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苏联建政初期，贪污腐败现象就已经出现。应当说，苏联领导人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特权和腐败现象的危害。在苏共领导人中，安德罗波夫是力主并践行反腐败的代表人物，他在担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和苏共中央总书记时，曾经对腐败分子进行过打击。纵观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以及后来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反腐败实践的具体做法及其成效，可以总结出苏联反腐败实践的特点和教训：

　　第一，苏联反腐败实践主体单一，主要依靠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国家机器的力量反腐败，而没有发动普通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其中。尽管布尔什维克党最初是依靠水兵和民众的力量夺取了政权，后来也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先后赢得了国内战争、反击外国武装干涉以及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并且正是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才实现了对美国的战略平衡，但是，其治党和反腐败实践却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莫斯科从事创作活动的知识界，曾设想创建一个反对腐败现象的社会委员会，一个非官方的独立组织，利用他们在群众中的威望，可以在铲除中央和地方的腐败行为方面做一些事情。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苏共高层领导人的否决。

 第二，不注重制度建设，反腐败实践容易受“一把手”的直接干预和影响，往往随着领导人的更替或其主观意志的变化而变化。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和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曾经被取消的部门管理原则得以恢复，管理机构变得日益庞大，官僚主义也日趋严重。由于不注重制度建设，所以苏联的反腐败实践容易受人为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容易受“一把手”的直接干预和干扰，1982年5月31日，在苏共中央多个部委的参与下，调查人员起草了一份报告，证实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先前提交中央的有关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领导人梅杜诺夫大肆收受贿赂等情况的报告内容属实，安德罗波夫提出应当逮捕并审判梅杜诺夫，但是立刻遭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断然否决。一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梅杜诺夫才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反腐败实践容易受人为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还表现在随着领导人的更替，反腐败实践往往就中止了。比如，随着安德罗波夫的去世，一系列案件的侦查工作也戛然而止。

 第三，不重视发挥媒体监督的作用。事实上，早就有人揭露过梅杜诺夫管辖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苏维埃俄罗斯报》曾披露过该边疆区的一些真实情况，可是，苏共中央书记齐米亚宁出面将该报负责人狠狠训斥了一通，认为报纸上所发表的文章考虑不周，背离了苏共中央的立场。博尔金在担任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之前曾在《真理报》农业专栏担任编辑，因为刊发了一些批评乌兹别克的文章，而受到勃列日涅夫助手的批评以及乌兹别克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的教训。

 第四，没有对僵化的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革，制约了苏联反腐败实践的开展和深入。苏联的政治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和缺陷。首先，在苏联，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没有其他政党存在，因而苏联共产党不受其他任何党派的监督和约束；其次，苏共党内监督几乎缺失，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往往发挥不了其应当发挥的职能和作用；再次，长期的领袖高度集权制、党政官员上级任命制、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特供制等体制弊端浊化了苏联的政治生态，直接使上下级官员之间形成了一种近乎人身依附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反腐败实践很难真正开展起来。

 第五，苏联反腐败实践没有抓准对象。苏联反腐败的对象往往聚焦于地方和部门的领导人，而不是党政高层官员。曾担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博尔金一针见血地指出：“富有经验的党的领导却努力把所有的批评引向党的、经济的、苏维埃的基层官员。如果分析一下各个人民代表特权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就会一清二楚：最高领导集团没有受到检查。”

　　由于没有科学地解决好由谁来反腐败、怎样有效地反腐败以及究竟反谁的腐败等问题，苏联反腐败实践很难取得真正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