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北京和莫斯科关系密切，但不会结盟

点击：  作者：傅莹    来源：《参考消息》  发布时间:2015-12-24 09:38:15

 

 

　　傅莹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长

　　图为：傅莹应邀出席2015“三亚·财经国际论坛”

 

　　【按】美国《外交》杂志2016年1/2月号（提前出版）发表题为《中国如何看俄罗斯，副题：北京和莫斯科关系密切，但不是盟友》的文章，作者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长傅莹。全文如下：

 

　　在俄罗斯与美欧关系日趋冷淡之际，中俄之间相对亲热的关系再次引起关注。西方学者和媒体记者对中俄伙伴关系的性质展开了讨论，探寻这种伙伴关系是否会走向结盟。

 

　　冷战结束后，西方关于中俄关系的评估及其走势的猜测通常有两大种观点。一种认为中俄关系脆弱，不可预料，充斥不确定因素——许多支持这种观点的人称之为基于利害关系的“权宜婚姻”，认为两国不太可能越走越近，反而很可能渐行渐远。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战略甚至意识形态的考量构成中俄关系的基础，预言两国——都视美国为实现自身意图可能的阻碍——未来必然会结成反美、反西方联盟。

 

　　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准确地反映中俄关系的实质。中俄关系是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并非所谓的“权宜婚姻”：其内容丰富、基础牢固。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演变进一步拉近了两国的关系。一些西方分析家和政府官员推测（可能有人甚至希望）俄罗斯深度介入当前叙利亚和乌克兰的冲突，将导致北京和莫斯科关系紧张——甚至破裂。事实上，这样的状况并没有发生。

 

　　不过，中国无意与俄罗斯正式结盟，也不会结成任何形式的反美、反西方联盟。相反，北京希望稳定中俄关系，为这两大邻国实现国家发展目标提供安全的环境，通过互利互惠的合作彼此提供支持，从而为大国处理分歧和开展合作提供范例，这有利于巩固国际体系。

 

　　1 关系牢固

 

　　中国同沙俄及此后的苏联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有过数次结盟。但是每次都很短暂，因为结盟只是两个实力失衡的国家间的权宜之计。在之后的几十年，这两个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关系马马虎虎，虽然也有合作，但更多的是陷入对抗和猜疑。1989年，在苏联政权的末期，两国关系终于恢复正常。双方共同宣布，“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两年后，苏联解体，但中俄关系继承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

 

　　此后不久，新生的俄罗斯联邦奉行所谓的“大西洋主义”。为了赢得西方信任和援助，俄罗斯不仅经济改革走西方路线，而且在削减战略核武器等诸多重要安全问题上也作出让步。但俄罗斯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反而出现经济萎缩，区域影响力下降。俄罗斯对美欧援助口惠而实不至感到失望，对北约东扩意图十分不满，1992年开始重视亚洲。同年，中俄宣布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并发表联合政治声明，强调“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国内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

 

　　自此开始，中俄关系逐步改善和深入。在过去的20多年来，双边贸易和投资大幅增长。2011年，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国。仅2014年一年，中国对俄投资增幅就高达80%——而这一增长势头依然保持强劲。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中俄贸易额每年尚不足50亿美元，而2014年这一数字已接近1000亿美元，足以彰显两国经贸关系的成长。

 

　　2014年，北京和莫斯科签署里程碑式的天然气管道协议，俄将从2018年起向中国供气，每年最大输气量将达380亿立方米。此外，双方还计划在核电、航空制造、高铁、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做一些大事，并且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等新的多边金融平台开展合作。

 

　　同时，中俄两国安全关系也在增强。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大武器进口国，两国正在探讨开展一系列武器联合研制项目。中俄开展的广泛的防务合作有高级别军事人员磋商和联演联训，包括双方过去10多年间在双边及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举行的20余次联合反恐军演。20年间，已有数千名中国军人赴俄留学，而俄罗斯很多军官也到中国国防大学短期进修。

 

　　伴随着经济、军事关系的加强，中俄政治关系也在不断加深。2008年，两国和平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领土争议，划定2600多英里（合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从而消除了两国关系的最大隐患——这在邻近的大国之间十分难得。

 

　　目前两国在国家元首、总理、议长、外长等各层级都有年度定期会晤的安排。自2013年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习近平已五次赴俄，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三次来华。两人总共已经会晤了12次，普京成为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见面最多的外国元首。

 

　　2 管控分歧

 

　　尽管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中俄两个邻国间依然存在分歧，外交政策的关注点也各有侧重。俄罗斯传统上面向欧洲，而中国则更多聚焦亚洲。两国外交行事风格也不同，俄罗斯在全球舞台上经验更加丰富，外交上往往强势，主动，常出人意料。而中国外交则应对性多一些，更小心谨慎。

 

　　中国的崛起引发了一些俄罗斯人的不安，有些俄罗斯人对中俄力量对比的变化感到不适应。旧有的“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仍有一定市场。俄罗斯舆论基金会于2008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60%的俄罗斯人担心日益增多的中国远东移民会对俄领土主权产生威胁，4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强大将损害俄罗斯的利益。

 

　　随着中国不断寻求新的对外投资贸易机会，同前苏联国家合作不断深化，俄罗斯人担心中国在其周边争夺影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俄罗斯一度对北京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显示出犹豫。不过，俄罗斯最终于2014年表示对该倡议的支持。另外，仍然有中国人因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对俄罗斯存有不满。尽管双方已和平解决领土争议，沙俄于19世纪末抢占中国大约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问题在中国评论界仍常有议论。

 

　　然而，以上分歧都不足以支持西方关于中俄关系会渐行渐远的猜测。过去两年，俄罗斯和美国、欧盟的关系由于乌克兰和叙利亚危机每况愈下，关于中俄关系会恶化的评论在西方不时出现。但是，尽管有分歧，中俄对坚定发展两国关系的政策考量是一致的。为双方各自的安全和发展所需，双方必须合作。两国携手既有利于国际政治的平衡，也可推动一些国际问题的解决。双方既有共识，也有分歧，但双方能承认和有效管控分歧，同时不断扩大共识。正如中国外长王毅所言，中俄关系是一条对外交往的新路，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一种可以效仿的模式。

 

　　对乌克兰和叙利亚危机的应对，反映了中俄如何有效地维护双边伙伴关系。美国很多人认为中国对乌克兰问题态度不明朗，或怀疑中国倒向了俄罗斯一边。事实上，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应该尊重乌克兰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强调的是，相关所有各方应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设立协调机制，不采取恶化局势的行动，并协助乌克兰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中国并未倒向任何一边：在国际问题方面，北京从来恪守公正、公平和客观的原则。

 

　　但是，中国外交人士和领导人也对导致危机的根源更加关注，包括后苏联国家屡次上演的西方支持的“颜色革命”和北约东扩对俄罗斯产生的压力等。还有一层因素不能忽略，这就是俄与那些前苏联共和国之间存在的复杂的历史、民族、宗教及领土纠葛。乌克兰危机是所有这些因素叠加的结果。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乌克兰危机，“不是凭空产生的”。

 

　　在叙利亚问题上，北京认为，俄罗斯应叙利亚政府请求进行军事干涉，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分子。尽管华盛顿呼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但它与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是相同的。因此，美国一方面谴责俄罗斯干涉，另一方面又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俄罗斯的行动虽不完全是美国希望看到的，但对美国利益来讲并不完全是坏事。从中国的角度看，俄罗斯和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这样凶残的恐怖主义方面是有共同利益的。中国希望，俄罗斯、美国、伊朗和其他本地区相关国家的会谈将在解决该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但是，很难说俄美在叙利亚方面的合作前景如何，因为双方对如何达成和平与秩序并无共识。

 

　　许多中国人感到困惑的是，美俄观念受冷战影响依然很严重。美国政客和媒体谈俄罗斯，总像在讲那个失败的冷战对手。而在俄罗斯也常能听到对美国傲慢和帝国主义的抨击。双方都有分析人士认为，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的对抗可能导致新的冷战。但在中国看来，这场对抗更像是冷战终结的漫长过程。不知道这次双方是否能够抓住机会，彻底结束宿仇旧恨。

 

　　3 摆脱零和游戏

 

　　鉴于中、俄、美三国之间的关系互相关联，研究中俄关系也需要关注到中美关系的状况。与中俄关系相比，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更加广泛但也更为复杂。中美经济总量占到全球三分之一。2014年，双边贸易额接近6000多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200亿美元。37年前，当中美刚刚建交之际，没人预料两国会发展成如此强有力的伙伴关系。

 

　　但不可否认，中美关系也存在结构性的矛盾。

 

　　两国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有巨大的不同。很多美国人将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及与之相应的更大国际影响力视为对华盛顿全球领导力的潜在威胁。中国正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2003年美国派兵入侵伊拉克之际，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大约是美国的八分之一。八年后，当美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之时，中国的GDP已增至美国的一半。很多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GDP将与美国接近。这些变化令华盛顿担心中美走上了对抗之路。

 

　　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即我南沙群岛——本网注）一些岛礁上的扩建行为，很多美国学者和评论家认为这是“扩张主义”的体现，并就美国应如何应对展开了激烈讨论。同时，北京认为，美国派军舰接近中国的南中国海岛礁是挑衅行为，有观点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建设性接触转向遏制。

 

　　在这些争论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习主席在访美期间，对美国内有关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的世界领导力构成挑战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他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其他国家不构成威胁”。后来，他还表示，“人们应摈弃你输我赢、零和博弈旧观念，树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理念。中国发展好了，对世界有利，对美国也有利；美国发展好了，对世界和中国也有利”。

 

　　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他们认为中国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获益者，秉持和推崇《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主权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中国认为自身在相当长时间里都需要聚焦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高度重视维护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外部环境。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上的态度是明确和坚决的，对于任何挑衅和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权益的做法都会给予坚决的回应，目的仍是要确保和平与稳定。中国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国际秩序，更紧密地融入这个全球化的世界。

 

　　促进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之前，自2013年以来，他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已会面5次，此外还有3次通话。2013年6月，两位领导人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进行了7个多小时的长谈。之后，习主席宣布中美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他将之定义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两位领导人之后围绕这一主题继续对话。2014年11月，他们在北京的“瀛台夜话”持续近5个小时。在2015年9月习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与奥巴马总统直接对话和共同活动时间约9个小时。两国元首长时间的会晤有助于他们增进了解，防止发生一些美国分析家们认为不可避免的冲突。

 

　　习主席这次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双方在广泛领域达成共识，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安全、反恐和核不扩散领域的挑战。网络安全曾是访问前两国分歧严重的领域之一，双方领导人就此进行了坦诚的对话，阐明各自意图并就这方面建立高级别对话机制达成共识，表示将致力于合作构建互联网空间国际行为准则。这充分显示出中美能够在重要问题上促进全球合作。

 

　　当然，北京和华盛顿在例如南中国海、台湾、人权、贸易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中国对美国亚太军事同盟的意图极为关切，特别是在2009年华盛顿宣布“转向亚洲”战略之后。美国在亚洲的一些盟友为了强化自己在与中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上的地位，试图通过讨好华盛顿，让美国介入它们与北京的争端。这是非常危险的，让人联想到冷战时期的“集团政治”。

 

　　一些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学者建议，如果美国在本地区坚持推动集团政治，中国和俄罗斯应当考虑通过结盟来应对。但中国领导层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中国不搞集团政治和结盟，而且这也不符合中国的政治文化。俄罗斯也没有这样的意愿。中俄两国应该坚持结伴不结盟的原则。中美两国应该继续谋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让对话、合作和管控分歧成为主导。

 

　　4 三角关系

 

　　中俄美三国目前的相互关系如同一个不等边三角形，其中，华盛顿和莫斯科的这条边距离最长。在三国关系当中，中俄关系最为积极和稳定。中美关系一直起伏不断，俄美关系非常紧张，尤其因为俄罗斯现在正遭受美国的严厉制裁。与此同时，北京和莫斯科反对华盛顿动辄以武力和制裁方式对他国施压及其在外交政策中搞双重标准。

 

　　美国及其盟友可能将中俄走近视为走向结盟、意图扰乱或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证据。但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俄三方关系不应该被视为一方联合另一方对付第三方的博弈。中俄关系的良好发展不针对美国，美国也不应该试图施加影响。同样，中国同美国开展合作也不会受到俄罗斯或莫斯科与华盛顿紧张关系的影响。中国不会构建以集团政治为基础的同盟体系，也不会成为其他国家的盟友。

 

　　现行国际秩序是世界稳定的基石——但并非尽善尽美。2005年中俄共同发表了《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呼吁国际体系更加公正，以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为合法基础。联合声明显示，北京和莫斯科视双边关系的发展——从不信任与竞争到伙伴与合作——为国与国之间提供了一种选择模式，使他们能够管控分歧，扩大共识，支持全球秩序，减少世界陷入大国冲突与战争的风险。

 

　　延伸阅读：

 

　　傅莹：美国主导TPP是在重新筑墙，而非拆墙

 

　　（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傅莹；本文由资讯新媒体《观察者网》整理自傅莹现场发言整理）

 

　　中国进入了物质消费的时代，致富和快乐几乎成为普通家庭的中心话题。有人用“小时代”来定义今天的中国，一个相对富裕和轻松的时代，衣食无忧。从网络话题中可以发现，年轻人忧的是：跌倒的老人扶不扶？过年是自己的父母家、还是公公婆婆家？

 

　　当然，我们不是没有宏大的课题，11月底在北京举行了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议题是如何在5年内让7000万生活在每年2300元人民币贫困线下的人摆脱贫困，中央为此做出全面部署，包括扶助生产、医疗和教育资源的倾斜等等。

 

　　同时，我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世界仍然有战场的满目疮痍，仍然有难民的流离失所，还有大规模恐怖袭击带来的伤害和恐惧。我们不能不深切体会到，和平与稳定是多么宝贵。中国之所以能够快步成长，之所以今天人民能喜之所喜、忧之所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国家一直保障了一个好的政治和安全环境。30多年前邓小平先生对世界大势做出重要判断，人类进入和平发展的年代，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又是一战百年后，新的一百年的起始之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目睹了两场热战和一场冷战，经历了战争、冲突和国家间无休止的争斗，教训是深刻的。站在新的历史端点，人们需要思考的是，世界能不能把持住和平与发展的大势？抑或是，任由动荡和冲突，把人类拉回到黑暗中去？

 

　　在即将过去的2015年，各种矛盾都被释放出来，纷纷乱乱的事件昭示着世界的变化。也许，可以用“分化”二字描绘今天不平静的世界，在国际政治中，对抗因素又在生成或者是突出。

 

　　首先，极端恐怖主义对文明世界的挑战，成为年末最引人注目的全球性安全问题。各国人民对非传统安全作为当今首要威胁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记得2001年“9·11”事件发生时，我们用“大象无形”描绘恐怖主义。14年后的今天，恐怖主义不仅更加强大，而且正在成为有形的威胁。而国际社会仍然无法在如何应对上形成有效的抵抗合力。就拿叙利亚危机来说，目前的严峻局面里面掺杂了太多的复杂因素，有大国竞争和干预的后果，也有宗教分歧和部族仇恨的影响，搅成一团乱麻，让人无处下脚。

 

　　最近出席国际论坛时，常听大家议论，国际社会反恐的方式到底对不对？我国舆论场也在议论，中国要不要和如何介入？事实上中方为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做了不少外交努力，日内瓦会议就是中国最早提议的。问题在于，国际社会能否看清世界政治变化的主线？能否在共同维护世界安全上形成共识？

 

　　第二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战略竞争又突出起来，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利益分化大于聚合。例如，美欧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较量，再次构成国际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这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当时有人甚至提出“是否冷战归来”的问题。

 

　　再比如，在亚太地区，美国介入地区纠纷和强化军事同盟，表现出引入新的地缘竞争的意图。美国在亚太的核心关切是“权力转移”问题，担心被中国“挤出去”，所以从地缘政治出发，开始介入中国与邻国的争端，由此引发领土主权之争转变为战略竞争的风险。美国在南海对中国岛礁采取靠近和飞越行动，并不符合中美在南海保持和平稳定的共同利益。这难道不是新的安全之患？

 

　　当今世界的“大国之争”，更像是冷战漫长终结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个新旧秩序交替的时期，总有人试图用旧思维和旧方式处理新问题，把旧的问题幽灵化，把新的问题古典化。如此纠结，如何能在面临更大的更真实的人类共同挑战之际，形成抵抗的合力？

 

　　第三是在经济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增长的分化与合作的分化。今年美国经济复苏成效显著，数据显示，美国的季度增长率保持在2-3%的水平，失业率回落，并继续引领创新，在西方世界一枝独秀。

 

　　但国际上普遍注意到的是，美国这个最大经济体向好，未能带动全球复苏，人们对美联储一旦加息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忧心忡忡，一直等着这只“靴子”何时落下来。有文章认为，美国的复苏是“吸入性”的，以欧洲和新兴市场衰退和资本抽逃为成本，事实上会削弱全球复苏的潜力。

 

　　与此同时，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名存实亡，美国为了维护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主导权，积极促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在没有吸纳所有主要经济体参与的情况下，另行确立新的规则体系。这不能不令人怀疑，美国是在重新“筑墙”，而不是“拆墙”。那么，未来全球经济秩序是否会朝着集团化、排他性的方向发展呢？

 

　　第四是在人文层面，全球化为国际社会带来了交往的自由和便利，但现在这种开放受到质疑，文明分化与文明交融两种趋势都有。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数据，目前每年全球出国旅游的人达到11.38亿人次，中国2014年出国旅行者就超过1亿人次。这么多人在世界上走动，如何保障他们的安全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大难题。

 

　　发达国家长期高举人权价值观的旗帜，这也一直是他们在难民和移民问题上的核心标准。而面对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的威胁，这些观念面临颠覆，欧洲人也在反思，能否继续兑现其标榜的价值。但如果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交流之门纷纷关上，如果“逆全球化”成为主流，世界是否会再度被分割？那样的世界能更安全吗？

 

　　以上四个方面的变化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动态，或者说是分化，如果时间充裕，这个单子还可以罗列下去。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入一个全速发展的历史阶段，资本、技术、人员、劳务从过去以西方国家为核心的中心发达地区，向全世界更加广泛的地区扩散。中国借助全球化的潮流，实现了改革开放的目标，取得快速的增长。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对传统结构带来冲击，有人称之为现代碎片化现象，包括热点分布的碎片化、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人类认知的碎片化等等。“碎片化危机”成为国际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

 

　　这背后的深层问题恐怕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战后世界秩序出现问题。必须承认，这个秩序曾经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但是，面对新兴国家的崛起和各种新老问题的纠结，它未能及时调整，既不能提供完整、平衡的利益覆盖和权重分配，也缺乏有效的治理和解决办法。就像一个长大了的人，还穿着小号衣服，处处难受。

 

　　美国，作为现行世界秩序最具实力的主导性国家，接连出现重大战略失误。2002年美国出兵伊拉克，导致一个国家结构的垮塌，至今处于无序状况。2010年突尼斯政局变动后，西方开始鼓励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打开潘多拉魔盒，至今余火未尽。中东旧的秩序不断被打破，新的却不能建立起来。2007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更是导致西方世界全面陷入困境。美国有人称之为“战略灾难”。

 

　　现在，美国试图从错误中抽身，提出“重返亚太”，但又把防范的矛头指向中国，加剧了中美互不信任。这是否又是一次战略失误？是否会让两个大国错过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机会？责任缺失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挑战。这是一个应该风险共担的时代，重大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国际社会已经开启了诸多探索。在应对金融危机中20国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IMF和世行已经做出提高发展中国家投票份额的决定，IMF把人民币纳入了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中国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现出对当今世界新的担当。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投行将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以弥补现行国际机制的不足。由东盟发起、包括中国在内16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也在加紧推进。

 

　　中国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变量之一，我们已经超越了依靠外界带来的机遇闷头发展自己的时期，需要更多地承担起国际责任，更主动地构建自身发展所需的良好国际环境，尤其是需要开始思考，如何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前不久基辛格博士来京，我应他的要求安排了一场与中国年轻人的对话。说到世界秩序变革问题时，大家纷纷对美国提出批评。基辛格耐心听完后，反问：“年轻人，如果现在把领导这个世界的权力交给你，你对世界秩序的构想是怎样的？”大家没有答案，显然都没有想好。

 

　　我们需要有更多具体的思考，不仅有宏观的也包括微观的。当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提前落到中国人的肩头，当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未来最大机遇在中国并为此而调整自己时，中国能为解决全球难点问题提供什么方案？能为促进全球均衡增长提供什么样的改革理念？如何能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利好，从而真心实意地与我们携手前行？

 

　　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中国面临如何让外界更好了解自己的难题，目前的沟通显然是不够的。世界现在很想听中国故事，窗口已经打开，我们需要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归根结底要靠我们自己向世界讲清楚国家的抱负和人民的梦想。

 

　　（本文由《参考消息》编译自美国《外交》杂志；来源：紫光阁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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