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事业看作十月革命的继续 —

周新城：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事业看作十月革命的继续 ——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点击：作者：周新城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7-03-31 1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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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前的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毛泽东曾评价说，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今天，整整一百年过去了。今天，如何纪念十月革命，我们采访了苏联问题研究工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

　　一、我们要永远纪念十月革命

　　记者：周老师，您好！十月革命过去100年了，大家对怎样认识十月革命、怎样纪念十月革命、怎样对待十月革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您是长期从事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的专家，能否对这个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周新城：好的。我们都知道，发生在100年前的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了现实，劳动人民摆脱了几千年来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它不仅是俄国人民的历史性的事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实践，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和取得胜利的。

　　毛泽东曾指出：“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到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看待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

　　我们党的八大指出，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事业看做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这是我们永远要纪念十月革命的道理。

　　记者：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把握十月革命的呢？

　　周新城：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对“什么是十月革命道路”的追问。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説，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矛盾（首先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他们在批判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根据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列宁斯大林正是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领导俄国人民发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地说，就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道路。我们认识和把握十月革命要从这个高度来认识。

　　客观地说，十月革命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风风雨雨，其间既有凯歌行进，也有严重挫折。如果说在社会主义节节胜利的时刻，人们对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几乎是一致肯定的话，那么，今天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跌入低潮的情况下，对于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就有着种种议论，这也是不足为怪的。撇开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不说，在我们内部，就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甚至还有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在挫折面前怀疑社会主义的前途，提出十月革命道路灵不灵的问题。一时间，十月革命“搞错了”或者“搞早了”的论调颇为流行，最好的情况也是对十月革命缄默不提，好像没有这回事似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真是凤毛麟角，这也许是类似情绪的反映。

　　二、十月革命道路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创举

　　记者：我们只有从规律层面才能更加深刻而准确的把握事物。那么，是否可以请您从社会发展规律的维度来谈谈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认识呢？

　　周新城：好的。在我看来，十月革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创举。这是经过历史检验的重要结论。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没有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就不会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更不会有工人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的。农民起义只能在封建制度范围内改朝换代，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因为当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那种性质的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越来越具有了社会的性质，但生产资料仍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因而出现了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情况下，生产方式必然起来反对占有方式，客观上要求用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在沙皇俄国，尽管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展，但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机器大工业，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队伍。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因此，应该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具备了的。

　　否认在经济虽然落后但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发展的国家里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生产力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俄国的孟什维克以及中国的某些人就是用这种错误理论来反对俄国和中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严厉批判了庸俗生产力论。

　　邓小平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3]

　　至于说到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还需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那么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这项任务，而决不是一定要等到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针对像普列汉诺夫、苏哈诺夫这样的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为由反对十月革命的人，

　　列宁问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的改变呢？”[4]

　　记者：您是否可以详细地谈谈为什么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在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而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建立起来的呢？

　　周新城：可以。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不可能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制度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建立，而社会主义革命除了需要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即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外，还需要有其它的主客观条件。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与充分条件区分开来。拥有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出现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但具备这一条件的地方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爆发革命。“革命是政治行为”，[5]它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如果把它的爆发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那么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对任何政治事件的解释就像解一个一次方程式那样简单了。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需要有革命的形势。

　　列宁总结了俄国20世纪三次革命的基本规律，指出“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6]

　　但单有这种客观形势还是不够的。革命的胜利在这种形势下并不会自行到来，还需要有“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去准备和争取。[7]可见，只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集合点，在既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又拥有客观的革命形势和成熟的革命领导力量，多种因素构成一种合力的地方，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才得以建立。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比较薄弱的环节才能出现。“薄弱环节”往往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因为旧制度发展得越充分、越成熟、越完善，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越是丰富，统治地位也越是巩固，新制度突破它也就越是困难。

　　可见，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后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创举，应该充分肯定。否定十月革命的种种言论是错误的。

　　三、十月革命道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记者：您刚刚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了十月革命的真理性和科学性。那么，是否可以说，十月革命道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具有普遍意义呢？据我所知，目前学界对这个观点的争议比较大，您怎么看待？

　　周新城：这个问题很重要。从十月革命胜利之日起，对十月革命的意义、十月革命道路是不是正确、管不管用，一直争论不休。在20世纪上半期，十月革命道路主要体现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中，因而这种争论往往是围绕着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开展的。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当时这个问题曾成为争论的焦点。我们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接连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论》、《再论》）两篇文章，回击了修正主义思潮，澄清了理论是非，回答了人们的思想困惑。事过半个世纪，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新形势下，又有人提出，作为十月革命的故乡的苏联自己都抛弃了十月革命道路，都否定了自己的历史经验，这说明十月革命“不灵”，是一种“历史的迷误”，或者叫“大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中央再次肯定了《一论》、《再论》，指出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现在看来仍然是很好的，历史发展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基本进程和大致趋势，是《一论》、《再论》早就指出了的，其中预料的一些问题不幸而言中。

　　记者：您刚刚提到20世纪五十年代发表《一论》、《再论》，这两篇文章中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周新城：这两篇文章科学回答了十月革命的意义和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性。

　　《再论》指出，“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首要的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8]

　　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区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和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具体经验（包括错误的经验），这就为我们回答十月革命道路灵不灵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苏联的基本经验，即十月革命道路，是正确的，具有普遍意义，必须坚持；苏联的具体经验，即把十月革命道路这个普遍真理运用到苏联具体条件下来的具体实现形式，则需要做具体分析，有对有错，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记者：那么，什么是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呢？

　　周新城：我们党在《再论》就已经作出了概括，主要有五条，即：

　　（一）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密切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三）在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四）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

　　（五）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应该承认，不管形势发生多大变化，《再论》对苏联基本经验概括的五条，是一切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的根本原则。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出我们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其基本意思与这五条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措辞有所不同。

　　《再论》指出，“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9]

　　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当前这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的，而且也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党一再表示，尽管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具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总是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作是伟大十月革命的继续。

　　记者：诚如您刚才所言，我们党既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作是伟大十月革命的继续，也深刻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具有自己的许多特点，我们该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呢？

　　周新城：这个问题提得好。十月革命道路只是反映了每一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的方面，只是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共同的本质特征。由于各国具体国情以及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差异，它们实现共同规律的形式，应该、而且也必然会有所不同，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层面上，应该、而且也必然会形成不同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有其特殊性，都需要结合本国国情进行探索，绝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

　　毛泽东在酝酿写作《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政治局会议上，把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概括为“共同道路和民族特点”的结合。

　　他说：“十月革命道路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的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这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一样，每棵树长的也不一样。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此路不通。但条条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的共性，这就是苏联的基本经验，即十月革命道路。”[10]

　　每一个国家在革命和建设时都需要把社会主义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既坚持十月革命这一共同道路，又要根据本国具体国情寻找实现这一规律的具体形式。苏联的基本经验，即十月革命道路是正确的，必须充分肯定；对苏联在实现十月革命道路的具体形式方面的具体经验，即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方针政策等方面，则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学习，有的在苏联条件下是正确的，但不能搬到条件不同的其他国家去，有的即使在苏联条件下也是错误的。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充分肯定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同时，强调要对苏联的具体经验进行分析，以苏联为鉴戒，结合中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发轫的。

　　记者：是否可以详细谈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关系的呢？

　　周新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十月革命道路（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本来是十分明确的：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和“源头”。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连社会主义都不是了，还谈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在这一根本层次上，并没有中国特色，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

　　第二，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层面上，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也就是说，“中国特色”，只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这一层次上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前中国的具体国情（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主要问题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具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等等）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社会主义的共性（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在本质层次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一样的）与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在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层次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

　　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的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本质上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和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经常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例如，有人在我们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件并没有原则意义的事情上大做文章，提出这一改动意味着我们“不再满足于有中国特色了”，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是一种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而与任何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了。一位著名科学社会主义专家则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一个社会主义流派（与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并列），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同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关系；还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彻底否定人类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崭新的社会主义，他们说，改革就是“去苏联化”、“非毛化”，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他们完全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历史渊源。种种说法，不一而足。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割裂开来。这等于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这样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还能活下去呢？

　　记者：您曾在文章中提出“走俄国人的路”与“走自己的路”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批判了“苏马非马”的观点，您是否可以再谈谈这个问题？

　　周新城：好的。有人把“走俄国人的路”同“走自己的路”对立起来，仿佛“走俄国人的路”就是教条主义。其实，“走俄国人的路”和“走自己的路”都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是就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説的。一个是就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来说，必须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实行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即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绝不能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走俄国人的路”旳含义。这是他总结了近代中国人民斗争革命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另一个是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总结建国初期的教训，提出必须结合本国国情进行探索，绝不能照搬苏联的具体做法。这就是“走自己的路”旳含义。所以，“走俄国人的路”与“走自己的路”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

　　有人提出“苏马非马”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被列宁斯大林篡改过的马克思主义”。他把列宁斯大林结合苏联具体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做“篡改马克思主义”，狂妄地宣称他的任务就是否定、抛弃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思想，寻找“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以正本清源。他不承认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本经验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从根儿上否定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指导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道路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表现。按照他的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被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错误的思想，因而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走了歪路，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我国革命斗争的历史。“苏马非马”论实际上是为改变我国指导思想埋下了伏笔，他是要求我们改旗易帜。按照他的说法，我们的“初心”就是错的，怎么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呢！

　　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常出两种倾向：或者强调本国的特殊国情而否定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这在理论上表现为修正主义，在实践上则会导致资本主义化；或者强调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而否定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该有特殊的方法和形式，这在理论上表现为教条主义，在实践上则是照搬别国的模式，损害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两种倾向都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从苏东剧变及以后世界范围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来看，在当前，前一种倾向的危害更大，因为否定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已经使得苏联和东欧国家改变了颜色，使得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跌入低潮。

　　四、苏联演变是抛弃十月革命道路的恶果

　　记者：周老师，有观点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是错误的，我们要吸取教训，彻底抛弃十月革命道路。可以说，科学地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成为能否坚持十月革命道路的关键。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周新城：在我看来，苏联演变是抛弃十月革命道路的恶果。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政局发生剧变，苏维埃政权遭到颠覆，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此跌入低潮。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有人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动摇，一股怀疑、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思潮蔓延开来。

　　应该明确指出，苏联演变不是十月革命道路导致的结果，不是因为坚持十月革命道路才发生了剧变，恰恰相反，苏联演变正是抛弃十月革命道路带来的恶果，它恰好证明了坚持十月革命道路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以及最终导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悲惨结局，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悲剧，也是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重大变故。这样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是多种矛盾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国外的因素，也有国内的因素。不能不指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弃十月革命道路、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放弃科学社会主义，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其最重要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

　　记者：有人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和弊病当作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您怎么看？

　　周新城：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而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首先，要全面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看到存在的问题，更要看到所取得的成就。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是“三七开”，即成绩是第一位的，问题是第二位的。这一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江泽民也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70年期间，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探索保证全体人民的政治平等和当家作主，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消除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建设新型的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存在的问题，就否定苏联的全部社会主义实践，断定它是“失败”的，并把它看作是导致剧变的根本原因。

　　其次，要把十月革命道路与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区分开来，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区分开来。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苏联坚持十月革命道路，政治上坚持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思想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一句话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和弊病是在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具体的方针政策、工作作风等层面上出现的，因此，要克服缺点、消除弊端，不需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应该、也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改革来解决矛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我国的经验表明，如果有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路线，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只能说明改革的必要性，而不能证明垮台的必然性。决不能说，苏联的演变是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必然结果。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曾经指出，苏联怎么演变的？他们否定苏共党的历史，否定苏联的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下去，把思想搞乱了，党组织搞垮了，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夜之间啊。否定社会主义实践，搞历史虚无主义，是会亡党亡国的。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血的教训。您怎样看？

　　周新城：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得非常好。历史虚无主义是会亡党亡国的，我们应该认真吸取苏联的教训。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苏联的演变，归根到底，是苏联党的领导者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政策。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来改造党，使得苏联共产党改变了性质，从共产主义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产阶级政党，变成了各种派别自由争论的松散的政治议论俱乐部，完全脱离了群众，处于敌对势力一攻就垮、甚至不攻自垮的境地；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来改造社会制度，抛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全盘接受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使得苏联迅速地从社会主义演变成了资本主义；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来处理政治斗争，苏联共产党在敌对势力步步进逼的夺权斗争面前，不断妥协退让，拱手让出政权，最终被迫解散。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抛弃十月革命道路会导致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殷鉴不远，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

　　记者：周老师，听了您的讲解澄清了自己心中的很多迷惑。是否可以说，十月革命道路是正确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但是它是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实现的，必然是一个曲折的历史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地直线发展？

　　周新城：对的。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发展规律都是客观的，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是它们的共性。但是两者的实现过程却有着原则的不同。自然规律是依靠自然界自身的力量实现的，不需要人们实践活动的参与，因而其实现过程一般是不会发生曲折的。社会发展规律则不一样，它是人们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合力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趋势，它必须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实现。由于人们的利益不同，他们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向往往也会发生差异。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利益的差异表现为阶级利益的差异。阶级利益的差异使得不同阶级对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期望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因而不同阶级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向也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对立的。对立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因此，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规律必然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在阶级斗争过程中，由于各种客观的、主观的因素的影响，阶级力量对比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就决定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过程不是直线的，必然会发生曲折。社会历史发展充满了前进、倒退以及各种突发事件等等复杂现象，原因就在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历史的发展出现曲折和反复也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但是，不管出现多大曲折和反复，由社会规律所决定的总的发展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它将在漫长、曲折的斗争过程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最终得到实现。

　　在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或者说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决不是几年、几十年就可以完成的，而且这一过程充满着矛盾、斗争和反复。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就经历了上百年时间，其间交织着进步与反动、前进与复辟，多次反复，资本主义制度才最终确立下起来。走十月革命道路，确立和发展与以往所有的剥削制度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发生曲折甚至出现旧制度的复辟，更是难以避免的。在世界范围内，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但是，无论斗争是多么长期和复杂，人类社会终将按照自己的规律去发展，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得了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虽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遭到的最严重的挫折，它使得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跌入低潮，但它改变不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而只是表明这一规律实现过程的曲折性。

　　邓小平针对苏东剧变以后人们思想上出现的疑惑，明确提出：“我相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1]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十月革命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展望未来，我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十月革命真理的光芒始终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1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2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4]《列宁选集》，第4卷，第7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列宁选集》，第4卷，第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9]《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10]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