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并一再强调中国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更是郑重地承诺：中国改革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吴敬琏作为当代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经济学家，他为中国改革开出了许多药方，而且他所开出药方几乎都会引起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并采纳。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吴敬琏为中国改革所描绘的最终蓝图，我们就会愕然发现：在他的总体蓝图中，没有社会主义的任何要素。吴敬琏强调：“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的法治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所谓“政治文明下的法治市场经济道路”，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所谓“权贵私有化的道路”，就是俄罗斯共产党蜕变后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那么，中国改革为什么不存在一条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光明道路呢?是吴敬琏疏忽了，还是另有原因呢?本文将试图通过分析吴敬琏改革思想的历史观来揭开这个谜。

一、 吴敬琏改革理论的历史观

吴敬琏在《重启改革议程》一书第十九讲“重启改革议程”中用如下一段文字描绘近代史上的革命性质： “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实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原处。”在这里，吴敬琏不区分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871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革命以及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性质，而是笼而统之地将这些革命痛斥为“大灾难和大倒退”。

把巴黎公社归于激进的暴动，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说成是列宁斯大林暴政，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一贯立场。我们再来看吴敬琏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立场。吴敬琏写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1——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历史的‘周期率’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革命取得胜利17年后，中国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为什么激进的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思潮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在这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连同我们党已经有定论的“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文化大革命，都被吴敬琏一概痛斥为：“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痛斥为：“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使用一切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在吴敬琏的逻辑中，没有“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没有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吴敬琏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二、吴敬琏的历史观来源于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

从以上吴敬琏对自己历史观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吴敬琏并不将这种历史观据为己有。吴敬琏谦虚地将这一历史观的著作权分享给已故经济学家顾准，自己则甘为顾准的嫡传弟子。最近，顾准的女儿顾秀林却撰文要求学术界要将吴敬琏和顾准切割开。由于时间关系和篇幅所限，本文不能考证顾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后是如何反思历史的。因此我们既不对顾秀林“吴敬琏消费顾准，别忽略独立人格”发表意见，也不对吴敬琏关于“顾准嫡传他重要历史观”的说法表示赞同。因为，第一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在受政治冲击以后顾准是否有追问“娜拉走后怎样”的历史研究，我们还不能确认;第二，退一步说，即使顾准有追问“娜拉走后怎样”的历史研究，甚至假定即使顾准在追问“娜拉走后怎样”的历史研究中有吴敬琏所叙述的只言片语，那么这种历史观的发明权也不在顾准! 从时间顺序来看，中国的反右派斗争发生在1957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从1966年起，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吴敬琏所叙述的历史观，即使没有任何疑义确属顾准思想，那么，这种历史观的最初阐述最早也要发生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然而，这一段无从考证的历史年代和这一段无从考证的语言叙述，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为我们找到了这种历史观的更原始的更权威的表述。

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道路》一书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在这部著作中哈耶克写道：

“尚未为人认识的最大悲剧是，在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也就是这个国家被尊奉为楷模的人，如果不是他们创造了的话，至少也准备了这条道路，准备了现在正为他们所憎恨的那些势力。…还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于前一个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甚至当共产主义俄国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内部制度许多令人憎恶特点的相似性已广为人承认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不愿看到这个真理。结果，自以为与纳粹主义的荒谬绝伦有天壤之别并真心诚意地憎恶其一切表现的人们，却同时在为一些实现起来就要直接导致可憎的暴政的理想服务。”

从这里我们看到：首先，哈耶克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归因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其次，哈耶克将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等同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最后，哈耶克总结出的“普遍规律”是，“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也就是这个国家被尊奉为楷模的人”，自以为与纳粹主义的荒谬绝伦有天壤之别并真心诚意地憎恶其一切表现的人们”，因为主观上信奉共产主义，按照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才最终在客观上导致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说得好听一点，希特勒、列宁、斯大林等都是好人干坏事儿。换言之，实现共产主义是人们的善良愿望，可是由于存在某种哈耶克所谓的“真理”，人们干共产主义事业必然最终转化成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这就是哈耶克的历史唯心主义宿命论!

现在我们就来将吴敬琏的历史观与哈耶克的历史观进行对比。首先，从共同点来看，无论是哈耶克还是吴敬琏，他们都将坚持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社会制度。任何历史人物要变革资本主义，要让资本主义通过社会革命的办法变成一个更好的新社会，都只能是好人干坏事，都难以避免“好人干坏事儿”的悲剧发生。其次，我们再来看二者的区别。我们看到，哈耶克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并不关心资本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和如何来的，他只是反对用革命的办法将资本主义变革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哈耶克相比，吴敬琏则更加彻底。吴敬琏不仅否定了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甚至还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从封建社会变革来的。换言之，在吴敬琏那里，资本主义制度是没有历史的，是天然存在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吴敬琏是比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更彻底的历史唯心主义者。

按照唯心主义历史观，人类社会是没有一个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是没有以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的;是没有以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为目标的人民政府的。在这种历史观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斯大林，再到中国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他们与希特勒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他们中最好的也就只能是那些有美好愿望的比较善良的人，可是他们的最终结果都是给人类带来法西斯主义。

综合我们以上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吴敬琏完全彻底地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吴敬琏那儿，从来不存在什么“英特耐雄纳尔”，从来不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有的只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因此，我们不得不提醒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得不提醒我们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在面对吴敬琏为中国改革所开出的药方时，一定不要忘记辩证地分析其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上的表现，一定不要忘记摒弃其唯心史观遗毒，一定要深思熟虑审慎地接受他的意见。

[1]吴敬琏马国川著：《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一月版，第10页。

[2]吴敬琏马国川著：《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一月版，第295页。

[3]吴敬琏马国川著：《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一月版，第295页。

[4]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见李其庆主编：《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5]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丁堡骏，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经济学二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