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光畔：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研究和启示

点击：  作者：萧光畔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5-12-14 18:19:24

 

 

       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几代共产党人的夙愿，也是9亿农民的福祉所在。早在1974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明确提出在2000年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期。改革开发30多年的发展，农村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有了一定改善。但就整个中国农村社会而言，经济社会发展还相当落后，无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难点都在农村。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曾指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业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最大困难是什么？就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衔接的问题。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分散经营、使用落后工具、利用落后技术、组织化程度低、比较效益低，排斥资本、技术、知识和人才等现代生产要素向农业生产领域转移，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成为现代农业发展最大的障碍。

 

一、20世纪世界农业的历史变迁

 

      农业是人类最古老、最传统的行业，从原始社会渔猎采集到奴隶社会刀耕火种，到封建社会的传统农业，农业发展经历了种种变迁。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农业生产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世界各国、各地区普遍存在着的是“低投入——低产出”的维生型小农经济。这既是古老的历史现象，也是普遍的国际现象。对这种维生型的小农经济，马克思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种小农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即人口的最大多数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多样化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的耕作条件”。“所以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是排斥社会劳动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的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的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的分离。人力发生巨大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讲，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

 

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工业迅速发展，并逐渐占领了城市各个工业部门，资本开始向农业生产领域渗透和扩张，从而使“农业合理化第一次有可能按社会化方式经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形式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恩格斯晚年曾谈到，“1680年，小农生产还是一种常见的生产方式，而大地产只是个别的，尽管不断增加的，但总还是个别的。今天，大规模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而且还成了唯一可行的农业生产方式。”

 

近100多年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农业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资本作为发动整个社会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作用十分显著，纯粹农业劳动者的人数越来越少，大批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促使农业生产技术、组织形式、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最终形成了现代大农业代替小农业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现代农业的发展，有这样几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显著下降。从1900年到2005年间，美国从事初级农业生产劳动力已由1200万人下降到不足200万人，所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由35%下降到0.7%；欧洲主要国家纯粹务农人口的比重也在2%左右，英国仅有农民45万人，法国为79万人，意大利为74万人，荷兰为12万人，奥地利为11万人，瑞典为7.5万人，丹麦为6.8万人。二是农业在GDP中的比率迅速下降。目前，美国农业产占GDP的比重仅为1%，加拿大为3%，丹麦为5%，法国为4%，荷兰为4%，奥地利为4%，英国为1.6%，丹麦为5%。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农村经济发展也毫不逊色，日本农户的户数由1963年的575万个，下降到2000年的31.2万个，农业从业者的比重也由76.65%下降到2.2%，农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仅3%。三是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根据中外农业科技专家研究的结果，人类在渔猎采集的原始农业阶段，每500公顷土地只能养活2人；进入原始农业阶段，每500公顷土地可以养活50人；进入传统农业阶段，每500公顷土地可以养活1000人；在资本技术集约经营的现代农业阶段，每500公顷土地可以养活5000人。20世纪80年代，荷兰大力发展以温室工程技术为代表的设施农业，选择将有限的土地资源用于发展高附加值的畜牧业和园艺业，摆脱自然条件的约束，使1公顷温室的生产力水平超过了100公顷大田作物种植的产出规模。目前,荷兰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农产品可以供养112个人。荷兰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84亩，属于世界上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由于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使农业综合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荷兰净出口总额超过美国而高居世界第一位，此外还拥有多项世界第一，比如农业劳动力人均创汇率最高，土地产出率世界第一，农业基础设施世界一流。荷兰农业劳动力只占世界的0.02%，耕地面积不到世界的0.04%，但其出口的农产品却占到了世界市场份额的9%，其中从事园艺收入超过40以上，农场以外的经济收入占到35%以上。四是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聚集。美国目前的城市化率达到65%，欧美国家的平均水平达到70%以上。在最近的100年，丹麦大约有1/3的农民放弃自己在当地已有的社会关系，移民到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需寻求新的发展机会；1/3的农民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从农作物种植转向畜牧业养殖。目前为数不多的农业人口全部纳入到全国农民联合会、家庭农场联合会和企业联合会共同构成的32个大型合作社中。这如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科学在农业上的运用，将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使人口集中到城镇。”“这样大规模的人口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口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世界农业现代化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相伴而生的，其实质和核心是“化”，就是农民比重大幅度下降、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历史演进过程。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考察英、法、德、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过程中，发现在工业革命早期，农村劳动力和农业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工业部门，势必伴随着小块土地所有者被剥夺，小农户被驱逐的暴力史和大批农民走向贫困破产状态的血泪史。但当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平均利润率的降低和由它调节的生产价格在城市商业和工业化范围内形成，促使资本流入农村，这样就造成了资本对工业劳动的新的需求，从而提高劳动者的报酬。那时，资本就可以说遍布全国，并在农业中找到用途，于是原来在很大程度上靠农村积累起来的城市资本又部分地回到了农村。”这就意味着资本的自由竞争、资本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同等水平的社会平均利润的形成，农业的资本化、企业化经营的条件已经成熟。资本在利润平均化的规律作用下，使农业利润和工业利润接近起来，使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的工资逐渐接近起来，最终使工商业同农业利润接近起来，最终使工商业同农业相互配合，携手并进而形成一种工业反哺农业形成的良性循环。

 

马克思又论述到，“在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各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的偏离会抵消。但它始终只是一种极其错综复杂的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不断波动中得出的，永远也不能确立的平均情况发生作用。”这就是说，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型和利润平均化的一般规律，是建立在“假定”农业像加工业中那样，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的相比是在减少,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是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因而从长期发展的趋势来看，“资本会普遍实现一个一般利润”，即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利润具有平均化的倾向。

 

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一般会低于工业资本的有机构成，而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如自然生命季节性强、农产品流通和国际贸易竞争、生产组织的特性、农产品消费的刚性约束）,制约其效率改进的速度，使农业成为先天性的弱质产业。追逐私人利润是资本所有者决定把资本投入农业或者是商业的唯一动机，而“工业的收益总是比农业多，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这样就使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寄生或多余的阶级。因此，进入近代社会之后，随着工业化在城市和工业部门的率先展开，出现了农业落后于工业、农村落后于城市的新趋势。这个历史现象就好比是工业（真正的资产阶级生产部门）比农业部门发展得快。著名的斯密猜想说，“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但比不上工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在工业生产率提高到10倍的地方，农业生产率或许提高到2倍。”斯密认为，农业劳动力的增进，总也赶不上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分工的制度。

 

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很明显，农民阶段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同是一个：资本。单个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农民；资产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时资本迄今为止用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是资本用来唆使农民反对无产阶级的一种借口。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的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消灭城乡差别。在资本主义经济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中间阶段，工农业的关系，要经历结合—分离—结合这样三个阶段，同样的城乡关系也要经历结合—分离、对立—融合或城乡一体化这样三个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农业合作制是较为理想的农民自由联合体的主要形式，而实行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最终消灭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19世纪伟大的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注意到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在缩小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方面的应当而且完全能够比资产阶级做得更好。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善于变通地为农民做很多事情。”“农业第一个条件，就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庄、省和中央政府的事情”。

 

恩格斯晚年也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农业工人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农业资本家的利益。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绝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的经济观点看起来好像是白花钱，然而这都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会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了9/10。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慷慨地对待农民。”

 

20世纪100年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证明，马克思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农业资本参与利润平均化的规律与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是并行不悖的。首先是在农业资本利润平均化的一般规律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农场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这不仅改变了农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结构和配置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还以农业为轴心派生出很多相关联的产业，形成了产前、产中和产后一体化经营的产业体系，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目前，美国农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只有0.7%，但食品和农牧业部门两项的增加值合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9%；纯农牧业生产领域的就业人数仅占全国的1%，但食品、服装、纺织部门就业人员的比重却占到15%，美国零售业40%的人员在从事食品销售。其次，尽管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质产业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很大改变。1950年代初，美国农场主的平均债务总额为2205美元，1983年猛增到9万美元，大约占农场资产总额的20.6%，有的农场负债高达几百万美元，每年支付的利息高达几十万美元，所以有人把美国农业称作债务农业。正如列宁在20世纪初指出的：“谁掌握着银行，谁就间接统治着所有农场。按照一个总的计划，把占全部生产总额一半以上的百万农场的生产组织起来，这在现在各种各样的联合及交通广泛发展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二战以后，美国建立了完整系统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包括固定农产品生产价格、补贴性市场价格、出口补贴、限制竞争性进口、加强对种植和市场销售的管制、优惠贷款、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投入等。正是强大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保证农民与城市居民具有同等的收入。1960年，美国家庭平均收入为4054美元，全美农民家庭平均收入为6237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114%。2005年美国农场的净收入为832亿美元，其中政府补贴高达227亿美元，补贴主要流向大中农场。

 

综合分析近百年世界农业发展史，一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农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份额越来越少，这是普遍规律。二是农业也在享受资本的平均利润，但要促进农业快速发展，必须建立强大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

 

      二、毛泽东对中国农业农村的伟大改造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民大国、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国策。“三农问题”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基本问题。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毛泽东对中国的农民问题，看得最深，看得最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尤其是在农业农村。

 

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此前，中国封建制度已经延续了近3000年。落后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中国农业生产力非常低下。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摧毁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后，农民平均分到一小块份地。农民以极大的热情经营着这一小块份地。1949—1953年，我国粮食生产大幅度增加，但到1953年间就徘徊不前了。这主要是因为，解放前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忽视，使土地质量非常之差；二是长达一百年连绵的战乱，摧毁了基本的农业基础设施；三是贫困农民缺乏先进的工具，许多贫下中农家庭连最基本的生产工具都没有。

 

1953年到1954年，水旱灾害侵袭了全国许多地方，一些个体农民无力对抗严重的自然灾害，开始靠借债生活，最后他们不得不卖掉刚刚获得的土地。事实上，土地改革后不久，农村就出现了雇工和买卖土地的情况。这就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于是下决心推进合作化运动。先是建立互助组、再是建立初级社。在初级社阶段，开始积累资金购买农户私有的生产工具。合作社买下了生产工具，便进入了高级社阶段。在高级社阶段，由于土地和工具是集体所有，合作社便不再依据每户出资比例来分配，而是依据每个成员贡献的劳动。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取代了乡政府成为中国乡村的行政单位。人民公社负责进行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商业贸易以及教育和其他文化活动，还有医疗卫生和民兵组织。1961年6月15日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地分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公社在经济上是各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生产和组织集体福利事业单位”。根据当时的生产状况看，公社建造并拥有大规模的灌溉、排水系统、道路、医院诊所、学校、工厂及其大型农业机械；生产大队建造并拥有工厂、大型农用机械、磨坊、动物家禽养殖场及其他设备，供生产大队全体成员使用；生产队作为最基本的核算单位，负责计划并组织生产，并依据每户所贡献的工作（以工分）计算，将产品分配给其他成员。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普遍推进的时候，国家便建立了统购统销的供销体系，掌管主要农产品的流通，包括粮食、棉花、油料以及其他许多产品。国家就这些产品订购的配额与价格，并要求公社进行生产，国家也以粮食的形式收取农业税。国家将买进的农产品（如粮食与油）进行加工以后，以补贴价格卖给城镇居民，并依据每个农户的人口数和年龄进行配给，这一体系也为国有工厂提供原料。统购统销体系透过国家采购来管理、平衡生产和消费。据统计资料，1978年前，全国有52781公社，68000个大队，以及4816000个生产队，每个公社平均13个大队，每个大队平均7个生产队，生产队的平均规模为20-30户农民。人民公社体制存在二十多年，保证了中国农业的持续增加，粮食生产从1952年的一亿八千一百万吨到1977年的二亿八千五百万吨。除了1959年—1961年，粮食生产以平均超过3%的幅度增加。这一个时期的增长率打破了中国过去的增长率，也打破了发展中国家的记录。除了保证国家的粮食供应外，还举世瞩目地建设了基础设施，保护和改造了大量耕地。

 

（一）耕地得到了普遍改良，兴建了大量水利工程。人民公社将农民有效的组织起来，集中财力物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建国之初的 1952年，中国耕地的灌溉面积为 1995.5万公顷，不足农地总面积20% ，经过人民公社20 余年的建设，到1978 年耕地的灌溉面积达到 4996.5万公顷，超过农地总面积的40% ，这40%的可灌溉农地是产出能力最高的高产田，是目前中国粮食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人民公社时期还修有1亿多亩比较高产的梯田，决定性地改造了黄淮海平原，开发东北平原。解放前我国只有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17座，小型水库1200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数），大中小水库1223（1222）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数），总库容估计200亿立方左右。1949—1976年，全国建成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82000多座，大中小水库84000多座，总库容4000亿立方。截止到1976年底，全国有水库大中小水库85000多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人民公社时期，涌现出了许多战天斗地的改造世界的典型。比如山西昔阳的大寨、河南林县的红旗渠。1975年,由美国经济学、农业科学、社会学与历史学学者组成的美国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访问中国，高度肯定了农业改良的成就：“在我们访问的每个地区，我们都见到大量的证据表明，可耕地由于开垦与改良工程而增加了。在山西省，我们看到受到严重侵蚀的山区，风夹带着黄沙，被开垦为良好的可耕地。昔阳县与著名的大寨大队透过建梯田、填平山沟与河床开垦土地，取得了令人钦佩的进展。在隔壁的惠县和新乡地区，黄河以北，我们经过了许多土地开发、灌溉和水利工程，这些有助于将多沙且泥泞的河床改造为具有生产力的农田。在河南北方的林县，我们见到了70公里长的红旗渠及其1500公里长的分流网络。漳河的水，从邻省山西引来，越过高低起伏的山区，灌溉了四十万公顷的肥沃良田。这个水渠是由两万工人耗时将近10年才完成的。”

 

但自1978年后，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出现了逆转。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使任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组织起来都非常困难，连维修都成问题，更谈不上兴修新的水利工程。1984年后，先前所有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都停止了。过去，公社与大队用其公积金进行土地改良工程，但是在乡政府和村委会取代了原来的公社和大队成为新的行政单位后，功能改变了。

 

人民公社期间努力保护与改良土地，但改革开始之后情况也发生了逆转。自1979年农业改革开始以来有大量农地流失，而且由于工业开发、观光业、住宅与商业建筑、沙漠化以及其它开发计划（比如建高速公路）还在继续流失。近年来许多农民也抛下了他们的土地，因为农业投入品价格持续上涨而农产品的价格却停滞或下跌，农民越来越难靠着耕种一小块土地来维生。再者，自然灾害（包括水灾与旱灾）与环境污染夺去了许多土地，使得农业生产的问题更加恶化。

 

改革以来没有关于土地流失的确切数据的报告。下面的数字是从不同的评估中汇整出来的近似值。1981到1985年，每年流失的可耕地面积约为500-700万亩，即33万5千至46万9千公顷。到了1987年，土地的流失增加到约800万亩，即53万千公顷。1990年代的土地流失情况没有报告可查，但其趋势肯定是上升的，因为200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近年来土地流失的面积平均约为每年1000万亩。1000万亩相当于67万公顷。著名“三农”学者陆学艺指出，从1980年以来的灌溉面积以每年800万亩到1000万亩的幅度增加。但1980年后再也没有修建新的灌溉工程，灌溉系统也因为缺乏维护而失去作用，灌溉面积持续缩减。他还进一步指出，流失的不仅是农业可耕地，连自然森林的损失也超过了1亿亩，畜牧的草地损失10亿亩，而且土地也日益荒漠化。

 

 （二）、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公社时期，粮食生产率连续增长3%，远过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9亿人民提供了粮食保障。另外一个重大的历史成绩就是，为社会主义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剩余资金，确保了工业化顺利推进。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来获得原始积累，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工农业“剪刀差”，从农业中提取剩余。不过当时中国的失误在于，从农业部门提取剩余资金的时间太长了。台湾东海大学金宝瑜教授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头三十年年里，在工农联盟的策略下，国家所推行的政策是逐渐减轻农业部门负担的政策。随着国家工业的发展，国家重新补充了现代农业的投入，在工业投资中，国家对农业工业的投入也进一步增加了。国家以越来越低的价格，卖给农村，推进科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三）、农民社会福利得到了普遍改善。1957年-1978年（除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外），农民的收入稳定地成长，乡村与都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逐渐缩小。据农业部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出，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劳动者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比都市工人收入增长速度还要快。工人与农民收入的比率，1957年是5.5:1，1975年是3.5:1，1979年是2.9:1。尽管人均的价值增值比率是工业部门增长快过农业部门，从4:1增长到8:1，但工人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还是缩小了。因此，在1957-1979年的22年中，乡村地区的收入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增值而上涨，但城市工人在工业部门的价值增值中所得到的份额则越来越小。此外，由于人民公社制度进行收入分配，如果将非货币收入一起包括进来，现金收入只占农民总收入的一小部分。因此现金收入只是显示农民福利的指针之一。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在分配收入时先扣除生产成本（不包括劳动成本），接着从总生产中取出要缴给国家的税赋（以粮食形式支付），然后再扣除给其队员的配给口粮与来年用的种籽，接下来则把剩下的农产品与其它产品卖给国家换取现金。所得的全部现金收入，一部分是存进公积金，另一部分则是作福利之用的公益金，剩余的则就每个成员所贡献的劳动，依其工分来分配，这一部份是农民的现金收入。农民妇女受益于工分制，因为她们所贡献的劳动第一次被明确地计算上去。由于她们的工分，她们能够给家庭带来收入，这提升了她们在家中的地位。即使妇女一天劳动所赚的工分少于男性，男性与女性工分的差距也逐渐地缩小。在社会主义时期，性别不平等的情形有了很大的改善。生产队的每个成员，即使是太年幼、太年老或因生病而无法工作的人，都有一份配给口粮。除了粮食之外，生产队也用公益金为其成员提供廉价的医疗与教育，五种保障的费用也都由公益金支付。国家也设置基金给付乡村地区的教育（教师薪水与学校建设），并且进行乡村地区教师与医疗人员的训练。从相关统计数据来看，在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总税收中农业税的比例逐步减少，而在国家总开支中农业方面的开支的比例则逐渐增加。

 

1、人民公社时期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让乡村居民都能得到医疗照顾。解放前，中国农民不仅缺乏足够的营养，也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健。1930年代，中国人的自然死亡率是27‰，全国婴儿的死亡率是156‰，而在农村则可能高达200‰，将近1/3的儿童在五岁之前夭折,农民预期寿命是35岁。这些可怕的数字并不奇怪，因为1949年每24000个乡村居民才有一张病床。那时完全谈不上什么预防保健。中国人的健康情况十分可悲，以至于被称为“东亚病夫”，当然也是东亚病妇、东亚病童。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发动了许多群众运动，透过教育与动员群众来消除传染病。到了1950年代后期，重大的疾病如疟疾、肠道寄生虫、血吸虫病、呼吸道疾病、梅毒、伤寒与肺结核等，不是被消灭就是受到控制。流动诊所也开始给幼儿和成人接种疫苗，并给农民提供预防疾病与计划生育的信息。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之后，合作医疗体系开始建立。文化大革命期间，合作医疗体系提供的医疗服务也有很大的扩展与改进，国家给予了更多的财政支持，城市来的医疗人员协助训练了乡村地区的医生与其它医疗工作者。合作医疗体系有许多层级。在生产队层级有赤脚医生，处理队员的小病，在发现较严重的问题时将其送至大队的诊所或是公社或县的医院。医疗体系极为重视预防保健。它延续了教育群众重视保健的早期传统。儿童接受定期检查，并在适当的年龄施打各种疫苗。妇女被教导节育的方法以及产前与产后照顾的重要性。在条件较好的一些公社里，妇女也接受定期的健康检查。公社成员加入合作医疗体系要缴交一笔费用。一个五口之家一年要缴交人民币约7.5元。生产队会从公益金中为每个成员支付0.1到1元给公社的医疗基金。大队的诊所收取人民币0.05到0.1元的挂号费以及小额的医药费。重病（需要开刀或其它复杂的医疗者）到公社或县的医院就医，病人自付约10元即一半的医疗成本，另一半由公社以医疗基金支付。绝大多数农村人口都能负担起这样的费用。解放后随着医疗体系的进展，乡村地区医院的数量1949-1957年间增加了近四倍，1957-1965年间又增加超过四倍，1965-1978年间又再增加四倍，使得一张医院病床所分配的乡村人口数从1949年的24201人降低到1978年的693人，降低了35倍。

 

2、新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改进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并没有确切的识字率数据，不过估计大约为20%-40%，而且绝大多数识字人口住在城市。1949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识字运动。1958年，有8600万儿童进入了小学，占该学龄儿童的67%，而上中学的则为17%。到了1976乡村地区95%的学龄儿童都上了小学。1980年公布的资料将此比例稍微下修，但仍显示全国93%的学龄儿童即1亿5千万人进了92.4万所小学，而且乡村地区有90%的儿童都上了小学。乡村地区小学入学率扩张的动力是，每个公社平均都建立了15所小学。全国有半数中学学龄儿童即6千万人上了中学，在乡村地区入学率稍低于50%。

 

改善乡村地区的医疗与教育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1970年代末，尽管中国仍然是个贫穷的国家，但医疗与教育指标已接近发达国家而远远超过开发中国家。死亡率从1930年代的27‰减少到1979年的6‰，同时期的婴儿死亡率从156‰减少到5-6‰，预期寿命增加到1979年的64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增加了一倍，1978年学龄儿童入学率在是93%。

 

3、农村的收入增长比城市快，1950-1970年代末乡村居民生活的其它方面（尤其是医疗与教育）的改善，意味着农业部门在经过发展初期之后，其剩余已经不再被持续抽取。不仅农业税占国家总税收的比例下降，国家对农业的开支在总开支中的比例也增加了。再者，在此时期中农业部门享有较优惠的交易条件，意味着人民公社有能力从工业部门购买更多的农业投入品，并且由于有较高的收入与较有利的交易条件，乡村居民也有能力购买更多的消费品。这显示农业部门的负担逐渐减轻，公社开始有可能将更多剩余投资于农业生产以及乡村的工业化。它也显示乡村人口可以逐渐提升其生活水平。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时期，这一切成果都是通过工农联盟的发展战略完成的。

 

 4、促进了农业科技进步。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科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公社与中央政府设立了4万个农业技术推广站和改良站，遍及农村地区。通过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建立，构建了完整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地改良作物品种，靠的就是这些位于不同气候区域的技术推广与改良站之间的合作。袁隆平杂交稻异常快速地由育种进入大规模生产，显示中国在将作物培育成果加以推广的速度上有能力比其它国家快上好几年。在热带以外的大多数培育计划从开始杂交到大规模生产需要八到十年的时间，因为传统育种通常需要经过六到七代的杂交与选择过程，才能使杂交种籽的特性稳定下来，然后在试种中进行评估，最后才是大量繁殖、宣传与说服农民采用。透过“四级研究网”（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建立，中国已逐步发展出一个体系，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同步稳定、选择适应当地条件的种籽、鉴定以及大量繁殖。

 

（四）、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乡村工业化，是农业生产现代化的一部分。人民公社时期，创办了大量的社办企业。这些企业当时被称为五小工业，即 小钢铁、小煤窑、小机械、小水电、小化肥 。这些企业，虽然存在成本高、技术水平低等问题，但对解决中国农业化肥、农机等问题，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问题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这些企业，只有在集体经济存在的情况下，集中集体的力量才能组建起来。这些社办企业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乡镇企业的前身，为我国改革开放、农村致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乡村工业从五小工业开始，并逐渐发展到食品加工和其他农产品加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乡村工业化，克服了对外国技术的依赖，缩小了城乡差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艾克斯坦说：“工业交通以及其他部门的快速推广扩张基本上解决了城市失业，而乡村的基本建设的则吸引了乡村地区就业不足的人口。”艾克斯坦认为，大跃进是第一个有系统、有意思、全力以赴地利用劳动来创造资本的运动。尽管大跃进失败了，但实际作为一种发展战略，非常适合劳动力充裕而资源稀缺的中国。

 

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 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0 ％，农业产值占 64 ％；而到 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喊口号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 80 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教授在《中国治理六十年》一文中所说的：“人民公社所取得的成就，无论作出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在高度肯定人民公社取得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但也要看到人民公社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几大问题：一是为支援城市工业的发展，建立了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体制，从农业中提取大量剩余资金。这是推动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途径，也是历史的必然。但由于提取剩余资金时间过长，影响了农民群众的生活改善，久而久之，必然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发挥。二是由于科技进步不够，生产力水平不够，在农业生产的重要而繁重环节还必须依靠的体力劳动来完成。这就导致了“生产大呼隆”、“出工不出力”现象严重存在。三是分配中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现象，也严重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四是中国小农的落后性，农民的落后性和几千年封建传统，也严重影响了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

 

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基础和深化农村改革的前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发时期。改革开放是从中国农村开始的。1978年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成为农村改革的急先锋。小岗村的分田到户，相对于农村集体化是一种历史倒退，但这种“倒退”适应了当时中国普通和落后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历史倒退”。

 

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当时普通和落后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20世纪70年代，我国普通农村和落后农村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摆脱手工劳动的局面，人力、畜力是最主要的动力类型。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下，农业生产的重要环节要靠繁重的体力劳动来完成，对统一大规模、集体化的生产没有必然要求。这样的劳动方式监督成本非常大，甚至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致使“出工不出力”成为普遍现象，劳动质量也普遍不高。

 

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合农业生产的特点。农业生产是经济生产和自然生产的统一。在时间上，农业生产依赖作物的自身生长过程，周期长，季节性强，受自然因素影响大，变化不规则，很难准确评估单位时间劳动对农业生产的作用。从空间上来看，农业生产场地广阔，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可以集约到车间进行统一、标准化的生产，主要是分散劳动。因此，农业生产对大规模集体化劳动的外在条件要求很高。

 

三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具有一些先天优势。家庭以婚姻、血缘关系为纽带，成员之间利益高度一致，将劳动监督费用和激励成本降到最低，避免了“劳动搭车”的现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使农民获得了支配生产资料、劳动时间的自由，节约了管理费用，一度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使此前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饱受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劳动大呼隆、出工不出力、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方面。导致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的制度缺陷外，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民公社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当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与下列因素密不可分： 1、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修建的大量的农业基础设施。目前，我国80％的农田水利设施是20 世纪70年代以前完成的。1952年中国耕地的灌溉面积仅为1995.5万公顷，不足耕地面积的20％，到1978年前后中国耕地的灌溉面积达4996.5万公顷，超过耕地面积的40％。这40％的耕地是产出能力最强的高产田，也是目前中国粮食最主要的来源。除此而外，20多年的集体化运动，还造了1亿亩比较高产的梯田、彻底改造了黄淮海平原、开发了东北平原，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稳产丰收，成功解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提供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2、20世纪70－80年代的种子革命。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科技进步，各种农作物，比如水稻、小麦、棉花、油料作物等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大幅度提高了农作物的单位产量。最典型的是杂交水稻的推广，1973年10月，水稻专家袁隆平研制出杂交水稻，到1990年全国推广杂交水稻2.4亿亩，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总产量达61.6％。3、化肥农药的作用。1970年，全国各地陆续新建了一大批化肥厂。1972年，我国开始从国外引进化肥生产成套设备。中美《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国家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投资建设了一系列大型的化肥厂，这些工厂基本上在1979年前后全部竣工投产。1978年我国化肥产量比1977年增长了66%。1979年，我国化肥产量达1065.4万吨，比1962年增加了12.4倍。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粮食丰收作用巨大。还有农药的使用，作用不可忽视。

 

经过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农业现代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用不到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上一般采用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率、农业土地和劳动生产率、农业资源利用率、农产品商品率、农业集约化程度等指标体系，综合衡量一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水平相比，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现状还有较大差距。

 

1、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率来看。2006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1.9%，美国只有1.3%，日本为1.7%，韩国为3.2%，巴西为5.1%，印度为17.5%，全世界平均只有3.4%。另一方面，美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不足全国经济活动人口的3%，日本不到6%，韩国也只有不足5%，印度为39%，但中国却高达46%以上。

 

2、从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看。2005年中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的耕地面积为0.3公顷（约为4.5亩），印度为0.6公顷，韩国0.9公顷，日本2.1公顷，以色列5公顷。美国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的耕地面积为63.7公顷，是中国的200多倍。另一方面，从农业土地生产率来看，以主要粮食作物为例，除小麦外，中国的水稻、玉米、大豆等单位面积产量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按播种面积计算，2006年中国的水稻亩均产量为418公斤，只达到美国的81%，低于日本、韩国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这些发达国家并没有推广杂交水稻技术；2006年中国的米玉亩产为358公斤，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国达到了624公斤，是中国的1.7倍，以色列更高达1015公斤，是中国的2.8倍；2006年中国的大豆亩产为114公斤，美国是202公斤，发达国家平均为194公斤。

 

3、从农业资源利用率看。2005年中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化肥施用量为341吨，墨西哥只有69吨，印度129吨，巴西137吨，日本270吨，美国110吨，澳大利亚仅44.8吨。在水资源利用方面，2006年中国平均每亩农用地消耗水量37.17吨，澳大利亚为12.13吨，以色列16.73吨，法国19.55吨，日本26.94吨，美国27.92吨，印度31.08吨，韩国35.34吨。

 

4、从农产品商品率来看。2006年发达国家农产品商品率平均水平达到85%以上，美国、日本、法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农产品商品率都超过了90%以上。巴西达到80%以上，但中国只有不到60%，比印度、越南等国还要低。

 

5、从农业集约化经营程度来看。2005年中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拖拉机使用量为7.1台，印度为15.9台，以色列为72.5台，韩国为128.5台，日本为461台，美国为27台（主要为大型联合拖拉机）。众所周知，日本的农业自然条件并不比我国优越，由于土地分散，日本农业中大量使用小型拖拉机。日本的大型拖拉机拥有量只相当于法国的70％、英国的80％，而小型拖拉机却相当于法国的35倍、英国的80倍。日本每千公顷耕地收割机使用量为237台，但中国只有2.6台，日本是中国的91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来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但在实际操作中，绝大数地方只分不统，简单地恢复和发展小农经济。事实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很快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达到极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三农”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今天，“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举国上下高度关注的社会危机。

 

四、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及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重要论争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确定正确发展的道路，必须准确认识中国国情。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均土地资源、水资源非常匮乏，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笔者认为，准确理解中国国情有这样几点需要把握。

 

（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吃饭问题始终是农业发展的头等大事，必须把维护粮食安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最突出的战略位置。中国13亿人口，每年起码要消费5100公斤粮食，而全世界每年粮食贸易总量只有2400公斤左右。中国每年进口1%的粮食，就占全年世界粮食贸易总量的2%。中国只要稍微多进口一些粮食，就会引起世界粮价攀升。如果中国粮食安全出现严重问题，世界就会产生严重政治、经济危机，就会引起国际局势动荡。中国必须立足国内解决粮食问题，不可能把粮食安全问题寄托于外国。13亿人口，这是中国最大最基本的国情，决定了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必须牢牢抓住农业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不得稍有放松，必须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

 

（二）、中国是世界上人均能源、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之一，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将是长期的战略任务。我国仅占世界可耕地的7%，要为世界22%的人口生产粮食与其它农产品，人均耕地面积仅稍高于1亩（即0.0827公顷），约为世界平均水平1/3。而且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推进，耕地每年以1400万亩的速度在锐减。坚持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节约用地制度，确保18亿亩耕地，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逾越的红线。我国水资源也严重匮乏，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加拿大的1/48。

 

 （三）、农村劳动力数量基数巨大，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空间非常有限，必须坚持走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紧密结合的农业发展道路。2007年我国城市化率为44.94%，农村人口7.28亿，农村就业人数3.14亿，约占全国就业人口的41%。如果象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将农村就业人口降到全国就业人口的5%,需要从农村转移2.7亿劳动力到城镇就业。据统计，全世界所有的制造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是2.7亿个。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已经占据了世界1.5亿制造业岗位，成为“世界工厂”。这说明，即便世界所有国家都不发展制造业，就中国一个国家发展，中国还有1.5亿农民工无法在城镇就业。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教授据此认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世界尚无成功经验可供借鉴，必须深刻反思西方发展模式，为人类走出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四）、我国农业环境非常复杂、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必须坚持走农业技术先进性、适用性紧密结合的发展道路。从全国的情况看，各地农业自然条件相差甚大，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8%，土地荒漠化非常严重；农田基本建设投入短缺，土地细碎化情况严重，缺乏国土整治，农用机械适用程度非常低，农业抗灾抗旱能力不强。据估计，我国目前至少有40%的土地不能使用机械化操作。另外，由于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尚没有达到初中毕业水平，掌握农业科学技术能力较弱，导致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难度较大。

 

（五）、我国农民科技素质低下，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在中国，从普遍的情况来看，当农民是最末等的职业选择，文化素质技能素质绝对低于其他行业。世界发达国家大都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重视农民科技素质培养及农业技术推广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许多国家的专职农技推广人员实行任职资格制度。农技推广人员在取得资格时，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农业技术教育在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专门设置有“农艺技术博士”学位。日本农业专门技术员和改良普及员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录用，专门技术员需要有10年以上的改良普及员工作经验，同时改良普及员和专门技术员均需从4年以上大学本科毕业生中录用。在丹麦任何没有受过农业基础教育和务农实践,及没有获得“绿色证书”的人都没有资格当农民。丹麦农民通常需要5年的学习时间才可获得“绿色证书”。由于农民对新技术的吸收,应用能力强,丹麦通常一项新的技术推广到实际农业应用的周期不到1年，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收效显。而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尚未达到初中毕业水平，现有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基本上处于“网破人分”状况，农业职业技术教育萎缩，加之文化较高的青壮年农民大量向城镇转移，农村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掌握农业科学技术的能力较弱，导致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与科研成果转化难度较大。

 

（六）、城乡差距很大而且逐年扩大的趋势尚未逆转，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缓解城乡矛盾、缩小城乡差别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持走建设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道路。城乡二元结构非常明显，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是典型的二元结构。现代工业与大量落后的农业并存；经济发达地区与广大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并存。1978年我国城乡差距为2.57：1，2007年扩大到3.33：1。这仅仅只是比较收入。如果算上城镇居民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实惠，城乡差别更大。建设现代农业，是提高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七）、由于中国未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低下，商品经济发展不足，封建思想和小农经济容易死灰复燃。文化和生产关系的严重滞后，必将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中国发展现代农业，不仅是伟大的实践课题，更是伟大的理论课题。人类已有的成功模式，皆不足为中国所法。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辽阔而复杂的区域。关于现代农业的发展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研究和探索。著名学者黄宗智认为，中国农业今天正处于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所赋予的契机之中。持续上升的大规模非农就业、持续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以及持续转型的食物消费和农业结构，将会导致长时期以来务农人数的第一次显著下降，而这样的下降正好与农业向相对高价值和高劳动需求产品转型同步，结果将是农业劳动人员人均劳动以及收入的提高。黄宗智多年来一直强调中国农业在人口压力下的“过密化”和“内卷化”困境；面对三大变迁交汇，黄宗智呼吁要明确认识当前的历史性契机，适当抓住当前的机遇，在今后10到25年中完全可以改善长期以来的农业劳动力过剩和低收入的问题，使农业本身能够为务农人员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和小康的生活水平，并因此稳定农村，缓解“三农”问题。

 

黄宗智主要观点是：1、中国未来10到25年经济持续发展，会带来食品消费结构从以粮为主到粮、肉—鱼、菜—果兼重的转型，农民响应这种转型，就会带来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2、农业转型和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将扩大农业的就业容量，农业中的半隐性失业将减少；3、未来数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伴生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转移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如果将农村土地流转到继续务农的农民手中，则农业中的半隐性失业将进一步减少，农村劳动力可能在一个时点达到充分就业状态；4、以小规模农场为主体的中国农业，可能在未来10年至25年，达到充分的农业就业，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5、为了适应农业的转型和达到农业的充分就业，国家应该制定鼓励土地流转的政策，以建立劳动密集基础的小规模农场。用黄宗智的话说：“在今后10到25年中完全可以彻底解决长期以来的农业劳动力剩余和低收入的问题，使农业本身能够为务农人员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和小康的生活水平，并因此稳定农村，缓解甚或解决三农问题。

 

黄宗智又在《中国新时代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专业合作组织》一文中说：中国农业的未来不在于大规模机械化的农场，而在于资本—劳动双密集化的小规模的畜—禽—鱼饲养和菜果种植家庭小农场。中国的食品消费正从原来的8：1：1型（即八成粮食：一成肉食：一成蔬菜）向4：3：3型（即四成粮食：三成肉食：三成蔬菜）转化，它促进了农业结构的相应转型。小规模家庭农场其实比大农场更适合中国的新时代农业，包括绿色农业，因为它需要的是频繁的、多种小量的手工劳动，不允许简单的规模经济效益，更多依赖的是范围经济效益。同时，它也更适合于中国高人口压力的实际。

 

黄宗智的观点遭到了贺雪峰教授的反对。贺雪峰认为，黄宗智讲的市场化的小规模家庭农场农业出路，从纯农业方面也许不无道理，但从中国“三农”问题作为全局性问题的角度来考虑，则是远远不够的。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都不会是农业问题，而是农民和农村问题。农民的农业就业越充分，农业投资越多，农业的供给能力越强，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就越差，农产品的价格就越是会下滑，农民的处境就越是不好。质言之，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庞大的难以及时从农村转移进入城市生活（而非仅仅是过客）的农民，经济收入难有快速增长的空间，社会文化地位却在快速边缘化，消费主义和市场化所导致的支出压力也在快速增加，从而使农民缺少增加福利的空间。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在20年前就已经解决了，中国农民当前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可能处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中国农民的相对收入降低了，主体性地位没有了，人生意义的生产被打碎了，而且生活的风险极大地增加了。因此，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应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而非发展高效率的农业。

 

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弗罗伊登博格认为，中国应该走出的一条后现代农业之路。他认为，虽然现代农业暂时解决了养活65亿人的问题。但是，现代农业没有解决土壤侵蚀、土壤盐化以及农村贫困问题。更有甚者，现代农业虽然支撑着现代城市和经济，它却依赖矿物能源（煤、气和油），因此其基础摇摇欲坠。“中国别无选择，唯有发展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完全依赖矿物燃料，随后又要释放二氧化碳。它需要太多的人离开农村的家园，迁居到本就人满为患、遭到污染的大城市。现代农业是靠过去100年 的发展创造发展起来的，它不可能以它现在的形式再持续100年了，更不消说1000年。必须发明一种后现代农业。”在《中国应走后现代农业之路》一文中，他得出来的结论是：“我们展望了一种后现代农业，它将使土地复壮，同时让持续地从事它的人们得到尊严和舒适。我们展望了一种农业，它是一种高度发达经济的一部分。这种经济通过低能耗的技术，将城里人和乡下人联系起来。显著的例子就是，利用最近通讯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互联网），给大众提供教育的机会；这间接地将大学图书馆开放给地球上的每一个居民。对中国来说，挑战在于，要从自己过去和当前的那些高度污染能源和侵蚀土地的非持续性做法中吸取教训。挑战还在于，应创造一种后现代的“务农文化”，其中有数百万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农民参加。而不应该是由少数人依靠矿物燃料、肥力枯竭的土地和大量的资金来经营一种“务农商业”。要发展一种后现代的“务农文化”，关键在于创造在社会方面公正、在生态方面健康的种种成套的方法，它们将把农场和城市、城市和农村人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一个后现代社会是否可能，这取决于一种后现代农业。”

 

五、中国农业现代化农业道路究竟是什么？

 

中国，世界人口最多、生产条件千差万别、水资源耕地资源严重匮乏，而且光热水土组合极为不平衡，农业发展怎么样才能走出一条成功道路？

 

钱学森对中国农业道路进行过深刻思考，提出了第六次产业革命论断，明确为“是以生物技术为核心所引发的大农业革命”，主要以“太阳光为能源，利用生物(包括植物、动物以及菌物)和水与大气，通过农、林、草、畜、禽、菌、渔、工、贸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革命。”它的“主战场不是在比较富裕的大城市，而在比较贫困的田野、山林、草原、海疆和沙漠”。第六次产业革命“就是要建立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是把所有的科学技术都用在生产上，靠高度的科学技术的生产。”钱学森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时，一开始就意识到其特点是综合性、系统性、复杂性。因此，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的重点是生态农业、海产业、林产业、草产业、沙产业。

 

在钱学森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的论断发表后，钱学森的同事、学生、秘书以及很多后来者都对第六次产业革命发表了很多文章和著作，不断阐述和完善钱学森的论断，论证了生物技术是钱学森提出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并围绕生态平衡、生命科学、遗传基因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把生物技术革命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

 

从以上研究发现，中国要走出一条农业发展成功道路，就必须超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模式，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中国才能走出社会主义成功道路。所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坚持毛泽东的体制。毛泽东是研究中国“三农”问题最深的人，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认识，开创了革命成功的道路，也是对中国社会改造最彻底的人。苏拉密在《制度性干旱》一书中，对毛泽东做出了高度的不同于常论的评价，“毛泽东作为华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最后的巨人，他伸出硕长的手臂穿越漫长的时空与和大禹、神农相握，五千年历史凝为一瞬；作为中国工业文明的一位巨人，他转过身来，把另一只手伸向未来，的等待有出息的子孙。”重归毛泽东体制，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要走出一条农业发展成果道路，就必须重新组织起来。但是从中国不具备向美国那样发展机械化农场的条件，只能走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紧密结合的道路。黄宗智一直在论证中国农业道路，他明确提出“中国农业的未来不在于大规模机械化的农场，而是在于资本-劳动双密集化的小规模畜-禽-鱼饲养和菜-果种植家庭农场。”他又指出“但小农场仍然需要从生产到加工到销售的纵向一体化，虽然并不附带耕作上的横向一体化。”他试图论述了中国农业发展的组织模式。“在耕种的层面，最佳规模是小家庭农场；他不需要小农场的“横向一体化”，把它们变为大规模农场来做到规模经济效益。但在加工的层面上，有许多食品加工（以及纺纱、缫丝等）程序可以用上工场/工厂式的组织和一般意义的规模经济效益。”“小农场仍然需要从生产到加工到销售的纵向一体化，虽然并不附带耕作上的横向一体化。”黄宗智提出了“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的概念。所谓横向一体化，就是在农业生产环节的规模化、组织化；所谓“纵向一体化”，就是在加工、销售环节的合作化。组织化。黄宗智对中国政府积极支持“龙头企业”模式，表示明确的质疑。黄宗智对中国农业有深刻的思考，但是开出的药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在生产环节，中国没有美国那样搞大规模农场的条件，但必须搞适度规模经营；在加工和销售环节，必须要推进深度集体化，建立合作组织或发展龙头企业。按照黄宗智的思路，发展中国农业必须解决“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的问题。贺雪峰教授认为，中国“三农”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农业问题，而是农民生活的意义问题。这都是非常有见地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发展集体经济。其实毛泽东构建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是农村最佳管理体制。公社建造并拥有大规模的灌溉、排水系统、道路、医院诊所、学校、工厂及其大型农业机械。生产大队建造并拥有工厂、大型农用机械、磨坊、动物家禽养殖场及其他设备，供生产大队全体成员使用。生产队，作为最基本的核算单位，负责计划并组织生产。此外，还建立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系统。这样体制，很好地解决了的“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的问题。解决中国农业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回归毛泽东的路线和管理体制，并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创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为农民生活提供有意义的载体。1978年后，人民公社被强制解体，但还有一些村庄依然秉承毛泽东建设新农村的理念，在并不宽松的环境中坚持走集体化道路，比如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北京韩村河等，展现出无穷的生机与活力，也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为重新回归毛泽东体制提供了鲜活的经验。

 

二是坚持大寨精神。陈永贵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这样伟大的农民只有毛泽东时代才能培养出来。陈永贵是山西昔阳县大寨村支部书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上世纪60—70年代家喻户晓的口号。这个典型，无意中为成功走出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开辟了成功道路。大寨村是昔阳县偏僻落后的小村庄，全村八沟九梁一面坡，穷山恶水，农业生产条件非常恶劣。1945年解放以后，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二十多年坚持改山改水，科学安排山水田林路，通过搬山造田，把村里的土坡建设成层层梯田，通过深耕，增加腐殖质，建造大寨“海绵田”，建设高标准农田。二十多年的建设，使大寨由穷山恶水的小山村，成为田野肥沃、植被良好、瓜果飘香的生态文明新村。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彻底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彻底抛弃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化道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南街村、华西村和韩村河，都是既不具有资源优势，也不具备特别的区位优势的普通村庄。为什么能成为举世闻名的共富村、文明村？就是在于坚持了集体化的道路，并运用集体的力量，发展工业，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的转型。但如果中国所有的村庄都组织起来成为集体化村庄后，是不是所有村庄都可以通过发展工业而致富？很明显这不可能。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广阔的市场，来销售来自中国的工业品。有相当一部分的村庄，还得发展农业。但集体化可以集中精干的劳动力，充分挖掘精壮劳动力的作用，像大寨那样改山改水，科学安排山水田林路，整理每一寸山河。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国家，就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宜居的国家。今天的中国，毛泽东时代修建的大量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几近报废。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土地质量下降。无序、错误的工业发展路线，使中国“有河皆干、有水皆污”，成为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人力资源是中国最丰富最可宝贵的资源，这也是毛泽东时代留下最好的遗产。中国正值人口高峰期，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开发利用。而是在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整个社会严重腐败，沉迷于声色犬马，沉迷于黄赌毒，沉迷于过度过乱的性生活。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社会，还给后代遗留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应该彻底抛弃“小岗模式”，科学回归“大寨道路”，组织起来，科学整理每一寸山河，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成为人类最适宜居住的国家。

 

三是坚持荷兰生产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荷兰的经验是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荷兰发展农业的条件并不优越，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人均耕地约1.9亩，是典型人多地少的国家。国土面积非常狭窄的荷兰，现在是世界三大农业强国之一，仅次于美、法。荷兰的农业发展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突破自然环境的限制。荷兰全国玻璃温室面积超过1.1亿平方米，占世界温室面积的1/4，是世界温室面积最大的。二是充分发挥合作社的作用，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信用合作社、供应合作社、农产品加工合作社、销售合作社、服务合作社，应有尽有。合作社具有完备的立法，每个合作社都有自己的章程，独立自主性很强，不受政府干预。三是根据国情扬长避短、科学选择农业产业结构。荷兰政府根据土地资源少、光照时间不足，但地势平坦、雨量充沛的国情出发，避开需要大量光照、价格低廉的谷物生产，充分利用地势平坦、牧草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畜牧业、奶业和园艺业，走高投入、高产出的路子。荷兰被称为“欧洲花园”、“花卉王国”，蔬菜出口居世界第一，鲜花出口国际市场的60%；荷兰畜牧业也非常发达，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60%，乳品、猪肉的出口居世界之首。四是非常重视农民培训，注重提高农民的素质。

 

荷兰人口密度大、资源非常匮乏，发展农业的条件并不优越，但通过发展设施农业成为世界农业强国。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中国人均耕地资源、水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土水光热资源匹配非常不合理。通过发展设施农业，科学聚集光热水土，是中国发展现代农业重要途径。甘肃河西走廊，水资源严重匮乏，但土地、光热资源非常丰富，当地积极发展设施农业，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中国的大西北、西藏地区有大量的耕地资源。通过发展设施农业，把这些土地充分开发利用起来，必定会给中国农业带来光明的前景。

 

四是坚持工农联盟战略。一切生产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生活。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只有工业农业的紧密结合，才能满足人的各种生活需要，才能形成超稳定、超和谐的社会结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就发现，小农经济和手工业兼业的结合，是中国古代农村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发动了土地改革，建立了人民公社，对农村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历史性的改造。人民公社体制、集体化道路、城乡二元体制，一是彻底改造了小农经济的模式，二是国家通过人民公社组织的力量，为国家工业发展提取了大量的剩余资金；三是使农民有序地转入城市，从而实现了整个国家的有序工业化；四是在县域创建了小型现代工业，推动了县域经济的繁荣发展。从农业、农村提取工业和城市发展必须的资金，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由于坚持工农联盟，通过人民公社体制，中国乡村工业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县城到乡村普遍建立了适合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小型现代工业。并且在工业发展到相当程度的20实世纪70年代，城市工业以相当便宜的价格，给农村出售农业机械等工业品，从而迅速推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1978年以后，在前三十年建设的基础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繁荣发展。这种“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得到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高度赞扬。乡镇企业延续了传统乡村经济的模式和结构，是新时代的“男耕女织”，是新时代的工农结合，走的是城乡和谐发展而不是城乡分裂的道路。今天的中国要想走出一条成功的道路，必须坚持工业联盟的战略。作为人口大国，普遍实现西方式的工业化、城市化，需要有三四亿人从农村走向城市，三四亿万人口相当于整个西欧的人口，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管理这么多城市人口的经验，世界也没有足够的市场来销售几亿工人生产的商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维护人类和谐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维护地球安全的需要。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三百年，资本主义生产消耗了近70%的化石能源，使人类陷入严重的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社会主义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而拯救人类、拯救地球的必然。坚持工农联盟战略，一要合理布局工业，要使工农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发展县域工业，让农民在生活半径中转变为工人，离土不离乡，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工业化；二要研发灵巧耐用的农业机械，加大国家补贴的力度，以便宜的价格卖给农民，在关键环节、重要环节实现机械化，使农用从繁重的农业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农业劳动成为亲近自然、轻体力的劳动；三建立强大的完整农业扶持政策体系，以工补农。在人类的明天，工农不是分开的，亦工亦农、工农结合才是正途。

 

五是坚持生态循环经济。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就是充分利用生态学原理。而不是单一技术，提高农业系统，创建“低投入、高产出”的农业，摆脱农药、化肥、转基因等使地力越来越差、农民收入和生产积极性越来越低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真正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人均水土光热占有水平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非常明显，大力发展循环农业，既能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又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生态循环农业，古已有之，珠江稻田养鱼的三角洲就是典型案例。浙江奉化滕头村，是有名的共富村，也是国家著名的生态文明村，在生态农业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成效显著。六十多年来，浙江滕头村经过这样几个发展阶段：一是上世纪60年代整治土地、改造山河。滕头村地势低洼、河流不畅，全村136个沙丘夹在高低不平的农田中，给耕种和水利灌溉带来了相当不便，旱涝灾害不断，粮食产量很低，是有名的贫困村。1965年，滕头村提出“要致富、先改土”，全村大规模改土治水、填河槽池塘、开引水渠道、修筑机耕路，将全村原来1200多块高低不平、杂乱无章的“靠天田”改造成为200余块整齐划一、沟渠纵横、排灌便利的旱涝保收田，使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得到彻底改观。二是科学施肥，建立“以田养田”的循环系统。为了保证耕地质量进入良性循环，专门成立村级土壤改良攻关小组，探索科学施肥方式，研究土地改良方法。经过一番研究，课题组提出了“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以土定肥、以肥补缺、平稳推进”的科学施肥方法。村上坚持大面积种植绿肥、推行稻草还田、大量开挖使用河泥、使用牲畜粪便等农家肥，不断补充土壤有机质含量，始终使耕地质量得到有效保护。三是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建立立体化种养循环系统。在实践中，滕头村形成了7种种养模式：一是农作物轮作：麦—稻—稻、油菜—稻—稻；二是粮肥轮作：绿肥—稻—稻；三是果粮间作：麦（其他经济作物）—橘树；四是立体种养：河堤种果树、水面植薐、水中养鱼；五是鱼塘立体养殖：鲢鱼（上层）—草鱼（中层）—鲫鱼（下层）；六是室内立体圈养：上养鸡、下养猪；七是山地立体开发，即山顶封山育林、山腰养竹产笋、山脚栽桃种橘。从上面七种模式看，滕头村通过发展立体种养业，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循环系统，实现资源的全利用、高度循环。2010年，滕头村成为“全球生态500佳”，成为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唯一入选“乡村案例”。对生态循环农业，有学者开始进行深入探索。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蒋高明在山东平邑创办了弘毅生态农场，核心思路是充分利用生态学原理，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添加剂、转基因等技术，从秸秆、“害”虫、“杂”草的综合开发利用入手，增加生物多样性，种养结合，实现元素循环和能量流动，生产纯正有机食品，创建“低投入、高产出”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农民就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据统计，这种生态循环农业模式产出量是常规模式的3.8倍。在化肥使用量减半的情况下，生态循环农业每亩比常规模式多养活1人。中国每年小麦、玉米播种面积为2700万公顷。如果全部发展生态农业，就可以多养活3亿人。

农业是重要的基础产业，要为13亿人提供健康安全的食品，要为6-7亿人提供优美的生活环境和就业渠道。如果把农业仅仅看成一个产业，仅仅以市场的观点去指导发展，是短视而错误的。农业不仅是伟大的产业，更是伟大的事业。在未来，要更多地用计划的方法去指导农业生产。当今世界最好的农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农业。如果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走集体化道路，用计划指导生产，同时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优秀成果，就一定能开创全新而具有普适意义的发展模式，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农业。

 

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农业之路？我的回答就是毛泽东体制+大寨精神+工农联盟战略+荷兰模式+生态循环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