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这本书第六章，我提出了一个 “超级资本主义”的概念。所谓的“超级资本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在自由竞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1世纪初，以虚拟化、信息化、智能化三大浪潮为标志，资本主义进入了超级资本主义阶段，而在超级资本主义母腹中孕育的漫长21世纪的婴儿，是属于全人类的社会主义新形态。

超级资本主义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虚拟化带来的虚拟资本主义；第二个是信息化带来的平台资本主义。第三个是智能化带来的智能资本主义。

一、虚拟资本主义

在当代，虚拟经济呈现畸形繁荣。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密集度”不断上升。与虚拟经济的海量交易相比，实体经济的增长显然不在同一个数量级。2013年全球外汇交易量约为全球产品和服务贸易量73倍，2014年6月份，未平仓的金融衍生品合约名义本金，相当于全球GDP的10倍。在产业资本主义的阶段，资本追逐利润需要进入生产环节，而在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将这种苦活累活一股脑抛开，就通过钱生钱的游戏来收割财富。所以，网络上经常看到段子说，上市公司一年利润还比不上北京、上海炒一套房利润。

虚拟资本主义的危机，我把它称为“阿里巴巴山洞问题”。所谓的金融炼金术，很像阿里巴巴发现宝藏的故事，在门口叫芝麻开门，门真的打开了，门里面有无数抢劫来的财富等着你，这是炼金术。但是有一天这个游戏玩过火了，忘记了开门的咒语，进入山洞不知道怎么开门，他说豌豆开门，可是这个门怎么也打不开。这个时候不论你是阿里巴巴还是强盗就会守着这些堆积如山的财富饿死。

金融本质上是需要通过实体经济获得自身价值，如同阿代尔·特纳所言：我们每天起床的时候会用早餐，但是没有谁会说我要享用一个金融产品。所以说本质上要解决虚拟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是要记住阿里巴巴山洞开门的咒语，要回归金融常识，回归金融本源。书里面提出一个药方叫“金融社会主义”，金融社会主义实质就是好的金融，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而不是自我循环；金融应成为普通民众获得财产性收入与分担财务风险的工具，而不是成为民众财富的收割机。在金融这一资本主义特征最为突出领域，仍然能够发挥社会资本主义优势。能否有效驾驭金融资本，是检验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二、平台资本主义

超级资本主义第二方面的特征是信息化带来的。信息化使得价值的创造过程，从实物端向信息端转移，根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报告，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已经达到GDP总量的30.6%，这种价值创造环节的转移，会产生我们叫做平台资本主义问题。平台资本主义的组织形态是前所未有的。传统的企业无论是什么企业，雇员规模是有限的，几万人就是大公司，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会出现规模报酬递减，公司扩张规模就停止了。

但是，平台经济不是如此，其前期是大量烧钱，烧钱是为了搭平台，一旦这个平台搭起来之后，有用户进来，它的价值会不断扩大，就持续处于规模报酬递增过程。同时，和传统企业获取传统利润方式也不一样，平台经济本质上是获取平台租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平台经济，它是一种自然垄断的经济。

平台资本主义的悖论，我把它称为准公地私有化问题。什么意思？我们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在座的年轻人如果刷抖音，可能会看到这种视频，有一个人对他的女朋友说，比如说他今天也在我们这的22楼，他指着楼下的南京西路说，这是朕为你打下江山。那么，南京西路是你私人所有吗？显然不是。

在平台上确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域，具有准公地性质。第一个方面就是平台最大的价值是由用户共同创造的。平台创立者确实对平台搭建起了第一推动作用，是创造平台价值最重要的推手，但是平台一旦搭建起来之后，它的价值就取决于它的用户规模，没有用户，任何平台价值都为零。用户基于平台的互动积累了数据、信用消费习惯、平台价值和财富。这种财富以数据身份和信息流方式在平台上存储，所以才使得平台获得价值。

第二个方面，平台的行为方式很像国家。一个国家有三个要素——土地、人民、主权者。而实际上，互联网平台就相当于土地，用户相当于人民，平台的公司就相当于主权者，所以平台企业能够通过平台进行收租，能够对用户活动进行监管。而且随着“互联网+政务”的活动推进，现实中的许多政务活动、公共服务也是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的。

因此，我们不能以传统企业或者是传统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看待这种新的所谓的平台经济。对此，我在书中开出了两个药方：

一、要让公共回归公共，让共享真正共享，即通过开放产权，在保障股东、运营方收益的同时，让劳动者、消费者共享平台收益，这不仅有利于社会，也在根本上有利于互联网平台自身健康发展。

二、要对平台实施公共式监管。我们要以看待公共机构的方式来看待平台企业，使其运作方式更加透明化。要求公众、用户、专家能够参与企业治理，能够对其进行监督，从而有效保障公众利益。不能用外部方式监管，因为无法获取数据，应当从外部监管方式转变为嵌入式监管，深入平台企业的运行流程中，如此才有可能对被内部化的准公地进行有效监管。

三、智能资本主义

关于智能资本主义，这是指智能化使得资本对于劳动的替代加速。Robot一词最早来源于捷克语，意为奴隶。人们制造机器人想获得新的奴隶，但今天这个奴隶变成了超人，那么，人将去往何方？从长期来说，人工智能对人的替代是不可避免的。智能化将使得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达到空前尖锐的高度。从前，资本通过雇佣劳动剥削工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抛弃工人，无产阶级会变成“无用阶级”。马克思当年所描绘的景象——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交换价值就随同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流通纸币一样卖不出，将变成现实。

这种转换一方面空前地放大了资本的力量，同时也会加深资本主义体系中固有的危机。这可以概括为“福特二世的命题”，这不是真实的事情，而是网络上广泛流传的一个段子：亨利福特带汽车工会主席，参观一个自动化工厂，他因为摆脱工人罢工、福利要求这些烦恼而得意洋洋。他对工会主席说：“你打算怎么让机器人给你交会费？”工会主席回答说：“你打算怎么让他们买汽车？” 这表明，假如劳动者完全被机器替代之后，资本主义固有生产过剩危机或者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会达到空前程度。

当然，对于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不得不说：这是极端坏的时代，同时更是极端好的时代。假如人类有合理制度设计，就能够使我们告别人类的亚当诅咒——《圣经》里记载上帝对亚当说的诅咒：“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辛苦劳作是人类宿命，但是现在人类第一次有机会摆脱这种宿命。

古埃及人在其《亡灵书》中唱道：

啊，你们这些乌萨布提，当我在来世需要做苦力，因为那是每个死者都必须付出的劳动，当我在那里需要做那些活儿的时候，你们应当为我代劳，即耕种土地、引水灌溉，把堆积的沙子搬走，把积肥运到河对岸，你们应当说：“我们来做这些事，我们来了。

乌萨布提是古埃及人发明的，替主人做各种差事的陶甬和石甬。到21世纪，人类终于等到了活的“乌萨布提”--机器人，他们真的回答道：“我们来做这些事，我们来了。”

人类第一次有机会打破亚当诅咒，摆脱物质对人的奴役，大量枯燥劳动由机器人替代，人类转向创造性劳动，转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总之，超级资本主义社会的虚拟化、信息化与智能化，将资本的力量放大到空前的程度。超级资本家所拥有的绝对权力，是一种掌管着我们的生计、我们的欲望，塑造我们思想的权力，为我们提供虚拟现实的权力，同时还像政府一样监管与宣判我们的权力。

假如人类不对现有体系做革命式的改造，人类的前景将异常暗淡。普通人与超级资本家之间的差距可能将不是同一物种差距，而是人与“神”的差距。超级资本家将成为新的超人，这是最深刻的不平等——生命的不平等。

“未来已来”，万物在速朽，万物在新生。21世纪必然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只有对现有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行革命式的改造，人类才会有光明的未来。让我们像埋葬制度化石一样埋藏陈旧的、不人道的资本主义制度。让我们结束漫长的16世纪（指资本主义的历史），让我们拉开漫长21世纪的帷幕，让我们为人类新纪元的曙光而欢呼。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  鄢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