案。解决交通拥堵是极为宝贵的城市内需资源，也是城市发展潜力无限、市场前景广阔的经济增长点。要想禁除现代版的“叶公好龙”，首先是要顺历史潮流而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用“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等改革措施，削减“窄路密网”、“有轨电车”、“地铁”等交通治堵的无效产能及低效产能。具有根治交通拥堵顽症强大功能的畅行路网工程发展前景广阔，单位投入低、产出效益高，只要科学运作，就能展现出交通车畅人安、汽车供销两旺的新美景；其次是要激发电动汽车等制造业以及高科技等实体产业的创新活力，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避免孕育城市经济过分依赖汽车产业的怪胎，确保城市经济的稳增长。我们已经走过了短缺经济的艰难发展之路，任何人没有理由再去召回早已经被历史淘汰的计划经济运作模式。城市交通期待畅行，中国也真的是有能力率先破解城市交通拥堵难题。“窄路密网”在中国难以实施推行，外秀靓丽、内缺效益的有轨电车不可盲目启动，投资效益低下的地铁不应过热发展，小汽车不该长期蒙受“限购”之不公。国产小汽车、尤其是国产电动小汽车需要的是可持续的发展，城市经济也需要休养生息和稳定、有序的前行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