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与严重少子化叠加的人口新常态。这样的新常态要求生育政策必须随之调整才能够适应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双独二孩、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全面二孩政策正在酝酿落实。但由于对中国低生育率现状的判断不一致等原因，这项涉及亿万民众福祉的公共政策进展缓慢。

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的实践看，民众整体的生育意愿确实比较低。那么，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到底有多少低?民众为什么不愿意多生孩子了?中国是否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这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哪些影响?第一财经客户端采访了人口学者、高级统计师姚美雄，听他用统计数字来解析真相。

中国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第一财经客户端：最近关于中国是不是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有不同的声音。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有的认为还没有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姚美雄：判断中国有没有掉入低生育率陷阱，首先要明确到底总和生育率低到什么水平算是掉入陷阱。从历史和国际的经历看，总和生育率1.5水平是一个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滑到1.5以下，就进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很难回升。除了瑞典和法国外，目前还没有别的国家在跌破1.5之后重新回到1.5水平，更没有一个国家回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编者注：即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相等，总人口既不增加也不减少)。

1989年日本生育率创1.57新低时，震动了日本政府和国民,被称为“1.57”危机。日本政府立即采取多项措施鼓励生育,但至今，日本生育率连到1.45水平都未出现。

中国由于实施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4，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至今已有20多年。近10多来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在1.4至1.5间，远低于2.1更替水平，大大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水平1.7还低。

当前，我国上世纪80年代出生及独生子女育龄妇女进入生育高峰期，但是2014年出生人口仅增加47万人 ,几乎没什么反弹,10年前国家有关部门预判的出生高增长量并未出现。并且单独政策实施一年多来，婴儿潮也未出现，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共有145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仅占符合政策人群的13%。单独二孩政策“遇冷”，说明百姓生育意愿真的已十分低下，表明我国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第一财经客户端：在中国大家都知道，这么低的生育率跟政策限制有关系，现在政府正在酝酿放开全面二孩，会不会政策放开之后生育率就有提升，就能爬出低生育率陷阱呢?

姚美雄：政策限制确实是中国低生育率现状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独生子女政策长期实施是导致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制度基础。按照城市1孩、农村1孩半的制度设计，政策总和生育指标是1.46，本身就低于1.5。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旦放开生育限制，生育率就有明显提升。因为除了政策限制之外，社会转型也对生育起较大制约影响。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率下降是个必然趋势。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东亚发达经济体看尤为显著，这些国家或地区生育率目前处于超低或危险水平，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我国是至今全球唯一尚未进入发达经济体就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我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主要是由于受现代化快速推进和长时间实行一胎化为主生育政策双重叠加影响。在这种双重影响下，人们的生育观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再加上现在养育孩子的成本很高，即使放开政策限制，也不会对已经定型的生育观产生太大影响。

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我们看到很多符合政策的夫妻放弃生育二孩，这就进一步验证，中国确实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低生育率陷阱的五大负面影响

第一财经客户端：低生育率陷阱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有哪些负面影响呢?

姚美雄：低生育率导致未富先少 、未富先老和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的人口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日益尖锐，已经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也深刻影响当前及今后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削弱经济发展动力,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具体来说，有下面五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就是减少劳动力供给。2012年至2014年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3年下降，表明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已经产生并出现拐点，劳动力短缺已拉开序幕。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人、下降幅度达32%、总量只有2.21亿人。这个幅度是惊人的。

二是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青年是社会创新的主力军，青年劳动人口急剧减少，将减少创新人才总量,严重弱化社会创新能力;同时，劳动力老化也将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

第三个影响是降低消费能力，影响内需，因为青年人口的消费力比较旺盛，是内需的主力军。

第四个是社会养老巨大压力2020年后，养老危机将爆发，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尤其是2030年后，两个劳动力将要供养一个老年人。

第五是影响社会稳定。由于性别失衡，男性数量高出女性数千万。2020年之后，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娶妻难成为社会和家庭的一个重要难题，易与其他社会矛盾相交织而引发社会动荡。

此外，现行生育政策还导致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生育权益不平等，与全面依法治国理念相背;独生子女家庭面临“失独”风险，给国防安全带来隐患等。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当前我国发展水平离现代化目标距离还甚远，然而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只有16.5% ，大大低于世界的27%平均水平。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口优势正逐渐丧失，并将成为今后发展的最大战略软肋，实现中国梦将面临着巨大挑战。

当前是修复人口结构的最后窗口期

第一财经客户端：面对这种低生育态势，您认为生育政策应该如何调整?大家都很关心的全面二孩政策，说是在加快推进，但现在还没有看到实质性动作。

姚美雄：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关键的历史节点，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已步入最后“窗口期”。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和工作思路应立即由数量控制转向改善优化结构，当前应抓住老百姓尚有一定生育意愿及还有较多妇女处于育龄期这一时机,立即启动全面放开二孩。现在应该担心的是补偿性生育量太小问题，而不是生育堆积。

如果错过了当前全面放开二孩最后窗口期，即使以后鼓励生育，提高了生育率水平，由于育龄妇女急剧减少，也将于事无补，难以摆脱低生育率陷阱。

全面放开“二孩”是一道坎，已经无法回避,越迟调整、生育机会丧失越多，人口结构扭曲越严重。目前全面二孩进展缓慢，表明相关部门对当前人口形势尚存在一定程度误判，对当前我国人口形势异常严峻的态势认识不到位，对全面放开二孩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

当前推进全面放开二孩不是早了，而是已经严重滞后了。根据统计数据预测，全面放开二孩后，除了头几年有所反弹外，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也难以由现在的1.4至1.5升到1.8以上，2020年人口总量也难以突破14.5亿人，人口峰值也难以突破15.3亿人。

全面放开二孩是一个重大战略调整，统一认识、走相关程序都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我建议立即开通绿色人口政策通道，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落地之前，允许35岁以上的高龄育龄妇女(主要是70后)先怀孕，抢救生育机会。

根据调查，70后女性的生育意愿整体比80后、90后要高，补偿性生育主力军也将是70年代出生的妇女，但是她们中最小的也都已超过35周岁，都属于高龄育龄妇女，随着时间推移，其怀孕概率一再下降、生育风险一再提升。现在每年都有好几百万育龄妇女丧失生育能力。没有必要再让更多女性遭受生育意愿无法满足、存在失独风险的痛苦。

当然为高龄育龄妇女开辟绿色生育通道只是一个应急的措施，更根本的还是要正视中国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这个事实，迅速全面放开二孩，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扭曲的人口结构，至少可以推迟人口峰值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人口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