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毛泽东当年在窑洞“掐指一算”就那么准？

我在第一线工作30年。作为一名老外交官，谈谈自己的想法。我一直在第一线，会场里跑了30年。所以我的判断多从感觉出发，没有太多理论和专门的研究。

外交官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执行政策；二是根据情况变化，提出建议，来不断调整政策。所以学问不深，我简单谈一些看法，前面几位谈得很有启发。

想到了，你才能把事情搞好

第一，国内研究单位的数量不能说不多，但有几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在许多重要国际问题上，为什么我们的研究都是错的？我指的不是现在，举两个以前的例子。

首先是苏联解体。这个事情不可谓不大，但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国内预见到了吗，研究过吗？或许在个别时候，有过一两句声音，但谁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大格局的变化。我自己也在内，也没有想到。这说明，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出了问题。但相比之下，我们看毛泽东那个时候，他住在延安窑洞里，掐指一算：抗战三个阶段，八年，然后解放战争又是几年。回过头看结果，的确没错。

其次，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我在联合国任副秘书长，并主管相关工作。这次金融危机，超出人们预想，至今影响还在。虽然，我们的经济学家数不胜数，包括有名望的，但实事求是地讲，有几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预见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这还是说明，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出了问题。

从毛主席给我们提供的指导来看，研究问题至少应该有立场、观点和方法；应该实事求是，结合实际，不能轻飘飘得“像一阵风一样”。现在，包括对“一带一路”研究，看得都快把我急死了。

 “一带一路”绝对是个好东西，道理、背景和意义大家都知道，那么我最担心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处理不好，它就有可能成为绞杀中国外交的“两根绳索”。

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我们一起走过的，成绩不用说，全世界公认。而且，对于近40年改革开放，其所产生的问题，我们也同样清楚：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环境破坏，贫富差距，社会责任缺失，等等。目前，这些问题都在“五个理念和四个全面”工作中，努力予以改进和纠正，而且，我认为我们有信心能做好。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纠正刚刚开始，困难还很多。上述那么多问题，如果都被带到“一带一路”上去，说不定十几年二十几年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一路腐败的“一带一路”——有钱就收买当地官员，破坏当地管制，滥用当地资源，导致连续的罢工示威游行、打砸抢，甚至出现恐怖袭击行为。当年毛主席说“我们开辟了一套相当有力的外交道路”，到那时，就有可能被破坏掉。

这还仅仅是讲我们自己的问题，且不说刚才大家都提到的“一带一路”的竞争对手问题。美国、日本、印度，还有加拿大、法国、欧盟，都是如影随形跟着我们前进。因此，对于内外因素，我们都要看清楚。或许因为我是搞谈判出身的，我比较喜欢习主席这句话：“想到了，你才能把事情搞好”。

所以，我做的第一个评论就是，要学会怎样看形势。这个问题很大，是我们需要好好考虑的事情。

一定要判断美国的困难是不是比我们更大

第二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倪峰教授所讲的，我们现在确实面临非常复杂的世界局势，那么接下来，该怎么走？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我们都不知道答案在哪里。目前关键是需要做好内部的深思熟虑。

全球局势很复杂，各国都在摸索，都明白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找一个切实有效的办法，因为中国不知道，那谁也不知道。我认为，不管形势如何变，但总有不变的东西，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些不变的东西是什么。

在变化当中，哪些东西是不变的呢？我认为有几条历史已经证明：

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决定外交。这一点永远不会变，无论是阶级、战争，都由国情决定，内政决定外交。

二、一个国家的外交取决于基本实力。首先经济实力上，我们现在对GDP的算法并不很科学，但是却并没有一个比之更好的办法；另外一个是军事实力。更重要的还有一条，就是人心，一个民族团结的精神，这是不变的。

以上是总体形势评价。下面我们具体从每个问题方向来看。

首先，对中美关系走向的判断。国防大学防务学院朱成虎将军谈的八条意见我都赞成，同时也是我很焦虑的事情。严峻的国际形势确实备受关注，但做一下对比，恐怕还并没有严峻到和解放初期的情形一样。我认为必须充分考虑成虎讲的意见，必须预想到这些问题，但同时也要想到站在美国的位置上观察：美国的日子好过吗？这八条，其实美国都很难做到。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美国的困难是什么。美国及其盟国的日子可能比我们更难，所以我们需要两相比较，找出各自问题在哪里，掌握通盘、看清形势的前提下，再找到一个比较可行的策略办法。我谈判的时候都是这样统筹，在26年的谈判经历中，我总要了解各方的关切是什么，底线是什么，然后再找到一个妥协的策划。任何妥协的东西都是人们不满意的东西，但每个人都不满意的东西，叫做最好的东西。关键有一条，每一个人必须是同样程度的不满意，也就是同样程度的满意。任何谈判都是妥协的产物，美国的“投降”其实也是很厉害的。

很多事情上，美国也犯难，我们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这点，并将此纳入策划当中。当年，日本发起“入常”冲击，中国冲在前面，动用众多外交资源予以反对，与此同时却没有看到，最不能容忍安理会扩大的其实是美国。结果，美国看到中国冲在前面，自然高兴地手舞足蹈，不仅借助中国外交之力阻挡日本，还在最后声明中表态支持日本，从而收获日本。

我们一定要判断美国的困难是什么，是否比我们更严峻。要掌握中美双方的难处、双方的强项，进行比较以后再寻找解决方法。下面就很自然讲到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判断的“两超多强”问题。

  国内问题能不能搞好，这恐怕是关键

金灿荣老师讲的“两超多强”的分析，使我想起多年前的一幕：小布什竞选第一任总统时，他的竞选经理凯文·莫雷在其成功后，邀请各国参赞以上的高级外交官相聚。几杯茅台过后，莫雷突然主动要求发言，说“中国和美国团结起来，统治全世界”。这是酒后之言，大家一笑而过，但中美团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经济发展做更大贡献，确实是可以实现的，不但有切实可行的合作基础，双方也都有需要。所以我认为，中美既竞争又合作，可以成为我们将来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同时还要考虑到中国周边大国、欧洲这些实力也不弱的国家，恐怕会长期存在下去，因此出现“两超多强”的局面确有可能。

不过，我讲“两超多强”是有前提的，就是我们“五个理念和四个全面”切实能够落实下来。中国的最大敌人就是自己，国内的问题能不能搞好，这恐怕是关键。

能不能搞好？当然要让经济平稳下来，哪怕速度慢一点。同时，一定要把我们军事力量切实搞起来。这一千多年来，军事强国的梦想一直没有实现，汉唐朝盛世之后就消失了。虽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现在并没有标准，但汉唐时期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可以被视为标准。军事上不加强，很多地方“受窝囊气”就无法改变。

军事实力的问题，关键要强调质量。质量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大量的列装部队是有需要，但陈腐的、低水平装备的增长和部署，我认为有的时候要慎重。我们军事力量的发展，关键是军事技术的发展，而军事技术关键是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例如，面对核武器后期的老化问题，我们后面研究制造和发展核武器的人才能否一代一代相传，这个是关键。

军事科学技术、尖端技术的研发必须要突出，不要花费巨资一下子把装备搞上来。中美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战争不会轻易发生。而且，现代战争的规模已经不可能像一战和二战那样大了，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好预防战争的准备，而且，要展示我们赢得战争的能力和条件，否则我们确实还是有一点危险的。

我们使馆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所在国情况搞清楚

最后一点，还是回到“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旗舰工程，投入很大，问题很多，如何做好是关键。目前主要是国营企业进入，民营也有一部分。那么经过了4年就要做好总结，亏了多少，有多少成功?

实际上，我们在每一个所在国的大使馆，都应该写出一份指导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一带一路”指导手册，但现在的情况是，企业在那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还是“两眼一抹黑”，完全不清楚。我们有那么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但很多人却把精力重点放在了接待任务上，把和领导搞好关系看得似乎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大使馆最重要的任务，当然是首先要把所在国的情况搞清楚，特别，现在正处在建设“一带一路”的关键时刻，尤其要把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法律，经济发展情况等收集起来，拿出一个指导性意见，然后，让所有到这个国家的投资企业和人员有所对照。我认为这是可以做的。

 “一带一路”是个大好事，但是，我们需要好好总结，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哪些失败的教训。首先把内部问题弄清楚，然后，外部的问题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