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一千多年以来欧洲大陆曾经是基督教最为兴盛的地区。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前基督教时代，欧洲人民普遍信仰多神教，每个国家、地区、民族和部落都有自己笃信不疑的多个神灵。例如，在欧洲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古希腊，人们在遍布各地的大小神庙中顶礼膜拜着形态各异的诸多男女神灵，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万神之王宙斯、光明之神阿波罗、太阳神赫利俄斯、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和酒神狄厄尼索斯等等。直到公元十世纪，位于欧洲最东端的俄罗斯仍普遍流行着多神教信仰。太阳神达日博格、风神斯特里伯格、春神雅里洛、火神西马尔格与畜神维列斯等同为俄罗斯人最为钟爱的神灵。

信仰的多元化自然形成了相对宽容的宗教环境，欧洲大地上名目繁多的不同神祗各司其职、各行其是，大体上倒也能够做到和平共存、相安无事。然而，自公元四世纪起，一个来自亚洲西部的全新神灵的到来，却一举改变了欧洲诸神各安其事的和谐局面，只因这个新来乍到的耶和华神有着反客为主并取诸神而代之的狂妄野心。从此，欧洲大陆风云突变、狼烟四起。经过一番激烈较量并最终借助于政治力量的介入，新神胜出。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改信基督教，并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合法宗教，从此信徒人数大增。公元380年，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将其正式定为罗马帝国国教。此后，在欧洲各地存在已久的各种大小神灵纷纷被赶出寺院庙堂，号称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耶和华上帝毫不客气地取而代之。与罗马帝国一样，很多国家的基督教化都是在统治者的强令下实现的。例如，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改信基督教后将其定为俄罗斯国教，从此禁止百姓敬拜其他神灵并强令全体臣民受洗。在掌权者的强力推动下，欧洲国家从此进入一神教时代。这一在西方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也对整个人类世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

以基督教为正统的一神教的确立，给欧洲乃至世界带来了长达千年之久的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与宗教争端。在此前的多神教时代，尽管在战争中交战双方都祷告祈求己方神灵的庇护，但是战争本身却并非以消灭对方的宗教信仰为根本目的。在基督教高调登场后，很多战争与争端的主要甚至唯一目的就是消灭他人的宗教信仰，以达到由基督教一统天下人心的目的，从而开启了进入文明时代后人类之间不因实际利益而进行无谓厮杀的先河。

随着基督教以高歌猛进之势迅速攻占整个欧洲大陆，出于发展更多信徒及为上帝攻城夺地的大使命感，基督教会先后发起了十多次十字军东征，以实现由基督教在全球范围内一教独裁、一教专制的目的。十字军所到之处，烧杀捋掠、无恶不作，基督教徒的福音遂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噩耗。在此过程中，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死于非命。若不是同为一神教信仰的伊斯兰教的拼死抗争，西亚地区恐怕早已落入基督邪教的魔掌。一旦西亚沦陷，中亚与东亚必将成为基督教洗劫的对象。

基督教之所以具有挑起争端的法力与魔力，乃是因为它与生俱来的完全迥异于多神教的特点。首先，基督教不仅坚持只有一个上帝，而且坚信只有自己信仰的才是唯一真神，从而将自己的信仰上升到普世与唯一的霸权地位。基督徒自认为自己乃世界上唯一真理的唯一传人，因而在道德、理念等方面毫无缘由地自视甚高。正是这种自以为是及自以为义的霸道、非理性与不宽容，导致了基督教徒以及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西方人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精神气质，完全罔顾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浅显道理。在多神教时代，虽然也有很多人认为只有自己的神才是真神，但尚未发展到向对方大力推广自己的宗教甚至强迫对方改从自己信仰的程度。然而，按照《圣经》的教导，基督教徒以传播耶稣福音为己任，誓将福音传到地极。于是，向非基督徒传福音就成了教会使命的重中之重。在长期落后于亚洲各国的中世纪，欧洲人尚且不自量力地试图向更加富裕、先进与文明的亚洲地区输出宗教与文化。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在经济、军事与科技等方面的强势地位更加助长了基督教与整个西方世界好为人师的狂妄气焰。他们不仅耻于下问，甚至耻于上问，以至发展到三人行我必为师的极端荒谬的地步。

实际上，因囿于一本圣经而不能取他山之石用以攻玉，基督徒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早已成为目光短浅、视野狭隘、僵化封闭而不自知的井底之蛙。他们口含天宪、手握玉爵，且自命为上帝之宠臣，对其他一切不赞同其宗教观点的人等皆以愚蠢小人视之，自认为有充分理由对这些异教徒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于是，他们打着上帝的神圣旗号，以传播上帝普世之爱的名义，对内通过宗教裁判所、对外通过十字军东征等残暴手段，以达到消除异己的罪恶目的。这种在他人看来凶残至极的禽兽行径，却被教会视作拯救人类灵魂的高尚之举。于是，教会越是谈论上帝之爱，异教徒就越是避之唯恐不及。面对这些冥顽不化的“野蛮”的外邦人，教会也就更加心安理得、义正词严地采取愈益残忍的手段加以镇压。美国著名学者房龙在其名著《宽容》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基督教会的“生存全是靠最恭顺的臣民的绝对服从，因而它被迫走向镇压与凶残的极端，致使许多人宁可忍受土耳其人的残酷，也不愿意要基督教的慈悲。” 他批判基督教的一元化思维，推崇古代欧洲人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宽容信仰，“这些英雄怀疑天国的神灵。他们知道(一如前辈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浩瀚无际，头脑正常的人绝不期望能够解决。他们一方面希望并祈祷自己所走的路能最终把他们引向安全的目的地，另一方面又不相信这条路是唯一正确的，其余的全是歧途。” 房龙认为基督教“从这个世界上剥夺了许多美好、高尚和美丽的东西，又加进了不少狭隘、可憎和粗陋的货色。它不是使人类社会更简朴更和谐，而是使它更复杂更无秩序。”

基督教所宣扬的神本主义与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背道而驰。西方人认为信仰宗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死后进天堂，为此不惜一切手段。又因他们相信因信称义，所以非常注重所信教条是否合乎圣经，而不注重人类品行的改善。因此，基督教徒里才会涌现出大量的象希特勒一样假冒伪善的恶魔。为基督教的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君士坦丁大帝也是一个杀妻、杀子的暴君，即使全能的上帝也无力改变他的残忍天性。基督教早期领袖人物的残暴之举无疑对这个宗教的后来发展造成了致命的负面影响。乔纳森·斯威夫特说，大多数基督徒都有足够的宗教信仰做依据憎恨旁人，却不能爱别人。与西方使人做恶的宗教传统完全相反，中国人则认为信仰的目的是为了引人向善，注重以行体信，将行善事、做好人视做一切信仰的重心。因此，在中国信教的大多不是坏人，几乎没有人真诚地打着上帝的神圣名义却干着最令人不耻的勾当。我发现，那些在中国人的引导下相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中多有良善之辈，而那些在西方人的教导下相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则大多是伪善之徒。

正是在基督教会这一代表西方上帝旨意的所谓普世机构的领导下，整个欧洲陷于黑暗的中世纪长达一千多年之久，且使周边地区的国家与人民深受其害。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的先进知识分子才深刻认识到基督教是阻碍欧洲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欧洲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是欧洲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反思与批判。随着尼采的一声呐喊“上帝死了”，欧洲社会才摆脱蒙昧，逐步走上了理性与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如今的西欧，上帝早已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在北美，基督教在知识分子中影响甚微，落后地区的低学历群体成为基督教徒的主要来源，且信徒人数逐年减少。而且，越来越多的西方教会与信徒彻底放弃了教义中的某些极端之处，例如，天主教会在梵蒂冈第二次会议中公开承认基督教及其教会、教徒并非真理的唯一掌握者，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及无神论者死后一样可能进天堂。这一宣言足以说明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西方国家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向全世界大力宣扬的所谓普世真理既不普世也非真理。西方人终于承认他们的祖先不惜杀人放火向人传播的基督教义原来一文不值。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传教者原来愚蠢至极，而那些被传教士们所蔑视的拒绝接受他们谬论的人反而离真理更近。至此，由西方发起的历时一千多年之久的声势浩大的传教运动，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笑柄。

当代的西方人虽然抛弃了基督教所长期贩卖的荒谬信条，却继承了其基督徒祖先的狂妄、无耻与无知。拜基督教之赐，他人皆错、唯我不错的非理性的极端主义思维早已深入西方人的骨髓，且从宗教领域一直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甚至个人生活等各个方面。以种种手段甚至不道德手段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强迫他人想西方所想、急西方所急、行西方所行、信西方所信，仍然是今日西方人孜孜以求的重大使命。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概念逐渐取代基督教义成了西方人笃信不疑的最新教条。这些在西方知识分子中间尚存在巨大争议的极不成熟的政治观点与理念却被西方统治阶级及其在非西方世界的代理人推升到普世的高度。为此，西方人以传教士般的狂热，不惜余力地在全世界培植代理人，想方设法推广西式“民主”。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在东欧及中东等地发生的颜色革命、茉li花革命、阿拉伯之春以及针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等，都是西方传统的极端主义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非西方世界发起的又一轮十字军东征，体现了西方固有的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是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帝国主义。

我们看到，民主十字军所到之处，枪炮开路、血肉横飞、民生凋敝、社会混乱。如此不顾人民疾苦甚至生命安全而强制推行的“民主”早已违背了民主的初衷， 自然导致很多人谈民主而色变以至起而抗争。这非但不能引起西方人的反思，反而更激起了他们捍卫“民主”、反抗“专制”的政治狂热。于是，西方治下，乱象丛生、征战不断。而西方人之所以杀人盈野、害人无数而不思悔改且丝毫不感愧疚，是因为他们深信自己是在替天行道。他们自以为掌握着民主的真谛与要义，并且以民主的唯一传人自居，为了达到“民主”的目的甚至可以无恶不做。于是西式民主在很多人眼中成了野蛮、残忍、荒诞、疯狂与霸权的代名词。

西方人坚信作为“民主上帝”的选民，他们永远无条件地高人一等，拥有至高无上的生杀予夺大权，可以对任何一个国家颐指气使，甚至有权颠覆持不同政治观点与政治理念的外国政府，包括通过西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及其领导人。在西方人看来，民主与独裁的标准与内容理所应当完全由西方说了算，不容任何讨论、商榷与探讨的余地。他人任何一点微小的异议与不同都被西方疯狂地打上专制独裁的标签，且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在《美国说了算：乔姆斯基眼中的美国强权》一书中说“我们有一个特定的民主概念，那就是‘我们说了算’。如果这样做，这个国家就是民主或者正在变成民主。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本国人民的意愿行事，它就不是民主”。他还指出美国本身并不“遵守它强加于他国的规则”，从而造成美国自身“严重的民主赤字”。若要得知西方社会真相，我们需要聆听的应该是这些来自西方智者的客观理性的声音，而不是西方愚昧自大之徒的胡言乱语。

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就是被西方称为独裁者的两个优秀政治家，尽管他们都是以比西方领导人高得多的得票率高票当选，并且在任期间一直维持着极高的民众支持率。既然连通过西方式民主选举上台的普京与查韦斯都不能见容于西方，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方式当选的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自然更是成了西方的眼中钉、肉中刺。那么，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究竟罪在何处呢?原来，在西方人眼中，民主意味着多党制，民主必须多党，一党执政就是专制独裁。至于一党制与多党制的各自优势与弊端，以及政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成绩，则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这种非理性的教条式思维与中国经世致用的政治传统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照。在中国的政治理念里，执政者的道德素养、执政能力与执政成绩是选拔领导人的最重要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中国人民的不二之选。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执政以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将一个贫穷落后、任人欺辱的旧中国建设成全世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虽然在执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难以避免的失误甚至重大失误，虽然中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尽人意之处。但是无可否认，在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治理下，我们的国家正变得日益繁荣富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主席还在如何发展人民民主与实行民主监督等方面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战线、政治协商会议、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等都是中华民族对民主政治的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还首创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以及求同存异等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方针与政策，为反对西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建立国际民主新秩序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政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全方位的巨大成就。更加令人钦佩的是，在如此巨大的成就面前，中国共产党依然保持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平等对待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从未将自己的成就与经验上升到普世的高度，更没有将自己的标准与做法强加于人。

相比之下，在实行多党制的西方，“民主”选举所产生的平庸政客正在将国家引上一条日趋衰落的邪路。试看今日哪一个西方国家不是经济下滑、债务缠身、民生凋敝、民怨沸腾?西方政府执政能力之低与执政成绩之差这一客观事实，本应促使他们反思多党制的诸多弊端并向成绩斐然的中国政府虚心学习讨教。但是，被畸形自尊与盲目自大心理所束缚而无力自拔的西方竟然恬不知耻地向中国政府说教。在用事实与成绩而不是诡辩与教条来说话的中国，实在是令人贻笑大方。西方政府及其领导人无力解决本国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于是以民主、人权之名在世界各地挑起无谓争端，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采取种种措施，以防范各种颜色革命与鲜花革命所导致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大量的社会资源不得不被用在教育受西方蒙骗的人民群众以及揭露极少数别有用心者等方面，从而无法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完全集中到经济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等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西方的民主十字军及其所兜售的民主、人权及多党制等谬论不仅是西方自身社会发展，而且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

西方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才认识到一个上帝的信仰是多么地荒谬。鉴于西方人智力水平、认识水平与纠错能力之低，也许只有在一千年或者一万年之后，我们才会看到西方人被迫承认多个政党论是其先祖犯下的另一个极其可笑的错误。但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让西方的多个政党提前和那一个早已臭不可闻的上帝一起见鬼去吧!

我们的祖先不需要西方的那一个上帝，照样可以创造一个比西方更伟大的古代文明。今天，我们同样不需要西方的多个政党，照样可以创造一个比西方更伟大的现代文明。做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是多么地幸运与自豪。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道路”。只要我们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中国人民有信心、有志气、有能力，一定会为人类创造出一条崭新的、独特的社会发展与民主管理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