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棒：浅议媒体“党性”和“人民性”的对立统一关系

点击：作者：千钧棒来源：昆仑策研究院发布时间:2016-03-04 12:00:06

　　浅议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对立统一关系

　　　　——兼评“党民对立论”

　　任志强就“党媒姓党”大放厥词后，某些人仍然采取将“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的方式为他辩护，无论是用打着红旗通过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的办法为他开脱的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还是赤膊上阵直接通过抒情骂街喊口号的方式为他站台的陈有西律师。无不如此。

　　在我的一篇与此相关相关的文章后面还有一位叫“福建你好”的网友有这么一个跟帖：

　　“任大炮认为人民应当排在党前面，党不该排在人民前面，以领导统冶者自居，应当回归基本理念，党是人民公仆这条正确道路上来，这有什么罪？任大炮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随波逐流，不媚上、不畏言，坚持说真话，而且在高压政治权力打压下仍然坚守信仰。这种品质在当下实在是太可贵了。太让人佩服。”

　　这种说法与蔡霞、陈有西以及其他任志强的辩护士们的说法一样，在一部分人当中很有代表性，而且由于似是而非而很有欺骗性，很容易在一部分缺乏辨别能力的人那里造成思想混乱。

　　为了在这个问题上正本清源，很有必要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说清楚“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下面分几部分探讨这个问题：

　　1、什么叫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

　　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楚什么叫“党性”和“人民性”。

　　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是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党性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是千百万共产党员为了完成党在各个时期的任务，英勇奋斗，忘我牺牲，开拓进取实践的升华。

　　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不能简单地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地从某一个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人来理解人民性。只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通常“人民性”主要体现在执政党服务和维护绝大多数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上面。

　　媒体的“党性”就是“党性”在宣传工作中的落实和体现。它具有时代性，具体到不同时期来讲，又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宣传中的体现。

　　媒体的“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然而，对于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一个具体单位来说，在工作中如何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或者说，如何既坚持“向党负责”（具体表现为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出发点。又坚持“向人民负责”的出发点，二者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是一致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决定的，这种根本的一致性是其统一的一面；在具体工作中，则也有可能出现差异，这种具体的差异性就是其对立的一面。因此，两者的统一并非是抽象的、简单的、静止的，而是一种具体的、复杂的、动态的统一，即在工作中通过矛盾的不断出现和解决，不断深化对“党性”和“人民性”的理解和把握，并且不断赋予“党性”和“人民性”新的时代精神和科学内涵，从而达到更高程度的统一。

　　2、媒体的“党性”与“人民性”之间的关系。

　　从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二者关系的具体把握看，可能出现相互关系组合的四种情况：

　　第一种，两者有机结合，同步发展，完全统一。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这种情况不一定是常态。

　　由于两者的统一不一定是完全同步的发展，而是有差异的存在，有差异就有矛盾，矛盾的出现及其解决造成两者的动态统一，即体现在下面的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上面。

　　第二种，由于两者的不完全同步发展，两者出现矛盾，需要强调“党性”：情况一是民众的思想意识停留在原有的阶段，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党要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民众前进；情况二是少数人或者一部分人盗用民众名义做违背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事情的时候，党作为先锋队必须发挥维护广大民众利益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第三种，由于两者的不完全同步发展，两者出现矛盾，需要强调“人民性”：情况一是有时候政策出现偏差，客观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加以纠正；情况二是，富于创造精神的人民群众走在前面，党应该尊重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地位。

　　第四种，媒体既缺乏“党性”又缺乏“人民性”，这种情况不多，但是的确会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媒体通常会受到整顿。

　　从上面的分析看，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是动态平衡的，从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两者的矛盾客观存在。

　　要么是民众（包括大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意识落后，作为先锋队的党走在历史前列领导民众改变这种情况。

　　要么是会出现暂时性的领导落后于群众的情况，党跟上，这种情况在党的工作出现失误的情况以后会出现。这又以下面两种情况表现出来：

　　一是领导集团超越现阶段大多数民众的认识水平和觉悟水平，工作违背客观规律而又强迫命令，比如极左思潮占主导地位时期。

　　二是为了实现尽快发展的目标而出现背离多数人的利益的情况，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有一段时间片面强调保护改革者，结果出现了举报者受到打击报复，而被举报者安然无恙的情况，这为后来腐败的蔓延开了一个坏头。

　　上述两种情况归根结底还是靠党和人民在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去纠正。

　　马列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思想武器。

　　3、客观、科学、全面认识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如果认为“党性”和“人民性”在具体的人或组织、具体的工作过程中都会绝对统一，都会完全同步发展，那是片面的，会导致拒绝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领导人的监督和正确批评的情况出现；如果认为“党性”和“人民性”是绝对对立的，或者“党性”高于“人民性”，或者“人民性”高于“党性”，那也是错误的，会为少数官员无视和践踏人民利益，或者少数人打着“人民”的旗号挑拨党群官民对立，破坏社会稳定，提供借口和依据。

　　当党群关系比较融洽，当少数人（主要指富人）与多数人利益一致的程度比较高的时候，往往社会上对“党性”和“人民性”比较容易取得统一的认识。

　　当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利益不一致甚至出现对立的情况下，或者会出现多数人对只是有利于少数人发财致富的政策不满；或者会出现少数人打着“民众”的旗号对惠及多数人的政策不满，这个时候往往在舆论场上会出现是非不明的所谓“党性”和“人民性”之争，媒体对这种争论的反映就体现为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其实，从实质上讲，不符合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所谓“党性”绝不是真正的党性，不符合党所代表的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所谓“人民性”也绝不是真正的人民性。对此，媒体应该有清醒的的认识和用正确的态度对待。

　　4、“资本”的二重性以及任志强代表哪些人。

　　从任志强一系列公开发表的观点看，他只是代表少数富人。

　　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资本有富民强国的积极因素一面，富人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有交叉点，但是资本也有因为其逐利性而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利而侵害民众利益的消极因素一面。

　　否认资本的积极因素的一面会导致盲目和笼统仇富甚至导致全面否定改革开放；而否认资本的消极因素的存在会导致放纵在改革开放的具体进程中出现的乱象。

　　夸大“资本”和“民众”的利益交叉点和掩盖甚至抹杀其对立的一面，会导致少数资本的拥有者假“民众”的名义绑架民意，胁迫执政党。

　　拥有资本的非官人士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民众”，因为虽然他们没有官员那样的对民众的“显性强制力”，不能够强迫民众怎么怎么样，但是却拥有“隐性强制力”，能够迫使民众不得不怎么怎么样，只有不拥有资本又非官员的人才能算纯粹意义上的民众。

　　从虽然非官员却拥有资本的任志强一直来表达的观点立场看，他顶多只能代表一部分富人，而没有资格代表人民。

　　5、任志强是怎么变成“人民代言人”的？

　　某些人利用一些概念的外延之间的交叉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偷换概念：

　　他们利用一般民众与拥有资本的人的共同的“非官”属性，把拥有资本的人偷换成“民众”、“人民”。

　　他们把曾经为民众说过话的人偷换成为民众的代言人。

　　他们把有些人讲过正确的话偷换成为这些人所说的话都正确。

　　他们把党维护和服务大多数人的利益偷换成一切听“民众代言人”的，再偷换成听与一般民众同样具有“非官”属性的富人代言人的任志强的话。最后偷换成任志强的话高于党中央和总书记的话。

　　凡是具有逻辑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外延具有全同关系的概念之间才可以相互替代，而某些人故意利用偷换概念的诡辩术进行忽悠，经过他们一系列的对概念的外延的缩小，最后变成了党中央和总书记要听任志强的。

　　也有人可能由于是认识水平的局限性陷入认识的误区。

　　6、将“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的危害性。

　　本来“党性”和“人民性”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整体的，而非个别的，而某些人不但把两者对立起来，而且还用偷换概念的方法抽象地谈“人民性”高于“党性”，这些人要的是以少数人假“民众”的名义凌驾于全社会之上，这样做会导致：

　　一、某些人在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利益冲突问题上，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执政党最后强加于多数人头上。

　　二、排斥作为先锋队的党对民众的引领。某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改革应该由精英来领导，而精英就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

　　这种伪“人民性”或者扭曲的“人民性”只能让改革开放进入误区，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大多数人以及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的执政党的不接受甚至反对。

　　7、执政党会出现工作失误，但是与“党性”没有必然联系。

　　如前所述，媒体的“党性”就是“党性”在宣传工作中的落实和体现。它具有时代性，具体到不同时期来讲，又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宣传工作中的体现。

　　而媒体的“党性”除了坚持与“人民性”的统一，即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始终不变以外，“党性”的具体内容也是发展变化的，有一个逐步完善成熟的过程。比如文革前的“党性”，文革中的“党性”，改革开放初期的“党性”，后改革开放时期的“党性”，某些具体的提法会有所发展变化，某些在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到现在可能会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过时的。这可能会是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也可能是当时的客观条件的局限性造成的。执政党的工作在某段时期出现的失误，只与当时的具体决策有关，与强调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持与落实的“党性”无关。因为党曾经出现过失误而否定“党性”是错误的，就像不能因为在民众中曾经出现过错误思潮而否定“人民性”一样。“党会犯错误，人民不会犯错误”是一个伪命题，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和整体看，虽然客观规律会促使民众不停地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但是对于具体的人和人群来说，一样是会犯错误的，拿外国来说，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就曾经在其国民中很有市场，这就不能不说是民众犯错误的典型实例。

　　8、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的正确发展走向。

　　由于“党性”和“人民性”是对立统一的，而这种统一又是动态平衡的，在两者统一的时候，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执政党要有把握全局的能力，在这种统一的平衡状况的不断建立和打破中引领民众前进，在遵循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世界。与此同时，与执政党不同程度地对社会有影响力的富人应该尽可能地让自己与最广大的民众的利益保持一致性，这样就会赢得党和人民的尊重，这种做法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受到赞扬，比如西方国家的一些亿万富翁热心于慈善事业，这对于他们自己和社会是双赢和多赢的。而大多数人拥护执政党的正确领导和尊重勤劳致富和合法经营的富人及其劳动成果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之一。

　　当“党性”和“人民性”出现暂时的不平衡的时候，需要全社会超越个人或者所在群体的利益去分清是非，尽量寻求共识，而不应该像那个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局长逯军那样割裂两者关系，用被歪曲的“党性”去压民众的正当要求；同时也不应该像某些人那样割裂两者关系，在并不能代表全体民众的情况下打着“民众”的旗号以所谓的“人民性”去对抗和压“党性”。只有代表全体或者绝大多数人的长远的根本利益的才算是真正的“人民性”，在少数人的利益与全体或者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对他们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当然也属于一种“人民性”。但是，除非有全体或者绝大多数人授权，除非你与最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有一致性，否则，任何人别自作多情去“代表”人民，即使你腰缠万贯也不能。如果能够正确理解和处理“党性”和“人民性”之间的关系，那么维护和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长远的根本利益的“党性”自然就与“人民性”是一致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党性”和“人民性”会最终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