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 | 汤因比历史研究（二）：用“捧杀”策略诱使美国与苏联、中国冲突

点击：  作者：张文木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6-12-26 12:21:27

 

 

 

　　【笔者按】2016年12月6日晚在英国电视台ITV播出居住在英国的澳记者约翰·皮尔格拍摄的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据英国《每日星报》12月4日报道，这部纪录片认为，由中美引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成为现实，因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正在动员一场大规模的毁灭性战争。美国试图挑起与中国的战争，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已“不再不可想象”。

 

　　英国在这个时间设置中美战争议题，这使人联系到1973年，尼克松访华中美联手后，英国历史学家与池田大作以挑动中美冲突为主旨的那次对话。

 

　　事实上，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者，同时也是被剥夺者：其海外利益不仅没有在战后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还遭到美国联手苏联的变相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成了英国推行其外交战略的新方式。丘吉尔开始报复美国，用“捧杀”策略诱使美国与苏联、中国冲突并以此消耗和拖垮美国；与此同时还要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使英国“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这些外交目的潜藏于汤因比历史研究之中且依稀可察。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英国人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是比较圆熟的。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而我们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做好准备。

 

　　本文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3期。收入张文木专著《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99页。

 

　　张文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二）

目 录

 

　　一、帝国时代的英国传统外交及其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

　　（二）汤因比开始写作《历史研究》时英国面临的世界形势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帝国利益

　　1、地缘政治

　　2、意识形态

 

　　二、英帝国的衰落与汤因比历史观的变化

　　（一）被剥夺的胜利者：英国衰落喜悲剧

　　（二）汤因比研究结论与衰落后的英国外交策略同步变化

 

　　三、1973:“尼克松主义”的出现与汤因比历史理论的调整

　　（一）主张英日向大陆靠拢以摆脱美国

　　（二）将“捧杀”对象从美国转向中国

　　（三）暗示“黄祸”将起，英日联手挑拨中美冲突

　　（四）爱的呓语

 

　　四、汤因比所肩负的“特别文化使命”及其学术评价

　　（一）“君子报仇”

　　（二）英国对美国“请君入瓮”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肩负着“特别文化使命”

　　（四）汤因比的学术研究远离真理

 

　　五、经验总结

　　【内容提要】本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帝国的兴衰追踪分析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结论的变化，认为汤因比的学术生涯始终贯穿政治，其学术研究肩负着英国的“特别文化使命”，是为英国外交利益服务的。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者，同时也是被剥夺者：其海外利益不仅没有在战后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还遭到美国联手苏联的变相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丘吉尔开始报复美国，用“捧杀”策略诱使美国与苏联、中国冲突并以此消耗和拖垮美国；与此同时还要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使英国“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这些外交目的潜藏于汤因比历史研究之中且依稀可察。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英国人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是比较圆熟的。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而我们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做好准备。

　　二、英帝国的衰落与汤因比历史观的变化

 

　　汤因比12卷《历史研究》的后6卷即7～12卷的写作与出版，在时间上和丘吉尔两任（1940～1945；1951～1955）时间及此间大英帝国的衰落大体同步，因而他这一时期的研究著作就不能不带有“丘吉尔”式的喜悲剧混合的色彩。此间，英国是战争的胜利者，同时也是战后的被剥夺者。英国在取得了战争胜利的同时，其战后国际地位却直线下落：其海外利益不仅没有在战后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还遭到美国和苏联通过促进世界民族自决运动导致的变相瓜分；也就是说，受到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剥夺的不仅仅是德日意法西斯，而且还有英国和法国的帝国利益。

 

　　（一）被剥夺的胜利者：英国衰落喜悲剧

 

　　实际上，丘吉尔在战争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被他的盟友罗斯福联合斯大林给出卖了。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召集幕僚说，美国人最近给他“留下了敌意的感觉”（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页。）。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拒绝单独与丘吉尔会见，“理由是斯大林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一起协调行动和政策来对付他”；“使丘吉尔更加不安的是，罗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国的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这样似乎随时都可以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 ［英］伊恩·格雷著，张志明等译：《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477页。）。而对“苏联安排来照顾总统的服务人员和其他居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成员”的可能性，“罗斯福则不在乎。但是，罗斯福认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罗斯福的谈话被偷听了，这可能更有助于与狐疑心过重的东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347页。）。据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披露：罗斯福还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苏共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 ［美］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召开的当天早晨，斯大林与罗斯福会前交换战后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联合进驻法国北部。而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认为印度支那不应该在战后归还给法国，而应该在20～30年的时间内，让它逐步独立。（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美国和苏联支持英国和法国的海外殖民地的自决运动，对此戴高乐看得明白，他知道罗斯福支持世界上殖民地的独立的结果，是这些新成立的、羽毛未丰的国家，将依靠美国的慷慨度日，这些国家政府的人事和决策也会受到华盛顿和罗斯福的遥控指挥。（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页。）

 

　　此外，罗斯福与斯大林不顾丘吉尔的坚决反对，在德黑兰会议上联手决定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计划”从法国诺曼底发起，这意味着美国决定将东欧交留苏联解放并将东欧划入战后苏联的势力范围。而失去东欧，以英法为首的欧洲的世界霸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对此，沃尔特‧李普曼（ ［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著名的政论家。1889年9月23日生于美国纽约。在哈佛大学时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191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多家报纸供职，曾做过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1974年12月14日因心肌梗塞逝世。去世前他表示：“有一位总统是值得爱戴的，就是特迪•罗斯福，我敬爱他。”参阅［美］罗纳德·斯蒂尔著，于滨、陈小平、谈锋译：《李普曼传》，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518页。）看得明白，1947年，他在《冷战》一书中写道：

 

　　单靠北美和南美是供养不了西欧工业化地区的，这只能解救那里的一些最迫切的眼前需要。西欧工业化地区必须恢复同东欧农业区和欧陆俄国的贸易关系。要是不这样，想在西欧维持一个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平，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为了设法付这笔代价，将会需要对整个西半球的经济来一个革命性的重新调整。（［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2页。）

 

　　至于这个“调整”意味着什么：鉴于俄国成功的经验，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或恢复张伯伦主义，重新打翻美国，我们对此不得而知。我们能知道的只是，当时的欧洲根本无力进行这样的“调整”，既如此，那欧洲就必须付出退出世界霸权这样的“极大的代价”。就这样，英国在战前的利益随战争的胜利逐渐为美苏剥夺。

 

　　面对这样的结局，英国人中最痛心的莫过于丘吉尔了：丘吉尔接手的是一个大英帝国，可在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大英帝国已接近解体。因此，英国选民在太平洋战场即将取得胜利的1945年2月将丘吉尔赶下了台，丘吉尔也因此对美国恨得咬牙切齿。愤怒出诗人，愤怒使丘吉尔从政治家迅速退回到文学家：“铁幕演说”后丘吉尔奋笔疾书完成了360万字的长篇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3年，丘吉尔——与自觉解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结局一样，大概是美国对将美苏引入欧洲并导致大英帝国解体的丘吉尔失意的安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丘吉尔回忆说，在罗斯福去世前四个月中，他与美国政府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也没有谅解。据尼克松回忆，丘吉尔曾以令人吃惊的直率态度对他说“罗斯福总统已经不是原来的罗斯福了”（ 转引自［美］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丘吉尔埋怨“罗斯福过早地迫使英国和其他殖民帝国容许其殖民地获得独立”，他认为，“这些国家尚未准备好就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其结果比独立前更糟”（ 转引自［美］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汤因比在他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对世界大国间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对英国人的心理影响作了描述：

 

　　对于美英之间新的力量对比，双方在心理上都是逐渐适应的，实际上这一过程到1952年还远远没有完成。英国政府与公众实在不愿拱手让出他们所继承的国际地位。在1945 及1946 整整两年中，英国人筹措维持地中海英帝国以及占领德国所需的经费感到愈来愈困难。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于是在1947 年，这方面的负担一大部分转移给了美国。（ ［英］汤因比主编，郑玉质、关仪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8页。）

 

　　（二）汤因比研究结论与衰落后的英国外交策略同步变化

 

　　形势变了，英国的外交战略策略及外交目标都要做相应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丘吉尔以美国人曾经对付英国的方式开始向美国复仇：他用巧妙的“捧杀”策略诱使美国与苏联、中国冲突，并以此消耗并拖垮美国。丘吉尔也明白“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清］龚自珍：《古史钩沉论》，《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页。）的道理，战后用枪赢不回江山的丘吉尔便捡起笔来，从1948年至1954年间陆续出版长了篇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与此同步，汤因比《历史研究》写作和出版也已进入后六卷即第7卷至第12卷的进程。这一时期，汤因比书中观点也与丘吉尔同步，随英国外交策略悄悄发生变化。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丘吉尔知道，美国失去了真正的伟人，英国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对手。丘吉尔明白英国就是在“世界主义”的诱惑中被消耗衰竭的，为此，他在英国被美国联手苏联击倒后，转手将曾将英国压垮的“世界主义”高帽戴到美国的头上。1946年3月，他发表“铁幕演说”，声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 ［英］丘吉尔：《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1946>，［美］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学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Words That Make America Great>，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5页。）；鼓励美国要阻止苏联“发动新的战争的意图”，“预防战争永不发生，尽快尽可能地为所有国家创造民主和自由的条件”。（ ［英］丘吉尔：《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1946>，［美］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学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Words That Make America Great>，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6页。）关于英美关系，丘吉尔坚定地——甚至不惜牺牲英国人的公民权，“希望最终在英美两国之间实现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 ［英］汤因比主编，郑玉质、关仪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4页。）——表示与美国捆绑在一起：

 

　　如果没有我所说的英语国家之间的友好联盟，那么对战争的可靠预防和世界性组织的继续出现都将成为泡影，这种联盟指的是英联邦帝国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

　　友好联盟的建立，不仅需要我们两个大而亲密的社会体系之间持久的友谊和相互理解，而且需要在两国军事顾问之间继续保持业已存在的亲密关系，包括对潜在的危险、武器装备和指导手册的共同研究，在学院之间互派学员和军官等。为了双方的安全，两国还要继续使用各国现有的军事设施，包括各国拥有的所有海军和空军基地，并同时调配两国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海军和空军基地。

　　最后剩下的是普通公民原则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放心好了。我们许多人都已清晰地看见了他们那伸长的手臂。（［英］丘吉尔：《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1946>，［美］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学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Words That Make America Great>，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3～634页。）

 

　　这最后一句关于“普通公民原则”的表述似乎是在说：你美国人尽管放心好了，今天的英国人就是美国人。最后，丘吉尔忽悠美国人放弃罗斯福主张而英国人却长期坚持的保持“军事力量平衡”的世界治理原则，用理想主义代替现实主义：

 

　　不要以为我们闭上眼睛，就可以避免我们的困难和危险。也不能等到事态发生后再加以避免；当然也不能采取绥靖政策。我们需要的是决心。拖延的时间越长，困难就越大，我们面临的危险也就更大。从我们在战争中看到的同盟军和俄国朋友的情况看，我相信他们最需要的是实力，他们最怕的是军力减弱。因此过去对军事力量平衡的看法是靠不住的。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就不能小打小闹，仅仅搞一些试验来提高军事力量。

　　如果西方的民主国家能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下，坚定地团结在一起，那他们对加强这一原则的影响力将是无穷的，谁也不会骚扰我们。但如果在自己的职责上有所畏缩，或相互分离，或错过这些重要时刻的话，那么真正的灾难就会降临到我们头上。（［英］丘吉尔：《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1946>，［美］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学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Words That Make America Great>，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6～637页。）

 

　　苏联学者对丘吉尔的目的洞若观火，B．T．特鲁汉诺夫斯基写道：“丘吉尔的计划是打算恢复英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企图把美国排挤到第二位。丘吉尔认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使美苏发生冲突。因此丘吉尔加紧鼓动美国，在对苏关系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苏］B．T．特鲁汉诺夫斯基著，张德广等译：《丘吉尔的一生》，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403页。）

　　与丘吉尔“铁幕演说”中捧杀美国的步调相随，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的同期写作的内容也与丘吉尔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他在书中也给美国戴上一顶世界“大领导”的高帽：

 

　　到1955年，消弭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关键在于，除非某个单一的政治权威能够集中控制原子能，否则不可能彻底消除战争。由于独家掌握了当代关键武器的控制权，这个权威能够、事实上也必须扮演“世界政府”的角色。从1955年的情形看，这个政府的所在地势必不是华盛顿就是莫斯科。（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2页。）

　　既然现有技术条件能够、也确实提供了便捷的交通运输，建立世界政府业已成为一项切实可行的事业。（［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4页。）

　　联合国组织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制度的核心，进而最终孕育出必不可少的世界政府。世界政府的形成可能不是经由联合国组织的发展，而是来自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这两个政治上更为成熟和强大的“赢利企业”中的一个。

　　如果当今人类可以自由选择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任何一位西方观察家都不会怀疑，绝大多数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独立判断的人都会选择成为美国公民而不是苏联公民。在共产主义俄国的衬托下，越发显得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突出长处。（［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5页。）

 

　　这最后一句关于“公民”的选择，几乎就是几年前丘吉尔“铁幕演说”中的“普通公民原则”的延伸。

 

　　给美国封上这个世界“大领导”的高帽后，汤因比又进一步以狐狸赞美乌鸦的口吻论证美国与欧洲不要有“距离感”，应将目光从美洲扩大到世界，主动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他说：

 

　　不论当前还是今后，在美国人自己看来，美国最大的长处在于它显然十分真诚地根本不愿扮演上述角色。当今美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像所有美国人的移民先辈一样，渴望彻底摆脱他们愤然离开的那个大陆事务，他们彻底脱离“旧世界”，在“新大陆”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希望退出“旧世界”事务的乐观情绪，与当今美国人迫不得已重新卷入时满心懊悔不相上下。我们看到，这种迫不得已源于“距离感的消失”，“旧世界”与“新大陆”正在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无奈，并未消除面对这种局面时的不情愿。（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5页。）

 

　　接着汤因比通过比较苏联战后欧洲政策与美国“马歇尔计划”，赞扬美国人“突出的优点是慷慨”（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5页。），鼓励美国将责任从美洲扩大到世界范围。他提到1895年在英美两国围绕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边界勘定的争端中，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发表了一份掷地有声，载入史册的文件”（ 1895年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曾就委内瑞拉边界问题发表对英威胁性的宣言，宣称“美国实际上是这个大陆的统治者”。杨生茂、张友伦主编：《美国历史百科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2页。），宣称：“美国实际拥有这个大陆的最高权力，凡是在它管辖范围内的人民都应当把它的命令当作法律。”（ 转引自［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6页。）这时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一反英国传统的与美争夺拉美的外交政策，怂恿美国推行世界霸权，他说：

 

　　这一声明即便扩大到拉丁美洲之外的霸权，也依然是有说服力的。虽然其他国家大概只得承认美国人的鞭子毕竟比俄国人的高压手段可取，但是，用吉本（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之一，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话说，“哲人”不妨“放宽眼界”，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超级强国事实上独自决定和实施那些与卫星国人民生命财产攸关的政策，这本身就蕴含着一个体制上的难题，这个难题只有通过某个联邦体制才能解决。解决一种超国家秩序带来的体制问题绝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美国的历史表明它赞成联邦制原则，这至少是一个好兆头。（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6～917页。）

 

　　请注意，这段文字出现在1961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第12卷，此时的美国开始介入越南内战，以填补法国退出中南半岛后留下的战略真空。其结果，丘吉尔以其雄辩的口才，汤因比又用巨著予以学术“论证”，让美国戴上一个世界“反共”领袖和西方民主旗手的高帽，由此将美国忽悠到了朝鲜和越南战场。

 

　　其实，汤因比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在鼓动美国学习前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将其霸权“扩大到拉丁美洲之外”（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6～917页。）的时候，他已估计到了美国受到这种骄纵的后果，1961年，汤因比在美国的一次讲话中说：

 

    今天美国是全世界范围内保护既得利益的反革命运动的领袖。它现在所扮演的正是昔日罗马帝国所扮演的那种角色。罗马在它势力所及的一切外国中，一贯地支持富人、反对穷人；由于不论何时何地穷人总是要比富人多得多，罗马政策的后果就必然是更多的不平等、不公平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痛苦。如果我的估计是正确的话，我可以说美国是蓄意决定要仿效罗马所担任过的角色。（转引自［美］戴维•霍罗威茨著，上海市“五七干校” 六连翻译组译：《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页。）

 

　　心动不如行动。从1946年始，英国的外交策略从与美国合作转向骄纵美国，使其与苏联和中国冲突，而英国则躲在后面从中渔利。

 

　　1949年10月6日，英国领事格拉汉奉命以“备忘录”的形式告知周恩来，说“英国政府仔细研究了中英关系的漫长历史，提议通过领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关系’”。（ 《柯乐博致艾奇逊》（1949年10月1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英国的对华承认态度（ 英国于1954年6月17日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72年3月13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对一些欧洲国家及英联邦国家产生影响。1949年底和1950年先后有缅甸、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亚洲国家以及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等欧洲国家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1年丘吉尔再次当选英国首相，英国外交中用骄纵美国全球扩张的方式消耗美国的政策取向更为明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中东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及东南亚的印支半岛全面挤压英法势力。毛泽东对此看得明白，1957年1月27日，他在一次会议说：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来老奸巨滑，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啦！这样的错误，在它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回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199年版，第187～188页。）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提到艾登时说：“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吃了大亏。”希思回答说：“是的，吃了大亏。”（《同希思的谈话》<1974年5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5页。）

 

　　英国被美国出卖反过来又刺激了它用吹捧的方式对付美国的决心。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挑拨和制造矛盾以消耗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鼓吹美国遏制苏联、中国，由此导致美国在朝鲜越南与中苏发生冲突；六七十年代，原英法殖民地纷纷独立，建立独立主权国家。此间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关系增幅最大，以至在联合国内对美国的反华活动形成巨大的压力。我们不难从中体悟出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对这种压力“默认”的线索。

 

　　1954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访问英国，当时法国军队在奠边府即将遭到重大军事失败，雷德福敦促丘吉尔帮助法国人维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丘吉尔感到恼火并粗暴地问：英国自己不愿为保住印度而作战，为什么要为法国保住印度支那去打仗？雷德福对这位曾以“铁幕演说”震动西方世界的反共斗士说：如果英国人拒绝与我们一起去击败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侵略，国会也许对英国人会不高兴的。丘吉尔一听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生硬地回击说：“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 转引自［美］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1949年10月17日，杜鲁门得知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后对艾奇逊说：“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做得不太地道。”（ 《艾奇逊和杜鲁门谈话备忘录》<1949年10月1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曾任富兰克林·罗斯福内阁中的农业部长和杜鲁门内阁中的商业部长的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看透了丘吉尔的目的，他说：“英国的政策显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间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战铺路。”（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1946 年9 月12 日华莱士在讲话中批评杜鲁门“对俄国强硬”的政策，他说：“把英国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关键，这将是愚蠢到了极点……我们决不可以听凭英国玩弄均势来决定美国是否参加战争，以及何时参加战争。”（ 转引自［英］汤因比主编，郑玉质、关仪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8页。）让丘吉尔感到欣喜的是，刚刚上任且踌躇满志的杜鲁门这时已听不进华莱士的逆耳忠言，他于1946 年9 月20 日免去了华莱士商务部长的职务。

 

　　1965年1月24日，丘吉尔逝世，此时的丘吉尔已欣慰地看到美国从朝鲜战场败退下来后又走上越南战场，美国在与中国、苏联的冲突中被耗得精疲力竭。时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战后国际关系结构”出现“革命性的变化”。1973年，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汤因比看到了这种变化：

 

　　美国和苏联双方都已走投无路，因此对各自卫星国的约束力也在削弱。这样就促进了国际上的多极化。法国在反抗美国。以色列也在成功地唆使着美国。捷克抵抗苏联失败了，而罗马尼亚为反抗苏联，和中国加深了亲密关系。但是卫星国的这些反抗与中国的地位变化相比，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全国进行统治的时候，中国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而已。可是现在中国不仅摆脱了苏联统治，而且自己也跃上了第三大国的地位。美苏两国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这是战后国际关系结构上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01页。）

 

　　汤因比看到美苏的衰落，只谈到了“以色列也在成功地唆使美国”，其实汤因比更明白在玩“唆使着美国”把戏的还有英国和欧洲。美国的著名的战略思想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早在1943年发表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一书，警告说美国要避免那种意在纠正世界的传教士式的干涉主义。他在这本书中告诫美国政府说：

 

　　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美］沃尔特•李普曼著，罗吟圃译：《美国外交政策》，人文出版社1944年版，第17页。）

 

　　当时李普曼提出这个“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为罗斯福战后世界安排提供了原则并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大国准备好了思想基础。1947年，他针对凯南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美国安全的脆弱性：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李普曼说：

 

　　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特别不适用于需要在一个无限度的期间坚持而耐心地加以贯彻执行的遏制政策。如果苏联是象日本一样的岛国，美国的海空力量是可以推行这样一个政策的。美国可以没有很大困难地实行对敌封锁。但是苏联需要在大陆上加以遏制，这样所谓“守住防线”就不能不是一种壕堑战。

　　然而美国军事力量所擅长的并不是无限期地防守阵地。这样做，需要大批驯服的人发挥巨大的忍耐力。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运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为目标的政策。它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挽救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倾覆了的均势。但是它并不适合于遏制、等待、对抗、阻拦的政策，这种政策并没有具体的目标，而只求最终“挫折”敌人。

　　很可能，在俄国人还没有挫折以前，美国人自己倒已经为X先生（ “X先生”，即乔治·福斯特·凯南。）的政策所挫折而沮丧了。（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页。）

 

　　至于美国为遏制苏联拉起包围圈，李普曼警告说：

 

　　这种企图用边缘国家筑成“攻不破的藩篱”来“遏制”苏联的政策，还有更不利之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边缘国家都是弱国。而弱小的盟国并不是资本，它们是负担。为了支撑和维持它们，需要分散我们的力量，花费我们的金钱和信誉。这些弱国是容易受侵害的。而为保护它们所花的气力丝毫也无助于我们决定或者解决主要冲突。（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页。）

　　我们可以明白看出，这个新的联合阵线其实是联合不起来的。这个边缘地带没有成为抵御苏联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篱，而却是一锅沸腾内争的稀粥。（［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页。）

 

　　至于欧洲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李普曼分析说：

 

　　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所有欧洲人都看到，他们是被置于锥和砧之间，即使我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却认识到，把希望寄托于苏联力量将挫折而崩溃的这种政策，是执行不了，是不能顺利推行，是必然要失败的。（［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页。）

　　欧洲主要的民主国家，而且恐怕包括美洲民主国家在内，它们的目的充其量就是在苏美之间保持势力平衡，也就是成为苏美冲突的调解人。从最坏的方面去看，它们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孤立在某种状态中，以便逃脱被苏联陆军蹂躏和被美国空军轰炸的双重灾难。（［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19页。）

　　我们决不可自欺地认为，我们在对苏冲突中率领着一个世界性的民主国家联合战线。（［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页。）

 

　　李普曼还用刚刚经历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明遏制战略的不可行，他说凯南这些人：

 

　　他们记得张伯伦先生对波兰提出保证以遏制希特勒的尝试。他们记得赫尔先生在中国遏制日本势力范围的尝试。他们知道遏制政策是遏制不了的，“对抗力量”的措施是注定会不及时和分量不够的，全线防守而希望最理想的事发生的政策意味着把战略主动权缴了械，分散我们的力量而毫无获得决定和解决的前景，并且最后会意味着一场一发不可收拾的战争。（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页。）

 

　　沃尔特•李普曼认为凯南那种用善恶判断敌友的“遏制”战略是荒唐的，并建设性地提出自己的哲学思考——这些思想显然成为后来尼克松、基辛格引导美国走出困境的认识基础。他说：

 

　　依我看来，这样的结论（即“遏制”苏联的结论——引者）是没有根据的。外交史本来就是对手国家之间的关系史，它们并不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也不响应求得共同目的的呼吁。尽管如此，历史上是有过解决安排的。有些解决安排维持得不很久，有些维持了很久。作为一个外交家而认为对手和不友好国家之间不能达成解决，那是忘记了外交是干什么的。如果世界上全是伙伴国家，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响应于共同的呼吁的话，外交家将没有什么事可干了。

　　对一个存在着对手国家的世界，外交处理的方法就是组织一种力量均势，使得那些对手国家，不论怎样缺乏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和不响应于共同的呼吁，都不能有侵略成功的前景。这就是外交家所说的解决对手国家之间冲突的含义。这并不是说，那些国家将不再是对手，而都会被改造为具有同样的思想和要求。这是意味着，不论这些国家的思想、要求和意识目的如何，力量的均势将使它们认识到进行侵略是要吃亏的。（［美］沃尔特• 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5页。）

 

　　最后，沃尔特•李普曼对凯南的“遏制”战略经过上述破立兼顾的批判后明白无误地宣布：

 

　　我反对遏制政策，不在于它要用美国力量去对抗苏联，而在于这个政策的设计不对头，它一定会导致滥用美国的力量。（［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页。）

 

　　这是李普曼在1947年发表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页。）的看法，尽管随后不久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结局印证了李普曼意见的正确性，但这时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已听不进这些冷静的意见，他们宁愿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汤因比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麦卡锡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政策建议，冲向全世界。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根据作者来稿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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