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去世之后，后人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家产确实只有他在遗表中申报的两笔——一是成都郊区有八百株桑树，二是贫瘠之田十五顷，据测算这仅相当于当时中等人家的财产。但他却感到子孙后代靠这些家产不仅能维持基本生活，肯定还有些富余。人们不禁会问堂堂蜀汉丞相他的家产何止这么点，实际上却恰恰如此。

       他出将入相，执掌朝政数十年，统帅六军南征北战大半生，除随身衣物和日常伙食由国家供给之外，再没有任何开支，也没有做其它营生谋半点私利。作为相父——蜀汉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有足够的地位、权力和能力，给自己置办丰厚的家业，自己享用终生，再留给子孙继承。然而，他却用清白的一生、微薄的家产兑现了他“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的站庄严承诺。诸葛亮给子孙留下微薄家产的同时，还有一篇“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诫子书》。

古往今来，像诸葛亮这样给子孙留薄产，甚至不留遗产——这种看似不合人情常理者，却是大有人在。

大汉开国丞相萧何家居之处尽量选在偏僻贫瘠之地，并且连院墙门房都不修。萧相国终生不治家业，别人大惑不解地问他，他则推心置腹地回答：“如果我的子孙有德有才，学会继承我的俭朴家风；如果无德无才，我也能给他们留家业，那样肯定会被劣绅所夺”。

汉宣帝时，太傅疏广退休回到老家，把自己带回的大笔养老金和贵重器具与乡亲共享花消，有好心人就劝他应该用这笔钱给子孙置办家业。他说：“我怎么会老糊涂，竟然不知道为子孙着想啊！看到子孙们都有自己的田地和房屋，只要他们辛勤劳动就能丰衣足食，完全能过上平常人的生活。我现在给他们置办家业就是给他们添累赘，只会让他们变得好吃懒做。子孙有本事，我再给他们大笔财富，就消磨他们的志气；子孙没有本事，我再给他们大笔财富就是帮着他们犯错误。何况暴富会引发众人不满，我既然不能教育子孙修德向善，也不想让他们因暴富而招来众怒。再说了，这笔钱是皇帝给我养老的，因此我晚年就和乡亲们共享把它全部花消了，难道不好吗！”

东汉宰相杨震清正廉洁，终生不治产业。他的老朋友就好心劝杨震说，明公您贵为三公，怎么不给子孙后代治办家业。杨震断然回绝道：“我想让千秋万代称我杨震的子孙都是为官清正廉洁的好榜样，我把这样的好家风传给他们难道还不够丰厚吗？”

唐玄宗开元年间，工部尚书张嘉贞也是终生不治家产。有人劝他买房置地，他却说：“我贵为将相，何须担心吃不饱、穿不暖！若是我犯了罪，虽有良田美宅，但终归一无所有，那些朝廷官员费尽心机侵占的那么多肥田沃土，自己过世后就全部变成不肖子弟腐化堕落的本钱，我才不学他们干那样的傻事呢！”

诸葛亮的后代虽然没有从祖先那里得到丰厚的家产，却继承了他丰富的精神财富。因此，父亲诸葛亮成为鞠躬尽瘁的千古名相；儿子诸葛瞻后来也成了为国捐躯的千秋忠烈。他们虽然没有成为物质财富的继承者而富甲天下，却成为忠魄烈士精神的薪火相传人而流芳百世。

为官一世，富贵百年。在封建时代以世袭为最大特征的社会形态中，为官者在临死之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毕生享用、积攒的荣华富贵再传给子孙后代，以求福禄绵延，恩泽后世。当时，这本是合情合理的事，而明智的祖先们却并没有那么做，他们或是用更高尚的操守，或是用更高明的处世哲学，把自己精神财富留传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种名传千古的祖训家风，留下一种淡泊宁静的优良传统，留一种安贫乐道的处世哲学。这才是他们留给子孙们弥足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