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重大任务。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一方面体现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变化的过程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是中国智库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9月12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国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国研智库论坛2015年会”在北京举行。在以“大战略、新格局与中国智库的历史责任”为主题的平行论坛上,来自国家各部委、地方政府、高校以及民间智库的代表围绕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中国智库所须承担的历史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和研讨。
智库的体制机制需要改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我们要实现“中国梦”,第一个梦是小梦,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梦是大梦,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些都离不开智库建设。
他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有五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智库在决策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仍然不高。二是智库的中立性不够,公正性欠缺。智库要有独立思考、独立发表意见、独立出主意的能力,不能吃谁的饭就帮谁说话。三是智库的基础设施和研发手段不现代、不先进,存在“一间办公室、几张桌子、几个人”的情况。四是体制僵化,分级别。科研单位行政化,不是看谁的观点科学、正确,而是谁的官大谁正确;学术上更是讲究论资排辈;科研经费的使用也是行政化的,参照公务员、机关管理。五是高端智库的开放度不够。科研机构要做到对世界开放、对兄弟科研单位开放。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表示,中国的智库要想真正担负起历史责任,必须解决智库本身的体制问题,让智库充满活力。他提出,首先要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而激励机制从何而来,关键就是体制问题。
在刘尚希看来,广义而言,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智库,因为人人都可以发声,都可以建言献策,但我们所讲的是狭义的智库,也就是专业性智库。专业性智库就是一个组织,是组织就涉及体制问题。他说,我国的智库有机关性质的,实行公务员体制;有事业单位性质的,其中包括“参公”管理的,也有公益一类和公益二类;还有民间智库。企业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而企业是经济组织,智库不是以牟利为目标,应该是非营利组织或社会组织。对于社会组织如何改革,目前方向还不很清晰。仅对现有纳入高端智库试点的智库机构给予特殊政策是不够的,应该从总体上进行考虑。
刘尚希认为,有两组关系需要处理好:一是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涉及一个更大的命题,就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企业是经济组织,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改革经济组织,即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市场化改革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把经济组织打造成市场主体,让企业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智库是非经济组织,对于非经济组织,既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改革也需要有明确的方向。要把这些社会组织,或者说非经济组织,打造成有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的社会主体。
二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与企业的关系上,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政府如何处理好与社会之间、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看还没有搞清楚。在事业单位改革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针对智库给予特殊的政策,短期内存在效益,但长期效益难以持续。
每个国家的体制不同,智库在体制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认为,中国体制的特点是在解决大问题上效率非常高,弱点则是在解决千千万万的小问题上效果不尽如人意。解决大问题靠胆略,靠政治决策;解决小问题,则靠智慧,靠智库。他进一步谈到,中国有一种不好的文化心理,认为大问题重要,小问题不重要,这是不对的。特别是对于经济来讲,无数个小问题可能比大问题更重要,因为市场就是千千万万个经济主体每天作出决定,然后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解决各种问题很困难,而且严重缺乏想象力。而智库就是要发挥想象力,去解决中国体制机制的活力问题。
金碚表示,当前中国确实需要智库,智库要针对中国最现实的诸多“小问题”去发挥想象力,真正找到改革的出路、操作的方式。这样才能发挥智库最大的作用。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房汉廷从智库的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阐述了看法。他表示,从内部来看,办成一个真正的智库,必须解决智库的定位问题、核心队伍建设问题、造血机制问题,还要发扬实事求是的担当文化。从外部来看,真正的智库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容错性和批判性。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认为,中国的智库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向国际智库学习,借鉴经验。她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提高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力。智库是思想产品的集散地,在美国,智库也称为智库经纪人或者智库销售者。美国政策、战略的制定过程,都可以看到智库的身影和痕迹。美国的智库也非常具有多元性,最关键的是它们能够左右国家的政策,而中国的智库对国家政策的制定还只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第二,中国智库的多元化、独立性还有待提高。到目前为止,国内被称为研究机构的有20多万家,但是其中真正称得上智库的,可能还不到0.2%。智库要代表国家利益、公众利益,所以要有一定的独立性。第三,中国的智库在提供高质量的智库产品方面还有待提高,国际影响力稍显不足。这其中有智库本身的体制机制问题。中国的官方智库非常多,绝大多数是体制内智库,投资机制也不够健全。另外,中国的智库沟通能力不足,而真正好的智库,传播与研究同样重要。
未来各类智库的发展路径
“要想成为真正的智库,就应该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发挥一定的价值和作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表示。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智库要能为国家和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和研究成果。为政府服务时,智库能够在政府作出决策之前,提出一些前瞻性的建议;为企业咨询时,智库能够在企业作出决策之前,提出企业未来需要面临的问题。在决策过程中出现问题,要敢于表达;对于决策实施后出现的问题,能够作出公正的评价,为下一次的决策提供经验教训。第二,高端智库必须有相对的独立和公正,不能人云亦云,不说大话、废话,不跟着别人说套话,要说自己要说的、想说的、该说的话。第三,高端智库应该为社会发展传播正能量。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转换期,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并存,矛盾风险处于积累期。这个时期,不应该去煽动,要少抱怨、少指责、少刮风、少添乱,多出主意、多提建议,服务政府,引导社会。第四,高端智库除了向国家贡献智慧外,更要注重人才的培养。中国目前缺少完善的市场制度和创新人才。
从地方智库发展的角度,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寅权和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沈和在论坛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李寅权坦言,目前,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对地方智库的定位与发展还不是很清晰。他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对东北产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因为“一带一路”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由沿海向沿边地区的转化,给东北这样的沿边省份带来了机遇。但东北经济面临着很大的困境,财政收入锐减,吉林省的产业结构亟待调整,产业优化升级迫在眉睫。在大战略、新格局的背景下,作为地方政府研究机构,确实有一种历史责任感。
李寅权进而总结了在新型智库建设上,地方智库的发展存在很多困惑。第一,缺乏顶层设计。地方智库的发展需要上级,特别是中央层面关于智库发展的顶层设计,特别期盼国研中心高端智库试点方案早日出台。第二,智库建设不应有统一的模式,而应是每个智库根据自身特点去研究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地方智库或者说体制内智库的发展,必须推动改革和创新。智库最重要的是高端人才,尤其是体制内智库的进人用人政策需要改革。在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上也需要改革。
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沈和认为,作为省政府研究室,在新型智库建设上,应该做好优化职能、提升能力和完善机制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优化职能。从单一的职能向多元化的职能转变,强调在领导重要文稿优先的前提下,做到文稿起草、调查研究、决策咨询和绩效评估四位一体,要成为省政府重要文稿的主创,政策研究的主谋,总结反思的主导和绩效评估的主体。
第二,提升能力。从单一的能力向综合的能力转变。在继续注重提高文稿起草能力的同时,推动调查研究能力、文稿撰写能力、思想创新能力、决策咨询能力和政策评估能力的全面提升,成为省政府核心智库的多面手,适应多方面的智力需求。
第三,完善机制。从无序向有序转变,努力形成系统性、创新性和制度性的保障。包括:完善组织协调机制,优化服务职能,增强智库的影响力;完善科研管理机制,创新重大决策课题选题机制,建立智库专项评奖机制,调动智库建设和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完善第三方的评估机制,落实好中央的评估标准,探索重大课题研究评估的方法;完善人才管理机制,以政府的制度为平台,营造良好的环境,强化服务职能,充实研究力量,建立高层次的人才队伍;完善资源整合机制,打造专家网络平台,发挥万脑的研究优势,加强成果转化,提供多层面的智力支持;完善政策解读与成果推广机制;完善政策保障机制,加强经费和技术保障,推广现代的研究方法,提高综合研发和战略研发能力。
作为高校智库的代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介绍了人大重阳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一些探索。她总结了五个方面:一是创新的体制机制。二是基金化的财务运作。人大重阳成立了教育基金,以保证智库研究的独立性。三是国际化的人才队伍。目前人大重阳的外籍高级研究员占到40%,全职的员工约有80%以上是海归。四是研究课题务实。人大重阳主要的课题研究集中于G20、“一带一路”、绿色金融等方面。五是顺畅的流程管理。人大重阳成立两年多,形成了比较顺畅的思想工程生产流程,包括思想原材料的收集、组件等。此外,人大重阳与传统智库的不同还在于,不仅注重思想的研发,而且注重思想的传播,甚至思想的售后服务等。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从民间智库的角度发表了看法。相较于智库的“独立”,袁岳更看重智库的“竞争”,认为独立不一定代表优化,有竞争才能有优化。他提出,中国的智库发展要强调共存,要追求数据的多元化,今天智库的一个很重要作用就是能够产生和发掘多元数据。大数据本身是多元数据的概念,如果能把很多小数据库的数据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大数据。同时,平行论证、多元论证也很重要。评价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有两个或三个平行论证,就能看得出差别和问题,可以避免系统偏差。不能说政府智库一定优于民间智库,或者民间智库一定优于政府智库,多元才有竞争,才能导致优化。这是提升不同体制的智库研究水平的关键。他还表示,对于智库来说,不能光讲顶层设计,更要实践和行动。智库的本质是指向行动的,中层设计是它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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