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须在坚持正确方向基础上

推进改革开放

 

2018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改革开放的时代性、体系性、全局性问题，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这样，习近平总书记就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确立了基调，设计了格局。这种确立和设计必然是建立在对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经验教训总结基础上的。

 

我国是在建国后的前29年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走到更加接近民族复兴的今天的。新中国的建立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所经历的一个最基本改革，它也是至少自共产党成立以后28年革命、改革的一个成果。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奠基在建国后的29年的改革开放及其成果的基础上的。

 

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总结的，前面29年有经验，有成就，也有教训，有错误，但经验和成就是主要的。那么，我们也应该完全可以说，1978年至今40年的改革开放也有经验，有成就，也有教训，有错误，但经验和成就是主要的。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在充分肯定经验和成就的前提下，客观地充分地总结教训，纠正错误，是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前提。

 

早在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就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

 

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就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讲话具有极强的历史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性。

 

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上很多意见和建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但也有些意见和建议偏于极端。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

 

根据这些讲话，可以说，今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必须有危机意识，必须更加清晰地、毫不含糊地承认，过去的改革开放中有不足，有错误，有教训。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国内基础。否则，就可能在经济社会的具体运作中犯颠覆性错误，在最坏情况下甚至犯苏联解体那样的颠覆性错误。

 

二、做强做优做大国企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最重要含义之一

 

广大的遵纪守法的民营企业当然是自己人，由它所产生的社会矛盾主要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了防止这种矛盾发展、激化，必须扎紧资本的笼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那种片面强调发展所谓民企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因为西方国家完全可以说它们的私人企业就是它们的民企。

 

而作为日不落帝国的以民企为经济所有制基础的英国早在一战前就衰落了，早在180年就被美国超过其GDP了，在1913年被美国超过其人均GDP了，在1945年其国际地位就被美国取代了。而至少十年以前，以遵纪守法的民企为主要所有制基础也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美国国内就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因为它感到，其国际地位很可能即将被另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但有着极强社会主义成分的中国所取代了。特朗普的上台及其所采取的一系列包括贸易战在内的举措都是在这种格局下产生的。

 

中国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变化，甚至可能是在恶化，尽管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如果英国、美国以所谓民企为其经济所有制基础不能避免相对衰落的命运，那么，中国到底以怎样的所有制基础在人均GDP还远低于西方国家时，在经济发展质量还不高时，来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呢？这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意味着消灭私有制。在现阶段，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是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最核心、最基本因素。因此，改革是否做强做优做大国企就成为检验改革成败的最重要指标。而在事前，改革是否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就具有了是否保证改革沿着正确方向进行的功能了。

 

2016年7月4日，在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2018年9月27日上午，在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论调都是错误的、片面的。我们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点毫不动摇。任何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

 

在国企在国民经济中比例已经大大弱化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指示是抓住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只有抓住这个主要方面，中国各方面的改革事业才能在全面改革中稳步推进，十九大所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三、防止党的改革政策

在执行时变样走样

 

在正确地进行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后，政策执行就具有决定性作用了。无论从苏联还是从中国的经验看，尽管中央的政策制定在哲学上和理论上是正确的，但依然可能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在具体执行和实践中变形、走样，甚至走向政策的反面。

 

比如，大跃进在哲学、理论上都应该是正确的，也在实践中是有先例的。三大战役就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大跃进。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大跃进。西方也有大推进理论。具体到1958年的“大跃进”，即使存在理论设计上的一些偏差，在具体执行上的许多偏差应该是主要由执行者、参与者负责的。对于反右运动和文化革命，人们也已经进行了不少类似的深入探讨。

 

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现在，我国改革面临十分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相互激荡。要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在众说纷纭中开好改革药方，没有很强的战略定力是不行的”。这就为党的各级干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进一步地校正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防止改革航向出现新的偏差，在具体制定改革政策时，需要牢牢把握科学的改革哲学。

 

首先，许多哲学认为，世界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中国《易经》就是这样认为的，而且，它是把世界的发展变化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处理的。古代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似乎都没有这样的一种哲学作品。从世界的辩证发展本质看，没有改革，世界也会变化，而且从长期来看，总会变得更好。应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这就为那些试图扭曲改革的人敲响了警钟：不要用错误的改革把中国带入歧途。个人的作用是很渺小的，是无法抵抗世界大势的。许多西方国家的国企比重是今非昔比的。

 

其次，改革是什么？从主观上看，改革就是试图通过人为的努力，来加速改造客观的世界，使客观的世界更加符合人的需要。而所谓改造世界，就是颠覆。颠覆旧的人吃人的世界，当然是好的。革命也是颠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革命是必然的。因此，在暴力革命条件并不成熟、并不需要的时代，通过改革来加速改造客观世界，使客观世界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也可能是必然的，因此，是应该得到，也会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大力发展国企就是这样的一种改革。

 

第三，不能为改革而改革，更不能让错误的认识主导改革。客观世界总是存在矛盾，总是会存在这样那样不如人意的地方。而对现实中的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也是不能借口不如人意，而进行某些改革者自己心目中所设想的改革的。

 

比如，在计划经济时期，国企曾出现人浮于事的普遍现象。不能认为国企有这种现象就先天效率效益低下，不能因为这种现象就对国企进行某些人心目中所设想的私有化改革（如20世纪90年代的国退民进显然不能说是促进了那些被廉价卖掉的公有经济的发展）。令人遗憾的是，人浮于事成为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依据。而其实，计划经济年代国企所表现出的被某些人“发现”的人浮于事只是计划经济机制下的一种暂时性、偶然性现象，并且与国家的政策重点具有联系。

 

从理论层面看，毛泽东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矛盾。改革者不能借口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而进行颠覆社会主义的改革。有些矛盾根本不需要依靠改革来解决，随着经济发展，问题就能得到缓解甚至根除。比如，计划经济时期住房供不应求就是这样一个矛盾。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住房改革虽然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住房供不应求的状况，反而产生了新的矛盾：房地产市场绑架金融安全等！

 

第四，在实际工作中掌握具体决策的人们应该认识到，在一些重要的情况下，改造那些真正不如人意的地方（如改变国企不强不优不大）需要的是持久战，是耐心，是习总书记强调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和“功成不必在我”，是毛主席所强调的“不要四面出击”，而不是速决战，不是操之过急，更不是休克疗法。

 

比如，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所谓彻底改变，就是要让世界强权国家都要认可，而且感觉无能为力从而诸多阴谋偃旗息鼓的发展成就。获得这种彻底改变，决不是依靠任何改革的一时之功所能获得的。这意味着，在推进改革时，绝不能对任意改革就设定时间表，不能一味急于求成。有的改革应该限时完成，有的改革则不宜操之过急，有的改革则甚至根本不用提及。

 

然而，在现实中，可能会出现本来不用提及的改革成为了操之过急的改革。只有在那些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形成社会共识的领域，才可以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态度去进行改革。

 

四、结语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然而，改革是有风险的，改革是有可能犯错误的。国企比例降低恐怕就是这样一种错误。没有足够的国企比例，仅仅做强做优做大不足100个央企是不够的。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基于错误的立场（如有意无意地按照西方利益进行改革）和方法论（如有意无意地按照西方私有化经济理论）来操纵改革。在国企发展的问题上必须坚持这个观点。

 

王岐山副主席在十九大期间说：“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波澜壮阔的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归其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党的领导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树立起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

 

王岐山副主席的这个判断表明，由于我们党有了习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可预见的将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式的危险可说被彻底消除了，[1]这就为不忘初心提供了坚实的政治领导基础。

 

站在21世纪的今天，基于以上认识，可以得出结论：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公有制经济成分优越性的原理，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要求通过网络等倾听群众呼声，走群众路线），才能发扬成功改革的经验，才能尽快校正错误改革的影响（如使许多国企消失），才能永葆改革的青春和活力，才能将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改革进行到底！

 

这一结论对于推动包括农村在内的各个领域的改革（如坚持和壮大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也是适用的。也只有这样的结论才属于真正的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据此，可以说，发展国企是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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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主席1965年8月针对苏联修正主义总结到：“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毛泽东主席的这个总结不幸言中。1985年至1991年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总书记、总统，推动苏联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多项领域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本来就不应该进行，却成为了颠覆苏联国体的改革，而且是以休克疗法的方式。这也表明，社会主义国家选择接班人是极为重要的，是关系社会发展性质和方向的。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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