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讲过，我们不但要有地上军，而且还要有地下军，使两支军队配合起来才能把敌人打垮。党的隐蔽战线地下军主要包括党的“情报保卫”、“机要交通”等组织机构，而中共创始并长期指挥、领导这一战场的统帅就是被该系统属员尊称谓之“豪公总座”的周恩来同志。我的父亲吴德峰和母亲戚元德，就长期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
【中央分管交通局的任弼时（ “七大”五大书记之一）】
我的父亲吴德峰，1896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官僚、大房产主家庭。他祖父吴国弼是清朝辅臣四品；父亲吳元钧、伯父吳元泽，清末习武救国留日士官学校毕业。吴元钧历任清军绿营管带、混成协副军校等职，吳元泽历任福建道台、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湖北陆军第八镇四十一标统带等职。清军辛亥革命时任苏浙攻宁联军参谋长，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功绩卓著，吳元钧衔至少将、吳元泽获文虎章衔至中将，后在黎元洪政府任职衔至上将，在萧耀南督鄂时为湖北将军团成员。我父亲15岁也参加辛亥革命学生军任班长。
【1907年父祖辈为吳士崇（吴德峰）吴士特捐官影像复制油画】
【2009年在保康县吴德峰故居出土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题褒赠吴元泽儿媳贞节匾】
我的父亲吴德峰1914年考入湖北省一师，组织参加了学潮运动。1924年经董必武、陈潭秋同志介绍入党，先后任武汉地区军委书记、湖北省委执行委员、军委常委等职。1925年党决定他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先后取得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军事部长，武汉市国民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长等要职。我母亲戚元德同志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陈潭秋、吴徳峰同志介绍入党。
【1921年武汉地区革命同志合影（二排左起15是吴德峰）】
我党1921年成立以后，交通运输和邮电都掌控在反动派手中，党内自然配有完成传递信息文件等工作人员。1924年5月党内扩大执行委员会决定在中央组织部下设“交通”职务。1927年“八七”紧急会议议决中央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了党的交通网。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父亲参与了党的秘密交通组织实施工作。他按党决定自筹资金、房屋开办的崇实中学，当时就是党的秘密文件、宣传品的集散点。
【摘自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1928年中共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名单中，活到解放后的有周恩来、欧阳钦、陈赓、吴德峰同志】
1928年我父亲到上海中央，先后任中央军委交通科、外交科和中央军委交通总站负责人。1930年11月，军委交通总站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成为中央交通局，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吴德峰、余泽鸿组成 “中央交通委员会”，主责“机要交通”工作，指定我父亲负责；“中央特科”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任委员，成立“中央特别任务行动委员会”主责“情报保卫”工作，指定顾顺章负责。两机构均受周恩来垂直领导。交通局辖管国内、国际交通，肩负情报信息、机要文件、宣传品传递，干部调配、人员往来护送和物资转运、资金流转等特殊任务。为了解决物资供应困难，交通局还开办了不少相应店铺，在汕头就开设了一间中法大药店。
中央交通局由“内交”和“外交”组成。内交完成上海地区的几十个机关、团体之间往来，大部分由女同志担任，她们工作魄力不让须眉，像“沙家浜”剧中的阿庆嫂一样机智多谋的女交通员举不胜举，如“三剑客”的夏子栩、陶桓馥、葛琴；被陈云称谓“特科第一女交通”的周惠年；守护“中央文库”的韩惠英、李沫英等。负责国内和国际长途的交通任务由“外埠交通”来完成，多是男同志以商贾、跑单帮等面目出现。有著称“四大交通”的肖桂昌、李沛群、曾昌明、熊志华和护送瞿秋伯、刘伯承等的女交通蔡纫湘、刘莜圃，及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张宝全、孙世阶、邹作仁烈士等等。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每个秘密交通员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原型之一，就有东北密山交通站负责人宋志远（傅文忱）。据中央秘书处1929年的统计，不包括报刊宣传品的传送数量，一年内仅中央秘书处一家由外交科送往各地的文件就有5523件，各省经交通员送到中央的文件达4687件；传送给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文件仅7个月统计达到570余件。四中全会后，中央决定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去苏区。交通局在三个月内就打通了中央苏区路线，随后又打通湘鄂西、赣北与鄂豫皖的交通，顺利地完成了大批干部和兵工厂、制弹厂、造币厂、印刷厂等技术人员转移护送任务。并配合参与营救“关向应”等同志，以及顾顺章、向中发叛变等重大事件的处理和特科的重组等工作。
【《内战时期肃反文件》国局文件：国家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吴德峰签署的《江西省保卫局一号通告》 《江西省政治保卫局第七号训令》】
我父亲1931年11月进苏区，先后任江西、湘赣省保卫局长等职发布了一系列通告，针对肃反扩大化问题明确强调：“以后无论处决任何反动罪犯，必须经过本局批准，由当地政府执行，肃反机关概不能直接处决，也不能发贴布告；该项布告由所在地政府公布之”；“用刑拷打应立即废除，以后审讯犯人时应设法免除”；……；在反对迷信的过程中 “防止过左，不耐心宣传而单纯地去掘山坟，打菩萨的行动”。这样才能执行布尔什维克的分化政策。此与王明错误路线做过坚决斗争；我母亲1932年5月进苏区，先后任中央军委机要科长，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
【长征途中二方面保卫局局长吴德峰与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1936年长征在贵州黔西县政府大堂（左起：吴德峰、王震、张子意）】
【1949年3月全国第一次妇代会参加长征代表。（左起）前排：刘英、邓六金、甘棠、吴仲廉、陈真仁（被遮，见右下角照片）、李伯钊；后排：吴朝祥、邱一涵、康克清、李坚真、李贞、廖似光、蔡畅】
1934年我父母参加长征，父亲先后任红六军团、二六军团、二方面军保卫局长，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肃反委员会主席、中共西北局白军工作部长等职，母亲先后任六军团、二方面军保卫局特别支部书记、野战医院宣传科长、红军学校敎员等职，曾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做过不懈斗争。
【吴德峰第二次长征日记第1、9、14页，第9页记载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
1936年11月，我父亲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长，随周恩来副主席到西安解决“双十二事变”问题，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形势有变，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很快会卷土重来。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精神，决定趁当时的混乱局面，指示我父母带着我岷生姐姐和肖佛先叔叔再度转入地下。我父亲化名吴铁铮，河南信阳人，以《工商日报》记者、38军高参等身份组织领导“西安情报系统”工作。我母亲以家庭主妇住机关、竞存中学教员等身份开展秘密情报工作。仍受党中央周副主席垂直领导（时周恩来同志兼任 “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 主任，中社部还未成立）。
【1937年在西安（右起：邓颖超、危拱之、戚元德）】
【1939年邓妈妈抱着吴持生（右）和伍绍祖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1940年将中组部交通科归并，我父亲吴德峰奉命重组“中央交通局”再度任局长，对外名称“中央农委”。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等重大情报信息，就是中央交他多次核证，由交通局电台直发斯大林等统帅部的。此间还组织完成运转急需大量物资，迎护大批西路军、新四军突围将士和七大代表等艰巨任务。1944年当选七大代表。
【吴德峰笔记：1940年延安抗日统一战线形势策略与工作会议】
【1945年在杨家岭后沟窑洞门前吴德峰戚元德与幼女持生幼子曙生合影】
1946年，我父亲参加军事调处工作，任执行部秘书兼武汉执行部特别顾问，协调武汉军调执行组和新四军办事处筹建，主抓中原军区的军费供给、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联络、组织搜集情报等全方位工作。从多渠道截获蒋介石调兵遣将图谋围歼中原军区情报，使五师得以从国民党合围的口袋底反向突围出来。
【1946年吴德峰参加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在机场照片及佩戴证章】
中调工作后，我父亲任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联络部兼敌工部部长，主抓敌军事情报和策反工作，成功地策反了傅作义的骑兵团等部队。父母秘密工作情况对我们子女过去从来守口如瓶。在十年动乱的特殊情况下，我陪同父母接待外调、帮助母亲记录整理回忆文章、陪同党史部门走访父辈老战友调研，及阅读了他们留下的大量日记、文章、文献史料后，才知道父母过往一生的革命经历和鲜为人知的很多故事。很多的影视媒体把情报工作演视成灯红柳绿、简单的打杀窃拿，不了解情报的调查研究的深奥重要性，很多情报就存在于社会市井与现实生活中。往往情报的来源不同有差异或疑点，也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核对、分析研究，确保万无一失。
吴老在西安对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综合分析，以详细占有的材料说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工作人员的状况：反对共产党、不愿抗日的是少数，拥护共产党和坚决抗日的也是少数，中间派则占多数。这些材料报送毛主席后，毛主席曾找吴老详谈，深表赞许。这为我们党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及当时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政策提供了决策的参考；一九三九年夏，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胡宗南，积极部署对陕甘宁边区及延安的进攻，妄图一举歼灭我陕北中央首脑机关。正值周副主席由渝返延，途经西安。吴老将截获的胡宗南战斗序列部署，各部队的驻地、番号、长官姓名等详细材料交周副主席带回延安。我党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揭露蒋介石反共挑起内战的阴谋，捍卫了党中央，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西安情报队伍，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政策和手段，打入敌人内部，拉出来，启用、利用各种千丝万缕的老关系，派遣、安插、发展社会各阶层新关系，在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宪等要害部门和学校、交通、邮政、银行、报社等重要行业都安插有我们的党员或革命的同路、同情人。如当时安插在胡宗南身边著称“后三杰”的陈忠经、熊向辉、申健和主持胡宗南司令总部机要室工作的副主任戴中溶，侍卫分队长王昭贤，西北军的参谋处长成子慎，38军西安办事处长杨晓初、办公室主任姚警尘，西安特务侦缉队长肖德，及打入特务组织在西安“八办”摆个烟摊，明为监视“八办”眼线，实为保卫“八办”的霍建台等等都是我们的同志，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中。熊向辉等是我们隐藏在胡宗南身边极深的冷棋子，主控掌握胡宗南的政治态度和动向立有奇功，毛主席称赞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戴中溶作为胡宗南的嫡系亲信，主管胡总部的机要文书、电台密码、交通通讯等最核心机密，先后由罗青长、王金平等与他单线联系，胡部电台密码等先后交党中央掌控。胡宗南进犯延安时，戴又掌管了胡宗南交通运输、机要通讯等核心部门，可直接监听战事电话，对胡部的言行举动了如指掌。毛主席站在宝塔山上，阅视胡宗南部队进延这一壮举有情报为保障，是理所当然的。在白色恐怖斗争中组织纪律非常严谨、严格，杜绝一切疏忽大意漏洞，“情报保卫”和“机要交通”对外绝对保密，规定两个系统成员垂直领导、单线联系，不允许私自发生任何横向交错关系，发生任何问题都可及时掐断，杜绝波及全局和相关组织。他审时度势，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和环节，严格地做到防患于未然。一次他刚买的一张火车票放在茶几上，转眼就不见了，只见刚刚两岁的我爱生哥哥躲在墙角划火柴正要烧，被我母亲一把夺下来。当时我母亲还不以为然自豪地说，这孩子就是淘气，看什么，学什么，一学就会！这件事引起我父亲的重视，他当即严肃批评了我母亲，并做了自我检讨，指出了工作不严谨、有漏洞，疏忽了孩子的洞察力。大人有意识的动作变成了孩子的无意识习惯动作，往往无忌的童言、无意识的行动就会引起外人的好奇和敌人的猜疑，一旦露出破绽就可能酿成大事故。就此类问题，我父亲专门报告了中央，并下发通知，重申秘密工作要坚守“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的严格保密组织纪律。在秘密工作中他对每个人的任务、职责分工明确，任何人不得越雷池半步。他平时要求非常严厉，批评起来人毫不留情。他经常讲，执行特殊任务就是提着脑壳干革命，任务执行过程只有原则，没有自我、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只能成功，没有侥幸，姑息养奸将害人、害己、危害革命。错了，就是错了！敌人绝不会因为你的失误、有理由而放了你，不砍你的脑壳！【1931年戚元德在上海携儿女爱生、宁生合影时腹怀中生】那种搞暗杀和用女色、牺牲肉体去换取情报等手段，我们党从秘密机构创建之初就作为一项严格的组织纪律，三令五申绝对禁止。据熊蕾回忆她父亲熊向晖叔叔生前讲过，在宣侠父叔叔被特务暗杀后，他义愤要为宣侠父报仇。我父亲曾对他父亲讲，“共产党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能搞暗杀，你不但不能暗害胡宗南，还要保护争取他为我所用”。他经常总结秘密工作经验，教大家如何应付变化环境、应付敌特的搜捕、审讯和跟踪。我母亲曾讲，一次她和蹇先佛一起出外办事，发现有人跟踪。她和先佛向最热闹的地方走去，那人还跟在后面不舍。她们意识到不是小偷、无赖尾随，而是特务盯稍了，便依照我父亲平日的敎导，两人猛回头抓住特务的衣领高喊，说他光天化日下追着她们姑嫂耍流氓，博得路人围观抱不平，终于摆脱了特务的盯梢。
【1938年摄于莲湖公园（左起：戚元德、蹇先润、蹇先佛）】
在秘密情况工作中，他考核使用人非常慎重严格，对新来的同志他都要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做好本职工作。西安情报译电员于忠友叔叔回忆说，吴老亲自教他如何保存密电码，他藏了好几个地方都被吴老一下子找出来。后来吴老提示他，最好的地方是藏在敌人意想不到、取用方便的明处。第二天一大早，他又请吴老到他那儿去找，这次吴老确实费了一番周折，最后站在屋门口环视屋内上下左右，发现他今天很勤快，一大早起来就把地扫过还喷了水，断定关节在地上。吴老发现进门的一块砖有干灰扫过的痕迹，仔细观察砖缝有异样，用刀一下把那块砖撬开，拿出来电码。于叔叔像泄了气的皮球，表示自己再也想不出藏的地方了。吴老笑了，说这地方选的不错，敌人第一脚进来就踩在这砖上，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脚下就踩着密电码。吴老告诉他，找出密码的症结是太了解他的习性和发现砖缝的微小异样，提醒他注意改进，要就地取材，不应另取干灰扫缝，更不该画蛇添足，扫完地后再喷水引人注目露出蛛丝马迹。
【1994年合影（左起：国良、罗青长、于忠友、持生、东东、缘缘）】
国民党反动派称谓我父亲“老奸巨滑”、“老狐狸”，多次抓捕都被他逃脱。大革命失败，反动派企图假借升职夺权后施抓捕，他机智安排“迎新送旧”大会，命警察大队持枪受阅威慑反动派不敢动手，安然金蝉脱壳。西安情报，叛徒彭宗藩出卖，巨额悬赏捉拿吴铁铮，他来了个“狸猫換太子”，将国民党西安军七分校的同名敎官送进监顶了岗。党内很多老同志称誉我父亲博古通今、足智多谋，有党內“活字典”、“百科全书”之称。
“我们有三批同志由上海去苏区，第一批出发的是王首道同志，第二批出发的是周恩来同志，第三批出发的是我和黄志竞同志。当我们的船只即将起锚时，吴德峰同志在上海得知设在武汉码头的联络点遭到敌人破坏，他精确地计算船行时间，立即派戚元德同志乘飞机经南昌到九江截回王首道同志，派肖贵昌同志乘火车到南京接回周恩来同志，派贺步青同志上船把我们叫回去。就这样，一场眼看要发生的重大事故，被吴德峰同志化险为夷了。”
“吴老不但具有崇高的革命情操，临危不惧、临难不苟和忘我牺牲的精神，而且多谋善断。在西安我们的机关设在曹家巷十二号，而隔壁十三号就住着国民党十战区政治部主任，吴老利用灯下黑道理倒显得更加安全。一次我父亲被特务盯了梢，径直走到十三号敲门找原住户赵先生，特务误以为是跟上了自己的人，吓得溜掉了。”
我父亲常讲，间谍！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即随时准备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直至生命。我父亲在西安情报工作时，就把两把长征用过的手枪子弹压上膛，放在堂屋正面墙上的佛龛里，外面用神像纸糊死，一旦遇紧急情况捅开取枪自卫。并与我母亲相约，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戚元德和儿媳朱琛燕文革上交长征枪枝子弹收条】
陶斯咏叔叔回忆讲，记得在曹家巷十二号居住时，一次他问我父亲，“我的职务是什么？”我父亲答：“共产党员！”陶又问，“您呢？”我父亲又答：“负有一定责任的共产党员！”陶又问，“我们组织名称叫什么？”我父亲一字一句地答：“共—产—党！”当时西安情报工作既没有组织名称，也没有任何职务任命。这就是我们老一辈共产党人，不为名、不为利的博大胸怀的革命素质和气魄。
【邓小超 若有所思！1938年恩来到南京未回摄影（吴德峰注）】
【 “三娘教子”：陈养山儿子跳脾跪在喂弟弟奶的母亲旁（吴德峰摄）】
【1938年戚元德携中生、爱生、岷生与龚老夫人合影】在艰苦的环境中，同志们不分高低，彼此亲如一家。很多同志除要完成本职任务外，还要设法挣钱养家糊口担负没有收入同志的开销。在西安每个人生活津贴只有三元钱，我母亲在竞存中学任教，挣的工资和祖母给我父亲的钱也都用于大家庭。王震叔叔曾说过；参加革命不少人是逼上梁山的，吴德峰是家有万贯带着钱走上梁山的。
【“危拱之叶剑英打热捶” 1938年春在翠华山怀抱岷生（吴德峰摄注）】
【以家庭主妇身份的戚元德（回首者) ，陶斯咏夫人（桌后立者），肖佛先（背者），陈仰山夫人陈大嫂同在院内忙家务】
1939年周恩来领导的中特委对“吴德峰情报系统”评价是：“除延安外，西安是情报工作最有成绩的地方。” 1940年4月25日和28日，中社部部务会议的评语是：“西安情报工作有很大成绩”，“情报价值要以西安为最好。”毛主席曾赞扬说：“西安的情报工作是我党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要发勋章，首先该发给他们。”
【1965年毛主席接见全国省市自治区工会主席会议与戚元德握手讲话】
【196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紧握吴德峰同志手说﹕ 德峰同志，你也老了。你是我的老战友了，你要交好革命的班，把过去的工作经验传下去 ......。】
但在工作成绩、功劳、荣誉面前，我父母及战友们始终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对待。经常告诫我们，西安情报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和陕西省委、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大力协同，以及情报组织全体同志不惜以生命代价获取的。先后领导西安情报组织的除罗青长外，还有曾三、王中、程之平、王石坚等，功劳与成绩应属整个战斗集体而不是哪一个人的。对于牺牲的烈士我们是幸存者、对于永远不能公开暴露政治面目、真实姓名的无名英雄我们则是幸运者，我们和人民要永远怀念他们，纪念学习他们为党、为革命无私奉献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1974和1976年，我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们的老师董必武副主席在“挽戚元德同志”诗词中写道，“不枉为人活一场，工农结合斗生强。清风明月饶声色，马节坚持到晚芳”。王震、黄火青、肖克、郭述申、袁任远等五老，在㯢写“怀念无名英雄吴德峰同志”纪念文章中写道，“德峰同志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越是沧海横流，越显出他的英雄本色。”称他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并由赵朴初同志题词。
【华国峰、叶剑英、宋庆龄、刘伯承、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郭沫若、聂荣臻、陈云、张鼎承、蔡畅等中央领导赠送花圈】
【人大常委、国务院、全国政协、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组织部、中央调查部、湖北省委和革委会、武汉市委和革委会、保康县委和革委会等赠送花圈】
我父亲一生也经历不少坎坷。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前在武汉、西安等多次巨资悬赏捉拿他，解放后又派特务在汉口新生花园等地预谋暗杀他……。在文革十年中，要不是毛主席亲自发话解放他，他可能早就死于非命。父亲一生信仰信念愈斗愈坚，对党、对革命事业始终尽职尽责、忠心耿耿、坚贞无二！我父母一共生过九个儿女，其中宁生、苏生、岷生三个姐姐和一个连名字都没有来得及取的哥哥，分别送人当了童养媳，养女，养子和丫头。解放后仅幸存我五个兄妹。由于我们是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思想、性格、生活习惯各有所异。父母对寄养在剥削阶级家庭长大的孩子，要求尤其严格，要他们到农村参加土改，到工厂当学徒，改造思想观念，要他们到基层、到边疆去工作。我是唯一跟随父母长大的孩子，爸爸妈妈总是嘱咐我要保持艰苦朴素作风，长大后对我要求更加严格。记得我担任团支部书记时，有一次在总结评比工作时，我对某些同志的做法看不惯，争论起来，有人恶言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气得一摔本子就走了。爸爸妈妈知道这件事后，找我进行了认真、严肃的谈话。以周总理30年代在王明打击批判他的情况下仍顾全大局，劝说制止分裂党的小组织、非组织活动的事例告诫我：作为一个无私、无畏的革命者，应该具有宽阔的胸怀，时时刻刻应以党的利益、革命的大局为重，决不能因为一两句话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如果每个人工作中受到一点委屈和挫折，就口出怨言、摔手不干，我们的革命也就不能取得今天的胜利。从小父母经常给我们讲述，凃俊民（林汉雄的母亲）舍女保卫组织、徐全直烈士宁肯站着死绝不脆着生、蔡纽湘女交通舍身掩护瞿秋白何叔衡、章文彩夫妇舍命保电台密码等英烈故事。每次讲完，她总是眼中含着热泪对我们说：“革命的先辈为了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和孩子。你们是党的孩子、革命的后代，应将自己的一生交给党，由党来安排。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解放后我父母回到武汉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安置陈潭秋、蔡纫湘、林育南等等烈士和彭德怀、曾三等战友的遗属和亲人，并将烈士的遗属章（欧）阳氏、遗孤崔娣等接到家中抚养。文革前后不少同志在审干和一些运动中遭遇到一些纠葛，我父亲出于责任和担当，一直关注战友情况力求反映解决问题。
【前中央交通局闽西、青溪交通站工作人员李沛群、曾昌明（波浪）、涂锐添（振华）给吴德峰儿女信】
抗美援朝中，父母鼓励适龄正在上学的我大哥卅生、三哥中生、表哥汉堡、表姐瑞士响应保家卫国的号召，带头报名参军、参干。1969年，全国动员备战、支援三线建设，我想报名，但看到父母年老多病需要照顾很矛盾。父母得知后，就鼓励我说：“我们老一辈，背井离乡干了几十年革命。就是为了建设新中国。你们年轻人更是任重道远，应该有远大的志向，我们不能拖你的后腿，你就积极报名申请吧！”我走的那天，父母亲自送我到车站。一再叮嘱我到三线后努力学习，好好工作。文革开始不久，我被扣上“保皇”、“保爹”、“保妈”等罪名被批斗、戴高帽、劳动改造和所谓群众开除“党籍”。我第一次戴了高帽回到家里，委屈得大哭了一场。父母见我哭得那么伤心，反而笑了，风趣地说：“你哭什么呀！我们革命几十年，才戴了高帽子，你才工作了几天，就能混得和我们一样的待遇，挺不错嘛！真还是个孩子。”接着他们就严肃地说：“革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你们用党员的标准来好好衡量一下自己，错了就改正，对的就坚持，一定要经得起革命斗争风浪的考验，经得起任何打击和挫折，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共产党员的革命立场、信仰和信念。
【文革中一家人分开，临别时背靠墙上“打倒、脚踏、砸乱狗头”大标语，全家人毫不气馁地仍面带笑容合影】
父亲在文革中曾对我们兄妹们讲：“我们家在中华民族存亡危急之际，从‘维新变法’经过‘辛亥革命’、‘大革命’，历时三代人最后才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真理。”这就是我们父辈一生追求的坚定参加革命的初心，也是习主席要我们继往开来坚守不忘的初心。（作者系中共隐蔽战线重要领导人吴德峰和戚元德之女；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