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晏智杰教授闭眼不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危机，闭眼不看帝国主义通过发动对海湾国家的战争掠夺这些国家的资源，闭眼不看美国通过以武力相威胁或通过挑起国际和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战争的办法向这些国家推销武器弹药等物品，闭眼不看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地位和国际货币的发行权剪世界劳动人民的“羊毛”，闭眼不看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的理论发展，而津津乐道地以所谓的资本主义“巨大发展和成就”，以所谓的“生产力标准”来替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辩护，这确实是一个基本世界观、基本方法论和根本的阶级立场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晏智杰教授早年也曾坚持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写过一部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论文和著作。但是自2000年以来，晏智杰教授的理论研究工作明显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上，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得出结论：“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时间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他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1]也就是说，马克思以1830年前后英法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为界，将资产阶级经济学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具体说来，1830年以前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以英国和法国为主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1830年以后，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的变化，资产阶级经济学由科学的经济学转变为庸俗经济学。上世纪90年代之初，晏智杰教授还是坚持上述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晏智杰教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彻底放弃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晏智杰教授由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转变为替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翻案“专家”、“学者”。

（一）晏智杰否认资产阶级经济学经历了从古典经济学到庸俗经济学的转化是非历史的

首先，晏智杰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来经济的巨大发展和成就”来推断西方经济学的进步性质。晏智杰教授说，如果马克思的划分是正确的，“就是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一直处于不断庸俗化、进一步解体和总危机之中，那么，该如何解释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来经济的巨大发展和成就（尽管走着一条曲折的路）呢？除非断定这种发展同流行的这种或那种经济学说无关，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历来强调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功能到哪里去了呢？”[2]晏智杰教授在这里力图要证明：资产阶级经济的所谓“巨大发展和成就”，等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巨大发展和成就。这里我们要提醒晏智杰教授注意：第一，资本主义经济的所谓巨大发展和成就，是资产阶级政府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武装干预的等各种办法对内加强对本国工人阶级的剥削，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等各种手段综合作用所取得的，而不单纯是靠所谓的经济学的科学性而取得的。对于晏智杰教授所津津乐道的这种经济的“巨大发展和成就”，以工人阶级为其阶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显然是不屑一顾的。第二，近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所惯用的经济政策伎俩是，“一方面，对外输出经济自由主义，指责和制裁发展中国家经济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对内实行国家保护主义”。晏智杰教授作为外国经济学说史研究的专家，似乎对此事是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必须提醒晏智杰教授的是，政治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政治经济学运用也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明明知道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是一劳永逸地有利于一个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己不实施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他们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实施这种政策，这就是他们的阶级利益所在，也是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的生动体现。因此，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和为资产阶级攫取经济发展的“巨大发展和成就”是并行不悖的。

其次，晏智杰教授关于庸俗经济学的下限时期的理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批判西尼尔“节欲论”时，马克思谈到“城市无产阶级在里昂敲起了警钟，而农村无产阶级在英国又燃起了熊熊烈火。海峡此岸在传播欧文主义，海峡彼岸在传播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响了。”[3]晏智杰教授把“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敲响了”的时间，看作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下限。由此晏智杰教授批评坚持1830年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仍然是庸俗经济学的观点。他认为，1830年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的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晏智杰教授兴奋地写道：“大家知道马克思说古典派丧钟敲响了，是指它要寿终正寝并被庸俗经济学所取代；同样他说庸俗经济学丧钟已经敲响了，也是指庸俗经济学已经完结，要被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取代，他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这一点。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决没有后人所说的庸俗经济学进一步解体、庸俗化和总危机”[4]在这里，“马克思说古典派丧钟敲响了，是指它要寿终正寝并被庸俗经济学所取代”，晏智杰的这个理解是正确的。不过我们在这里还要补充的是，“被庸俗经济学所取代”是就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和演变而言的。但是，马克思绝没有说经济思想发展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能被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取代。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5]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丧钟敲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范围内是庸俗经济学泛滥，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围来看，就是无产阶级经济学的产生。至于晏智杰认为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丧钟已经敲响了，也是指庸俗经济学已经完结，要被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取代”[6]。我们认为，晏智杰对“庸俗经济学已完结”，显然是做了形而上学的理解。“已完结”，绝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不会以花样翻新的形式进行所谓的“理论创新”。“已完结”只是意味着各种所谓的“理论创新”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价值。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决没有后人所说的庸俗经济学进一步解体、庸俗化和总危机”，是晏智杰教授将其个人偏见强加给了马克思！晏智杰教授指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坚持1830年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仍然是庸俗经济学。他批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没有理解马克思著作的原意。究竟谁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我们认为，这种正确观点，不是真的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而是不符合由晏智杰教授强加给马克思的晏智杰教授的个人偏见！

（二）晏智杰教授为庸俗经济学科学性辩护的具体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晏智杰教授在从总体上对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划分进行否定以后，又分别从科学性、方法论、社会作用等各个方面为传统庸俗经济学翻案：第一，“传统观念中的庸俗经济学果真同科学无缘吗？”[7]在这一标题下，晏智杰针对马克思当年严厉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包括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等人以及德国早期的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逐一的予以翻案。他认为从一个较全面的观点来看，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贡献是主要的，个别理论错误是次要的，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看法存在片面和不妥。问题在于，我们说一个经济学家是一个庸俗经济学家，或者说一种经济学说是一种庸俗经济学说，我们都是就总体评价而言的。庸俗经济学与科学无缘，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对德国经济学家和德国经济学的论述，已经把这个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另外，像晏智杰这样，把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和经济学的三分法奉为是科学；不问时间、地点和社会历史条件将经济自由主义作为萨伊对经济学的贡献。所有这些，要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欣然接受，的确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放弃它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第二，“传统观念中的庸俗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一无是处吗？”[8]在这里，晏智杰教授首先轻描淡写地承认庸俗经济学以现象掩盖和代替本质，以一般代替特殊等等一些庸俗经济学的特点。然后晏智杰就把矛头指向了传统观念。他认为：“以往的看法总是过头：否认描述现象的科学价值，否认经验归纳的必要性，否认经济生活中存在‘一般的’规律性。由此出发，必然低估甚至完全抹杀所谓‘庸俗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历史贡献，同时又必然不恰当地抬高抽象演绎法的意义，满足于高度抽象的据说是揭示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理论，将本来异常丰富、生动的‘一般’与‘特殊’、‘本质’与‘现象’辩证统一的思想发展过程，简单化为生硬干瘪的教条集成。”[9]晏智杰教授是在以批判传统经济学为借口来批判马克思。我们这里只需指出，晏智杰所批判的这些所谓的方法论上的缺陷，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都是不存在的！第三，“就传统观念中的庸俗经济学的社会作用来说，问题更明显了。”晏智杰的意思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经济学代表和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不应该叫庸俗经济学。晏智杰在这里杜撰了一个所谓“生产力标准”。他说，“问题在于，他们的学说和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否代表和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一旦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任何一位不存偏见的研究者就不难发现，以往的所谓古典和庸俗的划分就完全站不住了。因为这种划分所依据的标准不是在与他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而是看他是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10]晏智杰教授在这里把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与代表和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两者对立起来了。在晏智杰看来，马克思在评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说时，是以其是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本质为标准的。而晏智杰教授所提出的新标准则是，评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说时，可不必问津其是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本质，只看它是否代表和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在这里，晏智杰教授遇到了一个如何对待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经济学的适用性的关系的问题。马克思在评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说时，是以其是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本质为标准，这充分体现了经济学科学性的要求。一种经济学作为科学，它必须是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的正确认识和反映。否则这种经济学就不能成其为科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因此，对这种经济制度进行研究的经济学的科学性，就在于是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了这种经济制度的本质。因此，经济思想史研究，涉及到对一种经济学说进行评价时，提出以这种经济学说是否客观地反映了这种经济制度的本质作为标准，这是很自然的。这和数学史研究中涉及数学家的数学思想评价时，只要以其是否正确地反映了自然界物质变换中的数量关系作为评价标准是一致的。在这里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首先是科学性。一种学说只有具有了科学性，才能谈到它的适用性。如果一种学说的科学性被证伪了，那么也就不会有人再去以其具有适用性而加以弘扬。晏智杰教授将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经济学的适用性对立起来，拿出所谓的经济学说评价的“生产力标准”是不能成立的。另外，按照唯物史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关系的原理，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经济学说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这些社会存在的反映。马克思强调：“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1]就是说经济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它对生产力的作用还要通过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等诸多环节才能体现出来。因此，不存在立竿见影的经济学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晏智杰教授以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个非常现实的目标至今也没有实现为“依据”替庸俗经济学所做的辩护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不是“马克思的语言和论断有历史局限性、过于激进”，而是晏智杰教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晏智杰教授闭眼不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危机，闭眼不看帝国主义通过发动对海湾国家的战争掠夺这些国家的资源，闭眼不看美国通过以武力相威胁或通过挑起国际和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战争的办法向这些国家推销武器弹药等物品，闭眼不看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地位和国际货币的发行权剪世界劳动人民的“羊毛”，闭眼不看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的理论发展，而津津乐道地以所谓的资本主义“巨大发展和成就”，以所谓的“生产力标准”来替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辩护，这确实是一个基本世界观、基本方法论和根本的阶级立场问题。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44卷，第17页。

[2]晏智杰：《古典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1页。

[3]晏智杰：《古典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4]晏智杰：《古典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页。

[6]晏智杰：《古典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7]晏智杰：《古典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8]晏智杰：《古典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9]晏智杰：《古典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4页

[10]晏智杰：《古典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1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丁堡骏，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经济学二级教授。本文节选自《现代西方经济学仍然是庸俗经济学》，作者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