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神舟11号发射成功，想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怎么爆炸的？

点击：作者：综合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6-10-17 1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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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7时30分，搭载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一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575秒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景海鹏、陈冬2名航天员送入太空，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组织实施的第6次载人航天飞行，也是改进型神舟载人飞船和改进型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组成的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第2次应用性飞行。飞船入轨后，按照预定程序，先进行约2天的独立飞行，然后与天宫二号进行自动交会对接。组合体飞行期间，航天员进驻天宫二号，完成为期30天的驻留，并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应用技术试验，以及科普活动。完成组合体飞行后，神舟十一号飞船撤离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独立飞行1天后返回至着陆场，天宫二号转至独立运行轨道，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应用技术试验，并等待参加天舟一号飞行任务。

目前，天宫二号运行在距地面393公里的近圆对接轨道，设备工作正常，运行状态良好，满足交会对接任务要求和航天员进驻条件。

长征二号F遥十一火箭与之前发射神舟十号的长征二号F遥十火箭技术状态基本一致，为进一步提高安全性与可靠性，进行了部分技术状态更改。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37次飞行。

可您是否知道，52年前的今天，另一件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工程正在罗布泊的戈壁荒漠中秘密进行……

1964年10月16日上午，一道道密语电波在罗布泊与北京之间穿梭：

“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

“10点30分，梳完辫子。”

“11点30分，第一次检查完毕，结果正常。”

记录这些密语的是时年29岁的宋炳寰。认真核对相关信息后，他再通过一部专线电话将“老邱”的情况传递出去——接收密报的，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王亚志。

这些信息是如此重要，以至于50年后，已近耄耋之年的宋炳寰回忆起来仍然恍如昨日。

“老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因为这颗原子弹长得像一个巨大的“球”。装原子弹的容器代号“梳妆台”，连接引爆雷管的密密麻麻的电缆线代号“辫子”，原子弹装配代号“穿衣”，原子弹地面装配间代号“下房”，铁塔上的密闭工作间代号“上房”，气象代号“血压”，原子弹起爆时间代号“零时”。

“零时”定在1964年10月16日15时00分——这一信息如此秘密，以至于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也是在起爆前1小时才得知这一消息。

有人疑惑：有这个必要吗？

答案是肯定的。

谍影重重：两只老鼠，还是一群特务？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在我西北周边建立了多个监听站和测向站，不断利用间谍卫星和U2高空侦察机刺探我核试验情报。

事实上，在我国相继成功试爆原子弹和氢弹之后，相关的间谍活动也从未停止。

1967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海关进出境检查部门发现一名外国人的托运物品中有两只老鼠。

外国人名叫乔治•瓦特，是在我国兰州化工公司工作的外国专家。外交部前不久特批了他的夫人来华探亲，同时也批准他离境到香港度假。而这两只老鼠据说是专家喂养的宠物。

消息传到北京，迅速引起了公安部门负责敌特侦查人员的警觉。事有蹊跷！他们立刻通知海关将这两只老鼠悄悄扣下。为免打草惊蛇，还专门捉了两只相同的广州老鼠交给对方。

经检测发现，两只老鼠身上均沾染有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质，化验鉴定的数据与我国西北核工业生产基地的放射性数据相近——老鼠很可能就来自核工业基地！

随后，北京的办案人员又在首都机场从瓦特夫人行李中搜出了发报机和微缩胶卷，胶卷里正是我国核工业基地的地形图，以及兰州军区完整的战备地形图。

真相大白——瓦特的表面身份是尼龙设备安装专家，实际上却是研究放射化学的专家。他携带两只老鼠出境，目的是通过老鼠身上的微尘，测试核基地放射物的试验数据，推算中国核工业发展机密。

这起案件甚至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在周总理的亲自督战下，案件侦破工作顺利进行，公安机关通过瓦特这条线索，又挖出了其他潜藏在西北地区的美国情报人员（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谍战疑云，始终与中国原子弹研制试验相伴相生。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周恩来，在涉及原子弹试验的工作中更是思虑周全如水银泻地。从一则史料中可见一斑：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一个月（1964年9月16日），周恩来组织召开中央专委会，专题研究原子弹试验相关问题。

正开会中，张爱萍因为有外事活动要去会见外宾，需要中途离会。总理马上说，告诉外交部，今后张爱萍和刘西尧（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总指挥和副总指挥）都不参加外交活动了。

张爱萍起身要走时，总理又专门让他摸摸兜里有没有纸，有没有记的东西，有记的东西马上掏出来。

也就在那次会议上，周总理再次强调核试验要严格保密，并要求相关人员当晚就规定出一些暗语、密码，核试验现场与北京之间的联系，一律通过密语传递信息。

这才有了“老邱”“梳辫子”“零时”等代号。

惊世之论：“纸老虎”，还是“真老虎”？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

世人皆知毛泽东这句震古烁今的历史名言，但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原子弹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

上世纪40年代，美国通过实施“曼哈顿计划”掌握了原子弹技术，并在比基尼群岛秘密实施了世界上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但迟至1945年8月，人们才第一次了解到这一前所未闻的“大杀器”——8月6日和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亲自下令，将两枚原子弹投放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

当时，延安的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消息，标题中写道：“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

毛泽东看到报纸十分生气，“这是谁家办的报纸？渲染恐怖，吓唬谁？”他一把扔掉报纸，当即把电话打到负责人陆定一那里，责怪他们没有站稳政治立场，“为美国佬进行义务宣传”。

随后，他还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说过这样一番话：“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事实上，这位历史伟人的目光已经穿透原子弹的烟尘，清醒预见到核武器在物质破坏和精神威慑上的双重作用，以及这种武器将对世界军事政治格局产生的巨大影响。

果然，有了掌握原子弹技术的美国支持，国民党一把撕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面具，把手中的美式装备对准了“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

但毛泽东没有被“吓”住。

1946年8月6日，广岛被原子弹轰炸1周年之时，他在延安枣园的一棵树下会见美国记者安娜•露易丝•斯特朗，谈到让整个世界丧魂落魄的原子弹，他挥挥手，轻轻一弹烟头，为英语世界创造了一个新词儿——“Paper Tiger”。

然而，战略上的藐视，并不否定战术上的重视。

1949年初，钱三强向中央提出申请，希望利用到巴黎开会的机会，通过自己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就是著名的居里夫妇的女婿）帮助买一些开展核物理研究的仪器和书籍。钱三强估计，这些东西在当时大约需要20万美元。

不久，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通知钱三强到中南海面谈，同意为他拨付5万美元专款，并向他转告了毛泽东、周恩来从西柏坡传来的口信：“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钱三强并不知道，当时中共中央掌握的外汇总额只有区区30万美元！捧着那一沓潮湿的散发着霉味的美钞，或许钱三强能够体会到党中央对核科学研究的看重。

由于法国方面不给发放签证，钱三强最终并没有去成巴黎。他只得拿出5000美元，辗转托人带给约里奥•居里。后来，居里请留法学者杨承宗买了一些仪器、书籍、同位素、计数器以及探查铀矿必需的标准源等带回中国。

约里奥•居里还要杨承宗带给毛泽东一番话：“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这句话对毛泽东的触动有多深，我们不敢妄加揣测。但此后不久，毛泽东对原子弹就有了更直接的观感。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在斯大林的授意和苏方的刻意安排下，观看了反映苏联当年9月23日进行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纪录影片。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倨傲和恫吓洞若观火，回国后，他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这时候，他已经感到，不能把原子弹仅仅看作“纸老虎”，还要看作“铁老虎”、“真老虎”。

1950年5月19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一大批原子能科学家如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从美、英、法、德陆续回国，来到了原子能所，成为中国后来研制原子弹的骨干。

中苏协定：老子儿子，还是亲如兄弟？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关系迎来了“蜜月期”。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的“一边倒”国际战略。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中国革命也得到苏联的援助。1924年孙中山召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唯一的外援。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在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进行建设方面，需要苏联的援助，对国家的管理也需要苏联的指导。选择“一边倒”战略，成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的必然结果。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个月，便踏上了访苏的旅程，并推动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规定了中苏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确立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

在谈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毛泽东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事实证明，尽管美国在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中先后4次威胁要对中国动用核武器，但由于有这个条约的存在，美国最终也没敢轻举妄动。

195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5周年，赫鲁晓夫应邀来北京参加国庆庆典。期间，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举行了最高级别的会谈。会谈快结束时，赫鲁晓夫问：“你们对苏联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现在对原子能、核武器有点兴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一点帮助。总而言之，我们也打算搞这项工业。”

翻译过去之后，赫鲁晓夫愣了一下。尽管没有一口回绝，但也语出搪塞：“搞原子武器，恐怕中国目前的条件还不行。那个东西太费钱了！单说电力，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都集中起来也很难保证……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可以了，不需要大家都搞。”最后，为使拒绝显得更委婉一些，他又建议，中国若要培训科研人员，苏联愿意援建一个研究用的小型核反应堆。

毕竟核武器与核反应堆的科学原理是一致的，赫鲁晓夫答应援建反应堆，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国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

毛泽东之所以这个时候提出要搞原子弹，是因为此前中国已找到了铀矿。有一块铀矿标本还被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刘杰带进中南海，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汇报。

1955年1月15日，这块石头又被带进了菊香书屋。

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

会议从下午四点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会后，毛泽东还专门请大家一起吃饭。平时不喝酒的毛泽东，这次特意斟了一杯葡萄酒，举杯提议：“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这是毛泽东就发展原子能事业所主持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也是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

中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就在这个时候拍了板。

这次会议极为机密，迄今在中央档案之中没有任何正式文字记载和音像资料。仅有的文献就是周恩来总理工作台历上的几行字和他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当事人的回忆。

1955年底，苏联派出一个科学家代表团来华访问，代表团返回苏联后，赫鲁晓夫即致信毛泽东，表示苏联可以在建立原子能工业方面同中国共享自己的经验，还建议中国派遣一个全权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商谈具体事宜。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在大会即将闭幕之时，赫鲁晓夫突然抛出了那份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随即引发了以“波匈事件”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分离暗潮。此时，苏联急需中共支持，于是，赫鲁晓夫“在向中国提供复杂的技术帮助方面再让了一步”。

1956年4月11日，中国原子能代表团启程前往苏联，并最终同苏联达成了中苏原子能工业援助协议。

代表团出发当天，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建议成立直属国务院的原子能委员会和直属国防部的航空工业委员会，以更好地领导我国原子能工业和发展导弹航空工业——这也表明，在核武器尚处于基础理论研究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其运载工具——导弹问题了。

1956年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国防部五院（导弹研究院）成立，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走上轨道（正是由于导弹和运载火箭是一体两面的孪生兄弟，10月8日也被认为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诞生日）。

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称二机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

1957年，赫鲁晓夫在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进行党内斗争中，迫切需要中共支持。赫鲁晓夫十分希望毛泽东能亲自到苏联，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但毛泽东提出，只有签订了向中国转让生产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材料和模型的军事技术协议后，他才会前往莫斯科。

1957年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允诺在核武器方面给予中国相应帮助。

11月，毛泽东出访莫斯科。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广泛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交换意见，帮助赫鲁晓夫争取大家的理解支持，为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

如果说《国防新技术协定》标志着中苏蜜月期的顶点，那么，随之而来的，则是中苏两党的急遽交恶。

1958年，当中共要求苏联履行协定承诺时，赫鲁晓夫却提出了新的交换条件——在中国领土建设军用长波电台，在中国港口建立由苏联指挥的联合舰队——这是涉及到一国主权的严肃政治问题！

刚刚从帝国主义魔爪下站起来的中国人，对“老大哥”企图对我军事控制的非分要求格外警觉。“既然是兄弟党，就绝不是什么老子党、儿子党！”毛泽东断然回绝了赫鲁晓夫。

那一刻,赫鲁晓夫心里肯定是拔凉拔凉的。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建设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研制、试验核武器的任务。他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第一次为我国研制原子弹定出了时间表。

对于一个不愿做“提线木偶”的中共和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苏联人寝不安席，又怎会任其坐大。

1959年6月，苏共致信中共中央，以正在与美、英等国进行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为由，决定暂缓向中国提供核项目援助。

消息传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气魄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中央判断：苏联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单方面终止与中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老大哥”靠不住了！

7月，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对苏联的宝贵援助，中国永志不忘，正如对苏联的背信弃义永远铭记在心一样。为了记住这段历史，中国人把自主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定名为“596”。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来华参加新中国十周年国庆庆典，在同毛主席会谈时挑衅地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从容答道：“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固然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随后，苏联单方面终止了同中国的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

战略抉择：上马下马？早爆晚爆？

1960年8月，苏联撤走了在中国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全部专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提供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这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是一次重大打击。有些外国媒体幸灾乐祸地断言：中国核工业已“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60年代初，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极度困难的时期。“大跃进”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吃饭都成了问题，还要不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搞原子弹？有人形象地说，“不能为了一头牛，饿死一群羊”。

但以陈毅、聂荣臻等为代表的老帅们坚决支持把原子弹搞出来。外交部长陈毅说了句非常著名的话：“即使没有裤子穿，把裤子当了也要搞出原子弹。”

1961年8月20日，聂荣臻向中央呈送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报告提出：在导弹方面，以地对地型号为重点，争取3年左右突破中程，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在此前提下，适当发展地空导弹，推迟发展飞航式导弹。在原子能方面，争取4年左右建成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建成更先进的一套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能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

面对争论，中央决定：先把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搞清楚再确定上马下马。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与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国防科委副主任刘杰、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朱光亚等人组成的调查班子，承担了这一重大调研任务。

一个多月后，他们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长达5000字的调查报告《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结论是：发展原子能工业，关键不在于投入，而在于组织协同；不在于再投入多少，而在于如何挖掘各部门的潜力；不在于争论上马下马之利弊，而在于如何行动，才能搞成。

报告还大胆提出，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行的！

据张爱萍回忆，调查结束后，他和刘西尧等人曾专门去向国防部长林彪汇报。林彪斩钉截铁地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

根据这次调研的情况和结论，总参谋长罗瑞卿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题汇报了原子弹研制情况，并在汇报会后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中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抓原子弹。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96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15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由周恩来任主任，7位副总理、7位部长为委员，他们是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

专门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有关方面大力协同，密切配合; 督促检查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根据需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及时进行调度。

专门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原子弹的研制由国家战略上升到了国家行动，原子弹的研制步入快车道。

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同和积极支持下，核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工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奋力攻关，各项工作协调进展迅速。

核武器研究院在院长李觉将军的主持下，很快组建成三大部——理论部、试验部、总体部，排列出研制原子弹的各项技术关，分配到各研究室，再分工到各研究小组和个人，一场全面攻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激情之火，在核武器研究院燃烧起来。

很快，小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大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和特种炸药车间相继建立。一到夜晚，各研究室仍然灯火通明，研究人员个个埋头钻研，孜孜不倦;大、小爆炸物理试验场，惊天动地的试验爆炸声，遥相呼应，试验数据不断报来，一个个成果呈现出来，必须攻下的技术难关接连取得可喜的进展。

1963年9月，科研人员完成了原子弹图纸设计。

根据设计方案，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采用“内爆法”。所谓“内爆”，就是将大量高效能炸药起爆的能量压向内心，产生高温高压，将内心里的核燃料压缩后产生核裂变，释放出大量核能。

实现“内爆”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炸药同步起爆，能量聚焦，科学家把这一技术问题叫做同步聚焦。

1963年12月，同步聚焦技术成功突破。1964年6月6日，科研人员在西北试验研制基地试爆了一颗不带核燃料的准原子弹，进一步验证我已完全掌握原子弹同步聚焦技术。

与此同时，核燃料研制工作也传来捷报。

1964年初，核工业部部长刘杰在一次会议上宣布：可用作核材料的铀—235研制成功了！

原子弹爆炸，就是利用铀—235发生原子裂变时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没有铀—235，原子弹是无法制造出来的。然而，铀—235在自然界中的含量极其稀少。

天然铀中主要包含两种铀的同位素，即铀—238和铀—235，其中可裂变的铀—235只占0.714%，其他的都是不可裂变的铀—238。

而用做核武器装料的浓缩铀，铀—235的纯度必须达到90%以上。从天然铀中把含量仅有0.714%的铀—235提炼浓缩加工到纯度90%以上，是极为艰巨的工程。

从探矿、选矿、开采开始，到最后的提取成功，整个工艺流程中的每一道工序都有极严格的技术要求，中国核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工人，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据宋炳寰回忆，自己曾有幸随同刘杰、赵尔陆看到了宝贵的黑色铀235——用于制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一块“黑金”，这块世界上极稀少、极珍贵、极秘密，既可以为人类造福又可以为人类带来灾难的“黑色金子”。

1964年9月初，万事俱备。张爱萍、刘西尧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了首次核试验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工作情况报告。报告提出，可在10月份实现首次原子弹爆炸！

原子弹是有了，但爆和不爆、早爆还是晚爆的问题又摆在了最高决策者面前。

1964年8、9月份，美国人根据罗布泊核试验场的建设大军忽然沉寂下来的现象，判断中国第一次核爆炸已经准备就绪。

9月15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人研究制定了联合苏联、阻止或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形象的说法是“外科手术式打击”，或“摘除扁桃腺”，对中国核设施实行“绝育手术”。形势十分紧张。

1964年9月16日和17日，周恩来主持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听取了张爱萍等人的汇报，详细研究核试验准备情况，并对首次核试验时机进行研究。会议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早试；另一个方案是晚试，先抓紧建设三线核工业基地，择机再试爆原子弹。

中央专委会议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了首次试验的准备情况和中央专委关于首次核试验的两种方案。毛泽东听后，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坚定地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专委按照早试的方案抓紧准备，并对首次核试验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核爆炸进入倒计时。

动地惊雷：欢庆胜利，还是回望初心？

52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串浪花。然而，回眸52年前的那个历史时刻，记忆却往往容易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没。

这里，我要引用一位核试验亲历者的回忆：

1964年10月14日下午19时20分，原子弹被吊装到罗布泊深处一个高达102米的铁塔顶部。铁塔周边数十公里范围内，早已布置好了用于效应试验的飞机、大炮、坦克、舰艇、各种车辆、建筑群体以及各类生物、化学效应物等，如同一场大战的战场，蔚为壮观。

10月16日早晨6时30分，完成了爆炸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联结雷管，随即全体工作人员陆续撤离爆炸试验现场。

10月16日下午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原子弹起爆按钮。

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动控制状态。计数器开始从10到0倒计时跳动。

这10秒是扣人心弦的10秒，因为在10秒内原子弹从雷管点火、炸药起爆开始，能量向内心聚焦，在巨大的高温高压压缩下，核材料达到超临界值，中子轰击原子核，链式反应快速形成，原子核不断产生裂变，释放出巨大能量。“零时”一到，强光闪亮，火球凌空，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那年，13岁的宫五一作为首都优秀少先队员代表，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与演出。10月16日下午，3500名演职人员来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随后，满面春风的周总理赶来向大家宣布了3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一是今天下午3点，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已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第二个好消息是，苏联的赫鲁晓夫宣布下台！第三个好消息是，一会儿毛主席将要来看望大家，并与同志们合影留念。

整个宴会厅沸腾了。然而，年少的宫五一并不知道，他们几乎是全中国最早知道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的一批人。

当天“零时”过后，张爱萍通过专线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一向严谨的总理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

当张爱萍通过现场科技人员的分析，确认这就是核爆后，周恩来随即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十分冷静地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还要继续观察，要让外国人相信……最好等外国人的消息出来后我们再公布。”

确定是核爆炸成功后，毛泽东很快让周恩来向参加《东方红》演出的同志提前宣布这个消息。

数小时后，日本传出消息说，中国可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不久，又收到了美国的广播，证实了这个消息。

这次相当于几万吨TNT炸药威力的核炸弹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远在万里之外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它的存在。

当晚23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一时间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地震”。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黄子孙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永久性的。

原子弹爆炸成功和与之同步的导弹事业发展、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深刻改变着世界战略格局。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两个大国隔绝22年的坚冰开始融化，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无疑是中国力量大幅提升所带来的战略地位改变。同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从1965年到1975年的10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由49个猛增到107个，中国不但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信赖的朋友，也逐步实现了与西方许多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打破了霸权主义对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垄断，保障了我国的安全，使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

然而，每当重温这段光辉的历史，每当看到原子弹爆炸的影像资料，看到不断向上翻卷的蘑菇云和遮天蔽日的烟尘，观澜总是感到莫名的恐惧。如此巨大的力量，如果掌握在某些狂人手中，人类文明的历史怕是早该改写了。

回望初心，我们不应该忘记：

——中国从来没有主动想要研制核武器，但是没有这个东西，人家就要拿它来威胁你、消灭你。

——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是消灭核武器。

读不懂这些，就不会懂得那一代革命家的情怀，就不会明白，为什么核爆炸次日，周恩来就接连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中国政府关于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

请记住：核武器总有一天会被彻底消灭！

坚忍卓绝：一曲高亢悲壮的国家命运交响

“传一曲天荒地老，共一生水远山高，正义不倒，会盟天下英豪……”

“英雄肝胆两相照，江湖儿女日渐少，心还在，人去了，回首一片风雨飘摇……”

我国原子弹正式起步研制是在1959年，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这种困难集中反映在粮食、副食品严重短缺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